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张昕

《东方早报》2012年10月26日

美国总统大选已近高潮，两位总统候选人专门针对外交政策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也已经结束。和绝大多数和平时期的选举一样，外交（包括俄美关系）不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但它有可能成为在双方候选人在国内核心议题上陷入胶着状态时、或者当候选人对于核心问题的政见差别不大时都想利用的、以求和竞争对手相区别的议题。从莫斯科的角度出发，在两位候选人已经全面展现自己的外交政策之后，俄罗斯（或者更准确的说，俄罗斯的统治精英）在今后四年会更倾向于跟谁打交道呢？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的选择应该很简单。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小布什执政后期美俄关系恶化的前提下，积极推动“重启”政策，和俄罗斯签订了新的战略核武器条约、开通了通过俄罗斯到阿富汗的运输通道、并帮助俄罗斯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奥巴马本人也把对俄关系的改善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有些俄罗斯官员甚至表达了这样的预期：奥巴马对于“重启”政策的高调评估已经让他成为了自己政策的“人质”，很难在连任以后大幅修改自己的对俄政策。而奥巴马的挑战者罗姆尼则在竞选过程中清楚明白地将俄罗斯称为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对于俄罗斯统治精英而言，背后由一队新保守主义者作为外交事务顾问的罗姆尼一旦上台很有可能要带回小布什时期的鹰派作风，在欧洲导弹防御体系、北约东扩以及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利益需求上都作出对俄罗斯更加不利的姿态。 因此，莫斯科有足够的理由偏好奥巴马的第二任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几次采访中已经明确正面评价了奥巴马的对俄政策，并对罗姆尼的“敌人”说法也给出了直接的批评。

但是这样的算计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或者说只考虑了可能的多重政治博弈中的第一重。 罗姆尼现在对俄表现出的强硬对抗态度反而可能成为俄罗斯政府对外寻找批评对象、制造紧张感的工具，用外部“敌人”的存在来转移内部矛盾和对现政府的压力。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团队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对俄政策中过于忽视政治自由和人权议题，而期望罗姆尼能够兑现共和党竞选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对俄政策承诺：集中批评俄政府压迫反对党、压迫自由媒体、入侵格鲁吉亚、和中东的独裁政权联盟、欺压周边小国等等。而俄罗斯国内这些力量对于罗姆尼如此的期待正可以被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所利用。

在上述这些不同的计算背后，美俄关系的中期走向和哪位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的关系不大。中期内两国利益重合的部分相当有限，“重启”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相对于小布什政府后期的政策失误而言，而“重启”政策带来的动力已经耗尽。该政策最积极的倡导者、现任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上任之后在俄罗斯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批评声音也为“重启”政策的有限性提供了一个脚注。

美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中期看来依旧存在相当的不对称性。作为实际上的世界警察和全球问题终极解决者的美国需要俄罗斯在多个层面上的“积极”配合：近期的具体议题包括阿富汗、反恐、反核扩散以及中东局势。而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基本都是“消极”的，即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停止北约东扩、停止支持原苏联空间内对俄罗斯不友好的政治力量、停止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进一步整合经济空间（比如通过能源政策）的阻挠。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俄罗斯在中期并不需要来自华盛顿的“积极”帮助和合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俄罗斯学者和官员认为在中期美国对于俄罗斯的需求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

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都不会改变俄美关系间上述的不对称性，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不会推出美俄间“重启”计划的2.0版。所以，除了领导人个人对于交流对手风格的可能偏好之外，莫斯科对于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的选择基本无差别。  

俄罗斯入世：边际上的推动

俄罗斯入世：边际上的推动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8月28日

历时18年漫长谈判，俄罗斯作为当时身处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最大的经济体在2011年12月16日正式与世贸组织签署协议书。而2012年8月22日俄国家杜马和总统先后批准协议书之后，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国。

