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形势：从中东到俄罗斯

革命形势：从中东到俄罗斯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2月24日

2004年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以来，每次前苏联地区内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都会引发俄罗斯国内外关于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可能性的讨论，而最近这一轮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又牵扯出同样的问题：埃及这样的变局会不会在俄罗斯出现？

俄外交部发言人说把埃及和俄罗斯联系起来的种种努力没有实质意义，俄外长则劝告美国不要支持中东的动乱。俄罗斯国内在争论这一端走得更远的也大有人在。在埃及示威进展到最高潮时，俄罗斯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表态：“愿上帝保佑他（穆巴拉克）能够坚持到底……没有什么比“民主”更糟糕更可怕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像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另一位知名节目主持人和网络名人则说：“我个人希望穆巴拉克能够结束这场糟糕的革命，把它浸在鲜血里，就算有成千上万的人会牺牲。支持这场革命的人——哪怕只是口头上——也应该当场被逮捕！”

而在争论的另一端，因埃及局势而在俄罗斯发现“革命的镜子”的人也不少。在这些人看来，这两个国家有诸多相似之处：民主质量低下、选举过程、媒体和司法体系遭受严密控制，还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公开表示了这样的担忧，他批评俄罗斯现政府把自己当年开创出的自由媒体和选举空间在逐渐收回，并警告如果现状继续，埃及式的局面完全有可能在俄罗斯出现，其结果可能会比更动荡。

在穆巴拉克辞职之后，不少俄罗斯网民欢呼雀跃，推出如下口号：“火车已经停在开罗；下一站就是莫斯科”。另有俄罗斯网民总结：埃及事件证明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渠道至少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能被封闭的，但埃及经历同时也证明关闭网络对示威者没有实质影响。“如果有人认为是推特和脸书把人们引导入广场，那是错误的。但现在互联网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你可以不断拔掉插头或者封闭网站，但是你不可能把人们的想法拨回互联网之前的时代。”

鉴别辩论双方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与否，我们倒是可以从革命导师列宁那里得到些许启发。 1915年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提出了三方面客观变化的总和构成“革命形势”的论断 ：首先，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其次，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第三，由于上述原因，群众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

如果按列宁的“革命形势”三要件看，“革命”在目前的俄罗斯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虽然穆巴拉克在2007年曾经公开给普京支招让他在2012年继续竞选总统，超过四十年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统治和普京可能有的即便三任总统任期还是有质的区别。最主要的是，纵使俄罗斯经济政治现状如何问题重重，各种民意调查中——不管是官方民调机构还是公信力较高的非政府民调机构——受访者中对于现状、对主要领导人持明显负面评价的始终占很小的比重。虽然俄罗斯社会贫富差距过去十年里有缓慢上升的迹象，但平均收入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直到本次金融危机前也保持了平稳增长，而目前的能源价格更给了俄罗斯政府相当的空间来实施社会政策。中东北非国家很普遍的人口结构年轻和高失业率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也跟俄罗斯现状有很大差别。 俄罗斯过去几年出现的几次较大规模集会游行或者群体事件都集中在非常具体的经济议题上，主要的组织人员都没有提出更广泛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公众生活有明显的政治化的倾向。埃及过去两年内已经出现的那种火药桶一点即燃的状态离现在的俄罗斯还很远。

当然，如果列宁还在世，他可能会提醒现在的俄罗斯人还是要小心，因为判断革命形势是否成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1917年旧历一月时，列宁曾被问到：“您所说的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列宁当时的回答是“这可能是下一代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但是不到一个月之后，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纵横周刊》2010年4月15日

张 昕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

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前因后果还不可能。如果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背后可观察到的有三个层次的冲突。

首先大部分底层公众对于现政权的不满源于现政府成立五年来没有能保证基本民生，三月底国民大会（库里尔台）上大幅上涨各种公用事业费用的决定是引发社会不满的导火索，并且很容易被反对派和巴基耶夫任人唯亲的裙带政治做法、贪污腐败结合起来。然而，这个层面的冲突在缺乏有效组织协调下，也很容易和街头暴力、打砸抢烧杀纠缠在一起，是所谓 “革命”背后并不总能令人欣然接受的部分。而动乱爆发之初众多评论人士把事变定性为吉国内南北地域间冲突的说法也为后几天的发展所部分否定：巴基耶夫在南部（包括自己的老家贾拉拉巴德）的支持并不强大，他逃往哈萨克斯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遭到反对者的冲击。事变之后巴基耶夫在不断强调自己合法总统身份的同时，却完全没有能力从南方组织力量对抗在首都的临时政府，并且不得不离开众人眼里自己的权力基地。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博弈斗争。这种斗争完全可以和第一层面分离，甚至把第一层次的斗争完全演变成为精英斗争的工具。吉临时政府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如此组成的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扭转吉国内政治的形态并不令人乐观。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绩产生本质影响。

第三个层次则是吉尔吉斯斯坦背后的大国地缘政治。事发之初，不少媒体都急忙把吉国事变的主旋律定性为美俄两国在中亚的角力，更具体到两国各自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这种声音的出现多少印证了这个人口不过五百多万的国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 “他者”——甚至是美国这样国家眼里是“他者”的“他者”—— 其存在价值和变化规律只能通过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视角和利益来体现和界定。其实，综合目前已有的信息，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个外来力量对于吉国事变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抗争的开始和巴基耶夫政权的迅速倒台更多是前面两层矛盾的积累和国家控制能力脆弱的结果。

如果将吉国4月事变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审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赖静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后，在前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枪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夫政权的控制能力—— 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 ——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发不到48小时之内已经倒向临时政府一边，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件，甚至究竟是“革命”、“政变”还是“骚乱”各家用词都不一致，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变化对于类似中亚地区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以上世纪苏东地区民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制，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克维奇在乌克兰的选举胜利以及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预示至少在前苏联空间里一个逐渐恢复自己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将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种在美俄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突出吉国事变和“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之间的区别同时，它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而下一轮的政权更替可能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这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最严峻的考验。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0-4-22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 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其前因后果也还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 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权更替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学界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 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由此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靠静 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 后，在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
　　“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 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 夫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变后48小时之后就倒向反对派，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才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 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 件，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对于发生在中亚地区类似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以苏东地区政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 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系，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选举获胜，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预示着，至少在苏联空间里， 一个逐渐恢复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类似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样在美俄 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吉国事变与“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有区别，但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 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 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 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比如，吉临时政府 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前总统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 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际产生本质影响。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的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