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2年10月18日

上周末（10月14日）举行的俄罗斯地方选举是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也是俄罗斯恢复地方长官直选之后的第一次选举。选举的总体结果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在举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五个地区里，现任的行政长官——也是“统一俄罗斯”推出的候选人——全部在第一轮中获胜，而且得票超过第二名的幅度从四十到六十个百分点。在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六个地区，“统一俄罗斯”在其中的五个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在唯一一个没有过半的地区里也领先第二名的政党超过二十个百分点。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众人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统一俄罗斯”和现政权是否对选举结果实行了操控、极低的投票率是否是反对派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还有选举结果是否意味着普京巩固了自己对地方的控制。但如果我们把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放在去年年底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到今年三月总统大选这个政治周期之后的俄罗斯国家社会间互动的语境里来审视，我们可以窥探到自五月以来俄罗斯这个政治新周期的一些更关键的特征。

三月份的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或者立法：包括提高住房费用和水电费、设立诽谤罪、对于网络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接受国外资金的社会组织）更加严格的管制、威胁关闭YouTube网站、更加严格保护宗教观点等。对于这一系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政策组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联邦政府正利用这种被有些人称为“精神领域的反动措施”来恫吓威胁在刚过去的这个选举周期中日趋活跃和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提醒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重合。

同时各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开始不断尝试新的抗争组织模式，比如今夏在莫斯科出现的作家群体主导的“散步莫斯科”行动和“占领阿拜”运动（阿拜×库南巴耶夫是哈萨克著名诗人，莫斯科市中心库南巴耶夫塑像周边广场一度成为莫斯科占领运动的露营地）。但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一类型的社会抗争运动迅速失去了活力，其中的主力——城市中产和知识群体——开始回归日常生活。而运动的组织者也观察到了运动走向的变化，入秋之后在莫斯科等地的集会游行中打出的旗号出现了向更加具体的社会议题靠拢的趋势，体现出组织者希望吸引更广泛支持群体的意图。这个被称为“左转”的趋向也试图吸收一些被边缘化的极端左翼力量进入以城市中产为主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吸收、合作过程中间也导致反对派运动内部出现一系列新的争议和不和谐声音。

城市中产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也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尤其担心局面过于激化、失去控制。而联邦政府自五月普京重回总统位置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变化部分就是在提醒他们，改变现状的替代方案并不美好。而有趣的是，这些政策法律变化虽然在大城市和知识阶层中饱受诟弊，但根据多项相对可靠的全国性民调在大城市以外其实有颇为扎实的社会支持。可见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偏好和俄罗斯全国意义上中位选民的偏好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更加清晰了。

上述差别和“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也反映在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上。反对派只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大城市里组织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类似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两个地区也恰恰是这次地方选举中投票率较高、“统一俄罗斯”得票率较低的地方。甚至在远东边疆区——一直被认为对莫斯科政权有相当抵触情绪的地区——“统一俄罗斯”也保持了相当的优势。

大城市为背景、去工业化的那个俄罗斯社会和首都城市之外广袤土地上的那个俄罗斯之间的分歧在这个政治周期的开始有进一步固化的态势。选举结果显示现政权用一系列政策对于城市中产进行的软威胁取得了成功。此后的难关还是在能源价格下降和政府财政面临的窘困局面下，相应的社会成本由哪些阶层、哪些地区、哪些人群来承担。普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在上一个政治周期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和第二个俄罗斯之间达成的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契约，而今这个社会契约正在受到经济危机下俄政府财政能力急速收缩的越来越严重的制约。而执政的政治精英和第一个俄罗斯——那个在上一轮政治周期中日渐活跃的城市中产和知识阶层——之间的另一份社会契约则还在双方的不断试探中艰难推进。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5月10日

对于刚刚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的普京，今后六年应该不会是2000年到2008年的简单重复。俄罗斯社会过去二十年的结构性变化是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统治精英必须面对的现实，普京前两任期间的一系列政策和基本治理方式未必继续适用，而普京个人也需要适当调整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定位。

如果放长眼光看，过去二十年私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引入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分化的基础。转轨初期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叶利钦时代国家的干预，使得苏联末期的政治权力通过设租寻租迅速转换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新特权地位，一个后苏联时期的政经精英阶层开始形成。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人均收入明显上升的同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日益呈现相互重合的特征，其规模进一步集中，控制资源上的优势也进一步扩大。经济领域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别、种族民族和性别间的收入差别也在不断拉大。

