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奥巴马还是罗姆尼：莫斯科的偏好

张昕

《东方早报》2012年10月26日

美国总统大选已近高潮，两位总统候选人专门针对外交政策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也已经结束。和绝大多数和平时期的选举一样，外交（包括俄美关系）不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但它有可能成为在双方候选人在国内核心议题上陷入胶着状态时、或者当候选人对于核心问题的政见差别不大时都想利用的、以求和竞争对手相区别的议题。从莫斯科的角度出发，在两位候选人已经全面展现自己的外交政策之后，俄罗斯（或者更准确的说，俄罗斯的统治精英）在今后四年会更倾向于跟谁打交道呢？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的选择应该很简单。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小布什执政后期美俄关系恶化的前提下，积极推动“重启”政策，和俄罗斯签订了新的战略核武器条约、开通了通过俄罗斯到阿富汗的运输通道、并帮助俄罗斯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奥巴马本人也把对俄关系的改善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外交成果之一。有些俄罗斯官员甚至表达了这样的预期：奥巴马对于“重启”政策的高调评估已经让他成为了自己政策的“人质”，很难在连任以后大幅修改自己的对俄政策。而奥巴马的挑战者罗姆尼则在竞选过程中清楚明白地将俄罗斯称为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对于俄罗斯统治精英而言，背后由一队新保守主义者作为外交事务顾问的罗姆尼一旦上台很有可能要带回小布什时期的鹰派作风，在欧洲导弹防御体系、北约东扩以及俄罗斯对周边地区的利益需求上都作出对俄罗斯更加不利的姿态。 因此，莫斯科有足够的理由偏好奥巴马的第二任期。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几次采访中已经明确正面评价了奥巴马的对俄政策，并对罗姆尼的“敌人”说法也给出了直接的批评。

但是这样的算计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或者说只考虑了可能的多重政治博弈中的第一重。 罗姆尼现在对俄表现出的强硬对抗态度反而可能成为俄罗斯政府对外寻找批评对象、制造紧张感的工具，用外部“敌人”的存在来转移内部矛盾和对现政府的压力。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团队一直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对俄政策中过于忽视政治自由和人权议题，而期望罗姆尼能够兑现共和党竞选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对俄政策承诺：集中批评俄政府压迫反对党、压迫自由媒体、入侵格鲁吉亚、和中东的独裁政权联盟、欺压周边小国等等。而俄罗斯国内这些力量对于罗姆尼如此的期待正可以被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所利用。

在上述这些不同的计算背后，美俄关系的中期走向和哪位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的关系不大。中期内两国利益重合的部分相当有限，“重启”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是相对于小布什政府后期的政策失误而言，而“重启”政策带来的动力已经耗尽。该政策最积极的倡导者、现任美国驻俄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上任之后在俄罗斯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批评声音也为“重启”政策的有限性提供了一个脚注。

美俄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中期看来依旧存在相当的不对称性。作为实际上的世界警察和全球问题终极解决者的美国需要俄罗斯在多个层面上的“积极”配合：近期的具体议题包括阿富汗、反恐、反核扩散以及中东局势。而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基本都是“消极”的，即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停止北约东扩、停止支持原苏联空间内对俄罗斯不友好的政治力量、停止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进一步整合经济空间（比如通过能源政策）的阻挠。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俄罗斯在中期并不需要来自华盛顿的“积极”帮助和合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俄罗斯学者和官员认为在中期美国对于俄罗斯的需求大于俄罗斯对美国的需求。

不管是哪位候选人当选都不会改变俄美关系间上述的不对称性，奥巴马和罗姆尼都不会推出美俄间“重启”计划的2.0版。所以，除了领导人个人对于交流对手风格的可能偏好之外，莫斯科对于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的选择基本无差别。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5月10日

对于刚刚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的普京，今后六年应该不会是2000年到2008年的简单重复。俄罗斯社会过去二十年的结构性变化是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统治精英必须面对的现实，普京前两任期间的一系列政策和基本治理方式未必继续适用，而普京个人也需要适当调整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定位。

