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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August 24, 2014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澎湃新闻”-《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4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 “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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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张 昕

乌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总结为“普京原则”。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3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原则”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场。但是“普京原则”中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原则”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3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原则”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原则”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原则”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原则”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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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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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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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Thursday, November 15, 2012

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张昕

《东方早报》20121026

美国总统选已近高潮,两位总统候选人专门针对外交政策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也已经结束。和绝大多数和平时期的选举一样,外交(包括俄美关系)不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但它有可能成为在双方候选人在国内核心议题上陷入胶着状态时、或者当候选人对于核心问题的政见差别不大时都想利用的、以求和竞争对手相区别的议题。从莫斯科的角度出发,在两位候选人已经全面展现自己的外交政策之后,俄罗斯(或者更准确的说,俄罗斯的统治精英)在今后四年会更倾向于跟谁打交道呢?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的选择应该很简单。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小布什执政后期美俄关系恶化的前提下,积极推动“重启”政策,和俄罗斯签订了新的战略核武器条约、开通了通过俄罗斯到阿富汗的运输通道、并帮助俄罗斯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奥巴马本人也把对俄关系的改善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有些俄罗斯官员甚至表达了这样的预期:奥巴马对于“重启”政策的高调评估已经让他成为了自己政策的“人质”,很难在连任以后大幅修改自己的对俄政策。而奥巴马的挑战者罗姆尼则在竞选过程中清楚明白地将俄罗斯称为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对于俄罗斯统治精英而言,背后由一队新保守主义者作为外交事务顾问的罗姆尼一旦上台很有可能要带回小布什时期的鹰派作风,在欧洲导弹防御体系、北约东扩以及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利益需求上都作出对俄罗斯更加不利的姿态。 因此,莫斯科有足够的理由偏好奥巴马的第二任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几次采访中已经明确正面评价了奥巴马的对俄政策,并对罗姆尼的“敌人”说法也给出了直接的批评。

但是这样的算计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或者说只考虑了可能的多重政治博弈中的第一重。 罗姆尼现在对俄表现出的强硬对抗态度反而可能成为俄罗斯政府对外寻找批评对象、制造紧张感的工具,用外部“敌人”的存在来转移内部矛盾和对现政府的压力。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团队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对俄政策中过于忽视政治自由和人权议题,而期望罗姆尼能够兑现共和党竞选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对俄政策承诺:集中批评俄政府压迫反对党、压迫自由媒体、入侵格鲁吉亚、和中东的独裁政权联盟、欺压周边小国等等。而俄罗斯国内这些力量对于罗姆尼如此的期待正可以被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所利用。

在上述这些不同的计算背后,美俄关系的中期走向和哪位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的关系不大。中期内两国利益重合的部分相当有限,“重启”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相对于小布什政府后期的政策失误而言,而“重启”政策带来的动力已经耗尽。该政策最积极的倡导者、现任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上任之后在俄罗斯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批评声音也为“重启”政策的有限性提供了一个脚注。

美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中期看来依旧存在相当的不对称性。作为实际上的世界警察和全球问题终极解决者的美国需要俄罗斯在多个层面上的“积极”配合:近期的具体议题包括阿富汗、反恐、反核扩散以及中东局势。而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基本都是“消极”的,即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停止北约东扩、停止支持原苏联空间内对俄罗斯不友好的政治力量、停止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进一步整合经济空间(比如通过能源政策)的阻挠。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俄罗斯在中期并不需要来自华盛顿的“积极”帮助和合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俄罗斯学者和官员认为在中期美国对于俄罗斯的需求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

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都不会改变俄美关系间上述的不对称性,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不会推出美俄间“重启”计划的2.0版。所以,除了领导人个人对于交流对手风格的可能偏好之外,莫斯科对于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的选择基本无差别。  




Friday, February 17, 2012

游移的俄罗斯“利比亚底线”

游移的俄罗斯“利比亚底线”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2月17日

俄罗斯在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上投了反对票,这个选择背后有怎样的利益考虑以及反对票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俄罗斯国内对此的解释和猜测也多有不同。不过在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和外交部代表的官方声音之外,俄国内媒体、学界和政界人士的诸多评论中还是提供了几点基本的共识。

  首先,具体的物质利益在俄罗斯政府的否决票决策中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的确,俄罗斯在叙利亚有现实的军事和经济利益,但是叙利亚并不是任何意义上俄罗斯的正式盟友;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塔尔图斯设立的只是一个海军的补给站,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港;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军火交易虽然达到不小的规模,但是按照过去十年来的总交易量算,叙利亚只是俄罗斯军火的第七大进口国,其中相当部分还依赖于俄罗斯政府的信贷支持。这些直接的军事和商业利益本身至少还不足以构成投反对票的主要理由。

