Sunday, August 24, 2014

谁来填补阿富汗真空

 谁来填补阿富汗真空
张 昕

《新民周刊》2014820
http://www.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4261?bsh_bid=476610855

 
美国主导的北约部队将于2014年年底前撤出阿富汗,从美国的角度看,持续10 余年的反恐战争即将告一段落。但不仅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没有全面稳定,同一地区伊拉克北部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 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甚至明确提出将占领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印度次大陆全境乃至中国新疆的计划,已经危及中国切身安全。中国作为阿富汗邻国,原 有的基本策略是同时保持和阿富汗政府和相关各方的联系,但目前的局势让这样低调平衡策略的选择余地在缩小,和中国整体外交一样到了需要认真思考的关节点。
  对于中国而言,阿富汗国内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 阿富汗安全局势的稳定有助于控制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的潜在来源。阿富汗本身境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部分领土可以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中 亚的跨国经济带来连接中国和其他欧亚、欧洲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府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阿富汗和中亚、南亚合作所蕴涵的能 源、农业等领域的经济利益使得阿富汗在调整中的中国外交总体战略中是可能有所突破的舞台。
  中方的底线是准备好规避最坏结果的风险控制手段, 之后在不给各国留下填补美国撤军后权力真空的印象、不给周边国家引入地区霸权的印象的同时,创设阿富汗各方和谈的国际舞台,提供地区一体化相对中立的国际 舞台,提供实现地区多种联通的操作平台。中国在对阿富汗工作过程中需要强调:中国的基本原则是促进和平安全,协助经济发展,支持政治和解,加强国际合 作;同时强调中国从没有介入过阿富汗内部事务或者在该地区扮演过殖民势力,是充当中间力量的合适代表。
  在对于该地区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设想上,中国需要将阿富汗置于整个南亚、中亚地区背 景中审视,将阿富汗地位和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紧密结合起来,更多协调该地区多个利益相关国的行为和利益。其中,在推进地区谈判方面,中国可以 将阿富汗作为地区大国合作的一个机遇(包括中美俄三大国之间),在已有的2012年开启的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边对话和2013年开启的中国- 巴基斯坦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双边对话的基础上,开启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谈判和协商的平台。
  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因为该地区全面合作的基础设施尚不存在,短期内阿富汗和周 边地区更适合在多边框架下集中在小步走的项目推动方式,从具体可见的小项目开始。中国尤其可以在灾难管理、反恐、反毒三个方面对阿富汗和周边地区提供 更多帮助。比如在传统的基础设施之外,中国可以增加人员培训、发展援助和农业发展的援助。中国可以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训练更多警察、可以和其他 国家(比如俄罗斯)一起训练装备阿富汗的反毒品人员、以及培训在灾难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考虑提供更多的学生培训和奖学金支持阿富汗学生和年轻职业人 士来中国学习。在打击罂粟种植和毒品贸易上中国也可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替代品,向阿富汗提供包括冷藏车在内的运输储藏工具,帮助阿富汗农民对外运输易腐农 产品。在不利用现有多边框架动用军事干预的前提下,在上海合作组织等中国直接参与的地区安全机制没有足够资源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和北约、俄 罗斯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分摊成本。
  在中长期,中国可以认真考虑在多重意义上参与到促进阿富汗和周边地区的互通互联的长 期建设中。其中在该地区建立跨大陆交通带的可能性已经被多方提出,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南亚诸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都表达过有兴趣参与这样交通带的建设。 类似的还有一个包括中亚、阿富汗和其他南亚国家在内的共同粮食交易市场,以及推动本地区关于水资源和农业资源共享、地区分工的合作机制。 
  现在看来,2014年之后对阿富汗的政策可以成为中国对外创造性介入的一个突破口。

“普京主义”与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世界


 
“普京主义”与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世界

“澎湃”-《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19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被乌克兰危机改变的九个世界政治趋势”)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2296

