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0-4-22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 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其前因后果也还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 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权更替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学界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 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由此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靠静 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 后，在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
　　“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 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 夫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变后48小时之后就倒向反对派，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才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 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 件，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对于发生在中亚地区类似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以苏东地区政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 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系，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选举获胜，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预示着，至少在苏联空间里， 一个逐渐恢复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类似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样在美俄 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吉国事变与“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有区别，但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 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 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 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比如，吉临时政府 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前总统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 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际产生本质影响。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的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