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张昕

《东方早报》2012年10月26日

美国总统大选已近高潮，两位总统候选人专门针对外交政策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也已经结束。和绝大多数和平时期的选举一样，外交（包括俄美关系）不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但它有可能成为在双方候选人在国内核心议题上陷入胶着状态时、或者当候选人对于核心问题的政见差别不大时都想利用的、以求和竞争对手相区别的议题。从莫斯科的角度出发，在两位候选人已经全面展现自己的外交政策之后，俄罗斯（或者更准确的说，俄罗斯的统治精英）在今后四年会更倾向于跟谁打交道呢？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的选择应该很简单。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小布什执政后期美俄关系恶化的前提下，积极推动“重启”政策，和俄罗斯签订了新的战略核武器条约、开通了通过俄罗斯到阿富汗的运输通道、并帮助俄罗斯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奥巴马本人也把对俄关系的改善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有些俄罗斯官员甚至表达了这样的预期：奥巴马对于“重启”政策的高调评估已经让他成为了自己政策的“人质”，很难在连任以后大幅修改自己的对俄政策。而奥巴马的挑战者罗姆尼则在竞选过程中清楚明白地将俄罗斯称为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对于俄罗斯统治精英而言，背后由一队新保守主义者作为外交事务顾问的罗姆尼一旦上台很有可能要带回小布什时期的鹰派作风，在欧洲导弹防御体系、北约东扩以及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利益需求上都作出对俄罗斯更加不利的姿态。 因此，莫斯科有足够的理由偏好奥巴马的第二任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几次采访中已经明确正面评价了奥巴马的对俄政策，并对罗姆尼的“敌人”说法也给出了直接的批评。

但是这样的算计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或者说只考虑了可能的多重政治博弈中的第一重。 罗姆尼现在对俄表现出的强硬对抗态度反而可能成为俄罗斯政府对外寻找批评对象、制造紧张感的工具，用外部“敌人”的存在来转移内部矛盾和对现政府的压力。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团队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对俄政策中过于忽视政治自由和人权议题，而期望罗姆尼能够兑现共和党竞选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对俄政策承诺：集中批评俄政府压迫反对党、压迫自由媒体、入侵格鲁吉亚、和中东的独裁政权联盟、欺压周边小国等等。而俄罗斯国内这些力量对于罗姆尼如此的期待正可以被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所利用。

在上述这些不同的计算背后，美俄关系的中期走向和哪位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的关系不大。中期内两国利益重合的部分相当有限，“重启”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相对于小布什政府后期的政策失误而言，而“重启”政策带来的动力已经耗尽。该政策最积极的倡导者、现任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上任之后在俄罗斯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批评声音也为“重启”政策的有限性提供了一个脚注。

美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中期看来依旧存在相当的不对称性。作为实际上的世界警察和全球问题终极解决者的美国需要俄罗斯在多个层面上的“积极”配合：近期的具体议题包括阿富汗、反恐、反核扩散以及中东局势。而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基本都是“消极”的，即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停止北约东扩、停止支持原苏联空间内对俄罗斯不友好的政治力量、停止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进一步整合经济空间（比如通过能源政策）的阻挠。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俄罗斯在中期并不需要来自华盛顿的“积极”帮助和合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俄罗斯学者和官员认为在中期美国对于俄罗斯的需求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

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都不会改变俄美关系间上述的不对称性，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不会推出美俄间“重启”计划的2.0版。所以，除了领导人个人对于交流对手风格的可能偏好之外，莫斯科对于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的选择基本无差别。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2年10月18日

上周末（10月14日）举行的俄罗斯地方选举是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也是俄罗斯恢复地方长官直选之后的第一次选举。选举的总体结果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在举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五个地区里，现任的行政长官——也是“统一俄罗斯”推出的候选人——全部在第一轮中获胜，而且得票超过第二名的幅度从四十到六十个百分点。在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六个地区，“统一俄罗斯”在其中的五个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在唯一一个没有过半的地区里也领先第二名的政党超过二十个百分点。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众人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统一俄罗斯”和现政权是否对选举结果实行了操控、极低的投票率是否是反对派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还有选举结果是否意味着普京巩固了自己对地方的控制。但如果我们把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放在去年年底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到今年三月总统大选这个政治周期之后的俄罗斯国家社会间互动的语境里来审视，我们可以窥探到自五月以来俄罗斯这个政治新周期的一些更关键的特征。

三月份的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或者立法：包括提高住房费用和水电费、设立诽谤罪、对于网络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接受国外资金的社会组织）更加严格的管制、威胁关闭YouTube网站、更加严格保护宗教观点等。对于这一系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政策组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联邦政府正利用这种被有些人称为“精神领域的反动措施”来恫吓威胁在刚过去的这个选举周期中日趋活跃和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提醒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重合。

同时各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开始不断尝试新的抗争组织模式，比如今夏在莫斯科出现的作家群体主导的“散步莫斯科”行动和“占领阿拜”运动（阿拜×库南巴耶夫是哈萨克著名诗人，莫斯科市中心库南巴耶夫塑像周边广场一度成为莫斯科占领运动的露营地）。但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一类型的社会抗争运动迅速失去了活力，其中的主力——城市中产和知识群体——开始回归日常生活。而运动的组织者也观察到了运动走向的变化，入秋之后在莫斯科等地的集会游行中打出的旗号出现了向更加具体的社会议题靠拢的趋势，体现出组织者希望吸引更广泛支持群体的意图。这个被称为“左转”的趋向也试图吸收一些被边缘化的极端左翼力量进入以城市中产为主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吸收、合作过程中间也导致反对派运动内部出现一系列新的争议和不和谐声音。

