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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ugust 24, 2014

谁来填补阿富汗真空

 谁来填补阿富汗真空
张 昕

《新民周刊》2014年8月20日
http://www.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4261?bsh_bid=476610855

 
美国主导的北约部队将于2014年年底前撤出阿富汗,从美国的角度看,持续10 余年的反恐战争即将告一段落。但不仅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没有全面稳定,同一地区伊拉克北部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 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甚至明确提出将占领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印度次大陆全境乃至中国新疆的计划,已经危及中国切身安全。中国作为阿富汗邻国,原 有的基本策略是同时保持和阿富汗政府和相关各方的联系,但目前的局势让这样低调平衡策略的选择余地在缩小,和中国整体外交一样到了需要认真思考的关节点。
  对于中国而言,阿富汗国内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 阿富汗安全局势的稳定有助于控制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的潜在来源。阿富汗本身境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部分领土可以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中 亚”的跨国经济带来连接中国和其他欧亚、欧洲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府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阿富汗和中亚、南亚合作所蕴涵的能 源、农业等领域的经济利益使得阿富汗在调整中的中国外交总体战略中是可能有所突破的舞台。
  中方的底线是准备好规避最坏结果的风险控制手段, 之后在不给各国留下填补美国撤军后权力真空的印象、不给周边国家引入地区霸权的印象的同时,创设阿富汗各方和谈的国际舞台,提供地区一体化相对中立的国际 舞台,提供实现地区多种“联通”的操作平台。中国在对阿富汗工作过程中需要强调:中国的基本原则是促进和平安全,协助经济发展,支持政治和解,加强国际合 作;同时强调中国从没有介入过阿富汗内部事务或者在该地区扮演过殖民势力,是充当中间力量的合适代表。
  在对于该地区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设想上,中国需要将阿富汗置于整个南亚、中亚地区背 景中审视,将阿富汗地位和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紧密结合起来,更多协调该地区多个利益相关国的行为和利益。其中,在推进地区谈判方面,中国可以 将阿富汗作为地区大国合作的一个机遇(包括中美俄三大国之间),在已有的2012年开启的“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边对话和2013年开启的“中国- 巴基斯坦”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双边对话的基础上,开启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谈判和协商的平台。
  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因为该地区全面合作的基础设施尚不存在,短期内阿富汗和周 边地区更适合在多边框架下集中在“小步走”的项目推动方式,从具体可见的小项目开始。中国尤其可以在灾难管理、反恐、反毒三个方面对阿富汗和周边地区提供 更多帮助。比如在传统的基础设施之外,中国可以增加人员培训、发展援助和农业发展的援助。中国可以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训练更多警察、可以和其他 国家(比如俄罗斯)一起训练装备阿富汗的反毒品人员、以及培训在灾难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考虑提供更多的学生培训和奖学金支持阿富汗学生和年轻职业人 士来中国学习。在打击罂粟种植和毒品贸易上中国也可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替代品,向阿富汗提供包括冷藏车在内的运输储藏工具,帮助阿富汗农民对外运输易腐农 产品。在不利用现有多边框架动用军事干预的前提下,在上海合作组织等中国直接参与的地区安全机制没有足够资源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和北约、俄 罗斯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分摊成本。
  在中长期,中国可以认真考虑在多重意义上参与到促进阿富汗和周边地区的互通互联的长 期建设中。其中在该地区建立跨大陆交通带的可能性已经被多方提出,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南亚诸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都表达过有兴趣参与这样交通带的建设。 类似的还有一个包括中亚、阿富汗和其他南亚国家在内的共同粮食交易市场,以及推动本地区关于水资源和农业资源共享、地区分工的合作机制。 
  现在看来,2014年之后对阿富汗的政策可以成为中国对外创造性介入的一个突破口。

“普京主义”与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世界


 
“普京主义”与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世界

“澎湃”-《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19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被乌克兰危机改变的九个世界政治趋势”)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2296

由乌克兰危机引出的“普京主义”原则既是对俄罗斯自身文明和国际定位的调整,也直接挑战了建筑在二战和冷战基础上的现行国际秩序,对后者的若干基础原则和一系列核心概念俄罗斯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努力将这些解释一般化。这些概念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合法性、国际正义和民族自决等。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前后提出、并系统化的这一套原则从文本和话语转化成实际的政策实践和政治选择,其结果则有可能如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感叹的那样:“世界将永远不会象现在这样了”。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作为基石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挑战,可能只适用于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大国和得到大国保护的盟国,而剩余的小国则没有基本的保障。国际政治将部分回归20世纪初期的特征:“势力范围”的概念在事实上回归和强化,结盟政治的重要性上升,民族国家独自决策的空间和能力趋于下降,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作用也会下降。大量后发展国家在不具备欧洲式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上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形式,这些国家前民族国家时期的传统和历史遗存其重要性将会在现有国家间关系中进一步凸显。

(二)文明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普京主义”原则中对建立在包括族群、宗教、语言等标准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比对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成员的身份赋予更高的重要性,这对传统民族国家内部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和民族国家对外的独立性都是重要修正。同时,对于乌克兰建立在文明原则上的干预主义也超越了现有的法律基础上的干预原则——虽然后者也在实践中经常被违背。

(三)西方与非西方国家。虽然“普京主义”原则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远没有得到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但那些置身事外的非西方国家对西欧和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仲裁者的认可度也在下降。在2014年3月27日进行的联合国大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投票中,只有52%的联大成员支持这个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动议,包括阿根廷、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西方核心国家普遍认可的民主国家也都投了弃权票。联合国投票结果显示,许多国家视乌克兰冲突为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民主与专制之间或者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更没有接受西方国家自认为的“自由国际秩序”捍卫者的身份。大多数国家对于俄罗斯的部分行为和表达虽然有保留和不满,但这完全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和俄罗斯一样认为在现有的国际体系里西方国家享有不合理的优势地位,其行为也丧失了广泛的道义合法性。