  其次,俄罗斯当权者恐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波及自身这样的解释也很牵强。

  俄罗斯毕竟不是利比亚或是叙利亚。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后被不少政治人士赋予了重要的示范效应,不断有人试图寻找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震荡被复制到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尤其是包括中亚在内的前苏联空间),但是近期前苏联空间受到阿拉伯世界滚雪球效应的影响而出现大规模政局变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弱,俄罗斯政府出于担心外部力量通过安理会决议来干预自己或者自己势力范围内国家内政的考虑,对这次反对票选择的作用也不大。

  另一个基本共识是俄罗斯的反对票并不代表对巴沙尔政权的无条件支持,或者是对巴沙尔政权道义基础的认可。

  相反,反对票反对的是以特定的方式改变叙利亚政局的现状,反对票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决议草案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恶性后果尤其是在外部世界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性质和治理能力没有清楚把握的前提下。俄罗斯毫无疑问从去年的利比亚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在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就干预利比亚的问题举行表决时,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从而使得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得以通过。但是最初以预防性人道主义为目的设立的禁飞区很快为北约以实现政权更替为目的的全面武装行为铺平了道路,俄罗斯政府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在叙利亚再次出现。同时,由于叙利亚和巴沙尔政府在中东局势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俄罗斯政府很担心巴沙尔政权的突然垮台会引发中东地区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剧烈震荡:包括加剧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对抗、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以及穆斯林内部派别之间冲突的全面升级。

  最后一个共识则是关于俄罗斯选择了否决票之后的结果。俄罗斯国内各派都承认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已经远远不能和苏联时期相比,在总体影响力下降的同时可以动用的外交工具也日趋萎缩。

  俄罗斯在安理会决议之后表现出借助斡旋和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姿态,并且主动扮演中间调停人的角色,希望恢复自己在该地区曾有的地位。但俄罗斯国内的评论人士大都对此举措的有效性表示悲观。在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的大规模武装行动开始之前,俄罗斯都曾经试图扮演过类似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但是由于俄罗斯自己的立场经常游移不定,在外交斡旋之外又缺少其他的力量支持,也不可能对冲突中的一方提供实质的保护,所以此前的类似努力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一次恐怕也不会例外。所以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票并不意味着一个坚定清晰的“利比亚底线”。在安理会投票之后,俄罗斯政府先后又发出了变相敦促巴沙尔下台的声音,做出了撤侨决定,表示了参与驻叙利亚维和部队意愿,如此种种都是俄罗斯这个“利比亚底线”游移性质的表现。加上马上就要到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对于俄罗斯近期在利比亚局势上再次出现转变基调的可能,我们也不必太过惊诧。