如果放长眼光看，过去二十年私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引入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分化的基础。转轨初期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叶利钦时代国家的干预，使得苏联末期的政治权力通过设租寻租迅速转换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新特权地位，一个后苏联时期的政经精英阶层开始形成。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人均收入明显上升的同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日益呈现相互重合的特征，其规模进一步集中，控制资源上的优势也进一步扩大。经济领域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别、种族民族和性别间的收入差别也在不断拉大。

如此的社会分化也得到了普京政策的有力推动。在被媒体经常曝光的约束和调整大资本和不断中央集权之外，普京在前两任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构建资本主义基础的重要政策法规却经常被人遗忘：2000年通过了出奇慷慨的13％的单一所得税、2001通过进一步便利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交易的土地大纲、进一步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法、此后推行降低企业为社会福利上缴的税收比率的政策、2005年开始实施对实物福利补贴和住房分配一次性买断的市场化方案——最后这项措施曾经引发了俄罗斯自9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和地域上分布最广的一轮社会抗争。

在资本化深入和社会分化加剧的同时，2000年后这一轮经济稳定时期也开始塑造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形象，尤其强调这个阶层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稳定器的功能。和近年美国社会中关于中产阶级空洞化形成的共识不同的是，俄罗斯社会对所谓中产阶级无论在操作定义和估算结果上都远没有达成共识。作为被构建的社会认同和阶级属性，俄罗斯中产阶级不仅远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而且在去年年末开始的以反贪污、公正选举为诉求的新一轮社会运动中，这个阶层恰恰表现出对改变现状最强烈的动力。

在经济资源充裕的时候，俄罗斯政府有相当余地缓解全面市场化带来的冲击，能源出口换来的巨额财政盈余也确实成为俄罗斯抵御2008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基础。但今后六年俄罗斯政府要面对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源约束加剧的事实，当国家面临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要求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此前十年间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各主要阶层之间形成的潜在的社会契约也必将承受新的压力，分配问题和围绕产业升级的所谓“现代化”政策的分歧会进一步政治化。如何在维持公共支出和福利政策以有效消减资本化对于社会负面冲击同时又有效推进产业调整，而且还不过多触动现有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这是今后几年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应对的最主要挑战。

普京在自己第一任期的前三年更多地是倚重设定一般规则的工作手段，从2003后半年开始他开始更多直接介入不同的利益冲突，并且有意识地设立并行于已有正式制度、有时候是冲突性的行政决策和执行机构，比如总统办公厅的实际权限不断扩张，几乎形成另一个内阁，还有在检察院体系之外建立的新的独立调查委员会。2003年以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成立的一组特殊的国家公司和最近准备成立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国有企业”都是依照特别立法成立的几乎不受其他机构监管和约束的独立王国。这些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设立的结构曾经有效强化了总统个人和总统周围核心团队作为矛盾冲突最终裁决者的地位，但在今后资源匮乏、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日益政治化的新形势下，恐怕会起到负面作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一个周末发生了一系列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其主要的象征意义倒并不在于显示了反对普京的力量有多壮大——这些游行示威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而在于示威参与者出现的极端化倾向，而俄当局也表露出进一步使用暴力手段的意愿。这对于普京政府今后六年的治理并不是一个正面信号。

所以，普京个人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调整策略，淡化曾经扮演的利益冲突最终裁判人的角色，而适当恢复2000年到2003年间的做法：更注重对于一般基本规则的制定，适当脱离对具体事务对错功过的判断、减少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特事特办的行为风格；同时在选举周期、电视扣应节目之外进一步开放和社会各阶层更常规的对话渠道。在俄罗斯经济资本化和社会分化加剧面前，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分配这一艰难的选择完全推向所谓中立自由的市场，而放弃推动政治协商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普京今后六年需要从仲裁者转变成一个多元社会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张 昕

2012-03-01 | 时代周报

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各种证据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很有可能第一轮就能胜出。虽然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但是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俄罗斯逐渐形成的“寡占稳定结构”在选举之后的前景却并不明朗。

