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托派朋友们

我的托派朋友们
（俄罗斯青年政治观察４）

张昕

《东方早报》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你是自由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还是什么？——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我和A的对话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是2007年的春夏之交，我很偶然地和圣彼得堡一对年轻恋人成了室友。身材健硕、头发蓬乱、一脸大胡子的A把我让进屋之后，没等我休息停当就 和我攀谈起来。在“你是什么人？”这样直截了当的问题之后，我们的对话围绕着是否存在唯一真理展开，我用夹生的俄语，他用更糟糕的英语相互试图说服对方。 初识那天将近3个小时的争论自然没有什么结果，除了让我开始追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之外。

　　A和他的女友E是一对虔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主持着一个小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此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无数次在半夜他俩都下班之后挤在只能 容纳三个人的小厨房里，争论各种从哲学到革命的话题，直到凌晨圣彼得堡的白夜霞光渐渐散去才结束讨论。我很快结识了他们身边的其他托洛茨基主义者，大多也 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我参加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多次读书讨论会，跟着他们去了工会组织的集会、关于种族仇杀案的庭审，还有他们和其他左翼组织的讨 论。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因意外结识这样的朋友所产生的兴奋远超过了圣彼得堡白夜时节所带给我的冲击。这对年轻革命者身上那种理想主义气息让对托洛茨 基主义所知甚少的我感到震撼。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自肺腑的仇恨、对于左翼理论的钻研精神和对全世界革命的真诚期待，他们对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极为遥远的 理想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尤其在周遭环境对自己的事业极为不利的前提下，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些都让我钦佩不已。我至今记得曾经去过委内瑞拉的E 在向我介绍她眼中查韦斯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时眼里所闪烁的光彩。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体现了把宏大叙事和信仰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他们的小组 哪怕只有三个人，也坚持举行读书会；E自愿为遭到警察敲诈的来自中亚的“农民工”朋友提供帮助，并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两人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省下的钱 主要为了去欧洲或者拉美参与其他国家各地左翼组织的活动。

　　然而，这种新鲜和兴奋逐渐被另一种陌生和桎梏所淹没。他们那种把革命精神、政治语汇渗透到生活中每个细节的结果是日常生活的高度政治化。

　　首先承受巨大压力的就是这对恋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多次的争吵就是把生活中的琐事上升到大是大非问题的结果，他们对传统意义上家庭、血亲关系的淡 漠和只在乎阶级情谊的坚决，让我很难接受。他们和那些左翼青年朋友们似乎始终处于论辩和战斗状态，坚信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对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声音不 愿意有任何的妥协。可能正是这种谁都不愿让步、什么问题都是原则问题、生活和斗争完全统一的态度，让这个小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决定和行动经常终结于无休 止的争论，诸如宣传单上选什么画这样的细节问题都能引发一个仅有三四个成员的小组的分裂。

　　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一群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前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迷茫、困惑。他们向我描述过2006年年初， 当普京政府因为福利制度改革第一次遭受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时，他们是如何的兴奋不已：因为终于在身边看到了革命的火种，而且还是在众多拿退休金的老年人身 上。可惜，这一波社会运动很快就过去了。在更多的一次又一次挫败面前，该小组中一名才二十出头的青工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自杀企图。

　　A和E肯定是俄罗斯青年人中很不“典型”的一对，他们自己也和我开玩笑说：“你在我们这里住了两个月，估计已经见到全俄所有托派分子的三分之一了。”但我珍惜和他们相处两个月里的各种经历，包括越来越强烈的压力感。

　　离开圣彼得堡几个月后，听说A和E已经分手。我曾不止一次想象，如果下一次巴黎公社式的巷战来临之时，这两个人肯定会手拉手重新出现在队伍的最前头。保重，我的托派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