(四)制裁和平行体系。进入21世纪,在中东和北非,从利比亚、伊拉克到伊朗,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频繁使用经济制裁作为施展自己政治强力的最佳工具,但是近期美国和欧洲对于俄罗斯这个世界第9大经济体、拥有相当工业化基础的能源大国不断升级的制裁则可能决定经济制裁未来作为对外经济强制手段的有效性。俄罗斯应对制裁上已经作出诸多努力:在国际金融、国际储备和支付体系寻找“去美元”的可能,在欧美传统贸易伙伴以外加速建立新的贸易渠道和自由贸易区,在能源领域建立自己主导的交易体系等等。这些尝试预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谓“受威胁者的联盟”会继续努力摆脱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对他们的制约,一个与现有体系平行的替代体系可能由此出现。

(五)能源领域。毫无疑问,乌克兰危机将迫使欧洲进一步加速减少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由此传统能源输出中心中东和北非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会有所上升,欧洲近期的能源多样化选择包括:提升伊朗的能源地位、增加利比亚现有的产能、开发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控制区、通过土耳其的新能源管线等。乌克兰危机也将影响北美、北极地区能源开发的利益算计,有可能加快北美能源对外开放速度、刺激北美页岩油气等新能源源头的开发、加快俄罗斯对于北极地区能源的勘探和开发速度。

(六)欧亚空间。“普京主义”本质上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构想中的主导地位勾勒出了一个蓝图,但是其中关于“俄罗斯世界”的论述、尤其是背后的文化叙述,和欧亚政治空间内部族群、语言、宗教的高度复杂现实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普京主义”可能会让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对于俄罗斯目前追求的欧亚空间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构想产生更多质疑。但同时,近期俄罗斯面对经济制裁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方面给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和俄罗斯谈判时的筹码,另一方面又给中期内加快欧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更高的经济合理性。

(七)亚洲。大多数亚洲国家在民族自决和坚守主权的选择中间更倾向于后者,对于来自外部尤其是西方力量干预的反感占据了上风,因此对于乌克兰危机对于主权观念的冲击反应并不强。欧洲地缘政治景观里欧美联手制约俄罗斯的局面在亚洲会呈现出不同形态:中、俄、美相对独立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关系会更清晰,部分亚洲国家(包括现有西方的盟国,如日本和韩国)可能会加速争取俄罗斯支持,加强各自与俄罗斯这个传统上的外部大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加速自己东向战略将使得亚洲的地缘政治前景更加多样复杂。

(八)欧洲。对俄政策一直是欧盟对外政策上最具撕裂性的政策之一,乌克兰危机和此后欧美的反制措施进一步凸显欧洲内部在对俄态度上缺少统一思维和有力领导,无论是德、法、波的“魏玛三角”还是匈、斯、捷、波四国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危机管理和“东部伙伴”计划上都无力提供相应的领导能力。乌克兰危机会在欧洲统一能源政策和进一步东扩政策上继续撕扯欧洲的政治架构和对于欧洲未来定位的共识,甚至加剧欧洲内部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九)新冷战。“新冷战”出现的可能性被夸大:俄罗斯本身的实力不复苏联,无力单独全面对峙西方这个“反题” 。但在任何类似新冷战的情景中,俄罗斯都会努力利用非意识形态的标准和话语寻求其他非西方力量的联合;包括加快之前已经设定的面对亚太地区的东进步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澎湃新闻”-《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4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 “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716
高 质量的新闻需要深入调查和持续投入。请您使用下面的链接将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分享给别人。如有更多合作需求,请查看我们的版权页信息或给 contact@thepaper.cn发邮件。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716

“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张 昕

乌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总结为“普京原则”。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原则”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场。但是“普京原则”中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原则”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原则”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原则”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原则”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原则”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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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高 质量的新闻需要深入调查和持续投入。请您使用下面的链接将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分享给别人。如有更多合作需求,请查看我们的版权页信息或给 contact@thepaper.cn发邮件。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716

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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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Sunday, May 12, 2013

俄罗斯告别寡头


俄罗斯告别寡头

张  昕 
《中国改革》2013年第5期


二十多前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废墟上,一个被称为“寡头”的阶层迅速崛起,一度被认为掌握了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并由此间接掌控俄罗斯最高政治权力。然而,这个阶层似乎来去匆匆。 2013年3月流亡伦敦的俄罗斯富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之死代表了俄罗斯寡头时代的全面终结。这个特殊阶层曾因为饱含争议的发家史、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丑闻成为媒体宠儿,但是在个人奢华的生活和各种阴谋论背后,寡头阶层的起伏包含了有关共产主义转型、甚至是资本主义本质更深远的启示。

俄罗斯寡头阶层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自苏联时代的组织体系内部,比如共青团(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和科研机构(别列佐夫斯基),而其中一部分人的第一桶金来自俄罗斯1991年实行的第一轮私有化。当时的方案是免费发放人人均等的票券和有利于国有企业内部人方案的结合,这样做在形式上塑造了人人有份的公平起点,但又给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内部人(国企经理和职工)以一定的自由可以选择多少股份出售给外部人,以换取迅速推进私有化的政治妥协。这一轮私有化结束后,一些了解企业内部情况又掌握金融资源的人得以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大多数个体外部人手中的私有化券:因为对后者而言,单张票券的实际价值微不足道。尤其是一部分苏联晚期国有企业的所谓“红色经理”因成功搜罗大量私有化券而致富,成为寡头阶层另一个重要来源。