在这一结构的顶端，是一个以普京个人为核心的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它控制了独立攫取资源的渠道，其内部则呈现松散集体领导的特征。由此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 的松散群体，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 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合作、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 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非正式渠道”展开的。

作为最高领导人，普京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就是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使得这样的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不管这样 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在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 团队也尝试整合更多的力量。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 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普京个人身上的政党，除了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 作用之外，它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

寡占结构的政治经济结合体可以在相当时间内保持稳定，革命制度党统治下的墨西哥、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都是类似例证。而一旦国家全面性的危机结 束，“非常政治”转入“日常政治”之后，面对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这样的结构往往要承受新的压力。在俄罗斯，精英集团控制了攫取资源的主要渠道，尤其是由自然资源带来的高额经济租金，同时过去十三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使得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在人均收入持续增加和赤贫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不同 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诉求之间的冲突。

2011年年底议会选举引发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示威者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里收 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年轻，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 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现在的寡占体制已经限制了这些所谓“愤怒的城里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如果说这个走上街头的群体是希望“日子过得更好”，那么处于俄罗斯社会收入最底层的阶层则更多希望“日子不要变得再坏”。这个阶层没有表达自己诉求 的渠道和机会，更不用说把需求转换成为现实政治行动的能力。“愤怒的城里人”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要求寡占体制的全面改变，而身处最底层公 众的诉求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因此，前者把反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画上等号，恰恰有可能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因为对于最 底层群体，反贪腐和公正选举的诉求并不重要，他们希望得到“日子没有变化”的结果恰恰倚重现在的寡占稳定体制。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 纳入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的讨论，除了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否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争取吸纳那 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对寡占体制形成有效挑战的重要策略问题。

寡占稳定结构高度依赖统治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平衡，而在俄罗斯，这种平衡又高度依赖最高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和公众的支持率。当非正式的、基于个人效忠关系的信任逐渐蒸发，或者当不可预计的外部因素导致突然的经济衰退，其内部稳定就很成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会对于任何低于六成的支 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紧张的原因—尽管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支持率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最后的总统人选，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诸多信号是否可能形成对于精英集团和公众两个层面集体行动的新“聚点”。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由最终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计到的集体行动，从而决定未来俄罗斯寡占体制还能稳定多久。

苏尔科夫的“戏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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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科夫的“戏梦人生”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3月23日

应中国政府邀请，俄罗斯副总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将于3月23日至25日访华并出席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开幕式。这位俄罗斯当代政治中最神秘、最激发人们兴趣的实权人物之一将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

现年48岁的苏尔科夫曾先后效力于俄罗斯三位总统，被媒体称为“普京理论体系的缔造者”和“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早年曾经梦想成为话剧导演的苏尔科夫在尝试过多个不同领域的职业后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银行业，和包括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内的诸多富豪建立密切关系，并逐渐找到了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政治公关领域。他擅长开发各种创造性的公关攻势，而且以灵敏的嗅觉捕捉竞争对手的弱点，充分利用媒体打击对手。被称为“宠臣”的苏尔科夫可以根据主人的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加之在整合政界和商界资源上能力出众，在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内部多次洗牌过程中始终没有倒台。

苏尔科夫于1999年加入当时叶利钦的总统办公厅，是后来决定提拔普京的背后人物之一。此后，苏尔科夫逐渐成为俄罗斯几任总统圈子内部、尤其是普京团队内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缔造者。苏尔科夫的主要职责集中在重建和经营俄罗斯的公共政治空间：他通过各种干预方式介入政党制度的立法、微观调控选举过程、全面实行对媒体的软性控制。他是组建“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还有包括“纳什”在内几个青年政治组织背后的主要推手。

苏尔科夫也是普京时代提出的最重要理论概念“管理民主”、“主权民主”的主要推动者。他在2006－07年间的几次重要讲话和发表的文章被认为系统阐述了以普京为代表俄罗斯统治精英的基本政治理念。在这些文案中，苏尔科夫重新界定和表达了俄罗斯统治精英心态的三个核心要素：对于政治完整性和集中权力的追求、政治目标的理想化和政治的个人化。对于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苏尔科夫帮助推广的“主权民主”概念强调世界上没有彻底的自由，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民主，只有具体的反应了特定国家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和人民心态的具体民主形式，而现实中的自由总是“艺术性的自由”。 因为所有具体存在的民主形式都是被“管理”的民主，所以政治人物的重要职责在于如何影响公众使得他们产生身处自由的幻觉，尽管实际上他们始终都处于被管理状态中。