由乌克兰危机引出的“普京主义”原则既是对俄罗斯自身文明和国际定位的调整,也直接挑战了建筑在二战和冷战基础上的现行国际秩序,对后者的若干基础原则和一系列核心概念俄罗斯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努力将这些解释一般化。这些概念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合法性、国际正义和民族自决等。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前后提出、并系统化的这一套原则从文本和话语转化成实际的政策实践和政治选择,其结果则有可能如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感叹的那样:“世界将永远不会象现在这样了”。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作为基石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挑战,可能只适用于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大国和得到大国保护的盟国,而剩余的小国则没有基本的保障。国际政治将部分回归20世纪初期的特征:“势力范围”的概念在事实上回归和强化,结盟政治的重要性上升,民族国家独自决策的空间和能力趋于下降,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作用也会下降。大量后发展国家在不具备欧洲式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上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形式,这些国家前民族国家时期的传统和历史遗存其重要性将会在现有国家间关系中进一步凸显。

(二)文明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普京主义”原则中对建立在包括族群、宗教、语言等标准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比对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成员的身份赋予更高的重要性,这对传统民族国家内部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和民族国家对外的独立性都是重要修正。同时,对于乌克兰建立在文明原则上的干预主义也超越了现有的法律基础上的干预原则——虽然后者也在实践中经常被违背。

(三)西方与非西方国家。虽然“普京主义”原则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远没有得到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但那些置身事外的非西方国家对西欧和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仲裁者的认可度也在下降。在2014327日进行的联合国大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投票中,只有52%的联大成员支持这个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动议,包括阿根廷、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西方核心国家普遍认可的民主国家也都投了弃权票。联合国投票结果显示,许多国家视乌克兰冲突为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民主与专制之间或者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更没有接受西方国家自认为的“自由国际秩序”捍卫者的身份。大多数国家对于俄罗斯的部分行为和表达虽然有保留和不满,但这完全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和俄罗斯一样认为在现有的国际体系里西方国家享有不合理的优势地位,其行为也丧失了广泛的道义合法性。

(四)制裁和平行体系。进入21世纪,在中东和北非,从利比亚、伊拉克到伊朗,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频繁使用经济制裁作为施展自己政治强力的最佳工具,但是近期美国和欧洲对于俄罗斯这个世界第9大经济体、拥有相当工业化基础的能源大国不断升级的制裁则可能决定经济制裁未来作为对外经济强制手段的有效性。俄罗斯应对制裁上已经作出诸多努力:在国际金融、国际储备和支付体系寻找“去美元”的可能,在欧美传统贸易伙伴以外加速建立新的贸易渠道和自由贸易区,在能源领域建立自己主导的交易体系等等。这些尝试预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谓“受威胁者的联盟”会继续努力摆脱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对他们的制约,一个与现有体系平行的替代体系可能由此出现。

(五)能源领域。毫无疑问,乌克兰危机将迫使欧洲进一步加速减少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由此传统能源输出中心中东和北非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会有所上升,欧洲近期的能源多样化选择包括:提升伊朗的能源地位、增加利比亚现有的产能、开发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控制区、通过土耳其的新能源管线等。乌克兰危机也将影响北美、北极地区能源开发的利益算计,有可能加快北美能源对外开放速度、刺激北美页岩油气等新能源源头的开发、加快俄罗斯对于北极地区能源的勘探和开发速度。

(六)欧亚空间。“普京主义”本质上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构想中的主导地位勾勒出了一个蓝图,但是其中关于“俄罗斯世界”的论述、尤其是背后的文化叙述,和欧亚政治空间内部族群、语言、宗教的高度复杂现实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普京主义”可能会让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对于俄罗斯目前追求的欧亚空间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构想产生更多质疑。但同时,近期俄罗斯面对经济制裁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方面给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和俄罗斯谈判时的筹码,另一方面又给中期内加快欧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更高的经济合理性。

(七)亚洲。大多数亚洲国家在民族自决和坚守主权的选择中间更倾向于后者,对于来自外部尤其是西方力量干预的反感占据了上风,因此对于乌克兰危机对于主权观念的冲击反应并不强。欧洲地缘政治景观里欧美联手制约俄罗斯的局面在亚洲会呈现出不同形态:中、俄、美相对独立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关系会更清晰,部分亚洲国家(包括现有西方的盟国,如日本和韩国)可能会加速争取俄罗斯支持,加强各自与俄罗斯这个传统上的外部大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加速自己东向战略将使得亚洲的地缘政治前景更加多样复杂。