1995-96年间俄罗斯的“贷款转股权”私有化则成为日后寡头们原罪的最重要由头。当时已经掌控大量金融和媒体资源的部分富商和在总统竞选中落后的叶利钦达成协定,提供贷款和媒体支持帮助叶利钦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竞争总统职位,从而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在第一轮私有化中没有出售的能源冶金行业的最重要资产。叶利钦对这个交易没有通过议会渠道,而是以总统令方式颁布,再加上96年选举最后结果本身的诸多问题,让由此进入俄罗斯能源冶金产业的寡头们的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贷款转股权”交易细节的日间清晰,最新的证据也显示这轮饱受争议的私有化方案最多只涉及3-4名人们通常所说的寡头名录上的成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共产党人可能重新上台”的政治风险,这一轮私有化参与者获得的价格优惠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大。但是俄罗斯公众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证据的兴趣并不大,对于“贷款转股权”交易合法性的质疑一直延续至今,这笔交易也是叶利钦时代“寡头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污点之一。

俄罗斯私有化方案设计者最初希望将俄罗斯企业导向盎格鲁·萨克森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分散的股权结构、高度依赖股市的外部融资、股东利益导向。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方式加上能源冶金行业的高比重,导致私有化结束之后俄罗斯工业经历了在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的资产迅速集中。世界银行主持的一项调研显示:2001年俄罗斯最大的23家企业占据了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约30%,而这些企业的终极控制人可以追溯到37个个人。2005-6年间对1000家俄罗斯企业的调查也显示,35%的企业由一个个人大股东控股。资产在个人层面如此的集中程度在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里是相当高的,这也是少数寡头崛起背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

90年代中期以后,以寡头为代表的早期改革的即得利益者希望利用政治和法律制度阻碍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因为让国家停留在这个“部分改革”的阶段正有助于巩固先前获得的垄断租金,从而达到“赢家通吃”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初由俄罗斯媒体提出的“寡头”这个说法在1997年被当时的副总理涅姆佐夫和前私有化方案的负责人丘拜斯等人频繁使用并赋予鲜明的政治含义,使得这个阶层成为了改革阻力的象征。

但是,几乎就在同时——尤其是9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公司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变化,其中两位富豪经营策略的变化尤其具有代表性。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控制的企业曾经在90年代涉及多起有争议的商业纠纷,包括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排挤中小股东以达到自己资产集中的目的。但是在98年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他控制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布了全新的、重点在保证小股东权益的公司章程,并且引入独立董事、聘请外国职业经理人、实行更加清晰的分红政策,尤科斯公司股票迅速成为国际投资者追捧的热门。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在多个不同场合宣称俄罗斯经济发展无法无天的混乱阶段必须终止,而他的尤科斯公司希望能够在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律体系中运作,他自己也开始在国内外资助大量文化和慈善事业。另一位同样知名的富商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在90年代末也开始组建并主持了俄罗斯的“公司治理全国委员会”,这个一度相当活跃的组织试图通过游说和教育活动提高俄罗斯公司治理的整体质量和推动企业管理的透明化。这些证据似乎在显示,仅仅不到十年时间里,完成了企业内部资产集中和有效控制之后的俄罗斯富商正转换成一个全新的团体,这个阶层不再仰仗法律制度的漏洞和各种寻租行为,而是开始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积极倡导和实践更好的公司治理模式甚至更广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比如民主和法治),这也正是私有化方案最初期待的“原始积累终结”之后应该出现的正面变化。

然而,在上述变化还没有彻底展现自己正面效应之前,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作为自己重建国家权威和“纵向权力”的一部分,迅速开始了对包括寡头阶层、地方诸侯在内多股政治力量的“削藩”行动。在税务警察的关照下,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被迫逃离俄罗斯避难,两人掌控的两家全国电视台也被政府接管。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因逃税、洗钱和侵害股东权益等罪名被起诉,最终被判入狱九年,尤科斯事件也被视为俄罗斯国家对于大资本和私有产权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俄罗斯寡头阶层最初发家的方式一直缺乏社会认可,而此后又广泛采用黑势力和非法手段来保护自己财产和执行合约,缺少社会和法律两重意义上的合法性使得新兴的大资产阶层在重新整合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当国家机器开始全面钳制这个阶层时,社会公众大多站在国家这一边。

但是,普京最初两个总统任期内打击寡头的政策并没有导致该团体作为一个经济阶层在规模上的缩减。相反,如果以个人财富计算,俄罗斯超级富豪的数量在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其实一直在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杂志《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身价”10亿美元以上的俄罗斯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大多数俄罗斯富商在这八年时间里其实从国内外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得益良多。

富豪人数稳定上升的另一面则是俄罗斯“国家-大资本”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叶利钦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策略是水平方向上和一系列强力对手一对一的谈判、缔结特定的政治协议,那么普京的“纵向权力”最初还曾经试图创设与社会力量对话的制度化渠道。普京曾经建立起和主要商业集团之间一年两次定期的公开对话机制。在2000年7月举行的和大资本代表的对话中,普京提出了要和各家企业保持等距,不对任何个人和企业有所偏袒,并提出只要大资本不介入政治,国家对于早年私有化时期的问题过往不咎。2000年11月,普京正式指定“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合会”作为大资本的代表,要求俄罗斯企业界通过该组织集中自己的意见,形成同一声音来和政府协商。但是这些努力很快被针对特定寡头的选择性的斗争所取代,尤科斯事件更是反映了国家与寡头之间达成的任何妥协和共识的脆弱性。