Friday, June 24, 2011

从学者到大使

 
从学者到大使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623
很快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可能要迎来一位新主人:在相关传闻被媒体炒作了几个星期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正式提名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麦克福尔担任美国驻俄罗斯新任大使。如果奥巴马的提名得到美国国会通过,麦克福尔将成为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第一位不是出身于职业外交官圈子的驻俄大使。
作为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牛津大学博士,麦克福尔凭借在学术圈的表现完全称得上是北美政治学界专攻俄罗斯政治方面的佼佼者。自80年代中在俄罗斯从事博士论文调研开始到90年代中在美国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几年智库经历,他在俄罗斯多个领域里积累下的人脉都超过传统渠道出身的外交官。在“学而优则仕”的人物当中,麦克福尔的学术背景还特殊之处:和诸如基辛格之类人物不同的是,麦克福尔研究的重点不是国际关系、大国战略或者国家安全。按照美国政治学界的学科划分习惯,他赖以成名和奠定自己学术地位的是比较政治学领域里政治变迁、国家社会关系、民主化和政党制度的研究。我在教授有关俄罗斯和转轨国家政治的课程时,也使用他的论文和专著作为阅读材料,美国学生的反映也都相当不错。(麦克福尔影响最大的专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已经有中译本。)
正因为麦克福尔有扎实的学术背景,对俄罗斯社会“应该”走向何方之类的问题, 他可能有比职业外交官更执着的信念,对通过外部政策改变俄罗斯有更强烈的传教士般的使命感。基于自己近几年的研究成果,麦克福尔就一直支持前苏联空间和欧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也是美国对外民主推广事业的积极推动者。
在这方面俄罗斯人感受最深的可能是麦克福尔对普京体制旗帜鲜明的批评。2007年,麦克福尔曾公开撰文对《时代周刊》 把普京评为当年的年度人物表示批评。2008年在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麦克福尔与人合作在美国政策圈很有影响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题为《威权体制的迷思》的文章,论证普京时代逐渐建立的“威权体制”不仅和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自由相比在开政治倒车,而且实际上也在拖俄罗斯经济的后腿。那些认为普京体制给俄罗斯带来稳定和经济复苏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迷思”:在麦克福尔看来,如果没有威权模式,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会更好。麦克福尔和合作者称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经常把中国放在嘴边作为学习和仿效的样本,但实际上俄罗斯正在重复的是安哥拉——一个非洲产油国的发展路径。这样一些逻辑上不甚严密、意识形态意味浓重的观点不能不加深了外界对于麦克福尔作为强硬的政治“布道士”的印象;加上他供职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及卡内基中心的传统政治倾向,他开始被人和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联系起来。
不过,在2009年进入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美国总统俄罗斯和欧亚地区事务特别顾问以来,麦克福尔逐渐呈现出更加务实和“圆滑”的一面。不管美俄两国对于双边关系中具体领域的发展有如何不同的评价,双边关系总体上的缓和态势是公认的。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国内和前苏联空间内反俄势力的支持在削弱(尤其是格鲁吉亚),在入世、削减战略核武器、阿富汗战争等问题上美俄合作都有所进展。而在人权、民间组织、民主推广之类的领域,奥巴马对俄罗斯态度都比预想的要收敛得多。虽然俄罗斯并不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重点,但是在其第一任期内,美俄关系很有可能成为最大的亮点。这些进展背后,作为奥巴马过去两年半里在对俄关系上最主要的参谋,麦克福尔是起到直接作用的——尤其是2009年提出的“重启”政策。
平衡自己作为学者所保有的理念和实际政策的可行性应该是完成从学者向外交官转变的重要一步,麦克福尔过去两年多来的表现对俄罗斯政府来说应该是一个正面信号。而对许多和麦克福尔已经打过交道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要作好准备迎接一个可以直接以“迈克”相称的新大使了。

Tuesday, June 7, 2011

俄罗斯抛弃卡扎菲了吗

俄罗斯抛弃卡扎菲了吗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6月7日

利比亚战事开始两个多月,战局依旧呈胶着状态。新近的一个变局事关俄罗斯的态度。起初3月17日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 上,俄罗斯跟中国、印度、德国和巴西一起投了弃权票。然而,5月27日在法国多维尔结束的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明确表示卡扎菲政府已 经失去合法性,卡扎菲必须下台,俄罗斯也不会向卡扎菲提供政治庇护。同时,梅德韦杰夫还宣布俄罗斯接受其他国家的要求将充当利比亚冲突的调停方,他将马上 派遣自己的特使到利比亚与冲突双方接触。
  不少人都觉得梅德韦杰夫的最新表态和1973号决议相比是180度的大转弯,由此引发诸多俄罗斯背信弃义、抛弃卡扎菲的评论。也有评论把俄罗斯 态度的突然变化和诸如法国向俄罗斯出售“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驻阿富汗美军购买俄罗斯武装直升机等消息联系起来,认为是峰会上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开出的优 厚条件促成了俄罗斯态度的转变。
  上述猜测都有可能成立,但是所谓俄罗斯“变脸”的一些细节值得澄清。严格地说,梅德韦杰夫在多维尔的表态不能说是突然的态度转变。
  俄罗斯政府虽然在1973号决议上投了弃权票,但是俄国内对此的不同声音一直存在。俄罗斯权威媒体曾披露,在安理会决议投票前,梅德韦杰夫最初 是希望投赞成票的,但是俄外交部坚决反对,最后作为妥协才选择了弃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通过1973号决议的第二天,梅德韦杰夫突然撤换俄驻利比亚大 使弗拉基米尔·恰莫夫。恰莫夫在回到莫斯科之后透露了自己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分歧:恰莫夫强调俄罗斯和利比亚近几年双边关系发展良好,尤其 是双边经济往来已经达成金额几百亿欧元的长期项目。他坚信与卡扎菲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反对联合国或者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是代表了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国家 利益。恰莫夫对外界对卡扎菲政府的批评也嗤之以鼻,他称卡扎菲政府可以给国内民众提供20年的无息贷款建房、保证一公升汽油售价仅10美分,还有极低的食 品价格,这样的政府在利比亚开战之际即不复存在。但俄罗斯总统恰恰以“工作不力”和“没有充分代表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利益”为理由将恰莫夫解职,并剥夺了他 此前获得的一系列政府嘉奖。
  不管恰莫夫对卡扎菲政府的描述是否属实,至少他的言论和境遇都间接证明了在1973号决议弃权票背后,俄罗斯政府决策层内部在利比亚问题上并非 铁板一块。至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对利比亚局势发表的不同评论,则进一步说明梅德韦杰夫八国峰会上的表态代表了俄罗斯决策层中的一种态度逐渐占据上风。
  此外充当调解人的决定也不是在八国峰会上俄罗斯决定“抛弃”卡扎菲而突然产生的结果。
  在1973号决议通过后不到一星期,梅德韦杰夫已经在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俄罗斯愿意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此后两个多月的冲突进程 中,卡扎菲政府和班加西的反政府武装双方都曾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沟通。在八国集团中,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和利比亚冲突双方都有公开直接联系的国家,也一 直表现出对调停人角色的兴趣。
  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其实已经扮演过类似的调停人角色:在1998-1999年的前南战争中,当时的俄罗斯巴尔干特使切尔诺梅尔金就劝说南斯拉 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接受了停火协议。在利比亚开战之初,俄罗斯外交圈内也已经有人援引前南战争的先例,建议俄罗斯再次充当调停人。所以,派遣特使、充当调停人的选择也是俄罗斯政府一直在考虑的选项,很难说是峰会之后的突然决定。
  当然,考虑到米洛舍维奇最后的境遇,卡扎菲恐怕不会愿意成为米洛舍维奇第二。 但不管俄罗斯的调解努力最终成效如何,梅德韦杰夫在多维尔的表态不能解释成为在八国峰会上与美法利益交换之后的突然“变脸”,也不是突然“抛弃”了卡扎菲的表现。