(八)欧洲。对俄政策一直是欧盟对外政策上最具撕裂性的政策之一,乌克兰危机和此后欧美的反制措施进一步凸显欧洲内部在对俄态度上缺少统一思维和有力领导,无论是德、法、波的“魏玛三角”还是匈、斯、捷、波四国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危机管理和“东部伙伴”计划上都无力提供相应的领导能力。乌克兰危机会在欧洲统一能源政策和进一步东扩政策上继续撕扯欧洲的政治架构和对于欧洲未来定位的共识,甚至加剧欧洲内部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九)新冷战。“新冷战”出现的可能性被夸大:俄罗斯本身的实力不复苏联,无力单独全面对峙西方这个“反题” 。但在任何类似新冷战的情景中,俄罗斯都会努力利用非意识形态的标准和话语寻求其他非西方力量的联合;包括加快之前已经设定的面对亚太地区的东进步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澎湃新闻”-《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4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 “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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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张 昕

乌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总结为“普京原则”。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3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原则”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场。但是“普京原则”中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原则”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3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原则”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原则”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原则”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原则”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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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高 质量的新闻需要深入调查和持续投入。请您使用下面的链接将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分享给别人。如有更多合作需求,请查看我们的版权页信息或给 contact@thepaper.cn发邮件。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716

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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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亚洲安全机制需要更多亚洲想象

洲安全机制需要更多亚洲想象

http://xmzk.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3796

《新民周刊》2014522日 (发表时改为“亚洲安全机制需要更新想象力)

张昕

2014年春夏之交的亚洲,空气中荡漾着躁动不安的情绪,第四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召开。

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缺乏在二战以后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近期地区局势的变化迅速提升了对有效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一方面,美国在亚洲腹地发动的两场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从阿富汗全面撤出已是定局,而在美国战略资源全面收缩的大背景下,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成为其全球战略的新聚焦点。另一方面,亚洲经济虽然仍然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但是亚洲国家间的差距和国家内部的差距在冷战后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国家内部矛盾冲突和国家间矛盾冲突都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而且国内矛盾转换和诱发国际冲突的频率也在上升。这也为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实施分化策略,巩固自己在亚洲的控制地位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这几重矛盾冲突背后更本质的是互为因果、互相纠缠的两股力量: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和日益升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过去几年经济低迷的日本出现了明显的右翼化倾向。最近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在刚刚结束的印度议会大选中获胜,被称为“印度的安倍”的纳伦德拉×莫迪将担任印度总理 。在泰国,国家内部南北、城乡和阶层之间的持续冲突撕扯着脆弱的政治制度,英拉政府的下台不过是又一轮“旋转木马”似的政治动荡的开始。在台湾,反服贸的“太阳花”运动 ,在越南,带有排华迹象的社会骚乱也都展示着类似的逻辑。

中国又不可避免地和上述这一系列动荡纠缠在一起。二十多年经济持续增长之后,中国正处在从“世界工厂”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而在2003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在军事和对外关系上出现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微妙变化,也自然引发周边国家面对可能的新霸权的抵触。近期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由历史遗留的海疆权益冲突有所升级,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都不难听到种种对崛起中中国的批评声音。这种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微妙关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对巨变中亚洲的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

本次亚信峰会上中国主导推动的“亚洲新安全观”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基本原则,这些固然是具备普世性吸引力的原则,但这些抽象原则如何能生发出更有力的理念和具体政策还有很多开拓性的工作需要做。尤其是,构想中的“亚洲新安全观”究竟是强调这种安全观念的生效地区在亚洲,还是强调亚洲特质使得这个地区有可能发展出有别于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

亚洲内部多文明的悠长历史和丰富的多样性为寻找非西方、非霸权基础上的的合作发展安全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但是现实中也为不同国家间寻找共识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几年来亚洲内部的区域整合努力从表面看非常热闹: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以来东盟和东亚诸国不断发展和拓展的“十加一”、“十加三”、 “十加六” 等多边机制都是明证,但是现存众多多边机制重叠嵌套,包含了诸多复杂、相互矛盾的诉求和特点,却往往有意无意地没有触及更加本质的共性:比如近期建筑在民族主义的政治观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上的组合对于亚洲安全施加的本质压力。