那些在叶利钦时代末期、普京时代初期兴起的新寡头更是和国家之间保持着和叶利钦时代“七大银行家”时代很不一样的关系。作为“七大银行家”的一员,霍多尔科夫斯基曾经公开向多个党派提供资助,表露过参选总统的意向,他还提出过和政府意向不同的建设通往亚太地区油气管道的计划,并且希望通过和外国企业合作将自己控制企业的一部分股权套现。类似这样支持反对党或是投资独立媒体的投资选择在200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富豪们中已经不多见,但在捐助慈善事业、参与各项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上新富豪们则是不遗余力。阿布拉莫维奇曾经担任过楚科特卡州州长八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个人和直属企业向该偏远地区共投资约25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他第一任期结束前,阿布曾向普京提出过辞呈,认为竞选州长时的承诺已经实现,可以提前全身而退了。但是后者不仅对阿布的辞呈婉言拒绝,并且在此后州长由直选改为总统任命之后,硬是让阿布留下继续为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余热”。而在新生代寡头中蹿升最快的杰里帕斯卡在2008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被问及是否会把自己的冶金企业交给国家时回答:“如果国家说要我们放弃,我们就放弃……我不把自己和国家区分开,我自己没有其他的利益。”

在亚理斯多德的概念体系里,“寡头政治”作为一种少数富人掌权的制度是各种政体中最差的一种。因为这个少数人的统治集团内部有足够的可能进行串谋,从而会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牺牲更广大公众的利益。但同时,亚理斯多德也正确预见了寡头政治本身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俄罗斯变现尤为明显。和拉丁美洲、菲律宾和日本的类似阶层相比,俄罗斯的寡头阶层在最初起源上缺少一个集体教化的过程,后来出于派系串谋的需要通过各种桑拿、高级餐馆或者网球俱乐部等社交场所形成了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但是离一个和谐统一的阶级仍然有相当距离。由于缺少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内部协调矛盾的机制,在叶利钦时代这个阶层经常要把叶利钦作为自己内部冲突的协调人。以“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合会”为代表的政治联合也没有产出稳定有效的结果。整个尤科斯事件中,寡头阶层中的重量级人物没有一个出面公开为霍多尔科夫斯基鸣冤或者站台支持,更直接体现了寡头之间政治联盟的脆弱性。在俄罗斯的特定语境里,这个阶层也始终没有办法扭转在公众面前缺少合法性的窘境。俄罗斯寡头迄今缺少自我复制的能力,更多的是历史巨变过程中的一个一次性事件:随着苏联解体而生,伴随俄罗斯国家的重新崛起而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寡头作为一个政治阶层(更不用说作为一个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留下的是一组经济上的富豪和2003-04年以来在俄罗斯全面强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Friday, March 29, 2013

为自己掘墓的寡头

为自己掘墓的寡头 

张  昕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12期 2013年4月1日

俄罗斯商人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2013年3月23日于伦敦去世,死因不明。他曾经有过诸多“头衔”,如前苏联时期成绩显赫的数学家、俄罗斯的亿万富豪、克里姆林 宫“灰衣主教”、散尽千金慷慨资助人权民主的慈善家,又是俄罗斯媒体中的“窃国大盗”、普京和俄罗斯现政权支持者共同仇恨的对象……他无疑是俄罗斯上世纪 90年代最有影响、曝光率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其经历丰富多彩,至少已有三部小说、一部电影以他的生平为创作素材。
  对很多人而言,别列佐夫斯基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象征符号:混乱无序、无处不在的阴谋和谎言、赤裸裸的赎买和欺骗。
  别列佐夫斯基1946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不起眼的犹太家庭,1968年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位出色的研究人员,后来获得数学博士学位,担任过俄罗斯 科学院管理研究所的系主任。一贯追求精致生活的他,在苏联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出现了些许松动后,迅速放弃科研,想尽一切办法赚钱。他在苏联体系内就体现出的 热情、能量和工作态度,使他在日后成为俄罗斯最出名的寡头。
  别列佐夫斯基的“第一桶金”来自1989年开始的拉达汽车贩卖生意,他和商业伙伴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及一系列欺诈手段,获得巨额利润 (生产方却由此陷入债务危机)。1994年到1997年间,他先后控制了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Sibneft以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一部分,并组建了 ORT电视台。
  经济上的成功并不能让别列佐夫斯基感到满足。多年后他在访谈中曾经调侃,“赚钱是一种能力,但是很浅薄的能力,不需要太多智慧”。相对于后来被称为“寡头”的俄罗斯富豪群体的其他成员,别列佐夫斯基是惟一把财富和政治权力完美结合的真正意义上的寡头。
  在199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牵头联合其他几位俄罗斯富豪达成共识,全面支持在总统竞选中处于劣势的叶利钦。在这个后来被称为“达沃 斯协定”的组织下,多名俄罗斯富商利用金融资源和媒体,帮助叶利钦创造了咸鱼翻身的奇迹,在第二轮选举中打败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由此,别列佐夫斯基进入 叶利钦周边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小圈子(俄罗斯媒体中所谓的“家族”),并曾担任叶利钦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甚至参与了俄罗斯联邦和车臣之间的停火协 议谈判。尤其是在叶利钦不能以正常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几年时间里,别列佐夫斯基成为克里姆林宫内廷政治和“家族”周边复杂权力关系中的事实上的核心和动 力源泉。
  此后他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帮助叶利钦选择普京并协助其成为俄罗斯最高权力的继承人。然而,1999年他组织普京总统竞选的政党基础之时,恐怕 完全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和自己一手造就的国家新领袖爆发全面矛盾,不得不逃去伦敦避难。普京上台三年内,叶利钦时代的寡头资本主义终结——寡头 集团中霍多尔科夫斯基入狱,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逃离俄罗斯——开始向普京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
  无论人们如何评判他的政治业绩,别列佐夫斯基无疑是个聪明过人、满脑袋新主意的人。媒体描述其冷酷无情、精于计算、对金钱和权力贪得无厌,但他 又多次被比自己更冷酷、更精于计算的人“玩弄”和“背叛”。别列佐夫斯基曾经的商业伙伴阿巴拉莫维奇就是最出名的例子:过去几年内和别列佐夫斯基沸沸扬扬 的伦敦司法大战,让别列佐夫斯基仅律师费一项就花掉了超过1亿英镑,并且被英国大法官在判词中狠狠羞辱了一把:“我发现别列佐夫斯基先生作为一个证人不值 得尊重,完全不可信赖……他视事实为过渡性的、灵活的概念,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时捏造。” 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俄罗斯的政治。
  2000年在伦敦得到政治庇护后,别列佐夫斯基一方面成了海外反对普京政权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另一方面也被俄罗斯政府塑造成为黑暗混乱的90 年代的代名词,以及俄罗斯利益代表的各种正面符号的一个“反题”。他的名字和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 2006年利特维年科中毒案等等事件联系在一起,如此之多的丑闻和阴谋,有时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中间有多少是真的。
  有传闻说别列佐夫斯基死前曾给普京写了一封寻求宽恕的信件,有人将这封信和当年布哈林在临死前给斯大林声泪俱下写的求饶信联系起来。不论这封信 的真实性如何,别列佐夫斯基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最终被他自己参与缔造的体系彻底排斥和边缘化了。他为自己掘墓,成为了其一手打造的资本权力网络的牺牲品。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3-29/100507825.html