城市中产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也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尤其担心局面过于激化、失去控制。而联邦政府自五月普京重回总统位置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变化部分就是在提醒他们，改变现状的替代方案并不美好。而有趣的是，这些政策法律变化虽然在大城市和知识阶层中饱受诟弊，但根据多项相对可靠的全国性民调在大城市以外其实有颇为扎实的社会支持。可见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偏好和俄罗斯全国意义上中位选民的偏好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更加清晰了。

上述差别和“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也反映在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上。反对派只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大城市里组织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类似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两个地区也恰恰是这次地方选举中投票率较高、“统一俄罗斯”得票率较低的地方。甚至在远东边疆区——一直被认为对莫斯科政权有相当抵触情绪的地区——“统一俄罗斯”也保持了相当的优势。

大城市为背景、去工业化的那个俄罗斯社会和首都城市之外广袤土地上的那个俄罗斯之间的分歧在这个政治周期的开始有进一步固化的态势。选举结果显示现政权用一系列政策对于城市中产进行的软威胁取得了成功。此后的难关还是在能源价格下降和政府财政面临的窘困局面下，相应的社会成本由哪些阶层、哪些地区、哪些人群来承担。普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在上一个政治周期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和第二个俄罗斯之间达成的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契约，而今这个社会契约正在受到经济危机下俄政府财政能力急速收缩的越来越严重的制约。而执政的政治精英和第一个俄罗斯——那个在上一轮政治周期中日渐活跃的城市中产和知识阶层——之间的另一份社会契约则还在双方的不断试探中艰难推进。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5月10日

对于刚刚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的普京，今后六年应该不会是2000年到2008年的简单重复。俄罗斯社会过去二十年的结构性变化是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统治精英必须面对的现实，普京前两任期间的一系列政策和基本治理方式未必继续适用，而普京个人也需要适当调整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定位。

如果放长眼光看，过去二十年私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引入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分化的基础。转轨初期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叶利钦时代国家的干预，使得苏联末期的政治权力通过设租寻租迅速转换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新特权地位，一个后苏联时期的政经精英阶层开始形成。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人均收入明显上升的同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日益呈现相互重合的特征，其规模进一步集中，控制资源上的优势也进一步扩大。经济领域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别、种族民族和性别间的收入差别也在不断拉大。

如此的社会分化也得到了普京政策的有力推动。在被媒体经常曝光的约束和调整大资本和不断中央集权之外，普京在前两任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构建资本主义基础的重要政策法规却经常被人遗忘：2000年通过了出奇慷慨的13％的单一所得税、2001通过进一步便利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交易的土地大纲、进一步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法、此后推行降低企业为社会福利上缴的税收比率的政策、2005年开始实施对实物福利补贴和住房分配一次性买断的市场化方案——最后这项措施曾经引发了俄罗斯自9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和地域上分布最广的一轮社会抗争。

在资本化深入和社会分化加剧的同时，2000年后这一轮经济稳定时期也开始塑造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形象，尤其强调这个阶层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稳定器的功能。和近年美国社会中关于中产阶级空洞化形成的共识不同的是，俄罗斯社会对所谓中产阶级无论在操作定义和估算结果上都远没有达成共识。作为被构建的社会认同和阶级属性，俄罗斯中产阶级不仅远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而且在去年年末开始的以反贪污、公正选举为诉求的新一轮社会运动中，这个阶层恰恰表现出对改变现状最强烈的动力。

在经济资源充裕的时候，俄罗斯政府有相当余地缓解全面市场化带来的冲击，能源出口换来的巨额财政盈余也确实成为俄罗斯抵御2008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基础。但今后六年俄罗斯政府要面对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源约束加剧的事实，当国家面临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要求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此前十年间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各主要阶层之间形成的潜在的社会契约也必将承受新的压力，分配问题和围绕产业升级的所谓“现代化”政策的分歧会进一步政治化。如何在维持公共支出和福利政策以有效消减资本化对于社会负面冲击同时又有效推进产业调整，而且还不过多触动现有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这是今后几年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应对的最主要挑战。

普京在自己第一任期的前三年更多地是倚重设定一般规则的工作手段，从2003后半年开始他开始更多直接介入不同的利益冲突，并且有意识地设立并行于已有正式制度、有时候是冲突性的行政决策和执行机构，比如总统办公厅的实际权限不断扩张，几乎形成另一个内阁，还有在检察院体系之外建立的新的独立调查委员会。2003年以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成立的一组特殊的国家公司和最近准备成立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国有企业”都是依照特别立法成立的几乎不受其他机构监管和约束的独立王国。这些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设立的结构曾经有效强化了总统个人和总统周围核心团队作为矛盾冲突最终裁决者的地位，但在今后资源匮乏、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日益政治化的新形势下，恐怕会起到负面作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一个周末发生了一系列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其主要的象征意义倒并不在于显示了反对普京的力量有多壮大——这些游行示威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而在于示威参与者出现的极端化倾向，而俄当局也表露出进一步使用暴力手段的意愿。这对于普京政府今后六年的治理并不是一个正面信号。

所以，普京个人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调整策略，淡化曾经扮演的利益冲突最终裁判人的角色，而适当恢复2000年到2003年间的做法：更注重对于一般基本规则的制定，适当脱离对具体事务对错功过的判断、减少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特事特办的行为风格；同时在选举周期、电视扣应节目之外进一步开放和社会各阶层更常规的对话渠道。在俄罗斯经济资本化和社会分化加剧面前，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分配这一艰难的选择完全推向所谓中立自由的市场，而放弃推动政治协商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普京今后六年需要从仲裁者转变成一个多元社会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张 昕

2012-03-01 | 时代周报

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各种证据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很有可能第一轮就能胜出。虽然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但是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俄罗斯逐渐形成的“寡占稳定结构”在选举之后的前景却并不明朗。

在这一结构的顶端，是一个以普京个人为核心的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它控制了独立攫取资源的渠道，其内部则呈现松散集体领导的特征。由此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 的松散群体，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 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合作、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 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非正式渠道”展开的。