“亚洲”这个个体在地理意义上其边界其实并不清楚自然,关于其特征的讨论也远不是全新现象。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曾经出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亚洲论述,以日本的“大陆政策”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殖民主义的亚洲构想,和以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的亚洲想象 。而现在关于亚洲安全机制的讨论可能需要考虑突破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桎梏,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如此复杂多样的亚洲社会形成一种既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又不同于此前已经实践过的多种“帝国”模型的区域关系。

Friday, March 7, 2014

未完成的进程

未完成的进程
张昕

《新民周刊》2014年2月27日


去年11月开始的乌克兰政治危机愈演愈烈。2月22日,该国议会(最高拉达)通过的一系 列决议,意味着反对派推动的革命进程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截至2月24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议会罢黜,并遭通缉。议会选举新议长代行总统职权,总统大 选被提前到今年5月25日,乌克兰重新回到2004年“橙色革命”通过的宪法,重回议会总统制。亚努科维奇则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坚称自己仍然是合法 总统,称议会所有的决定都是非法的、整个运动是一场政变。此外,议会释放了被囚禁的前总理季莫申科,后者马上表示将参加5月份总统大选。
  大致以第聂伯河为界,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之间在语言、民族上的差别固然清晰,但我们仍然需要解释,这样的差别为何演变成如此激烈的现实冲突。
  对乌克兰政治危机目前有四种叙述。地缘政治的叙述把乌克兰国内纷争归结到外部大国的介入,认为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各自在开发利用自己的代理人,而代理 人之间的战争也预示着某种形式的冷战正在回归。民主叙述则将冲突中两条道路的性质界定为追求民主自由的力量和希望维持专制腐败力量之间的斗争。民族主义的 叙述强调在事件演进并极端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右翼极端势力起到的作用。经济叙述则认为,1991年以来,乌克兰经济持续不景气和执政集团的低效和腐败 (无论亲欧还是亲俄),导致了乌克兰东西部在经济走向上日益明显的预期差别。
  实际上,以上四种解释在亚努科维奇撤销签署加入欧盟东部伙伴计划所触发的危机中,都有表现。特别是最近两个多月以来,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暴力冲突,更多 围绕民族主义和民主专制这两个话题展开。以2月22日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法案为分水岭,乌克兰危机的地缘政治色彩将日益凸显,乌克兰人独立选择国家道路的难 度迅速上升。
  现在,乌克兰奉行的究竟是哪一部宪法仍然有争议,由此引发的混乱将成为日后各方争夺合法性的焦点。议会于2月22日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但根据 1996和2010年宪法,没有总统签署,议会的决定不能成为法律,而亚努科维奇并没有签署议会恢复2004年宪法的决议。乌克兰议会的选择导致的结果 是,亚努科维奇名义上保留合法总统职位直到5月25日大选,但不再履行任何实际的总统职权。
  如果能够得到俄罗斯的帮助,亚努科维奇将在东部的三个州和克里米亚共和国利用自己法律上的总统地位重新集结。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也历来有比西部地区 更强的地区身份认同,如果东部和南部地区民众对于在“乌克兰”的旗号下继续生活表现出反感,那么国家分裂完全有可能:23日克里米亚地区已经出现反对基辅 独立广场运动的半武装力量。
  基辅的“革命政权”依然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说乌克兰东部是“有经济没有认同”,那么西部更接近“有认同没有经济”的局面。指望欧盟和美国的巨额 经济援助、或者借助欧盟成员国身份进行制度移植,都明显不现实。反对派内部的分歧可能会迅速放大。刚刚获释的季莫申科和此前没有得到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 极有可能在下一步政治进程中扮演搅局的角色。
  对任何一次革命而言,建立新政权的难度往往超过推翻旧政权的过程。乌克兰也不会例外。
  由于中国在乌克兰拥有不小的经济利益(军工、高科技和农业),去年年底,亚努科维奇也不顾国内乱局,坚持出访中国,希望得到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投 资。但面对不断变化的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除了表示关注、呼吁政治解决危机并重复“乌克兰的未来由乌克兰人民自己决定”之外,是否应有更加明确和积极的 立场?值得期待。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Tuesday, March 4, 2014