Friday, March 22, 2013

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张 昕
《东方早报》2013年3月21日​

中 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首站国外访问选择在俄罗斯,自然是对两国关系高度重视的体现,而中俄各界也都期待这次访问为两国关系注入新动力。但新任领导人出访 带来的新动力是推动双边关系的简单重复,还是带来有实质意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认知和对俄中关系的判断,这里就新世 纪以来俄罗斯上述认知领域内的“变”与“不变”做一简要总结。
   从俄罗斯自身出发,最稳定不变的是其国内精英在对外政策基本战略上的共识,其核心内容是:尽管实力已经不如苏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 该扮演和美国类似的角色;俄罗斯因此继续坚持推动一个以大国为核心、由大国来维持基本秩序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大国有按照自己意愿追求国家利益的自 由,同时在有限度的“势力范围”内尊重其他大国各自的重要性,并且保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个俄罗斯统治精英达成的战略共识在1990年代后期基本成 型,在普京时代其实并没有大幅度改变,普京所完成的主要是把该共识中的期待部分转换成了现实,而且中期内俄罗斯任何统治精英个人或者集团都很难单独脱离上 述共识。
  中期内另一个稳定的趋势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在保持全球视野的同时,将持续受制于国内的两重冲突:一是俄罗斯国内公众和精英在界定后苏联后帝国的俄罗斯身份认同过程中的矛盾冲突, 二是俄罗斯的全球视野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冲突。
   在上述外交战略的稳定共识基础上,俄罗斯对华认知最稳定的判断是视中国为自己追求多极世界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把中美俄三边关系作为最重要大国关系的认 识基础也将不变。 而另一个稳定的事实和判断是: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增长和扩张是以全面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冷战之后 国际秩序重整过程中的最大赢家,基本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俄罗斯则始终游移在融入和自我循环之间,俄国内精英对于这样的游移态度的存在也有清楚的 认识。
  在上述“不变”背后,和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甚至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本世纪初年相比,中国新领导人即将访问的俄罗斯在对华、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判断上又出现了一些微妙但是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最重要的变化是,过去十多年来两国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对称”发展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活跃但又相对低调的态势大大增 强了俄罗斯各界对于中国实力和发展前景的正面估计。虽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前景对俄罗斯影响的判断有重大分歧,但是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第一次出现了如下共 识: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典范和潜在的超级大国,中国可能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范例,因此也有必要质疑西方作为唯一的现代化典范和思想制度来源的认识。
   过去十多年在俄罗斯精英内部形成另一个新共识是:相比中国,俄罗斯在国际影响和经济发展上的表现相对落后,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和俄罗斯相关的 两边都在弱化,而且这种不对称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尤其在双边关系上,越来越多俄罗斯政经精英认为是中国更成功地将自己的议程施加到俄 罗斯这一边。
  从俄罗斯国家内部来看,过去十多年来以普 京为核心的俄罗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更多是外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基本战略的变化。同时,俄国内政治权力的集中意味着和1990年代相比,对外战略决策 的集中程度也更高。给定目前的俄罗斯政局,处于俄罗斯权力顶端这个核心集团对于中国的判断就是中期俄罗斯国家对于中国的政策取向,而且这个取向高度独立于 俄罗斯社会其他群体的意见。这个集团总体对和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合作持积极正面的评价。
   受此影响,俄罗斯国内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出版物过去十年间有所下降,俄罗斯地方政府对于中国的批评声音也在减弱。但同时,这个集团内部对于两国间经济 合作的结构性弱点也日益达成一致,认为当前的经济合作模式在中长期不利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升级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通过和中国合作成功地对美国和 欧洲施加了压力,但是两国之间自新世纪以来日益明显的不对称关系会让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打“中国牌”的选择日益困难。这也是2013年中国处理中俄关系时 需要意识到的新背景和制约条件。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3/21/964748.shtml

