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月6日

2010年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球迷与莫斯科警方之间的对峙冲突占据了俄罗斯各类媒体的头版。12月6日，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与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年轻人发生斗殴，一名斯巴达克球迷身亡。警方事后虽然拘捕了数名嫌犯，但很快就将他们释放。莫斯科球迷群体对警方处理的强烈不满导致12月11日数千名球迷在没有获得批准的前提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什广场举行集会，并与警察发生大规模肢体冲突，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散场后，部分球迷在地铁内殴打多名非斯拉夫裔长相的乘客作为报复。几天之后，莫斯科警方针对对峙双方在酝酿中的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又逮捕数百人。

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出现的众多评论中，有一篇引起格外的关注和不少争议。叶利钦时期担任过能源部副部长、现在“民主选择”运动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在题为《自由民族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里提出，过去20年时间里，俄罗斯自由派在机械死守“普世价值”和“宽容、多元文化”这样“遮羞布”的同时，彻底放弃了“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把所有针对移民或者非俄罗斯族裔的仇恨现象都简单归结到法西斯主义或者排外情绪。自由主义者基于政治正确声称“罪犯没有民族性” ，或者把任何民族主义者等同于法西斯分子，恰恰把一整套民族主义的强大话语工具和战斗阵地完全让给了所谓的鹰派和极端势力。自由派政治对话中民族主义命题的缺失也成了自己饱受批评的把柄：自由派阵营被刻画成为反对俄罗斯利益的“第五纵队”。因此，和东欧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自由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并肩而行的情况相反，这两股力量在俄罗斯是完全分离的。

此后，作为坚定自由派的米洛夫又把批评矛头指向了以亚历山大⋅杜金为代表的欧亚主义者。他强调把俄罗斯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独立的“欧亚地区”和相应的身份认同上就是把俄罗斯出卖给穆斯林势力或者是中国，现实中只有传统欧洲才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根本导向。

在文章的最后，米洛夫提出了俄罗斯“自由民族主义”方案的基本主张，即重举民族主义大旗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直接斗争，加强俄罗斯对欧洲文明的自我认同。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应对，他建议要加强对非俄罗斯族裔的经济和文化融合，在对移民本身非罪化对待的同时，对于有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犯罪活动则坚决不能手软。

米洛夫在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提出的这个自由民族主义的纲领是希望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民族主义认同之间找到和谐共存的基础，同时维护自己所在的政治团队在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而他心目中想像的那个“欧洲文明”则为俄罗斯的自由民族主义提供了范本。

可现实中无论是法国萨科奇政府驱逐吉普赛人的政策、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伊斯兰罩袍的法令还是瑞士通过公投禁止建造伊斯兰教清真寺尖塔的决定，这些近两三内发生的事件都应该提醒米洛夫：他心目中的那个“欧洲”在结合自由主义和民族、宗教多元上并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过程；莫斯科人过去十多年因为非斯拉夫裔移民的大量进入而产生的恐惧和危机感对于传统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丝毫不陌生，而后者对此的回应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看看这几年法国的街头骚乱就可以。

米洛夫在字里行间倒是多次提出是北高加索和其他穆斯林移民给俄罗斯主体社会输入犯罪和腐败的论调，但是他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政策建议远没有回答这个“当宽容面对另一种不宽容时怎么办？”的难题。米洛夫也没有进一步阐述，在针对主体是来自俄罗斯内部、法律上享有完全政治权力的内部移民的时候，自由民族主义在政治平权已经在原则上完成的前提下，如何达到最终社会经济上“民族融合”的目标。令人遗憾的是，米洛夫版本的自由民族主义的困境在当下的俄罗斯不会很快消失，会有更多的马涅什广场事件来不断挑战自由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可能性。

这是谁的城市

这是谁的城市
张 昕
《东方早报》2010年12月22日

去过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游客可能都会感叹这座城市的美丽，尤其是老城区中心几个世纪积累下来那些老建筑在涅瓦河畔构成的迷人城市天际线。正因此，自2006年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提出在圣彼得堡修建新总部大楼的计划以后，围绕这座大楼将如何影响圣彼得堡的城市形象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平息。

　　俄气公司是俄罗斯国家控股的天然气行业垄断企业，四年前该公司提出在圣彼得堡老城区东部，隔着涅瓦河、面对斯莫尔尼大教堂的地方建设自己公司的新总部。此后通过国际招标，确定了英国一家设计公司提供的方案。方案里后来被命名为“阿霍塔”中心的77层主楼，高403米，估计造价20亿美元。大楼外观上呈火苗状，与涅瓦河作映衬，寓意水火交融，也代表了在圣彼得堡这个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心诞生的“新俄罗斯”的象征。
　 　大楼的反对者认为这样高度和风格的建筑将直接破坏圣彼得堡闻名世界的建筑天际线，而且，现有圣彼得堡城市规划法规中对于中心城区建筑的高度有严格的控制，403米的设计高度是现有允许高度的八九倍，他们对于是否有必要建这样高的大楼表示严重质疑。圣彼得堡市政府最初以“特事特办”方式来应对这样的质疑，自然不能获得反对者的支持。
　　此后，围绕大楼前景的争论远远超越了大楼外观和高度的纯技术层面：反对者视大楼规划为统治阶级穷凶极恶 追逐权力的视觉象征，在追问“这是谁的城市”的同时，拒绝接受俄气公司给大楼赋予的“新俄罗斯”象征的意义。随后讨论不断深化，更横跨了圣彼得堡社会阶级 和意识形态上的多重分界线：被边缘化的反对党和以“统一俄罗斯”为中心的官僚统治阶层之间；本地传统的建筑师群体和有国际背景、追求前卫的建筑界新星之 间；满怀浪漫情绪的传统知识分子和那些视原有传统为现代化障碍的新兴资本力量之间。
　　在历经过去四年里多轮的争议和反复之后，今年 12月10日圣彼得堡市长玛特维延卡突然宣布：阿霍塔中心在现址的建设计划彻底停止，今后迁往哪里将另议。俄气公司和圣彼得堡政府最终做出的让步是反对方 整合多种社会力量之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的搁置和迁址虽不排除部分是俄气公司本身财政吃紧的结果，但这仍然不失为在政治空间受到高度控制的俄罗斯，社 会力量在重要公共决策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少见案例。
　　回顾过去四年的政治运动过程，关注城市建筑和维护历史风貌的有关社团和专家组织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申明立场，在城市公共场合数次开展游行和公共宣传，以及不同形式的行为艺术表演。