Thursday, January 13, 2011

“无为而治”的俄罗斯实践

“无为而治”的俄罗斯实践

张昕
《东方早报》2011年1月13日

2010年在前苏联空间里举行了四场主要的选举,视该空间为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俄罗斯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里非常努力地在政治、经济 和文化领域尝试整合前苏联空间,不过,去年俄罗斯对这四场选举的态度和介入方式和以前类似场合相比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并且已经凭借这样的新态度获得了一 定的新收益。

  在2010年初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俄罗斯没有像2003年橙色革命以来的历次选举中那样对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公开表示明确支持——这样干预色彩 浓重的做法已经被证明不能达到效果,往往还适得其反。这一次两位俄罗斯领导人选择了他们在内政领域已经多次使用的做法:以分工的方式分别和乌克兰两位主要 候选人进行温和的接触(梅德韦杰夫和亚努科维奇、普京和季莫申科),而且给外界的印象是对两位候选人给予了同等的支持。由此俄罗斯对乌克兰选民和国际社会 都传递出一个比较实际的信号:不管谁成为乌克兰新总统,俄罗斯都作好了与其展开对话和合作的准备。结果是亚努科维奇顺利当选,并在当选不久后就与俄罗斯达 成延续黑海舰队港口租期的重要协议;俄乌两国2010年年底也没有重演已经出现多次的天然气价格战。

  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巴基耶夫政权倒台之后,吉临时政府曾向莫斯科提出要求俄罗斯派出军队帮助恢复秩序。当时,曾有不少观察人 士猜测俄罗斯其实直接介入了6月的骚乱,由此推断在临时政府主动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之后,俄罗斯会名正言顺地派驻军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但当时俄罗斯总统认 为骚乱纯属吉内政,俄罗斯不宜介入,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没有派出军队。虽然6月事件之后,俄罗斯提出过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第二个俄军基地的建 议,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利用6月骚乱强压吉新政府、派驻军队以达到恢复自己在该国军事存在的目的。而此后11月结束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没有 出现明确反对俄罗斯的政党,俄罗斯政府也没有明确表示对任何党派的支持,俄领导人和部分参选党派领导人的接触也和乌克兰选举期间一样,其基调是间接和温和 的。

  针对同样在11月举行的摩尔多瓦议会选举,俄罗斯的态度更是可以用“放任自流”来形容:俄罗斯政府的“介入”的行为直到11月8日选举结束之后 才发生,当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到摩尔多瓦帮助组成联合政府。相比之下,倒是欧盟和罗马尼亚显得要忙碌许多,早早地派多个代表团频繁访问摩尔多瓦。

  在四场选举中,俄罗斯对年末的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的介入程度相对而言是最深的:俄政府官员和大多数俄媒体都对卢卡申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相对 于已经延续一年多的针对卢卡申科的批评攻势,竞选过程中,俄媒体的宣传攻势并没有达到任何新的高度,强度其实略有减弱。在选举结束之后,俄罗斯政府也马上 承认了选举结果,自始至终没有对选举的合法性和卢卡申科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在2010年针对这四场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选举,俄罗斯吸取了过去失败尝试的教训(尤其是在乌克兰),转而采取更加间接、温和的低调态势,尽可能对外显示实用的外交态度,作出尊重他国内部事务、愿意与任何领导人和政治党派合作的姿态。

