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昕
《东方早报》2009-12-14
北高加索地区冲突再起的日子里，重温一下以《高加索的囚徒》为题的几部俄罗斯文艺作品很合时宜。手头有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发表于1872年的小说和 谢尔盖·鲍德洛夫导演出品于1996年的同名电影。两部同名作品的基本故事情节都脱胎于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高加索的囚徒》：前往高加索地区参与战事的俄军 士兵被当地人俘虏扣为人质，最终从绑架者手中逃脱。虽然标题相同，但稍作一番比较，不难看出这两个版本《高加索的囚徒》之间的微妙差别。
直接参与过沙俄对高加索战争的托尔斯泰是在19世纪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写作这部小说的。在他的笔下，高加索是俄罗斯想象中“蛮荒”和 “自由”的象征，是一片等待着俄罗斯文明征服的神秘土地。高加索蛮族的落后、野蛮，正好以“他们”的形象帮助俄罗斯人找到了定义“我们”的标杆，也为俄罗 斯对高加索的武力征服和政治统治提供了正当性。在接受这样如今我们称为“东方主义”的视角上，普希金也好、托尔斯泰也好，都未能免俗。
在托尔斯泰故事里，被俘的俄军士兵日林丝毫不掩饰对俘虏自己的蛮族人的厌恶：他不断抱怨他们身上有难闻的气味、粗鲁没有教养、不会俄语，甚至对 他们都笼统地以“红脸鞑靼人”来称呼——尽管这些人其实跟鞑靼人并没有关系，不过对作为俄罗斯人的日林而言，高加索人和鞑靼人一样都不过是野蛮的外族。
而日林自己虽然是被俘虏的囚徒，却在故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体现出聪明智慧：无论是最初在赎金问题上与“红脸鞑靼人”的斗智斗勇、还是心灵手巧地 修复了“鞑靼人”的手表、甚至最后治好了一位“红脸鞑靼人”孩子的疑难病症。然而，在他和囚禁自己的敌人之间似乎逐渐建立起的信任背后，读者不难看出这一 切都是日林设计的一个“局”：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最终逃脱。而最后日林和伙伴成功逃脱的结局也预示：作为更加聪明、果敢、更有文明的俄罗斯人注定要征服高 加索。
在托尔斯泰发表这部小说120多年之后，当谢尔盖·鲍德洛夫在托尔斯泰的故事中寻找灵感时，沙俄帝国、苏联帝国都已经崩溃，作为帝国崩溃后遗症 的第一次车臣战争硝烟未尽。鲍德洛夫故事中的主人公虽然保留了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原名，但他早已不是托翁笔下大智大勇的俄罗斯英雄，而是一个对于战争的意义 没有任何概念的新兵蛋子。面对战争，电影里的日林更像是一个无辜的外来者，只是偶然地“闯入”了这场冲突。对于自己的敌人，电影里的日林从来没有根深蒂固 的厌恶与仇视，甚至在关押过程中和扣他为人质的主人的小女儿之间产生了细微的情感变化。同样是修表的细节，电影并没有把这描写成日林精心安排的逃离计划中 的一部分，而仅仅是他消磨时间的方式而已。而电影中日林的囚友萨夏已经不是托尔斯泰笔下那个慵懒无用的旧贵族军官形象，而是一个久经沙场的俄军老兵油子： 他机敏、干练、残忍、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对于杀戮也早就习以为常。这一个似乎象征了苏联在高加索地区形象的人物和日林正形成鲜明对照。
由此，鲍德洛夫的电影对于托尔斯泰那样东方主义的叙事给出了完全的颠覆，这背后有鲍德洛夫对苏联时代民族政策的不满，也是像他这样的俄罗斯人文 知识分子受现代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影响之后的一个表态。然而，电影最后的结局在纯粹的戏剧效果之外，似乎还有些许悲观和无奈。当关押日林的车臣主人在获悉自 己作为俄军俘虏的儿子已经被杀之后，提枪把日林押解到村外，观众都以为日林将性命难保。不料，主人却在“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感叹中将日林放生。就在一个大 团圆结局呼之欲出的当口，鲍德洛夫却又安排前来报复的俄军飞机从日林头上呼啸而过，想要阻止飞机轰炸车臣人村落的日林，却只能仰望机群绝望地挥手高呼。
通过如此的影片结局，鲍德洛夫是否在暗示：超越托尔斯泰的东方主义视角是必需的，但是文化多元、宽容、政治承认之类的口号似乎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敌意和沟通困境——正如同我们在近日的北高加索地区所观察到的那样？
Posts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