如此的社会分化也得到了普京政策的有力推动。在被媒体经常曝光的约束和调整大资本和不断中央集权之外，普京在前两任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构建资本主义基础的重要政策法规却经常被人遗忘：2000年通过了出奇慷慨的13％的单一所得税、2001通过进一步便利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交易的土地大纲、进一步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法、此后推行降低企业为社会福利上缴的税收比率的政策、2005年开始实施对实物福利补贴和住房分配一次性买断的市场化方案——最后这项措施曾经引发了俄罗斯自9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和地域上分布最广的一轮社会抗争。

在资本化深入和社会分化加剧的同时，2000年后这一轮经济稳定时期也开始塑造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形象，尤其强调这个阶层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稳定器的功能。和近年美国社会中关于中产阶级空洞化形成的共识不同的是，俄罗斯社会对所谓中产阶级无论在操作定义和估算结果上都远没有达成共识。作为被构建的社会认同和阶级属性，俄罗斯中产阶级不仅远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而且在去年年末开始的以反贪污、公正选举为诉求的新一轮社会运动中，这个阶层恰恰表现出对改变现状最强烈的动力。

在经济资源充裕的时候，俄罗斯政府有相当余地缓解全面市场化带来的冲击，能源出口换来的巨额财政盈余也确实成为俄罗斯抵御2008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基础。但今后六年俄罗斯政府要面对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源约束加剧的事实，当国家面临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要求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此前十年间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各主要阶层之间形成的潜在的社会契约也必将承受新的压力，分配问题和围绕产业升级的所谓“现代化”政策的分歧会进一步政治化。如何在维持公共支出和福利政策以有效消减资本化对于社会负面冲击同时又有效推进产业调整，而且还不过多触动现有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这是今后几年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应对的最主要挑战。

普京在自己第一任期的前三年更多地是倚重设定一般规则的工作手段，从2003后半年开始他开始更多直接介入不同的利益冲突，并且有意识地设立并行于已有正式制度、有时候是冲突性的行政决策和执行机构，比如总统办公厅的实际权限不断扩张，几乎形成另一个内阁，还有在检察院体系之外建立的新的独立调查委员会。2003年以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成立的一组特殊的国家公司和最近准备成立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国有企业”都是依照特别立法成立的几乎不受其他机构监管和约束的独立王国。这些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设立的结构曾经有效强化了总统个人和总统周围核心团队作为矛盾冲突最终裁决者的地位，但在今后资源匮乏、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日益政治化的新形势下，恐怕会起到负面作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一个周末发生了一系列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其主要的象征意义倒并不在于显示了反对普京的力量有多壮大——这些游行示威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而在于示威参与者出现的极端化倾向，而俄当局也表露出进一步使用暴力手段的意愿。这对于普京政府今后六年的治理并不是一个正面信号。

所以，普京个人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调整策略，淡化曾经扮演的利益冲突最终裁判人的角色，而适当恢复2000年到2003年间的做法：更注重对于一般基本规则的制定，适当脱离对具体事务对错功过的判断、减少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特事特办的行为风格；同时在选举周期、电视扣应节目之外进一步开放和社会各阶层更常规的对话渠道。在俄罗斯经济资本化和社会分化加剧面前，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分配这一艰难的选择完全推向所谓中立自由的市场，而放弃推动政治协商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普京今后六年需要从仲裁者转变成一个多元社会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

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

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背后的意义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2月28日

-->

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无论是俄罗斯国内外的专家判断和俄国内各种不同的民调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选举胜利。在选举前一个星期俄罗斯三家最有影响的民调机构组织的最新民调中，已经决定参选的受访者中准备投票给普京的比例分别是66％、58.6％和 58.7％。这样的民调结果预示普京甚至可以确保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胜出，无须进入第二轮和对手一对一的竞争。从最终结果看，总统选举本身似乎已经没有不确定性。但即便是最终结果没有悬念的选举仍然有超越决定胜负的意义，尤其在俄罗斯这样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治体系中。没有悬念的总统选举仍然冲击了政治表面的均衡状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过去十多年俄罗斯政治全局的机会。