后查韦斯时代的俄委关系

后查韦斯时代的俄委关系
张昕
《东方早报》2013年3月11日

  委内瑞拉领导人乌戈·查韦斯的去世不仅对委内瑞拉国内政局影响深远,也让和委内瑞拉有密切往来的国家都开始算计查韦斯之后的委内瑞拉将如何调整和自己国家的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俄罗斯。
   在经历了2002年那场著名政变和2004年的全民公决之后,查韦斯在2005年开始全面实行他自称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策,同时开始和古巴、玻利 维亚等拉美左翼政权组织针对美国和帝国主义集团的“善良轴心”。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双边关系的全面升温也开始在这个时段,尤其是在2006年美国开始对委 内瑞拉实施武器禁运之后。此后,委内瑞拉至少已经购买了价值44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包括24架苏-30战斗机、50多架多种型号的武装直升机、12组地 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和10万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2004-2011年间委内瑞拉军火进口中有近三分之二来自俄罗斯,委内瑞拉由此已经成为印度之后俄罗 斯武器第二大出口国。
   2010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对委内瑞拉的正式访问又开启了双方以能源为主的第二轮经贸合作高峰。两国的石油公司将联合开发委内瑞拉北部储量丰富 的油田,为此俄罗斯公司将支付给委内瑞拉10亿美元的“入门费”;如果合作顺利俄罗斯企业还将追加10亿美元。双方还签署了在委内瑞拉建立核电站的谅解备 忘录。由此,俄罗斯换来了在自己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独立国家对自己重要外交政策的支持:委内瑞拉是除俄罗斯之外少数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国家地位的 国家之一。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和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之间建立起亲密关系似乎完全合乎逻辑。查韦斯不遗余力地批评美国及其盟友,而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相对 较低的开采炼油能力为俄罗斯在冷战之后重新进入南美洲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双方可以把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完美结合起来。因此,查韦斯死后普京对他的正面 评价似乎不足为奇,他对查韦斯大加赞扬,称他是位“非同寻常的强人”,富有远见卓识,总是为自己树立最高的目标,对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同样似乎意料之中的还有俄共质疑美国是查韦斯癌症背后的黑手,以及俄共议员提议将莫斯科一条街道以查韦斯名字命名。俄罗斯药用和芳香植物所甚至表示, 如果委内瑞拉提出相应要求,俄罗斯能帮助保存查韦斯的遗体。该中心曾处理过列宁遗体,还对包括保加利亚、朝鲜、蒙古、捷克、越南一些国家领导人的遗体防腐 处理予以过重大帮助。
   但是,在上述看似完美和谐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技术双重结合背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国家层面的“世界观”其实存在本质的差别。在双方领导人各自强调反对单极 世界的同时,查韦斯是公开以“革命”和“社会主义”为旗帜,反美、反帝和反资本主义对他来说至少在宣传口径上高度一致——虽然在操作上,这些口号并不妨碍 委内瑞拉仍然向美国出口大量石油。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个意识形态越来越淡化的国家,普京纵使反美情绪再强烈,也没有拿资本主义直接说事儿,对于查韦斯 积极倡导的拉美左翼联盟更从来没有直接的响应和支持。有了查韦斯这样的大嗓门硬汉在反美阵营前哨,俄罗斯则在幕后“韬光养晦”,只要有军火生意、石油买卖 做就行。因此,自己一方面保持相对“温和”的反美姿态,一方面扮演西方和诸如委内瑞拉、伊朗、朝鲜这些国家之间的协调人、中间人,这样的角色恐怕是让俄罗 斯很舒服的一个定位。为此,普京对于查韦斯这样老朋友的反帝反美口号是保持适当距离的。
   此外,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都是冷战之后美国构建的主流话语体系中不能被完全归入所谓“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行列的国家。不论是俄罗斯的“主权民主” “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查韦斯的“玻利瓦尔主义”,都试图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政治经济观念、话语和政策制度。虽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已经知道很 多关于民主国家、自由市场经济体之间经济往来的规律,但是对这类国家之外的主体间的交流行为所知甚少。近期,包括“俄罗斯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等 在内在委内瑞拉有大量投资的俄罗斯国家企业,都在紧张面对因查韦斯去世可能带来的巨大投资风险。
  对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都存在的难题是,在各自批评那个更加强大的世界性话语、强调自身特殊性的同时,依据怎样的标准和规范、如何应对另一个同样自称“特殊”的个体。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3/11/959166.shtml

Thursday, November 15, 2012

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张昕

《东方早报》2012年10月26日

美国总统大选已近高潮,两位总统候选人专门针对外交政策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也已经结束。和绝大多数和平时期的选举一样,外交(包括俄美关系)不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但它有可能成为在双方候选人在国内核心议题上陷入胶着状态时、或者当候选人对于核心问题的政见差别不大时都想利用的、以求和竞争对手相区别的议题。从莫斯科的角度出发,在两位候选人已经全面展现自己的外交政策之后,俄罗斯(或者更准确的说,俄罗斯的统治精英)在今后四年会更倾向于跟谁打交道呢?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的选择应该很简单。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小布什执政后期美俄关系恶化的前提下,积极推动“重启”政策,和俄罗斯签订了新的战略核武器条约、开通了通过俄罗斯到阿富汗的运输通道、并帮助俄罗斯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奥巴马本人也把对俄关系的改善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有些俄罗斯官员甚至表达了这样的预期:奥巴马对于“重启”政策的高调评估已经让他成为了自己政策的“人质”,很难在连任以后大幅修改自己的对俄政策。而奥巴马的挑战者罗姆尼则在竞选过程中清楚明白地将俄罗斯称为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对于俄罗斯统治精英而言,背后由一队新保守主义者作为外交事务顾问的罗姆尼一旦上台很有可能要带回小布什时期的鹰派作风,在欧洲导弹防御体系、北约东扩以及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利益需求上都作出对俄罗斯更加不利的姿态。 因此,莫斯科有足够的理由偏好奥巴马的第二任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几次采访中已经明确正面评价了奥巴马的对俄政策,并对罗姆尼的“敌人”说法也给出了直接的批评。

但是这样的算计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或者说只考虑了可能的多重政治博弈中的第一重。 罗姆尼现在对俄表现出的强硬对抗态度反而可能成为俄罗斯政府对外寻找批评对象、制造紧张感的工具,用外部“敌人”的存在来转移内部矛盾和对现政府的压力。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团队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对俄政策中过于忽视政治自由和人权议题,而期望罗姆尼能够兑现共和党竞选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对俄政策承诺:集中批评俄政府压迫反对党、压迫自由媒体、入侵格鲁吉亚、和中东的独裁政权联盟、欺压周边小国等等。而俄罗斯国内这些力量对于罗姆尼如此的期待正可以被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所利用。