　 　圣彼得堡地方上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之外的政党也积极跟进，在地方选举和政治动员中把反对阿霍塔中心计划作为重要的政治主张。同时，反对 方也积极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后者直接提出警告，如果大楼计划通过，该组织将把圣彼得堡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撤下。多家民间组织还制作了影音资 料，利用互联网广为散布，并且通过司法程序对俄气公司和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决策合法性提出质疑，甚至将行政诉讼打到了俄罗斯宪法法院。
　　围绕阿霍塔中心展开的“国家－社会”互动过程，其多样、全面和灵活性在俄罗斯实属罕见，对于激发和唤醒圣彼得堡居民的参与意识有重大意义。由于举办包括冬奥会和世界杯在内一系列大型国际体育盛会，在俄罗斯，一场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大戏已经拉开帷幕。在俄罗斯全国上下挥舞现代化旗帜、即将 成为一个日新月异的大工地的同时，如何适度节制资本和政治权力，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一些对历史的尊敬和温情，阿霍塔事件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苏联解体之后，圣彼得堡的旧城改造整体上比莫斯科慢了五到十年。恰恰是这慢了的半拍，让圣彼得堡目前还没有重复莫斯科城市改造中大规模鲁莽拆迁、大面积 损毁历史建筑的错误；更没有出现在拆除之后又花大价钱重建“复古”建筑的荒唐结果。城市整体视觉美感，甚至是城市天际线这样看似无从把握的东西又何尝不是 “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些为阿霍塔项目迁址努力四年的人们应该为阶段性的胜利感到骄傲——虽然，斗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纵横周刊》2010年4月15日

张 昕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

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前因后果还不可能。如果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背后可观察到的有三个层次的冲突。

首先大部分底层公众对于现政权的不满源于现政府成立五年来没有能保证基本民生，三月底国民大会（库里尔台）上大幅上涨各种公用事业费用的决定是引发社会不满的导火索，并且很容易被反对派和巴基耶夫任人唯亲的裙带政治做法、贪污腐败结合起来。然而，这个层面的冲突在缺乏有效组织协调下，也很容易和街头暴力、打砸抢烧杀纠缠在一起，是所谓 “革命”背后并不总能令人欣然接受的部分。而动乱爆发之初众多评论人士把事变定性为吉国内南北地域间冲突的说法也为后几天的发展所部分否定：巴基耶夫在南部（包括自己的老家贾拉拉巴德）的支持并不强大，他逃往哈萨克斯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遭到反对者的冲击。事变之后巴基耶夫在不断强调自己合法总统身份的同时，却完全没有能力从南方组织力量对抗在首都的临时政府，并且不得不离开众人眼里自己的权力基地。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博弈斗争。这种斗争完全可以和第一层面分离，甚至把第一层次的斗争完全演变成为精英斗争的工具。吉临时政府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如此组成的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扭转吉国内政治的形态并不令人乐观。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绩产生本质影响。

第三个层次则是吉尔吉斯斯坦背后的大国地缘政治。事发之初，不少媒体都急忙把吉国事变的主旋律定性为美俄两国在中亚的角力，更具体到两国各自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这种声音的出现多少印证了这个人口不过五百多万的国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 “他者”——甚至是美国这样国家眼里是“他者”的“他者”—— 其存在价值和变化规律只能通过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视角和利益来体现和界定。其实，综合目前已有的信息，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个外来力量对于吉国事变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抗争的开始和巴基耶夫政权的迅速倒台更多是前面两层矛盾的积累和国家控制能力脆弱的结果。

如果将吉国4月事变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审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赖静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后，在前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枪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夫政权的控制能力—— 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 ——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发不到48小时之内已经倒向临时政府一边，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件，甚至究竟是“革命”、“政变”还是“骚乱”各家用词都不一致，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变化对于类似中亚地区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以上世纪苏东地区民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制，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克维奇在乌克兰的选举胜利以及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预示至少在前苏联空间里一个逐渐恢复自己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将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种在美俄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突出吉国事变和“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之间的区别同时，它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而下一轮的政权更替可能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这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最严峻的考验。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0-4-22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 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其前因后果也还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 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权更替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学界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 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由此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靠静 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 后，在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
　　“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 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 夫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变后48小时之后就倒向反对派，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才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 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 件，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对于发生在中亚地区类似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以苏东地区政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 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系，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选举获胜，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预示着，至少在苏联空间里， 一个逐渐恢复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类似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样在美俄 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吉国事变与“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有区别，但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 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 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 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比如，吉临时政府 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前总统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 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际产生本质影响。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的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