和中国的入世过程类似，俄罗斯入世谈判过程同样艰辛漫长。此间几次入世关键时刻都是欧美及其伙伴国对俄罗斯设置了需要不断克服的难点，跨越诸多政治障碍的难度可能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谈判。尤其是2005－06年间，在俄罗斯已经结束和146个成员国的双边协议之后，美国、澳大利亚和哥伦比亚的反对使得满怀信心在当年能加入世贸的俄罗斯再次铩羽而归。乌克兰在俄罗斯之前加入世贸也曾引起俄国内许多人的不满，认为这是美国用来回报对俄态度强硬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政治手段。格鲁吉亚在2009年取消自己和俄罗斯在2002年达成的双边协议，这样的做法在世贸历史上也鲜有先例。难怪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曾发出感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等待了这么久加入世贸！”

在克服诸多障碍、坐上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谈判桌之后，俄罗斯需要面对的是入世之后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帐。俄罗斯承诺在入世之后把平均关税率从 11.7%降到7.8%，这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税率变化将立即生效，另有四分之一将在三年内生效，所有的降税承诺将在入世之后九年内全部兑现。原则上，在入世后将会迅速受到冲击的产业主要是那些现在受到高进口关税保护和较低出口内容的行业，比如食品加工、轻工业、机械和建材， 采矿、冶金和化工原则上将是关税调整的最大受益产业。这其中俄罗斯在所谓的敏感产业上争取到了较长的豁免期，包括汽车、农业机械、保险和部分轻工业在内的敏感产业的保护期将延续到5－7年。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方面，俄罗斯也没有作出重大让步，外资银行只能通过俄罗斯本地的银行开展业务。 俄罗斯国内的天然气市场不仅将保持现在的管制模式，30％的出口关税也将继续。

在俄罗斯之前，中国同样是在等待多年之后才加入世贸组织，并由此引发了经济总量和结构的深刻变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深化使得中国经济从全球第六跃升到全球第二。但是类似的入世效应不会在俄罗斯出现。

俄罗斯的出口经济还是高度依赖原材料和能源，这些商品受关税壁垒的影响较小。中国的出口加工模式也很难在俄罗斯复制，因为俄国内的劳动成本已经相对较高，并且原有工业体系中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够重视。更加重要的是，和中国相比，俄罗斯入世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中国在2001年的入世正好赶上世界经济的繁荣期，集中体现在发达国家国内由住房和金融泡沫推动的贸易和投资高峰，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增长部分得益于西方世界由负债推动的经济增长。当下，整个传统的发达经济都处于衰退，全球贸易今年的增长速度大概是1990年至2008年间平均增速的一半。 而来自中国本身的需求衰退也将影响俄罗斯目前的矿产和能源的出口。 其中特别典型的是钢铁行业：原来进口国家的关税和进口配额一直困扰着俄罗斯的钢铁制造商，所以入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钢铁行业发展的契机。但目前这个行业面临主要问题却是全球性需求衰退导致的供过于求，进口商都用不完进口配额。因此，俄罗斯入世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高度依赖于世界经济整体的复苏。  

和中国相比，俄罗斯入世谈判过程中媒体和公众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似乎没有中国当年把入世作为一种生死存亡选择的架势。在去年入世协议签订之后，在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席位有所上升的俄罗斯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都公开表示将投入世协议的反对票。 但是最后杜马对协议的投票通过过程还是相当顺利。 这也部分验证了入世在短期内带给俄罗斯的更多的边际上的推动，很难引发整体的结构变化，无论是可能的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以及对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再分配效应都相对较小、而且还高度依赖外部经济。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2年10月18日

上周末（10月14日）举行的俄罗斯地方选举是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也是俄罗斯恢复地方长官直选之后的第一次选举。选举的总体结果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在举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五个地区里，现任的行政长官——也是“统一俄罗斯”推出的候选人——全部在第一轮中获胜，而且得票超过第二名的幅度从四十到六十个百分点。在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六个地区，“统一俄罗斯”在其中的五个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在唯一一个没有过半的地区里也领先第二名的政党超过二十个百分点。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众人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统一俄罗斯”和现政权是否对选举结果实行了操控、极低的投票率是否是反对派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还有选举结果是否意味着普京巩固了自己对地方的控制。但如果我们把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放在去年年底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到今年三月总统大选这个政治周期之后的俄罗斯国家社会间互动的语境里来审视，我们可以窥探到自五月以来俄罗斯这个政治新周期的一些更关键的特征。