在上述这些不同的计算背后,美俄关系的中期走向和哪位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的关系不大。中期内两国利益重合的部分相当有限,“重启”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相对于小布什政府后期的政策失误而言,而“重启”政策带来的动力已经耗尽。该政策最积极的倡导者、现任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上任之后在俄罗斯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批评声音也为“重启”政策的有限性提供了一个脚注。

美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中期看来依旧存在相当的不对称性。作为实际上的世界警察和全球问题终极解决者的美国需要俄罗斯在多个层面上的“积极”配合:近期的具体议题包括阿富汗、反恐、反核扩散以及中东局势。而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基本都是“消极”的,即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停止北约东扩、停止支持原苏联空间内对俄罗斯不友好的政治力量、停止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进一步整合经济空间(比如通过能源政策)的阻挠。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俄罗斯在中期并不需要来自华盛顿的“积极”帮助和合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俄罗斯学者和官员认为在中期美国对于俄罗斯的需求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

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都不会改变俄美关系间上述的不对称性,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不会推出美俄间“重启”计划的2.0版。所以,除了领导人个人对于交流对手风格的可能偏好之外,莫斯科对于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的选择基本无差别。  




亚太经合组织远东峰会的三重意义



亚太经合组织远东峰会的三重意义

张  昕

《城市画报》2012年9月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9月9日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瓦斯托克结束。这次大会对于主办方俄罗斯而言是意想不到的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对于会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阶段性的推动,对亚太经合组织本身的未来走向则提出了一些意义有限的尝试。

对主办方俄罗斯政府而言,相对筹备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事前专业界很低调的预期,峰会应该是取得了预期之外的成功。尝试把亚太经合组织开始转变成可以和欧盟直接对话的区域经济组织、甚至是区域性的小世贸组织、和日本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合作,包括若干具体的经济项目,这些峰会取得的进展在半年前都还没有出现在会议筹备的议程上。

对在俄罗斯一直处于“后方”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过去莫斯科主导的发展战略主要出于政治和军事考虑。俄罗斯政府在2003年决定主办这次峰会就希望借此契机,将符拉迪沃斯托克转变为亚太区域国际合作的中心,也由此带动整个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次峰会的筹备本身给主办城市带来了联邦政府的巨额投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修建了全新的机场航站楼、连接机场和城市的道路,两座斜拉桥(包括长度超过3千米、世界上最长的斜拉桥)。峰会的会址毗邻新近创立的俄罗斯东部第一所联邦级大学“远东联邦大学”,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借机全面改造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利用主办国的地位不仅加强了自己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的影响力,更向全世界全面展示了自己“走向东方”战略转移的决心。这次峰会是普京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在俄罗斯国内主办的最重要的一次国际活动,会议期间普京本人利用一切机会向世界反复表达了俄罗斯向东方转移的决心和承诺,与会各方对此也都表示了至少是原则上的支持。

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双边和多边会晤中,官方宣言中承诺最大的成就是成员国同意在2015年前不提高关税,并把一组与环保有关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从目前的平均25-30%削减到5%以下。在亚太经合组织自己的发展前景方面,这次峰会已经作出姿态希望把这个组织发展成为世贸组织在该地区温和的替代组织,并逐步具备和欧盟直接对话的资格。未来当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面对世贸组织和欧盟之间的矛盾和规则冲突时,该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一个超越目前对话平台的新的协商机制。

俄罗斯对该组织的积极态度也是希望部分抵抗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伙伴计划在该地区可能的影响,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被排除在这个计划之外。当然,对于中长期亚太经合组织的定位,是否能够达到某些人希望的一个没有统一货币、没有政治一体化的类似欧盟的经济合作区域,这次峰会还远没有达成共识或者取得实质意义的进展。