作为最高领导人，普京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就是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使得这样的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不管这样 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在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 团队也尝试整合更多的力量。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 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普京个人身上的政党，除了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 作用之外，它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

寡占结构的政治经济结合体可以在相当时间内保持稳定，革命制度党统治下的墨西哥、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都是类似例证。而一旦国家全面性的危机结 束，“非常政治”转入“日常政治”之后，面对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这样的结构往往要承受新的压力。在俄罗斯，精英集团控制了攫取资源的主要渠道，尤其是由自然资源带来的高额经济租金，同时过去十三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使得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在人均收入持续增加和赤贫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不同 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诉求之间的冲突。

2011年年底议会选举引发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示威者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里收 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年轻，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 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现在的寡占体制已经限制了这些所谓“愤怒的城里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如果说这个走上街头的群体是希望“日子过得更好”，那么处于俄罗斯社会收入最底层的阶层则更多希望“日子不要变得再坏”。这个阶层没有表达自己诉求 的渠道和机会，更不用说把需求转换成为现实政治行动的能力。“愤怒的城里人”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要求寡占体制的全面改变，而身处最底层公 众的诉求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因此，前者把反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画上等号，恰恰有可能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因为对于最 底层群体，反贪腐和公正选举的诉求并不重要，他们希望得到“日子没有变化”的结果恰恰倚重现在的寡占稳定体制。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 纳入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的讨论，除了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否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争取吸纳那 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对寡占体制形成有效挑战的重要策略问题。

寡占稳定结构高度依赖统治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平衡，而在俄罗斯，这种平衡又高度依赖最高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和公众的支持率。当非正式的、基于个人效忠关系的信任逐渐蒸发，或者当不可预计的外部因素导致突然的经济衰退，其内部稳定就很成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会对于任何低于六成的支 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紧张的原因—尽管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支持率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最后的总统人选，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诸多信号是否可能形成对于精英集团和公众两个层面集体行动的新“聚点”。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由最终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计到的集体行动，从而决定未来俄罗斯寡占体制还能稳定多久。

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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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背后的意义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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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无论是俄罗斯国内外的专家判断和俄国内各种不同的民调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选举胜利。在选举前一个星期俄罗斯三家最有影响的民调机构组织的最新民调中，已经决定参选的受访者中准备投票给普京的比例分别是66％、58.6％和 58.7％。这样的民调结果预示普京甚至可以确保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胜出，无须进入第二轮和对手一对一的竞争。从最终结果看，总统选举本身似乎已经没有不确定性。但即便是最终结果没有悬念的选举仍然有超越决定胜负的意义，尤其在俄罗斯这样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治体系中。没有悬念的总统选举仍然冲击了政治表面的均衡状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过去十多年俄罗斯政治全局的机会。

个人与领袖

1999年8月俄罗斯杜马通过对普京的总理提名时，很少有人相信在联邦政治还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普京能够在总理的位置上待很久——此前一年半时间里总统叶利钦已经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四名总理。然而，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三年的时间里，普京对于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掌控能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和想像。从一份并不怎么出众的履历开始，普京在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上不仅没有成为其他政治势力的傀儡——如一开始有人曾经预测的那样——而且在国内作为政治人物的公众认可程度始终超过公众对俄罗斯政府的认可，2008年以来作为总理的民众支持率也始终在总统和政府之上。在国际舞台上，普京个人施展的影响也超过了俄罗斯作为国家的影响力。不管如此的个人形象和影响力是普京和他的公关团队利用行政资源和媒体包装苦心经营的结果，还是得益于由能源价格走高而推动的经济复苏，普京个人对于过去十三年时间里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不可磨灭。尤其是新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普京很准确地把握了俄罗斯公众（或者说“中位选民”）的心态与渴求，提供了一个公众渴望的领导形象：真正的汉子、精力旺盛的工作狂、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以及与社会各界有效的沟通者。

同时，过去十三年间的从政经历也逐渐在细微之处不断塑造和改变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从最初进入联邦权力中心时略显谨慎、矜持但面对各个阶层的直接对话时表现出灵活态度，到如今媒体面前日益娴熟的应对技巧和宽容程度的下降、不愿意接受对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任何质疑。早期普京标志式的宣言经常可以归入“粗鲁”行列，但很少有人怀疑这样言论背后的真诚。如今普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和姿态越来越成熟自如和职业化，但是他言谈举止中体现出的那种冷峻的直率似乎在减少。和传言中接受注射肉毒杆菌整容暗合的是他逐渐表露出来的情绪和智力上的疲惫。在曾经永不疲倦、一切近在掌握中的形象背后，我们开始注意到权力负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留下的印记——哪怕是最强悍的领袖也无可避免。

无论是2008年没有接受众人建议修宪以便继续担任总统还是这次决定继续参选，普京对权力的追求不单缘于对个人权力的贪恋，而是一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个人信仰。他对马克斯·韦伯笔下“受使命召唤”的政治家形象一定会有深切的认同。政治竞争、辩论、政党、甚至选举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来说都是“外生”的：他本质上不希望把自己依附于政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方面，而是真心诚意地相信自己被赋予了引导整个民族国家的使命。因此，他可能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独裁者；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这些简单的政治标签不足以涵盖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行为没有统一和谐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而更多仰仗的是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这样的行为模式在普京担任总统的第二任期中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如果说在90年代动荡时期，这样领袖形象满足了公众的需求，那么当政治生态已经从“非常政治”进入“日常政治”，这样的领袖和行为模式是否还行之有效？