个人与领袖

1999年8月俄罗斯杜马通过对普京的总理提名时，很少有人相信在联邦政治还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普京能够在总理的位置上待很久——此前一年半时间里总统叶利钦已经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四名总理。然而，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三年的时间里，普京对于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掌控能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和想像。从一份并不怎么出众的履历开始，普京在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上不仅没有成为其他政治势力的傀儡——如一开始有人曾经预测的那样——而且在国内作为政治人物的公众认可程度始终超过公众对俄罗斯政府的认可，2008年以来作为总理的民众支持率也始终在总统和政府之上。在国际舞台上，普京个人施展的影响也超过了俄罗斯作为国家的影响力。不管如此的个人形象和影响力是普京和他的公关团队利用行政资源和媒体包装苦心经营的结果，还是得益于由能源价格走高而推动的经济复苏，普京个人对于过去十三年时间里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不可磨灭。尤其是新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普京很准确地把握了俄罗斯公众（或者说“中位选民”）的心态与渴求，提供了一个公众渴望的领导形象：真正的汉子、精力旺盛的工作狂、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以及与社会各界有效的沟通者。

同时，过去十三年间的从政经历也逐渐在细微之处不断塑造和改变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从最初进入联邦权力中心时略显谨慎、矜持但面对各个阶层的直接对话时表现出灵活态度，到如今媒体面前日益娴熟的应对技巧和宽容程度的下降、不愿意接受对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任何质疑。早期普京标志式的宣言经常可以归入“粗鲁”行列，但很少有人怀疑这样言论背后的真诚。如今普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和姿态越来越成熟自如和职业化，但是他言谈举止中体现出的那种冷峻的直率似乎在减少。和传言中接受注射肉毒杆菌整容暗合的是他逐渐表露出来的情绪和智力上的疲惫。在曾经永不疲倦、一切近在掌握中的形象背后，我们开始注意到权力负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留下的印记——哪怕是最强悍的领袖也无可避免。

无论是2008年没有接受众人建议修宪以便继续担任总统还是这次决定继续参选，普京对权力的追求不单缘于对个人权力的贪恋，而是一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个人信仰。他对马克斯·韦伯笔下“受使命召唤”的政治家形象一定会有深切的认同。政治竞争、辩论、政党、甚至选举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来说都是“外生”的：他本质上不希望把自己依附于政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方面，而是真心诚意地相信自己被赋予了引导整个民族国家的使命。因此，他可能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独裁者；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这些简单的政治标签不足以涵盖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行为没有统一和谐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而更多仰仗的是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这样的行为模式在普京担任总统的第二任期中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如果说在90年代动荡时期，这样领袖形象满足了公众的需求，那么当政治生态已经从“非常政治”进入“日常政治”，这样的领袖和行为模式是否还行之有效？

团队与精英

在普京这样一个政治强人的领袖形象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权力控制模式，研究斯大林时期流行的“巨人模型”肯定无法准确描摹现在的俄罗斯政治生态。俄罗斯国内外的学者基本有这样的共识：过去十三年间，实际掌握俄罗斯联邦政府层面最主要决策权的是以普京为核心的一个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但这个团队确实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真正控制了攫取资源的渠道，团队内部则具备了松散的集体领导的特征。在这个最核心团队之外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的松散集团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其中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渠道展开的。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占据这个精英集团最顶峰的从形式上看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之间的所谓“双头统治”。即便外界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有诸多猜测和解释，两人的最基本目标没有冲突：都是对内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现代的俄罗斯，对外恢复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两人成长最关键时期背后仰仗的基本是同一个团队；两人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更多的是个人风格的差别，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执政哲学上的差别；两人在政治角色上的差别更多的是针对国内外观众的一个有意分工，使得“双头统治”作为一个组合可以对国内外不同的观众释放必要的不同信号。两个人之间角色的变化会搅动一下精英集团周围平静的河水，但是不会颠覆精英集团本身这艘大船。

在关于领袖个人与精英集团关系的讨论之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特质之一是他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的出色能力，不管这样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普京善于通过倾听各派不同声音来引导甚至强制妥协，使得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曾经是普京重要盟友的前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最近公开承认：“普京有超凡的能力倾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迄今为止，他在平衡政府内各派别间的冲突立场上做得非常成功。”