  这样的姿态部分避免了上述四个国家出现以反对俄罗斯为主要政治主张的政党的出现,也使得这些选举不再被轻易定性为俄罗斯和另一方国际力量的直接 对抗——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和美国对抗,在摩尔多瓦与欧盟和罗马尼亚对抗。就选举结果和选举后与俄关系而言,至少在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摩尔多瓦三个国 家里,俄罗斯这种更加放松和超然的态度恰恰换来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结果和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是俄罗斯外交在2010年里得到加分的一个层面。考虑到过去 一年里欧盟和美国在前苏联空间的整体影响,尤其是后者直接参与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减弱,俄罗斯在2011年可能在重组前苏联空间这个目标上以看似“无为而 治”的方法取得更大的进展。

Monday, April 19, 2010

俄委合作潜力何在?



俄委合作潜力何在?
张 昕
《周末画报》2010年4月
4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对委内瑞拉的正式访问换来了多达31项的双边合作协议,普京自己宣布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将超过50亿美元。但实际上,本次普京访问并未和查韦斯签署新的军火协议,50亿的数值大部分是以前已经草签协议的结果和可能的合作项目。
这波签约高峰中的真正重头是能源和经济合作项目。两国的石油公司将联合开发委内瑞拉北部储量丰富的油田——查韦斯自称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油田—— 为此俄罗斯公司将支付给委内瑞拉10亿美元的“入门费”;如果合作顺利俄罗斯企业还将追加10亿美元。双方还签署了在委内瑞拉建立核电站的谅解备忘录,查韦斯自己提到了俄罗斯和自己国家联合进行航天开发的可能性。同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也来到卡拉卡斯与普京会晤,后者给莫拉莱斯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俄制直升飞机来打击玻利维亚国内的毒品走私,同时玻利维亚石油公司也将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本国的天然气田。
2005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双边关系迅速热络起来:委内瑞拉至今至少已经购买了价值44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已经履行的订单中有包括苏-30在内的一系列军用飞机、对空防御系统和10 万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但2008年以后受到能源价格波动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曾倚重能源收入而一度出手阔绰的这两个国家现在现金流都不如三四年前那么丰沛,尤其是委内瑞拉在过去几年军备进口“大跃进”之后,购买能力有所下降。本次出访中,委内瑞拉不久前提出的由俄罗斯提供22亿美元武器出口信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实质推进,间接验证了委内瑞拉目前手头紧张程度。
相反,双方在以能源为主的经济领域的合作前景则更被人看好。查韦斯的能源产业国有化政策大大削弱了委内瑞拉对美国资本的吸引力,而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对于这些因素相对不那么敏感,这为急需外资和技术的委内瑞拉提供了合作的新可能。俄罗斯的所谓“能源超级大国”战略虽然在梅德韦杰夫那里没有得到此前普京担任总统时期那样的高调支持,但俄罗斯政府和国有能源企业在本国疆域之外争取控制海外能源源头的基本政策没有变化,中亚-里海地区、北非和拉美自然成为三个主要目标区域,而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已经成为俄罗斯在拉美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除了能源合作本身,俄罗斯还换来了在自己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独立国家对自己重要外交政策的支持:委内瑞拉现在是除俄罗斯之外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国家地位的三个国家之一,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也有可能要跟进。
纵观过去五年双边关系的发展,俄委关系中委内瑞拉要显得更积极一些:查韦斯自2005年以来已经八次出访莫斯科,本次对普京的接待也是按照国家元首的级别安排的。相对而言,俄罗斯在拉美可选择的合作伙伴不止委内瑞拉一家,已经有实质合作的就有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古巴。同时,委内瑞拉虽然能源储备丰富,但是毕竟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有限。在摒弃了单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之后,现在的俄罗斯也不愿意重复苏联时代的拉美政策:单纯利用经济补贴换取来自几个拉美小国的政治支持,况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俄罗斯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也大幅缩水;并且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现政府的左翼立场和反美反帝口号对于俄罗斯来说已经不重要——即便普京不止一次发出过和查韦斯类似的对美国霸权的批评。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结束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之后,马上前往巴西参加“金砖四国”峰会,但没有前往任何一个已经承认或者将要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拉美国家,可以预见俄罗斯政府会更积极接触诸如巴西、阿根廷、智利这样的拉美传统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