团队与精英

在普京这样一个政治强人的领袖形象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权力控制模式，研究斯大林时期流行的“巨人模型”肯定无法准确描摹现在的俄罗斯政治生态。俄罗斯国内外的学者基本有这样的共识：过去十三年间，实际掌握俄罗斯联邦政府层面最主要决策权的是以普京为核心的一个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但这个团队确实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真正控制了攫取资源的渠道，团队内部则具备了松散的集体领导的特征。在这个最核心团队之外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的松散集团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其中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渠道展开的。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占据这个精英集团最顶峰的从形式上看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之间的所谓“双头统治”。即便外界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有诸多猜测和解释，两人的最基本目标没有冲突：都是对内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现代的俄罗斯，对外恢复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两人成长最关键时期背后仰仗的基本是同一个团队；两人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更多的是个人风格的差别，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执政哲学上的差别；两人在政治角色上的差别更多的是针对国内外观众的一个有意分工，使得“双头统治”作为一个组合可以对国内外不同的观众释放必要的不同信号。两个人之间角色的变化会搅动一下精英集团周围平静的河水，但是不会颠覆精英集团本身这艘大船。

在关于领袖个人与精英集团关系的讨论之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特质之一是他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的出色能力，不管这样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普京善于通过倾听各派不同声音来引导甚至强制妥协，使得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曾经是普京重要盟友的前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最近公开承认：“普京有超凡的能力倾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迄今为止，他在平衡政府内各派别间的冲突立场上做得非常成功。”

而在上述高度个人化的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也尝试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整合精英力量，尝试精英吸纳和自我更替的制度化建设。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去年议会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而统俄党在议会选举中将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也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一个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作用之外，统俄党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尤其是考虑到去年议会选举中统俄党差强人意的表现， 普京希望通过政党方式整合组织精英团队的希望已经受到重挫，这也是他在迄今为止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完全忽略自己的党派身份的原因。

社会与公众

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非常政治”时期的动荡之后，过去十多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带来了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政治制度也必须面对新的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的挑战。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俄罗斯总体经济成长业绩不错，人均收入的绝对增加和绝对贫困人群数量的减少都是经济成长的实绩。不管是得益于政策得当，还是外部价格的影响，过去十多年俄罗斯公众平均物质生活水平的总体改善是确定无疑的，基本生活秩序的恢复也应该肯定。

同时，与绝对收入水平总体提高并行的是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社会诉求之间的冲突。去年年底议会选举开始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这两者针对的都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获得财富的方式：俄罗斯社会的贪腐程度远高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教育水平所应该决定的贪污腐败程度。但是这样的街头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统一的声音还不能完全确定。去年年末开始的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的具体人员组成还没有系统严格的统计，但根据各种现场目击证据推断，走上街头人群里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收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他们的年龄低于全国平均、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这样的人群在自己收入绝对提高的同时，痛恨现有体制对保障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构成的障碍。但是这样的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民调中出现的15－20％反对现政权的人群，代表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那些现在收入高度依赖国家系统的人群，还是值得打上一个问号。

近期社会运动得以组织起来的主要动因还是年末议会选举中出现的诸多舞弊现象，但把反对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划上等号恰恰在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如何把因为选举舞弊催生的共同激愤转换成为更具实质意义的政治目标和诉求是考验精英团队之外、以及包括选举在内的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新社会力量能力的时候。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纳入一个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讨论的渠道，在街头运动中曾经提到的诸如重新引入地方官员直选之类的具体政策措施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有希望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世界上有相当多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其地方官员也不是通过地方直选产生的。 除了在声势上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社会力量是否愿意或者应该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还是深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争取吸纳那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塑造更广泛代表性的重要策略问题。

选举与制度

可信的权力继承公式是任何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自去年年底以来普京和统治团队略现笨拙的操纵选举过程、确保最后胜利的行为间接显示出俄罗斯政治制度体系如何运行——或者说如何运行不畅——的内在逻辑。 现代复杂而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社会需求与公共决策之间一个重要的中间层次： 政治制度将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复杂诉求归总并且稳定这样的归总过程，同时通过政党、代议官员这些方式进一步提升单纯的个体需求，以最终达成稳定的社会选择结果，并保证社会选择过程不会因为社会需求的复杂多样而僵死。这样的制度化过程毫无疑问有自己的成本：制度中介层把政治代表权赋予某些个人、同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些人，代议制可能产生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政治竞争也有可能近一步撕裂甚至恶化社会先前存在的不同需求。就权力更替而言，通过大众参与（包括公开选举或其他方式的公开政治竞争）实现政治权力更替只是诸多可能之一。就像在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权力转换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掌控局面的小规模集团内部协商完成，公众的大规模参与完全可以被隔绝其外，新统治者的合法性也不需要通过大众政治过程来获取和巩固。但是非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容易产生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囚徒困境，非制度化的民主意味着政治制度覆盖范围的有限、代议和中介机制的弱化。

俄罗斯在这次选举前所凸显的正是政治制度缺乏制度化的诸多问题：普京自己的08年权力过渡方式就是一个例证。政治权力不是由具体职位或者宪政体系产生，而是高度依存于统治集团或着精英集团内部的个人层面上的非正式关系。当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高度依存于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时，这样的局面可能为个人提供大量的制度寻租的机会，但当非正式的信任关系、基于个人的效忠关系逐渐蒸发掉的时候，这样体系的不确定性也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任何对于低于六成的支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的紧张——哪怕这样的支持率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在这样的制度化低下的环境里，选举本身已经不具备“有限的不确定”，选举作为决定政治竞争胜负的意义也已经相当微弱，但选举本身并非没有意义。选举除了投票日当天可能出现的戏剧化结果之外，选举前后都是各个派别寻找联盟、拓展政治组织的过程，无论对于现有正式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还是因各种不同缘由组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来说都是锻炼队伍、发动群众的绝好机会。如同战争特殊条件下生发出的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在和平时期可以成为国家在其他领域动员组织能力的重要基础一样，选举前后引发出的社会动力也可能在选举之后得以延续并转换成其他领域社会动员的能力和组织基础。