而在上述高度个人化的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也尝试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整合精英力量，尝试精英吸纳和自我更替的制度化建设。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去年议会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而统俄党在议会选举中将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也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一个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作用之外，统俄党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尤其是考虑到去年议会选举中统俄党差强人意的表现， 普京希望通过政党方式整合组织精英团队的希望已经受到重挫，这也是他在迄今为止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完全忽略自己的党派身份的原因。

社会与公众

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非常政治”时期的动荡之后，过去十多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带来了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政治制度也必须面对新的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的挑战。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俄罗斯总体经济成长业绩不错，人均收入的绝对增加和绝对贫困人群数量的减少都是经济成长的实绩。不管是得益于政策得当，还是外部价格的影响，过去十多年俄罗斯公众平均物质生活水平的总体改善是确定无疑的，基本生活秩序的恢复也应该肯定。

同时，与绝对收入水平总体提高并行的是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社会诉求之间的冲突。去年年底议会选举开始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这两者针对的都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获得财富的方式：俄罗斯社会的贪腐程度远高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教育水平所应该决定的贪污腐败程度。但是这样的街头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统一的声音还不能完全确定。去年年末开始的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的具体人员组成还没有系统严格的统计，但根据各种现场目击证据推断，走上街头人群里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收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他们的年龄低于全国平均、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这样的人群在自己收入绝对提高的同时，痛恨现有体制对保障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构成的障碍。但是这样的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民调中出现的15－20％反对现政权的人群，代表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那些现在收入高度依赖国家系统的人群，还是值得打上一个问号。

近期社会运动得以组织起来的主要动因还是年末议会选举中出现的诸多舞弊现象，但把反对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划上等号恰恰在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如何把因为选举舞弊催生的共同激愤转换成为更具实质意义的政治目标和诉求是考验精英团队之外、以及包括选举在内的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新社会力量能力的时候。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纳入一个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讨论的渠道，在街头运动中曾经提到的诸如重新引入地方官员直选之类的具体政策措施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有希望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世界上有相当多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其地方官员也不是通过地方直选产生的。 除了在声势上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社会力量是否愿意或者应该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还是深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争取吸纳那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塑造更广泛代表性的重要策略问题。

选举与制度

可信的权力继承公式是任何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自去年年底以来普京和统治团队略现笨拙的操纵选举过程、确保最后胜利的行为间接显示出俄罗斯政治制度体系如何运行——或者说如何运行不畅——的内在逻辑。 现代复杂而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社会需求与公共决策之间一个重要的中间层次： 政治制度将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复杂诉求归总并且稳定这样的归总过程，同时通过政党、代议官员这些方式进一步提升单纯的个体需求，以最终达成稳定的社会选择结果，并保证社会选择过程不会因为社会需求的复杂多样而僵死。这样的制度化过程毫无疑问有自己的成本：制度中介层把政治代表权赋予某些个人、同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些人，代议制可能产生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政治竞争也有可能近一步撕裂甚至恶化社会先前存在的不同需求。就权力更替而言，通过大众参与（包括公开选举或其他方式的公开政治竞争）实现政治权力更替只是诸多可能之一。就像在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权力转换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掌控局面的小规模集团内部协商完成，公众的大规模参与完全可以被隔绝其外，新统治者的合法性也不需要通过大众政治过程来获取和巩固。但是非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容易产生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囚徒困境，非制度化的民主意味着政治制度覆盖范围的有限、代议和中介机制的弱化。

俄罗斯在这次选举前所凸显的正是政治制度缺乏制度化的诸多问题：普京自己的08年权力过渡方式就是一个例证。政治权力不是由具体职位或者宪政体系产生，而是高度依存于统治集团或着精英集团内部的个人层面上的非正式关系。当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高度依存于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时，这样的局面可能为个人提供大量的制度寻租的机会，但当非正式的信任关系、基于个人的效忠关系逐渐蒸发掉的时候，这样体系的不确定性也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任何对于低于六成的支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的紧张——哪怕这样的支持率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在这样的制度化低下的环境里，选举本身已经不具备“有限的不确定”，选举作为决定政治竞争胜负的意义也已经相当微弱，但选举本身并非没有意义。选举除了投票日当天可能出现的戏剧化结果之外，选举前后都是各个派别寻找联盟、拓展政治组织的过程，无论对于现有正式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还是因各种不同缘由组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来说都是锻炼队伍、发动群众的绝好机会。如同战争特殊条件下生发出的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在和平时期可以成为国家在其他领域动员组织能力的重要基础一样，选举前后引发出的社会动力也可能在选举之后得以延续并转换成其他领域社会动员的能力和组织基础。