三月份的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或者立法：包括提高住房费用和水电费、设立诽谤罪、对于网络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接受国外资金的社会组织）更加严格的管制、威胁关闭YouTube网站、更加严格保护宗教观点等。对于这一系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政策组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联邦政府正利用这种被有些人称为“精神领域的反动措施”来恫吓威胁在刚过去的这个选举周期中日趋活跃和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提醒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重合。

同时各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开始不断尝试新的抗争组织模式，比如今夏在莫斯科出现的作家群体主导的“散步莫斯科”行动和“占领阿拜”运动（阿拜×库南巴耶夫是哈萨克著名诗人，莫斯科市中心库南巴耶夫塑像周边广场一度成为莫斯科占领运动的露营地）。但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一类型的社会抗争运动迅速失去了活力，其中的主力——城市中产和知识群体——开始回归日常生活。而运动的组织者也观察到了运动走向的变化，入秋之后在莫斯科等地的集会游行中打出的旗号出现了向更加具体的社会议题靠拢的趋势，体现出组织者希望吸引更广泛支持群体的意图。这个被称为“左转”的趋向也试图吸收一些被边缘化的极端左翼力量进入以城市中产为主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吸收、合作过程中间也导致反对派运动内部出现一系列新的争议和不和谐声音。

城市中产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也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尤其担心局面过于激化、失去控制。而联邦政府自五月普京重回总统位置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变化部分就是在提醒他们，改变现状的替代方案并不美好。而有趣的是，这些政策法律变化虽然在大城市和知识阶层中饱受诟弊，但根据多项相对可靠的全国性民调在大城市以外其实有颇为扎实的社会支持。可见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偏好和俄罗斯全国意义上中位选民的偏好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更加清晰了。

上述差别和“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也反映在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上。反对派只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大城市里组织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类似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两个地区也恰恰是这次地方选举中投票率较高、“统一俄罗斯”得票率较低的地方。甚至在远东边疆区——一直被认为对莫斯科政权有相当抵触情绪的地区——“统一俄罗斯”也保持了相当的优势。

大城市为背景、去工业化的那个俄罗斯社会和首都城市之外广袤土地上的那个俄罗斯之间的分歧在这个政治周期的开始有进一步固化的态势。选举结果显示现政权用一系列政策对于城市中产进行的软威胁取得了成功。此后的难关还是在能源价格下降和政府财政面临的窘困局面下，相应的社会成本由哪些阶层、哪些地区、哪些人群来承担。普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在上一个政治周期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和第二个俄罗斯之间达成的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契约，而今这个社会契约正在受到经济危机下俄政府财政能力急速收缩的越来越严重的制约。而执政的政治精英和第一个俄罗斯——那个在上一轮政治周期中日渐活跃的城市中产和知识阶层——之间的另一份社会契约则还在双方的不断试探中艰难推进。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5月10日

对于刚刚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的普京，今后六年应该不会是2000年到2008年的简单重复。俄罗斯社会过去二十年的结构性变化是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统治精英必须面对的现实，普京前两任期间的一系列政策和基本治理方式未必继续适用，而普京个人也需要适当调整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定位。

如果放长眼光看，过去二十年私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引入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分化的基础。转轨初期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叶利钦时代国家的干预，使得苏联末期的政治权力通过设租寻租迅速转换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新特权地位，一个后苏联时期的政经精英阶层开始形成。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人均收入明显上升的同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日益呈现相互重合的特征，其规模进一步集中，控制资源上的优势也进一步扩大。经济领域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别、种族民族和性别间的收入差别也在不断拉大。

如此的社会分化也得到了普京政策的有力推动。在被媒体经常曝光的约束和调整大资本和不断中央集权之外，普京在前两任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构建资本主义基础的重要政策法规却经常被人遗忘：2000年通过了出奇慷慨的13％的单一所得税、2001通过进一步便利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交易的土地大纲、进一步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法、此后推行降低企业为社会福利上缴的税收比率的政策、2005年开始实施对实物福利补贴和住房分配一次性买断的市场化方案——最后这项措施曾经引发了俄罗斯自9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和地域上分布最广的一轮社会抗争。