除了最后的总统人选之外，选举过程中的其他细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精英集团和社会公众两个层面共同的一个“聚点”：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期到的集体行动。

此外，过去十三年来俄罗斯政治体制在催生新的政治精英、实现精英集团内部自我更替方面表现欠佳， 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完全没有新面孔出现在联邦一级的政治版图上——统俄党在精英更替上曾经被寄予的希望已经落空。这次参加总统选举的虽然还是老面孔为主，但是从去年年底的杜马选举到日前的总统选举攻势，传统的正式政治体制之外已经有新生势力开始实质性的积聚政治资本的努力。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年轻律师兼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最初因揭露俄罗斯国家输油管道在建造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能源管道时挪用40亿美元公款而走红，迅速成为揭发俄罗斯政府腐败的知名人物。虽然他在这次的总统大选期间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政治竞争，但是在组织反对派的社会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知名度都意味着年仅34岁的纳瓦尔尼前途无量。

2012年总统大选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谁能最终成为总统，而在于选举过程对现在实际意义上的领导人、统治精英和公众的预期和判断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选举之后政治过程的影响。无论对是政治竞争中的哪一方，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各个层面上的集体行动都可能提供重要的新“聚点”，协调和激发新的集体行动。同时，选举过程也将归总俄罗斯社会对于如下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制度化程度低下的俄罗斯政治在社会需求日益分化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改变目前高度依赖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围绕在领导人周围相对封闭的统治精英集团的治理方式。

普京的党 党的普京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2月5日

对12月4日的俄罗斯议会下院杜马选举，俄罗斯国内外不同渠道的预测结果高度一致：现在杜马中占据7成席位的统一俄罗斯党（下简称“统俄党”）将继续保持 自己的统治地位，但绝对席位数很可能要减少。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铁定会继续进入杜马，并且绝对席位可能有所上升。公正俄罗斯党继续保留自己杜马席位 的可能性也相当大，而参选的其他三个党派（亚博卢、正义事业党和俄罗斯爱国者党）将没有机会进入杜马。
　　虽然最后进入杜马的党派构成以及统俄党的统治地位基本不会变化，但是本次选举和2007年上一届杜马选举还是有重要区别。
　　四年前那一届杜马选举是俄罗斯选举法大幅度修改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所有450名杜马议员第一次全部照比例代表制产生（过去有一半杜马议员 通过单一选区制产生）；政党进入杜马的得票率门槛从5％提高到7％；取消了最低选民投票率的规定。上届杜马选举导致各小党派“关停并转”，促成了以“统一 俄罗斯”为主导，俄共、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为辅助的杜马政党体系，统俄党高达64.3％的选票率也部分得益于上述选举规则的变化。
　　2007年杜马选举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当时普京即将从总统职位上退下，俄罗斯政坛的权力交接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之前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 的“颜色革命”更加剧了那些试图保持现状人群的不安定感，因此，夯实统俄党的选民基础和在议会的领导地位由此成为预防改变现状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俄党把2007年的杜马选举定义为一次对“民族领袖”普京和普京体制下的政策的全民公决，该党甚至提出“普京计划”的概念作为自己的核心竞选口号。
　　这样的选举策略导致一个有悖常理的现象：设定中“全民公决”的对象是一个不到半年即将离任的政治人物！而在普京那里，他一方面在没有加入统俄党 的前提下，领导该党杜马党派名单；另一方面又多次强调自己无意加入任何政党，表示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普京计划”，并且一直到选举前最后时刻才放弃 对统俄党的批评。
　　普京和他的团队在四年前的杜马选举中所面临的是制度稳定和政策延续之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普京对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宪政制度、实现权力平稳 交接一直很重视。正是出于对制度稳定的偏好，四年前他多次强调自己不会为了方便自己留任而修改宪法，也没有接受民间和统俄党抛出的立他为俄罗斯民族领袖的 建议，对于政党制度建设也寄予厚望——无论是建立统俄党在政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是当时扶持“公正俄罗斯”作为中左翼力量代表的努力。但是，稳定的制度 未必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也未必能够产生可以确保政策延续的新领导人。这可能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对自己和统俄党之间关系以及对于“普京计划”这个概念表现出 暧昧态度的原因。今年由俄罗斯富商普罗霍洛夫领衔成立新的右翼事业党的尝试和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似乎都表露出他对统俄党一党独大局面微调的努 力。
　　这次杜马选举和上一届选举最大的不同是，这次选举前普京已经正式接受统俄党的提名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这将打破俄罗斯历史上总统选举最后获 胜者无党派背景的传统——假定普京最后当选的话。四年前笔者曾经以“是普京的党，但还不是党的普京”为题评价当时杜马选举中全面胜出的统俄党，这次杜马选举前普京（包括梅德韦杰夫）和统俄党曾经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已经彻底固化。
　　今后的几天，俄罗斯国内外媒体肯定会曝光众多选举违规和舞弊现象。但是除非选举结果和此前民调显示的结果有重大差别，很难证明舞弊违规现象对选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年来的各类不同民调都显示杜马内各党派的支持率一直相当稳定，而杜马外几个试图挑战现状的党派几年来实力不济或者内部纷 争不断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次杜马选举之后，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普京已经将自己和统俄党彻底捆绑起来的前提下, 如果统俄党的得票率和普京个人的支持率出 现重大差距，下一届的俄罗斯总统将如何调整自己今后的选举和执政策略。

一盘脆弱的“大棋”

 

一盘脆弱的“大棋”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9月30日

纠缠俄罗斯政局多年的“2012年问题”日前终于谜底揭晓。在“统一俄罗斯党”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先是现任总理、党主席普京提名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继任该党领袖。随后梅德韦杰夫又提议全党支持普京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双方对对方的提议都表示欣然接受，随后党代会也迅速通过决议将两人在大会上的发言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竞选纲领。