俄罗斯入世:边际上的推动


俄罗斯入世:边际上的推动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8月28日

历时18年漫长谈判,俄罗斯作为当时身处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最大的经济体在2011年12月16日正式与世贸组织签署协议书。而2012年8月22日俄国家杜马和总统先后批准协议书之后,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国。
和中国的入世过程类似,俄罗斯入世谈判过程同样艰辛漫长。此间几次入世关键时刻都是欧美及其伙伴国对俄罗斯设置了需要不断克服的难点,跨越诸多政治障碍的难度可能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谈判。尤其是2005-06年间,在俄罗斯已经结束和146个成员国的双边协议之后,美国、澳大利亚和哥伦比亚的反对使得满怀信心在当年能加入世贸的俄罗斯再次铩羽而归。乌克兰在俄罗斯之前加入世贸也曾引起俄国内许多人的不满,认为这是美国用来回报对俄态度强硬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政治手段。格鲁吉亚在2009年取消自己和俄罗斯在2002年达成的双边协议,这样的做法在世贸历史上也鲜有先例。难怪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曾发出感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等待了这么久加入世贸!”
在克服诸多障碍、坐上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谈判桌之后,俄罗斯需要面对的是入世之后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帐。俄罗斯承诺在入世之后把平均关税率从 11.7%降到7.8%,这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税率变化将立即生效,另有四分之一将在三年内生效,所有的降税承诺将在入世之后九年内全部兑现。原则上,在入世后将会迅速受到冲击的产业主要是那些现在受到高进口关税保护和较低出口内容的行业,比如食品加工、轻工业、机械和建材, 采矿、冶金和化工原则上将是关税调整的最大受益产业。这其中俄罗斯在所谓的敏感产业上争取到了较长的豁免期,包括汽车、农业机械、保险和部分轻工业在内的敏感产业的保护期将延续到5-7年。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方面,俄罗斯也没有作出重大让步,外资银行只能通过俄罗斯本地的银行开展业务。 俄罗斯国内的天然气市场不仅将保持现在的管制模式,30%的出口关税也将继续。
在俄罗斯之前,中国同样是在等待多年之后才加入世贸组织,并由此引发了经济总量和结构的深刻变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深化使得中国经济从全球第六跃升到全球第二。但是类似的入世效应不会在俄罗斯出现。
俄罗斯的出口经济还是高度依赖原材料和能源,这些商品受关税壁垒的影响较小。中国的出口加工模式也很难在俄罗斯复制,因为俄国内的劳动成本已经相对较高,并且原有工业体系中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够重视。更加重要的是,和中国相比,俄罗斯入世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中国在2001年的入世正好赶上世界经济的繁荣期,集中体现在发达国家国内由住房和金融泡沫推动的贸易和投资高峰,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增长部分得益于西方世界由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当下,整个传统的发达经济都处于衰退,全球贸易今年的增长速度大概是1990年至2008年间平均增速的一半。 而来自中国本身的需求衰退也将影响俄罗斯目前的矿产和能源的出口。 其中特别典型的是钢铁行业:原来进口国家的关税和进口配额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的钢铁制造商,所以入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钢铁行业发展的契机。但目前这个行业面临主要问题却是全球性需求衰退导致的供过于求,进口商都用不完进口配额。因此,俄罗斯入世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高度依赖于世界经济整体的复苏。  
和中国相比,俄罗斯入世谈判过程中媒体和公众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似乎没有中国当年把入世作为一种生死存亡选择的架势。在去年入世协议签订之后,在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席位有所上升的俄罗斯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都公开表示将投入世协议的反对票。 但是最后杜马对协议的投票通过过程还是相当顺利。 这也部分验证了入世在短期内带给俄罗斯的更多的边际上的推动,很难引发整体的结构变化,无论是可能的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以及对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再分配效应都相对较小、而且还高度依赖外部经济。






Wednesday, October 17, 2012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2年10月18日

上周末(10月14日)举行的俄罗斯地方选举是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也是俄罗斯恢复地方长官直选之后的第一次选举。选举的总体结果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在举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五个地区里,现任的行政长官——也是“统一俄罗斯”推出的候选人——全部在第一轮中获胜,而且得票超过第二名的幅度从四十到六十个百分点。在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六个地区,“统一俄罗斯”在其中的五个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在唯一一个没有过半的地区里也领先第二名的政党超过二十个百分点。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众人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统一俄罗斯”和现政权是否对选举结果实行了操控、极低的投票率是否是反对派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还有选举结果是否意味着普京巩固了自己对地方的控制。但如果我们把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放在去年年底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到今年三月总统大选这个政治周期之后的俄罗斯国家社会间互动的语境里来审视,我们可以窥探到自五月以来俄罗斯这个政治新周期的一些更关键的特征。

三月份的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或者立法:包括提高住房费用和水电费、设立诽谤罪、对于网络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接受国外资金的社会组织)更加严格的管制、威胁关闭YouTube网站、更加严格保护宗教观点等。对于这一系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政策组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联邦政府正利用这种被有些人称为“精神领域的反动措施”来恫吓威胁在刚过去的这个选举周期中日趋活跃和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提醒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重合。

同时各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开始不断尝试新的抗争组织模式,比如今夏在莫斯科出现的作家群体主导的“散步莫斯科”行动和“占领阿拜”运动(阿拜×库南巴耶夫是哈萨克著名诗人,莫斯科市中心库南巴耶夫塑像周边广场一度成为莫斯科占领运动的露营地)。但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一类型的社会抗争运动迅速失去了活力,其中的主力——城市中产和知识群体——开始回归日常生活。而运动的组织者也观察到了运动走向的变化,入秋之后在莫斯科等地的集会游行中打出的旗号出现了向更加具体的社会议题靠拢的趋势,体现出组织者希望吸引更广泛支持群体的意图。这个被称为“左转”的趋向也试图吸收一些被边缘化的极端左翼力量进入以城市中产为主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吸收、合作过程中间也导致反对派运动内部出现一系列新的争议和不和谐声音。

城市中产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也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尤其担心局面过于激化、失去控制。而联邦政府自五月普京重回总统位置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变化部分就是在提醒他们,改变现状的替代方案并不美好。而有趣的是,这些政策法律变化虽然在大城市和知识阶层中饱受诟弊,但根据多项相对可靠的全国性民调在大城市以外其实有颇为扎实的社会支持。可见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偏好和俄罗斯全国意义上中位选民的偏好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更加清晰了。

上述差别和“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也反映在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上。反对派只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大城市里组织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类似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两个地区也恰恰是这次地方选举中投票率较高、“统一俄罗斯”得票率较低的地方。甚至在远东边疆区——一直被认为对莫斯科政权有相当抵触情绪的地区——“统一俄罗斯”也保持了相当的优势。

大城市为背景、去工业化的那个俄罗斯社会和首都城市之外广袤土地上的那个俄罗斯之间的分歧在这个政治周期的开始有进一步固化的态势。选举结果显示现政权用一系列政策对于城市中产进行的软威胁取得了成功。此后的难关还是在能源价格下降和政府财政面临的窘困局面下,相应的社会成本由哪些阶层、哪些地区、哪些人群来承担。普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在上一个政治周期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和第二个俄罗斯之间达成的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契约,而今这个社会契约正在受到经济危机下俄政府财政能力急速收缩的越来越严重的制约。而执政的政治精英和第一个俄罗斯——那个在上一轮政治周期中日渐活跃的城市中产和知识阶层——之间的另一份社会契约则还在双方的不断试探中艰难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