乌克兰变局中的宪法瑕疵

乌克兰变局中的宪法瑕疵

张昕

《东方早报》2014年3月4日

乌克兰局势正在演变成为一场国际政治危机,当下讨论的焦点也已经转移到乌克兰是否会分裂、新冷战是否会爆发之类的话题。但是,也正是此刻仔细追究乌克兰危机中诸多细节才显得特别有必要。其中一个没有得到澄清的就是变局过程中的宪法正当性。

2 月22日和23日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意味着反对派推动的“二月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罢黜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乌克兰重新回到2004年“橙色革命”后通过的宪法、重回议会总统制、选举新议长代行总统职权等。但这个对反对派而言象征革命胜利的过程本身存在法理缺陷 和漏洞。

首先罢黜亚努科维奇的过程究竟是合乎法理的、还是如有些批评人士所指出的其实是一场“政变”(更准确的说是“议会政变”)。“政 变”的界定一般包括四个部分: 一、现政府或者主要行政领导人被推翻;二、这个推翻的过程没有遵循宪法程序;三、这个推翻过程由现在政治体系内的内部人领导或者发起;四、该过程涉及使用 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如果该过程由现体系的外部人发动一般被定性为“叛乱”,而内部人通过宪法程序完成的领导人更替则被视为宪政政治的一部分。

乌 克兰22日以来的进程无疑符合上述一、三、四条标准:现任民选总统被议会投票罢黜,议会自然是现有体系中的内部人;议会投票背后的街头运动则使用了强制和 暴力手段。哪怕我们可以假定街头运动中的反对派不会对亚努科维奇本身实施暴力行为,但是此前街头运动的表现(占领政府大楼、和军警的对立冲撞)明显具备了 暴力抗争的性质。所以罢黜亚努科维奇过程的合法性判断停留在第三条:是否遵循现有的宪法程序。

根据22日议会投票时还有效的乌克兰宪法 (简称1996-2010宪法)中108条到112条,现任总统只有四种情况可以在两次选举中间离开自己的职位:辞职、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弹劾 和死亡。现实是亚努科维奇没有辞职,也没有健康问题和死亡的可能。而由宪法111条规定的弹劾过程相当复杂:议会先通过投票决定启动弹劾程序,然后设立一 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总统是否涉嫌叛国或者其他犯罪,这个委员会然后需要将向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提交自己的调查结果,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必须都给出意见 后,最后议会通过投票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才可以作出弹劾决定。而现实中乌克兰议会在22日仅采用了直接投票的方式,尽管在450席议会中出席投票的 334名议员里有328人投了赞成票,但这一边倒的投票结果并不能掩盖整个过程不符合弹劾程序的事实。

与此相关的是,22-23日以后乌 克兰到底实行的是哪一部宪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22日议会也是以提案并投票通过提案的方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实质上重回议会总统制,将总统的相当 一部分权力转移到议会。但是如果采用这样修法形式,议会通过的法案只有获得总统的签字才能生效成为真正的法律。很明确的是,亚努科维奇没有签署这个法案。 但乌克兰议会在该投票之后就按照2004年宪法已经生效来运行。相应的,23日新当选的议长是否能够代行总统职务也取决于究竟哪部宪法具有效力。因为如果 1996-2010宪法仍然生效,那么根据112条的规定,总统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或者辞职时,他的权力应该由总理代行直到下一次总统选举,而不是 由2004年宪法中规定的议会议长代理。

因此,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宪法程序和规则,现在乌克兰奉行的究竟是哪一部宪法仍然有争议,而由此引 发的混乱很有可能成为日后各方争夺权力控制合法性的焦点之一。而不管哪一部宪法目前生效,乌克兰议会选择的实际结果是:亚努科维奇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总统职 位直到5月25日大选,但已经不再实行任何实际的总统职权。

亚努科维奇的执政表现和此前警察对于游行群众过度使用暴力的事实都完全可以构 成议会发起弹劾程序的理由,但是实际的弹劾程序确实没有发生,将罢黜总统的过程定性为“政变”是可以接受的。类似的过程其实在过去三年里,在埃及已经发生 了三次。和埃及的情况类似,由大规模民众意愿支持的“革命”话语是否能够全面取代宪政程序意义上的“政变”定性、在宪政程序正义之外是否还有更高的转型正 义原则,这些难题则需要另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