虽然在2008年总统换届之后有众多猜测普京可能会重回俄罗斯最高权力位置，但很少有人预测到这个决定会在离总统选举还有半年这个时间点、以这样一种方式正式公布。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人在各自演讲中都豪不掩饰地表示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两人其实在梅德韦杰夫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前就已经确定。如果两人所说属实——这是一个需要追问的“如果”——那这盘关于2012年的“大棋”确实是规划已久，而过去几年来不少分析人士做出的两人之间良性竞争之类的判断只能是太简单、甚至是幼稚的一厢情愿而已。回想过去几年里两人在各种场合针对2012年问题的回答，几乎总是归结到遵从人民意愿或者是到时候再做决定，再面对梅德韦杰夫在这次党代会上义正词严地强调“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时，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哪一句了。

不管现在这样的安排当中普京本人的“恋栈”心理占到多大比重，至少说明2000年以来俄罗斯政治制度建设没有摆脱对个人的高度依赖，包括2008年总统选举在内的尝试没有产生一个可以让现有统治精英感觉可以依赖的新领导集团。普京个人还是必须回到之前的直接掌舵的位置上，而没有像此前不少人猜测的那样以某种“民族领袖”的身份半退出正式的权力中心，在保留对重大决策有发言权的同时，退出对于日常具体政策事无巨细的关照。

“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治制度化的最重要努力几年来也没有实质进展。这次代表大会除了揭晓2012年问题答案之外的其他安排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规模日益庞大、在联邦立法机构和众多地方立法机构掌握控制权的政党远远没有达到类似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和印度国大党曾经达到的制度化水平。统俄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本次党大会还决定包括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将被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统俄党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恰恰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在普京勾画的一盘“大棋”中统俄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

党代会之后另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也进一步佐证了关于“大棋”脆弱性的假说。在财经界口碑很好、一度盛传有望担任下届总理职务的现任财政部长、副总理库德林在统俄党党代会之后马上公开表示因为和梅德韦杰夫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他不会在梅德韦杰夫任总理的新政府里任职。在两人之间面对面直接的冲突被电视转播之后不到24小时，库德林的辞职被批准。连库德林面对这样的安排都被蒙在鼓里，从而不惜把冲突以少见的公开方式放到桌面上，这也是“大棋”里没有算计到的一步，而类似这样的段子在明年四月前仍有可能出现。

当然，对“大棋”安排的另一种解释是普京（或者加上梅德韦杰夫的双人团队）在俄罗斯民众当中一直保持很高的支持率，所以现在这样的安排最终还是顺应民意的表现。几年来各种民调的结果和过去十年的经济数据也确实可以支持这样的解读。但如果这样的支持率确实稳定扎实，又是什么让有些人有这么强的危机感以至于必须把这盘“大棋”下得如此神秘？难道他们意识不到这种神秘操盘早晚会葬送他们苦心经营的“合法性”吗？

革命形势：从中东到俄罗斯

革命形势：从中东到俄罗斯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2月24日

2004年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以来，每次前苏联地区内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都会引发俄罗斯国内外关于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可能性的讨论，而最近这一轮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又牵扯出同样的问题：埃及这样的变局会不会在俄罗斯出现？

俄外交部发言人说把埃及和俄罗斯联系起来的种种努力没有实质意义，俄外长则劝告美国不要支持中东的动乱。俄罗斯国内在争论这一端走得更远的也大有人在。在埃及示威进展到最高潮时，俄罗斯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表态：“愿上帝保佑他（穆巴拉克）能够坚持到底……没有什么比“民主”更糟糕更可怕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像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另一位知名节目主持人和网络名人则说：“我个人希望穆巴拉克能够结束这场糟糕的革命，把它浸在鲜血里，就算有成千上万的人会牺牲。支持这场革命的人——哪怕只是口头上——也应该当场被逮捕！”

而在争论的另一端，因埃及局势而在俄罗斯发现“革命的镜子”的人也不少。在这些人看来，这两个国家有诸多相似之处：民主质量低下、选举过程、媒体和司法体系遭受严密控制，还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公开表示了这样的担忧，他批评俄罗斯现政府把自己当年开创出的自由媒体和选举空间在逐渐收回，并警告如果现状继续，埃及式的局面完全有可能在俄罗斯出现，其结果可能会比更动荡。

在穆巴拉克辞职之后，不少俄罗斯网民欢呼雀跃，推出如下口号：“火车已经停在开罗；下一站就是莫斯科”。另有俄罗斯网民总结：埃及事件证明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渠道至少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能被封闭的，但埃及经历同时也证明关闭网络对示威者没有实质影响。“如果有人认为是推特和脸书把人们引导入广场，那是错误的。但现在互联网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你可以不断拔掉插头或者封闭网站，但是你不可能把人们的想法拨回互联网之前的时代。”

鉴别辩论双方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与否，我们倒是可以从革命导师列宁那里得到些许启发。 1915年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提出了三方面客观变化的总和构成“革命形势”的论断 ：首先，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其次，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第三，由于上述原因，群众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

如果按列宁的“革命形势”三要件看，“革命”在目前的俄罗斯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虽然穆巴拉克在2007年曾经公开给普京支招让他在2012年继续竞选总统，超过四十年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统治和普京可能有的即便三任总统任期还是有质的区别。最主要的是，纵使俄罗斯经济政治现状如何问题重重，各种民意调查中——不管是官方民调机构还是公信力较高的非政府民调机构——受访者中对于现状、对主要领导人持明显负面评价的始终占很小的比重。虽然俄罗斯社会贫富差距过去十年里有缓慢上升的迹象，但平均收入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直到本次金融危机前也保持了平稳增长，而目前的能源价格更给了俄罗斯政府相当的空间来实施社会政策。中东北非国家很普遍的人口结构年轻和高失业率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也跟俄罗斯现状有很大差别。 俄罗斯过去几年出现的几次较大规模集会游行或者群体事件都集中在非常具体的经济议题上，主要的组织人员都没有提出更广泛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公众生活有明显的政治化的倾向。埃及过去两年内已经出现的那种火药桶一点即燃的状态离现在的俄罗斯还很远。

