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2年10月18日

上周末（10月14日）举行的俄罗斯地方选举是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也是俄罗斯恢复地方长官直选之后的第一次选举。选举的总体结果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在举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五个地区里，现任的行政长官——也是“统一俄罗斯”推出的候选人——全部在第一轮中获胜，而且得票超过第二名的幅度从四十到六十个百分点。在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六个地区，“统一俄罗斯”在其中的五个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在唯一一个没有过半的地区里也领先第二名的政党超过二十个百分点。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众人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统一俄罗斯”和现政权是否对选举结果实行了操控、极低的投票率是否是反对派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还有选举结果是否意味着普京巩固了自己对地方的控制。但如果我们把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放在去年年底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到今年三月总统大选这个政治周期之后的俄罗斯国家社会间互动的语境里来审视，我们可以窥探到自五月以来俄罗斯这个政治新周期的一些更关键的特征。

三月份的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或者立法：包括提高住房费用和水电费、设立诽谤罪、对于网络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接受国外资金的社会组织）更加严格的管制、威胁关闭YouTube网站、更加严格保护宗教观点等。对于这一系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政策组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联邦政府正利用这种被有些人称为“精神领域的反动措施”来恫吓威胁在刚过去的这个选举周期中日趋活跃和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提醒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重合。

同时各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开始不断尝试新的抗争组织模式，比如今夏在莫斯科出现的作家群体主导的“散步莫斯科”行动和“占领阿拜”运动（阿拜×库南巴耶夫是哈萨克著名诗人，莫斯科市中心库南巴耶夫塑像周边广场一度成为莫斯科占领运动的露营地）。但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一类型的社会抗争运动迅速失去了活力，其中的主力——城市中产和知识群体——开始回归日常生活。而运动的组织者也观察到了运动走向的变化，入秋之后在莫斯科等地的集会游行中打出的旗号出现了向更加具体的社会议题靠拢的趋势，体现出组织者希望吸引更广泛支持群体的意图。这个被称为“左转”的趋向也试图吸收一些被边缘化的极端左翼力量进入以城市中产为主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吸收、合作过程中间也导致反对派运动内部出现一系列新的争议和不和谐声音。

城市中产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也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尤其担心局面过于激化、失去控制。而联邦政府自五月普京重回总统位置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变化部分就是在提醒他们，改变现状的替代方案并不美好。而有趣的是，这些政策法律变化虽然在大城市和知识阶层中饱受诟弊，但根据多项相对可靠的全国性民调在大城市以外其实有颇为扎实的社会支持。可见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偏好和俄罗斯全国意义上中位选民的偏好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更加清晰了。

上述差别和“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也反映在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上。反对派只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大城市里组织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类似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两个地区也恰恰是这次地方选举中投票率较高、“统一俄罗斯”得票率较低的地方。甚至在远东边疆区——一直被认为对莫斯科政权有相当抵触情绪的地区——“统一俄罗斯”也保持了相当的优势。

大城市为背景、去工业化的那个俄罗斯社会和首都城市之外广袤土地上的那个俄罗斯之间的分歧在这个政治周期的开始有进一步固化的态势。选举结果显示现政权用一系列政策对于城市中产进行的软威胁取得了成功。此后的难关还是在能源价格下降和政府财政面临的窘困局面下，相应的社会成本由哪些阶层、哪些地区、哪些人群来承担。普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在上一个政治周期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和第二个俄罗斯之间达成的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契约，而今这个社会契约正在受到经济危机下俄政府财政能力急速收缩的越来越严重的制约。而执政的政治精英和第一个俄罗斯——那个在上一轮政治周期中日渐活跃的城市中产和知识阶层——之间的另一份社会契约则还在双方的不断试探中艰难推进。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5月10日

对于刚刚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的普京，今后六年应该不会是2000年到2008年的简单重复。俄罗斯社会过去二十年的结构性变化是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统治精英必须面对的现实，普京前两任期间的一系列政策和基本治理方式未必继续适用，而普京个人也需要适当调整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定位。

