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澎湃新闻”－《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4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 “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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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张 昕

乌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总结为“普京原则”。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原则”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场。但是“普京原则”中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原则”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原则”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原则”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原则”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原则”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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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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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高 质量的新闻需要深入调查和持续投入。请您使用下面的链接将澎湃新闻的这篇文章分享给别人。如有更多合作需求，请查看我们的版权页信息或给 contact@thepaper.cn发邮件。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716

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从11月7日到11月4日

［俄乡纪行·转型20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5日

11月7日。
　　电视画面中记者的话筒摆在一个小学生面前：“你知道今天红场上的游行和阅兵是纪念什么日子吗？”小学生略带犹豫地回答：“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吧。”
　　可惜，这个孩子回答错了。一直到1996年，11月7日还是十月革命纪念日：这曾经是苏联日历上众多的重要日子中最重要的一天。然而，过去几年 里，在这一天红场上展现的画面已经很难跟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因为红场阅兵仪式上士兵们穿戴配备的是苏联红军在二战时的军服和武器，那些隆隆驶过红场的军车 也是同时期的古董，而在观礼台上就座的也多是白发苍苍的卫国战争老兵。这着实是一个有趣的场面。当年被视为奠定整个政权、国家的纪念日被慢慢地消解和重新 定义了。
　　1996年开始，俄罗斯政府首先将11月7日改称“和解与和谐纪念日”，随后2004年俄议会又在11月4日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定假日：“民族统一日”。11月7日至此丧失了法定节日的地位。
　　可这个红色日子又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官方的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照常进行，只是现今的主题与列宁、与革命无关，而是重现1941年 11月7日在红场举行的那场著名的阅兵式。当年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政要在列宁墓上方检阅苏联红军、坦克轰鸣着疾驰过红场、直奔莫斯科保卫战前线的场面已经成 为俄罗斯人关于卫国战争的永久记忆——那象征着一次悲壮而伟大胜利的开始！
　　昔日革命的合法性被颠覆、昔日帝国的边界消失之后，俄罗斯就一直在痛苦地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11月7日所遭遇的尴尬也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 一种减少社会震荡的应对方法就是这样利用历史巧合打“擦边球”的策略——尽管斯大林在1941年选择这个日子阅兵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把列宁墓前的全天候卫兵撤走、但保留列宁墓就是另一个例子：革命导师的遗体还在红场上，但是已经不再 享有原来的待遇。而原来列宁墓前卫兵们颇具观赏性的换岗仪式则在克里姆林宫另一侧的无名战士长明火纪念碑边上继续，由此，关于卫国战争的记忆被从关于革命 的记忆中剥离出来单独保存。
　　这样的策略确实可以减少社会剧变过程中政治争论带来的社会成本，但也并非毫无代价。那个把11月7日和传统的卫国战争纪念日（5月9日“胜利 日”）混淆起来的孩子就是明证。再回头看11月4日这个新节日，其政治意义也值得玩味。之所以找到这个日子并将其设立为“民族统一日”，是用以纪念 1612年俄罗斯人自发组织起来击败入侵的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结束了异族对莫斯科的侵占和持续多年的内战。此外，这个日子也恰巧是一个传统的东正教节日。 这应该又是一个利用历史巧合来寻找社会凝聚力的尝试。可惜，不光是历史学家们在质疑11月4日这个特定日期的重要性，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 对这个新节日被官方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反应冷淡：从11月7日到11月4日，这不过是把公众已经习惯了的11月初的那个官方假期往前移了三天。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2005年第一次正式庆祝“民族统一日”的那一天，真正引起公众关注的是在俄全国多个大中城市出现的极端右翼组织的以反移 民为主题的“俄罗斯游行”。在莫斯科，近3000名身穿黑色夹克的“光头党”高举“非法移民滚出去”、“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之类的标语横穿过市区，甚至 在游行途中频频行纳粹举手礼。今年的11月4日，极端民族主义者在莫斯科公开集会的规模官方估计在7000人左右，而口号中又增加了特别针对高加索地区移 民的内容。虽然在11月4日也有民间团体组织针对极右翼势力的“反法西斯游行”，电视台上也出现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尝试为这个全新节日营造节日传统的努力 ——包括在公共场所打扫卫生、维修老旧的公寓设施、向医院里新生儿的父母献花等等——但对这个新节日政治意义的理解与认同在俄罗斯社会恐怕还需要很长时 间。
　　1991年至今，在俄罗斯发生的社会变革，其深远程度丝毫不亚于11月7日本来用以纪念的那场革命。然而，1991年之后，新的政治形态已经不 可能沿用革命后塑造国家认同的方式。所以现今这个寻找认同、重塑自我的过程也就显得更加纷繁复杂。俄罗斯有人怀念沙皇，一种观点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 20世纪初似乎已经接近跃入第一世界的门槛。有人试图在那个未曾凋敝、淳朴有序、充满宗教情结的俄罗斯村社世界里寻找传统作为精神依托。有人则把希望寄托 在那些在1991年自发走上街头反对保守派军事政变的人们身上，相信这些人象征的才是新俄罗斯走向一个真正“正常国家”的希望。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 号更是被各个政党派别、各个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新阐释。在这个不乏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卫国战争成了唯一一个无可争议的象征。也正因此，尽管几年来 “俄罗斯游行”中的极右翼人数不过几千人，对这个当年为战胜纳粹付出数千万人伤亡代价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游行仍然是不可容忍的耻辱。可同时每年胜利日老兵 集会也已经充满越来越浓的伤感气氛：能来参加集会的老兵越来越少。当直接承载战争记忆的人群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个国家还能依靠战争回忆来凝聚所有人吗？