当然，如果列宁还在世，他可能会提醒现在的俄罗斯人还是要小心，因为判断革命形势是否成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1917年旧历一月时，列宁曾被问到：“您所说的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列宁当时的回答是“这可能是下一代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但是不到一个月之后，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无为而治”的俄罗斯实践

“无为而治”的俄罗斯实践

张昕
《东方早报》2011年1月13日

2010年在前苏联空间里举行了四场主要的选举，视该空间为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俄罗斯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里非常努力地在政治、经济 和文化领域尝试整合前苏联空间，不过，去年俄罗斯对这四场选举的态度和介入方式和以前类似场合相比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并且已经凭借这样的新态度获得了一 定的新收益。

　　在2010年初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俄罗斯没有像2003年橙色革命以来的历次选举中那样对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公开表示明确支持——这样干预色彩 浓重的做法已经被证明不能达到效果，往往还适得其反。这一次两位俄罗斯领导人选择了他们在内政领域已经多次使用的做法：以分工的方式分别和乌克兰两位主要 候选人进行温和的接触（梅德韦杰夫和亚努科维奇、普京和季莫申科），而且给外界的印象是对两位候选人给予了同等的支持。由此俄罗斯对乌克兰选民和国际社会 都传递出一个比较实际的信号：不管谁成为乌克兰新总统，俄罗斯都作好了与其展开对话和合作的准备。结果是亚努科维奇顺利当选，并在当选不久后就与俄罗斯达 成延续黑海舰队港口租期的重要协议；俄乌两国2010年年底也没有重演已经出现多次的天然气价格战。

　　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巴基耶夫政权倒台之后，吉临时政府曾向莫斯科提出要求俄罗斯派出军队帮助恢复秩序。当时，曾有不少观察人 士猜测俄罗斯其实直接介入了6月的骚乱，由此推断在临时政府主动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之后，俄罗斯会名正言顺地派驻军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但当时俄罗斯总统认 为骚乱纯属吉内政，俄罗斯不宜介入，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没有派出军队。虽然6月事件之后，俄罗斯提出过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第二个俄军基地的建 议，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利用6月骚乱强压吉新政府、派驻军队以达到恢复自己在该国军事存在的目的。而此后11月结束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没有 出现明确反对俄罗斯的政党，俄罗斯政府也没有明确表示对任何党派的支持，俄领导人和部分参选党派领导人的接触也和乌克兰选举期间一样，其基调是间接和温和 的。

　　针对同样在11月举行的摩尔多瓦议会选举，俄罗斯的态度更是可以用“放任自流”来形容：俄罗斯政府的“介入”的行为直到11月8日选举结束之后 才发生，当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到摩尔多瓦帮助组成联合政府。相比之下，倒是欧盟和罗马尼亚显得要忙碌许多，早早地派多个代表团频繁访问摩尔多瓦。

　　在四场选举中，俄罗斯对年末的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的介入程度相对而言是最深的：俄政府官员和大多数俄媒体都对卢卡申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相对 于已经延续一年多的针对卢卡申科的批评攻势，竞选过程中，俄媒体的宣传攻势并没有达到任何新的高度，强度其实略有减弱。在选举结束之后，俄罗斯政府也马上 承认了选举结果，自始至终没有对选举的合法性和卢卡申科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在2010年针对这四场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选举，俄罗斯吸取了过去失败尝试的教训（尤其是在乌克兰），转而采取更加间接、温和的低调态势，尽可能对外显示实用的外交态度，作出尊重他国内部事务、愿意与任何领导人和政治党派合作的姿态。

　　这样的姿态部分避免了上述四个国家出现以反对俄罗斯为主要政治主张的政党的出现，也使得这些选举不再被轻易定性为俄罗斯和另一方国际力量的直接 对抗——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和美国对抗，在摩尔多瓦与欧盟和罗马尼亚对抗。就选举结果和选举后与俄关系而言，至少在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摩尔多瓦三个国 家里，俄罗斯这种更加放松和超然的态度恰恰换来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结果和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是俄罗斯外交在2010年里得到加分的一个层面。考虑到过去 一年里欧盟和美国在前苏联空间的整体影响，尤其是后者直接参与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减弱，俄罗斯在2011年可能在重组前苏联空间这个目标上以看似“无为而 治”的方法取得更大的进展。

波兰选举的双重“尴尬”

波兰选举的双重“尴尬”