除了最后的总统人选之外，选举过程中的其他细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精英集团和社会公众两个层面共同的一个“聚点”：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期到的集体行动。

此外，过去十三年来俄罗斯政治体制在催生新的政治精英、实现精英集团内部自我更替方面表现欠佳， 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完全没有新面孔出现在联邦一级的政治版图上——统俄党在精英更替上曾经被寄予的希望已经落空。这次参加总统选举的虽然还是老面孔为主，但是从去年年底的杜马选举到日前的总统选举攻势，传统的正式政治体制之外已经有新生势力开始实质性的积聚政治资本的努力。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年轻律师兼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最初因揭露俄罗斯国家输油管道在建造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能源管道时挪用40亿美元公款而走红，迅速成为揭发俄罗斯政府腐败的知名人物。虽然他在这次的总统大选期间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政治竞争，但是在组织反对派的社会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知名度都意味着年仅34岁的纳瓦尔尼前途无量。

2012年总统大选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谁能最终成为总统，而在于选举过程对现在实际意义上的领导人、统治精英和公众的预期和判断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选举之后政治过程的影响。无论对是政治竞争中的哪一方，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各个层面上的集体行动都可能提供重要的新“聚点”，协调和激发新的集体行动。同时，选举过程也将归总俄罗斯社会对于如下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制度化程度低下的俄罗斯政治在社会需求日益分化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改变目前高度依赖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围绕在领导人周围相对封闭的统治精英集团的治理方式。

“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月6日

2010年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球迷与莫斯科警方之间的对峙冲突占据了俄罗斯各类媒体的头版。12月6日，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与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年轻人发生斗殴，一名斯巴达克球迷身亡。警方事后虽然拘捕了数名嫌犯，但很快就将他们释放。莫斯科球迷群体对警方处理的强烈不满导致12月11日数千名球迷在没有获得批准的前提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什广场举行集会，并与警察发生大规模肢体冲突，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散场后，部分球迷在地铁内殴打多名非斯拉夫裔长相的乘客作为报复。几天之后，莫斯科警方针对对峙双方在酝酿中的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又逮捕数百人。

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出现的众多评论中，有一篇引起格外的关注和不少争议。叶利钦时期担任过能源部副部长、现在“民主选择”运动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在题为《自由民族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里提出，过去20年时间里，俄罗斯自由派在机械死守“普世价值”和“宽容、多元文化”这样“遮羞布”的同时，彻底放弃了“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把所有针对移民或者非俄罗斯族裔的仇恨现象都简单归结到法西斯主义或者排外情绪。自由主义者基于政治正确声称“罪犯没有民族性” ，或者把任何民族主义者等同于法西斯分子，恰恰把一整套民族主义的强大话语工具和战斗阵地完全让给了所谓的鹰派和极端势力。自由派政治对话中民族主义命题的缺失也成了自己饱受批评的把柄：自由派阵营被刻画成为反对俄罗斯利益的“第五纵队”。因此，和东欧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自由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并肩而行的情况相反，这两股力量在俄罗斯是完全分离的。

此后，作为坚定自由派的米洛夫又把批评矛头指向了以亚历山大⋅杜金为代表的欧亚主义者。他强调把俄罗斯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独立的“欧亚地区”和相应的身份认同上就是把俄罗斯出卖给穆斯林势力或者是中国，现实中只有传统欧洲才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根本导向。

在文章的最后，米洛夫提出了俄罗斯“自由民族主义”方案的基本主张，即重举民族主义大旗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直接斗争，加强俄罗斯对欧洲文明的自我认同。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应对，他建议要加强对非俄罗斯族裔的经济和文化融合，在对移民本身非罪化对待的同时，对于有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犯罪活动则坚决不能手软。

米洛夫在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提出的这个自由民族主义的纲领是希望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民族主义认同之间找到和谐共存的基础，同时维护自己所在的政治团队在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而他心目中想像的那个“欧洲文明”则为俄罗斯的自由民族主义提供了范本。