“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月6日

2010年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球迷与莫斯科警方之间的对峙冲突占据了俄罗斯各类媒体的头版。12月6日，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与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年轻人发生斗殴，一名斯巴达克球迷身亡。警方事后虽然拘捕了数名嫌犯，但很快就将他们释放。莫斯科球迷群体对警方处理的强烈不满导致12月11日数千名球迷在没有获得批准的前提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什广场举行集会，并与警察发生大规模肢体冲突，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散场后，部分球迷在地铁内殴打多名非斯拉夫裔长相的乘客作为报复。几天之后，莫斯科警方针对对峙双方在酝酿中的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又逮捕数百人。

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出现的众多评论中，有一篇引起格外的关注和不少争议。叶利钦时期担任过能源部副部长、现在“民主选择”运动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在题为《自由民族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里提出，过去20年时间里，俄罗斯自由派在机械死守“普世价值”和“宽容、多元文化”这样“遮羞布”的同时，彻底放弃了“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把所有针对移民或者非俄罗斯族裔的仇恨现象都简单归结到法西斯主义或者排外情绪。自由主义者基于政治正确声称“罪犯没有民族性” ，或者把任何民族主义者等同于法西斯分子，恰恰把一整套民族主义的强大话语工具和战斗阵地完全让给了所谓的鹰派和极端势力。自由派政治对话中民族主义命题的缺失也成了自己饱受批评的把柄：自由派阵营被刻画成为反对俄罗斯利益的“第五纵队”。因此，和东欧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自由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并肩而行的情况相反，这两股力量在俄罗斯是完全分离的。

此后，作为坚定自由派的米洛夫又把批评矛头指向了以亚历山大⋅杜金为代表的欧亚主义者。他强调把俄罗斯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独立的“欧亚地区”和相应的身份认同上就是把俄罗斯出卖给穆斯林势力或者是中国，现实中只有传统欧洲才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根本导向。

在文章的最后，米洛夫提出了俄罗斯“自由民族主义”方案的基本主张，即重举民族主义大旗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直接斗争，加强俄罗斯对欧洲文明的自我认同。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应对，他建议要加强对非俄罗斯族裔的经济和文化融合，在对移民本身非罪化对待的同时，对于有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犯罪活动则坚决不能手软。

米洛夫在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提出的这个自由民族主义的纲领是希望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民族主义认同之间找到和谐共存的基础，同时维护自己所在的政治团队在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而他心目中想像的那个“欧洲文明”则为俄罗斯的自由民族主义提供了范本。

可现实中无论是法国萨科奇政府驱逐吉普赛人的政策、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伊斯兰罩袍的法令还是瑞士通过公投禁止建造伊斯兰教清真寺尖塔的决定，这些近两三内发生的事件都应该提醒米洛夫：他心目中的那个“欧洲”在结合自由主义和民族、宗教多元上并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过程；莫斯科人过去十多年因为非斯拉夫裔移民的大量进入而产生的恐惧和危机感对于传统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丝毫不陌生，而后者对此的回应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看看这几年法国的街头骚乱就可以。

米洛夫在字里行间倒是多次提出是北高加索和其他穆斯林移民给俄罗斯主体社会输入犯罪和腐败的论调，但是他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政策建议远没有回答这个“当宽容面对另一种不宽容时怎么办？”的难题。米洛夫也没有进一步阐述，在针对主体是来自俄罗斯内部、法律上享有完全政治权力的内部移民的时候，自由民族主义在政治平权已经在原则上完成的前提下，如何达到最终社会经济上“民族融合”的目标。令人遗憾的是，米洛夫版本的自由民族主义的困境在当下的俄罗斯不会很快消失，会有更多的马涅什广场事件来不断挑战自由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