在资本化深入和社会分化加剧的同时，2000年后这一轮经济稳定时期也开始塑造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形象，尤其强调这个阶层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稳定器的功能。和近年美国社会中关于中产阶级空洞化形成的共识不同的是，俄罗斯社会对所谓中产阶级无论在操作定义和估算结果上都远没有达成共识。作为被构建的社会认同和阶级属性，俄罗斯中产阶级不仅远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而且在去年年末开始的以反贪污、公正选举为诉求的新一轮社会运动中，这个阶层恰恰表现出对改变现状最强烈的动力。

在经济资源充裕的时候，俄罗斯政府有相当余地缓解全面市场化带来的冲击，能源出口换来的巨额财政盈余也确实成为俄罗斯抵御2008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基础。但今后六年俄罗斯政府要面对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源约束加剧的事实，当国家面临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要求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此前十年间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各主要阶层之间形成的潜在的社会契约也必将承受新的压力，分配问题和围绕产业升级的所谓“现代化”政策的分歧会进一步政治化。如何在维持公共支出和福利政策以有效消减资本化对于社会负面冲击同时又有效推进产业调整，而且还不过多触动现有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这是今后几年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应对的最主要挑战。

普京在自己第一任期的前三年更多地是倚重设定一般规则的工作手段，从2003后半年开始他开始更多直接介入不同的利益冲突，并且有意识地设立并行于已有正式制度、有时候是冲突性的行政决策和执行机构，比如总统办公厅的实际权限不断扩张，几乎形成另一个内阁，还有在检察院体系之外建立的新的独立调查委员会。2003年以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成立的一组特殊的国家公司和最近准备成立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国有企业”都是依照特别立法成立的几乎不受其他机构监管和约束的独立王国。这些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设立的结构曾经有效强化了总统个人和总统周围核心团队作为矛盾冲突最终裁决者的地位，但在今后资源匮乏、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日益政治化的新形势下，恐怕会起到负面作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一个周末发生了一系列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其主要的象征意义倒并不在于显示了反对普京的力量有多壮大——这些游行示威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而在于示威参与者出现的极端化倾向，而俄当局也表露出进一步使用暴力手段的意愿。这对于普京政府今后六年的治理并不是一个正面信号。

所以，普京个人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调整策略，淡化曾经扮演的利益冲突最终裁判人的角色，而适当恢复2000年到2003年间的做法：更注重对于一般基本规则的制定，适当脱离对具体事务对错功过的判断、减少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特事特办的行为风格；同时在选举周期、电视扣应节目之外进一步开放和社会各阶层更常规的对话渠道。在俄罗斯经济资本化和社会分化加剧面前，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分配这一艰难的选择完全推向所谓中立自由的市场，而放弃推动政治协商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普京今后六年需要从仲裁者转变成一个多元社会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张 昕

2012-03-01 | 时代周报

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各种证据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很有可能第一轮就能胜出。虽然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但是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俄罗斯逐渐形成的“寡占稳定结构”在选举之后的前景却并不明朗。

在这一结构的顶端，是一个以普京个人为核心的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它控制了独立攫取资源的渠道，其内部则呈现松散集体领导的特征。由此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 的松散群体，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 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合作、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 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非正式渠道”展开的。

作为最高领导人，普京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就是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使得这样的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不管这样 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在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 团队也尝试整合更多的力量。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 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普京个人身上的政党，除了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 作用之外，它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

寡占结构的政治经济结合体可以在相当时间内保持稳定，革命制度党统治下的墨西哥、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都是类似例证。而一旦国家全面性的危机结 束，“非常政治”转入“日常政治”之后，面对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这样的结构往往要承受新的压力。在俄罗斯，精英集团控制了攫取资源的主要渠道，尤其是由自然资源带来的高额经济租金，同时过去十三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使得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在人均收入持续增加和赤贫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不同 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诉求之间的冲突。

2011年年底议会选举引发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示威者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里收 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年轻，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 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现在的寡占体制已经限制了这些所谓“愤怒的城里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如果说这个走上街头的群体是希望“日子过得更好”，那么处于俄罗斯社会收入最底层的阶层则更多希望“日子不要变得再坏”。这个阶层没有表达自己诉求 的渠道和机会，更不用说把需求转换成为现实政治行动的能力。“愤怒的城里人”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要求寡占体制的全面改变，而身处最底层公 众的诉求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因此，前者把反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画上等号，恰恰有可能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因为对于最 底层群体，反贪腐和公正选举的诉求并不重要，他们希望得到“日子没有变化”的结果恰恰倚重现在的寡占稳定体制。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 纳入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的讨论，除了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否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争取吸纳那 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对寡占体制形成有效挑战的重要策略问题。