如果放长眼光看，过去二十年私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引入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分化的基础。转轨初期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叶利钦时代国家的干预，使得苏联末期的政治权力通过设租寻租迅速转换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新特权地位，一个后苏联时期的政经精英阶层开始形成。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人均收入明显上升的同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日益呈现相互重合的特征，其规模进一步集中，控制资源上的优势也进一步扩大。经济领域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别、种族民族和性别间的收入差别也在不断拉大。

如此的社会分化也得到了普京政策的有力推动。在被媒体经常曝光的约束和调整大资本和不断中央集权之外，普京在前两任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构建资本主义基础的重要政策法规却经常被人遗忘：2000年通过了出奇慷慨的13％的单一所得税、2001通过进一步便利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交易的土地大纲、进一步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法、此后推行降低企业为社会福利上缴的税收比率的政策、2005年开始实施对实物福利补贴和住房分配一次性买断的市场化方案——最后这项措施曾经引发了俄罗斯自9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和地域上分布最广的一轮社会抗争。

在资本化深入和社会分化加剧的同时，2000年后这一轮经济稳定时期也开始塑造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形象，尤其强调这个阶层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稳定器的功能。和近年美国社会中关于中产阶级空洞化形成的共识不同的是，俄罗斯社会对所谓中产阶级无论在操作定义和估算结果上都远没有达成共识。作为被构建的社会认同和阶级属性，俄罗斯中产阶级不仅远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而且在去年年末开始的以反贪污、公正选举为诉求的新一轮社会运动中，这个阶层恰恰表现出对改变现状最强烈的动力。

在经济资源充裕的时候，俄罗斯政府有相当余地缓解全面市场化带来的冲击，能源出口换来的巨额财政盈余也确实成为俄罗斯抵御2008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基础。但今后六年俄罗斯政府要面对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源约束加剧的事实，当国家面临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要求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此前十年间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各主要阶层之间形成的潜在的社会契约也必将承受新的压力，分配问题和围绕产业升级的所谓“现代化”政策的分歧会进一步政治化。如何在维持公共支出和福利政策以有效消减资本化对于社会负面冲击同时又有效推进产业调整，而且还不过多触动现有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这是今后几年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应对的最主要挑战。

普京在自己第一任期的前三年更多地是倚重设定一般规则的工作手段，从2003后半年开始他开始更多直接介入不同的利益冲突，并且有意识地设立并行于已有正式制度、有时候是冲突性的行政决策和执行机构，比如总统办公厅的实际权限不断扩张，几乎形成另一个内阁，还有在检察院体系之外建立的新的独立调查委员会。2003年以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成立的一组特殊的国家公司和最近准备成立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国有企业”都是依照特别立法成立的几乎不受其他机构监管和约束的独立王国。这些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设立的结构曾经有效强化了总统个人和总统周围核心团队作为矛盾冲突最终裁决者的地位，但在今后资源匮乏、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日益政治化的新形势下，恐怕会起到负面作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一个周末发生了一系列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其主要的象征意义倒并不在于显示了反对普京的力量有多壮大——这些游行示威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而在于示威参与者出现的极端化倾向，而俄当局也表露出进一步使用暴力手段的意愿。这对于普京政府今后六年的治理并不是一个正面信号。

所以，普京个人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调整策略，淡化曾经扮演的利益冲突最终裁判人的角色，而适当恢复2000年到2003年间的做法：更注重对于一般基本规则的制定，适当脱离对具体事务对错功过的判断、减少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特事特办的行为风格；同时在选举周期、电视扣应节目之外进一步开放和社会各阶层更常规的对话渠道。在俄罗斯经济资本化和社会分化加剧面前，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分配这一艰难的选择完全推向所谓中立自由的市场，而放弃推动政治协商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普京今后六年需要从仲裁者转变成一个多元社会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0-4-22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 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其前因后果也还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 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权更替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学界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 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由此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靠静 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 后，在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
　　“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 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 夫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变后48小时之后就倒向反对派，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才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 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 件，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对于发生在中亚地区类似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以苏东地区政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 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系，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选举获胜，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预示着，至少在苏联空间里， 一个逐渐恢复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类似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样在美俄 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吉国事变与“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有区别，但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 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 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 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比如，吉临时政府 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前总统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 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际产生本质影响。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的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