张 昕

《东方早报》2010年7月13日

　 　刚刚结束的波兰总统选举从过程看多少有些“尴尬”。这首先是一场因悲剧而被迫在仓促之中安排的选举：4月间包括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在内的几十名波兰政 界高层在前往俄罗斯参加卡廷惨案纪念活动时因坠机事故身亡，由此波兰政府被迫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并且把首轮选举放在6月底暑假开始的第一个周末，这实在不 是一个争取选民投票的好时机。
　　导致波兰几乎损失一代政治精英的坠机惨剧自然给这次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定下了一种不寻常的基调。主要竞争 对手之间少了直接攻击和言辞激烈的辩论，所谓“负面竞选”的手段远没有成为本次竞选的主流风格，各政党和参选人的行事风格都带上几分肃穆和凝重。进入选举 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的竞选口号也颇能说明问题：来自目前执政党公民纲领党的候选人科莫罗夫斯基以“我建立共识”为口号，而罹难总统的孪生兄弟、法律与公正 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则以“波兰最重要”为竞选口号：前者回避自己政党的主要议题，后者则更含混模糊，都属于没有攻击力的竞选口号，多少是针对这场 意外选举的无奈选择。
　　和已故总统政见相左的科莫罗夫斯基在攻击前者的政策时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冒犯“为死者尊”的人情常理。而雅罗斯 瓦夫·卡钦斯基一方面强调自己和死难前总统的手足情分，利用在悲伤中带领政党重整旗鼓的“道义－情感”制高点，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己弟弟生前民众支持率低 迷这个事实，不能把自己完全塑造成前总统衣钵的继承者，所以才有了上述不太清楚的竞选口号。两人都不得不采取了和正常条件下不一样的竞选策略。
　 　如果说坠机事故为选举定下上述尴尬基调，选举背后更有波兰政体设计上长期的“尴尬”因素。目前波兰的政体介于典型的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由全民普选产生 的总统掌握外交权力，但是其余行政权力同样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议会掌握。当总统和总理来自政见相左的不同政党时就容易导致政府运行陷入僵局。自2007年 末，公民纲领党的图斯克担任总理以来，波兰内阁就经常和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发生矛盾：属于右翼保守派的前总统先后18次对图斯克在加 入欧元区、改善波俄关系、削减公共开支、社会福利等问题上的动议动用否决权，使得内阁试图推动的改革措施裹足不前。
　　如今科莫罗夫斯基当选总统使得行政权力在党派上重新获得统一，为总理图斯克推行小政府、大市场和更加深刻融入欧盟的政策扫除了制度障碍。正因此，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主要英文、德文媒体几乎一致评价：欧盟也好、国际投资者也好，都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
　 　但是，第二轮中科莫罗夫斯基得票率为53％，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得票率为47％。这6个百分点的差别与5月初不少民调显示高达20个百分点的差距相 比，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其实已经表现得不错了，坠机惨案相当程度上“帮了”雅罗斯瓦夫本人及其政党一把。选民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中是否会否定图斯克政府的 政策导向，波兰政局是否会重回总统、总理被不同党派掌控的僵局，现在还很难预测。意外事故带来的选举中的尴尬气氛毕竟会随着时间消解，但是政体设计深层的 尴尬却要困扰波兰政局更长久。
　　在本次特殊总统选举的双重尴尬之后，还有另一层意义值得品评。
　　无论是谁最后当选，这都 是一次平稳顺利的权力更替。在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悲剧过去不到三个月内，这个国家就能通过选举顺利完成权力更替。此外，本次大选两轮投票的投票率均在 55％左右，甚至高于近年来波兰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国殇之后，波兰人在选举中感受和体现民族的凝聚力以及对国家事务的参与热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莫 罗夫斯基在获胜之后首先发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波兰的民主胜利了”。

萨卡什维利的"第二春"

萨卡什维利的“第二春”

《周末画报》2010年6月

张 昕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格鲁吉亚政局的观察者可能大多会对萨卡什维利及其政党在格鲁吉亚的统治力表示担忧（或者喜悦，取决于他的立场）。2008年和俄罗斯的战争并没有给格鲁吉亚带来任何的好处，不仅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地区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实质独立局面、俄罗斯在两个地区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加强，更重要的是萨卡什维利自己在战争爆发上的挑动作用在战争之后各家的调查中都遭到批评，原本以受害者形象可能搏来的道义制高点因此消耗殆尽，不论是欧盟、北约还是美国对萨卡什维利的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冷淡。
不过在5月30日举行的格鲁吉亚地方议会选举上，萨卡什维利领导的民族运动党却表现强劲，获得66%的选票。尤其在被视为地方选举重镇的首都第比利斯，现任市长、萨卡什维利的坚实盟友乌古拉瓦获得超过60%的选票，将以领先第二名40多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连任市长。
作为格鲁吉亚自2008年与俄罗斯爆发战争以来的首次选举，这次选举无疑是格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布局之后对于自己动员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对于欧美国家而言， 本次选举也是考验格鲁吉亚政治稳定成熟程度的标志——尤其是在俄格战争和2007年末广受批评的萨卡什维利打压反对派的政策之后。同时，第比利斯市长的选举也是格鲁吉亚历史上第一次直选，更因首都地位被视为2013年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前哨战。这次选举中也第一次出现了与莫斯科有直接合作协议的反对派力量：前议会领导人布尔加纳泽领导的“国家委员会”，给选举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执政党本次的得票率和最近一次的全国议会选举和上一轮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基本相当，说明过去两三年间诸多政治变革并没有实质影响格鲁吉亚国内的选举生态。在第比利斯，乌古拉瓦的表现甚至远胜于上一次总统选举中萨卡什维利在首都的得票率。2008年战争这样的外交军事议题看来没有占据格鲁吉亚政治的中心地位，而反对派在政治自由、媒体自由等议题上的努力也没有得到选民的青睐。包括乌古拉瓦在内的执政党核心人物很好利用了所谓的“在位者优势”，把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形象和具体可见的基建、公共服务以及市民生活联系起来，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格鲁吉亚的反对派那里，自己的疲软表现、尤其是内部的高度分化都说明反对派还需要更多的协调联合才能在选举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借力于俄罗斯反击萨卡什维利的策略也被证明是失败的：毕竟格鲁吉亚不是乌克兰，没有跟俄罗斯在民族、语言到宗教上血脉相连的关系。
对于在2013年即将第二任期届满的萨卡什维利来说，本次选举中自己政党的表现自然大大强化了他在今后三年里的统治基础。即便2013年之后按照现行宪法已经不能连任，届时年仅46岁、永远精力充沛的萨卡什维利肯定不会完全退出格鲁吉亚政局，本次选举无疑强化了2013年之后他在格政局中的地位。选举结束一周之内，萨卡什维利在面对外电的采访中已经表示自己在考虑2013年后继续保持政治影响的方式。面对萨卡什维利的“第二春”，对他恨之入骨的俄罗斯需要做好跟他打更长远交道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