可现实中无论是法国萨科奇政府驱逐吉普赛人的政策、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伊斯兰罩袍的法令还是瑞士通过公投禁止建造伊斯兰教清真寺尖塔的决定，这些近两三内发生的事件都应该提醒米洛夫：他心目中的那个“欧洲”在结合自由主义和民族、宗教多元上并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过程；莫斯科人过去十多年因为非斯拉夫裔移民的大量进入而产生的恐惧和危机感对于传统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丝毫不陌生，而后者对此的回应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看看这几年法国的街头骚乱就可以。

米洛夫在字里行间倒是多次提出是北高加索和其他穆斯林移民给俄罗斯主体社会输入犯罪和腐败的论调，但是他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政策建议远没有回答这个“当宽容面对另一种不宽容时怎么办？”的难题。米洛夫也没有进一步阐述，在针对主体是来自俄罗斯内部、法律上享有完全政治权力的内部移民的时候，自由民族主义在政治平权已经在原则上完成的前提下，如何达到最终社会经济上“民族融合”的目标。令人遗憾的是，米洛夫版本的自由民族主义的困境在当下的俄罗斯不会很快消失，会有更多的马涅什广场事件来不断挑战自由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可能性。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纵横周刊》2010年4月15日

张 昕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

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前因后果还不可能。如果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背后可观察到的有三个层次的冲突。

首先大部分底层公众对于现政权的不满源于现政府成立五年来没有能保证基本民生，三月底国民大会（库里尔台）上大幅上涨各种公用事业费用的决定是引发社会不满的导火索，并且很容易被反对派和巴基耶夫任人唯亲的裙带政治做法、贪污腐败结合起来。然而，这个层面的冲突在缺乏有效组织协调下，也很容易和街头暴力、打砸抢烧杀纠缠在一起，是所谓 “革命”背后并不总能令人欣然接受的部分。而动乱爆发之初众多评论人士把事变定性为吉国内南北地域间冲突的说法也为后几天的发展所部分否定：巴基耶夫在南部（包括自己的老家贾拉拉巴德）的支持并不强大，他逃往哈萨克斯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遭到反对者的冲击。事变之后巴基耶夫在不断强调自己合法总统身份的同时，却完全没有能力从南方组织力量对抗在首都的临时政府，并且不得不离开众人眼里自己的权力基地。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博弈斗争。这种斗争完全可以和第一层面分离，甚至把第一层次的斗争完全演变成为精英斗争的工具。吉临时政府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如此组成的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扭转吉国内政治的形态并不令人乐观。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绩产生本质影响。

第三个层次则是吉尔吉斯斯坦背后的大国地缘政治。事发之初，不少媒体都急忙把吉国事变的主旋律定性为美俄两国在中亚的角力，更具体到两国各自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这种声音的出现多少印证了这个人口不过五百多万的国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 “他者”——甚至是美国这样国家眼里是“他者”的“他者”—— 其存在价值和变化规律只能通过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视角和利益来体现和界定。其实，综合目前已有的信息，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个外来力量对于吉国事变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抗争的开始和巴基耶夫政权的迅速倒台更多是前面两层矛盾的积累和国家控制能力脆弱的结果。

如果将吉国4月事变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审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赖静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后，在前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枪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夫政权的控制能力—— 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 ——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发不到48小时之内已经倒向临时政府一边，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件，甚至究竟是“革命”、“政变”还是“骚乱”各家用词都不一致，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变化对于类似中亚地区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以上世纪苏东地区民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制，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克维奇在乌克兰的选举胜利以及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预示至少在前苏联空间里一个逐渐恢复自己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将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种在美俄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突出吉国事变和“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之间的区别同时，它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而下一轮的政权更替可能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这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最严峻的考验。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0-4-22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 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其前因后果也还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 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权更替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学界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 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由此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靠静 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 后，在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
　　“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 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 夫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变后48小时之后就倒向反对派，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才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 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 件，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对于发生在中亚地区类似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以苏东地区政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 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系，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选举获胜，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预示着，至少在苏联空间里， 一个逐渐恢复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类似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样在美俄 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吉国事变与“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有区别，但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 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 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 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比如，吉临时政府 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前总统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 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际产生本质影响。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的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