寡占稳定结构高度依赖统治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平衡，而在俄罗斯，这种平衡又高度依赖最高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和公众的支持率。当非正式的、基于个人效忠关系的信任逐渐蒸发，或者当不可预计的外部因素导致突然的经济衰退，其内部稳定就很成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会对于任何低于六成的支 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紧张的原因—尽管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支持率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最后的总统人选，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诸多信号是否可能形成对于精英集团和公众两个层面集体行动的新“聚点”。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由最终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计到的集体行动，从而决定未来俄罗斯寡占体制还能稳定多久。

一盘脆弱的“大棋”

 

一盘脆弱的“大棋”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9月30日

纠缠俄罗斯政局多年的“2012年问题”日前终于谜底揭晓。在“统一俄罗斯党”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先是现任总理、党主席普京提名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继任该党领袖。随后梅德韦杰夫又提议全党支持普京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双方对对方的提议都表示欣然接受，随后党代会也迅速通过决议将两人在大会上的发言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竞选纲领。

虽然在2008年总统换届之后有众多猜测普京可能会重回俄罗斯最高权力位置，但很少有人预测到这个决定会在离总统选举还有半年这个时间点、以这样一种方式正式公布。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人在各自演讲中都豪不掩饰地表示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两人其实在梅德韦杰夫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前就已经确定。如果两人所说属实——这是一个需要追问的“如果”——那这盘关于2012年的“大棋”确实是规划已久，而过去几年来不少分析人士做出的两人之间良性竞争之类的判断只能是太简单、甚至是幼稚的一厢情愿而已。回想过去几年里两人在各种场合针对2012年问题的回答，几乎总是归结到遵从人民意愿或者是到时候再做决定，再面对梅德韦杰夫在这次党代会上义正词严地强调“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时，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哪一句了。

不管现在这样的安排当中普京本人的“恋栈”心理占到多大比重，至少说明2000年以来俄罗斯政治制度建设没有摆脱对个人的高度依赖，包括2008年总统选举在内的尝试没有产生一个可以让现有统治精英感觉可以依赖的新领导集团。普京个人还是必须回到之前的直接掌舵的位置上，而没有像此前不少人猜测的那样以某种“民族领袖”的身份半退出正式的权力中心，在保留对重大决策有发言权的同时，退出对于日常具体政策事无巨细的关照。

“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治制度化的最重要努力几年来也没有实质进展。这次代表大会除了揭晓2012年问题答案之外的其他安排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规模日益庞大、在联邦立法机构和众多地方立法机构掌握控制权的政党远远没有达到类似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和印度国大党曾经达到的制度化水平。统俄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本次党大会还决定包括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将被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统俄党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恰恰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在普京勾画的一盘“大棋”中统俄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

党代会之后另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也进一步佐证了关于“大棋”脆弱性的假说。在财经界口碑很好、一度盛传有望担任下届总理职务的现任财政部长、副总理库德林在统俄党党代会之后马上公开表示因为和梅德韦杰夫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他不会在梅德韦杰夫任总理的新政府里任职。在两人之间面对面直接的冲突被电视转播之后不到24小时，库德林的辞职被批准。连库德林面对这样的安排都被蒙在鼓里，从而不惜把冲突以少见的公开方式放到桌面上，这也是“大棋”里没有算计到的一步，而类似这样的段子在明年四月前仍有可能出现。

当然，对“大棋”安排的另一种解释是普京（或者加上梅德韦杰夫的双人团队）在俄罗斯民众当中一直保持很高的支持率，所以现在这样的安排最终还是顺应民意的表现。几年来各种民调的结果和过去十年的经济数据也确实可以支持这样的解读。但如果这样的支持率确实稳定扎实，又是什么让有些人有这么强的危机感以至于必须把这盘“大棋”下得如此神秘？难道他们意识不到这种神秘操盘早晚会葬送他们苦心经营的“合法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