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也是酒

 

啤酒也是酒

《东方早报》2011年8月3日

张 昕

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最先引起我注意就是：下午三点多钟街上居然已经有不少人拿着酒瓶边走边喝；晚上地铁车站出口总可以看见一长溜的空酒瓶；周五、周六晚上，醉醺醺的乘客昏睡在地铁车厢地上甚至车站走道里都是常见的事；不管是买什么烈度的酒，不会有人来过问你的年龄。我自己不怎么喝酒，仅仅根据名义汇率换算一下，觉得在我能认识的酒品里，莫斯科要比中国或者美国便宜不少。这些当然很快都见怪不怪了。有意思的是，后来慢慢了解到，俄罗斯人其实并不好葡萄酒，传统的伏特加之类的饮品酒精含量很高，相比之下啤酒的酒精含量微不足道，在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都不被当成酒精类饮品，政府监管上则是把啤酒归入食品类。

不过，啤酒在俄罗斯的“法律属性”很快要有所改变。7月底俄罗斯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将任何酒精含量超过百分之0.5的饮品都规入酒精类。同时，这项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法律规定，禁止在媒体上为啤酒登广告，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早晨8点之间禁止出售啤酒，禁止在街上售货亭、机场、火车站和加油站出售啤酒——而上述渠道出售的啤酒目前占俄罗斯啤酒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饮品（包括啤酒）的行为也被定为犯罪。

在饮酒传统这么深厚的国家里做出上述立法决定实在不容易，主要也是因酗酒引发的健康危机实在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俄罗斯人均酒精消耗每年超过15公升，位列世界第五。相比之下，经合组织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人均年消费9.5公升。俄罗斯目前每年有60万人的死亡由酒精摄入过量引发，青壮年男性死亡中一半是酗酒的结果。最新的立法规定自然希望扭转这个局面，而类似立法努力其实从1998年已经开始：传统定义里的酒精饮品已经在公共场合禁止出售，2010年开始每天晚10点之后也已经禁止出售传统的酒精饮品。

俄政府和立法者能突破各种利益纠葛做出上述努力自然勇气可嘉，但日久积累的生活习惯能否因立法而改变并不乐观。俄罗斯上一次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禁酒运动就是一个失败。1985年5月当时刚刚上台不久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全力推动反酗酒运动，限制了出售酒类的时间和场所，捣毁了一批在传统酿酒地区（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葡萄酒酒窖，对在工作时间被发现酗酒的人给予严格处罚。为了起到表率作用，苏联官方仪式上也停止使用酒精饮品。

规模浩大的禁酒运动确实减少了合法渠道酒类的销售和消费量，对于提高人均寿命也有积极作用。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各种自家私酿的劣质酒类大量涌现，不少低收入的酒鬼甚至利用洗涤剂、杀虫剂等日化用品来调制自己的“鸡尾酒”。和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酒运动一样，戈尔巴乔夫的反酗酒运动也刺激了苏联黑社会组织对酒类黑市的控制。已经开始面对经济衰退的苏联政府又因为这项运动损失了酒业提供的大笔税收。戈尔巴乔夫由此被戏称为“矿泉水书记”，他寄予厚望的反酗酒运动也在1987年尴尬收场。苏联史学家大多同意，这场不成功的运动使得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公众心目中失分不少，对他后来丧失政治权力也有直接影响。

现在回头看苏联的这场反酗酒运动，当时宏观经济的不景气部分消解了戈尔巴乔夫发动运动的良好初衷——苏联老百姓里借酒浇愁、寻求解脱的人不少。现在俄罗斯物质生活总体状态不错，这或许给新的禁酒运动创造了一个不错的外部环境。近几年受欧美生活方式的影响，俄罗斯年轻人和城市居民中伏特加之类烈酒消费的相对比例有所下降，酒精含量稍低的葡萄酒和啤酒的消费比例在上升，这多少也是个正面信号。虽然，每每回想起莫斯科地铁里那些酒鬼的模样，我对俄罗斯公众会如何应对这次的禁酒攻势没有任何确定的预期，但还是希望能看到正面的结果。毕竟需要约束酒精摄入、倡导健康生活的不只是俄罗斯一家，他们这样大刀阔斧的立法变革如果能做得成功也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至少让大家都意识到：啤酒也是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