在天才操盘手形象背后的则是苏尔科夫同样复杂的个人世界。和俄罗斯当代诸多政治精英一样，苏尔科夫喜欢幻想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在业余时间写小说、剧本还有摇滚音乐的歌词，他的办公桌上和普京照片并列的还有美国饶舌歌手吐派克·夏库尔、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和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照片。在盛传是他以笔名写的畅销小说《几乎为零》中，主人公是一个80年代后期对苏联官方说教感到绝望的带有嬉皮士气质的年轻人。小说描写了这个年轻人在移居莫斯科之后在不断的内心挣扎中逐渐成为手段狠毒的公关大亨的故事，这个故事多少也对应了苏尔科夫自己的经历。

俄罗斯长期的异议作家里蒙诺夫称苏尔科夫把俄罗斯政治转变成一个壮观的后现代剧场，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政治秀场上作为导演的苏尔科夫不断尝试着新旧各种政治模型：一会儿支持极端民族主义团队，然后又可以迅速会见人权组织。苏尔科夫的策略是将任何反对势力长期置于一种猜疑和困惑状态，而这种现实的无可定义既是针对自己导演的这出戏，也是针对导演自己。这种后现代和威权政治操作的微妙结合导致一系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福柯）等人的文本成为众多培训下一代俄罗斯政治操盘师课程中的新宠，不了解这样的背景我们恐怕很难想像杜马议员会在政治集会上不止一次地引用德里达和拉康，而“主权民主”、“管理民主”之类概念对传统主权、民主观念的挑战也饱含后现代意味。

在苏尔科夫帮助创建的这个后现代秀场里，导演或者公关经理能和任何一个有必要合作的权力中心进行合作：莫斯科的高级画廊可以在指导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影片的同时展出反政府的艺术作品；某知名导演可以在拍摄了讽刺普京政权的卖座大片之后又加入普京的政党；哪怕苏尔科夫本人也会写讽刺当下腐败的小说和摇滚乐歌词。苏尔科夫导演的秀场里里充满了各种面具和各种姿态，色彩斑斓但是除了对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与财富积累的追逐之外，核心价值的空洞无味正在日渐凸显。

在2011年底的议会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表现不佳，苏尔科夫随后离开克里姆林宫、转任负责创新现代化的副总理。这个人事决定是否是为统俄党的选举失败找的替罪羊尚不可知。可以肯定的是，2012年总统选举前后的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重大转变，对于改变过去十多年寡占稳定局面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往日政治秀的天才导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他曾经擅长的公关策略、意识形态训导以及一切都是政治游戏的态度恐怕也需要相应的调整。

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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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背后的意义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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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无论是俄罗斯国内外的专家判断和俄国内各种不同的民调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选举胜利。在选举前一个星期俄罗斯三家最有影响的民调机构组织的最新民调中，已经决定参选的受访者中准备投票给普京的比例分别是66％、58.6％和 58.7％。这样的民调结果预示普京甚至可以确保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胜出，无须进入第二轮和对手一对一的竞争。从最终结果看，总统选举本身似乎已经没有不确定性。但即便是最终结果没有悬念的选举仍然有超越决定胜负的意义，尤其在俄罗斯这样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治体系中。没有悬念的总统选举仍然冲击了政治表面的均衡状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过去十多年俄罗斯政治全局的机会。

个人与领袖

1999年8月俄罗斯杜马通过对普京的总理提名时，很少有人相信在联邦政治还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普京能够在总理的位置上待很久——此前一年半时间里总统叶利钦已经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四名总理。然而，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三年的时间里，普京对于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掌控能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和想像。从一份并不怎么出众的履历开始，普京在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上不仅没有成为其他政治势力的傀儡——如一开始有人曾经预测的那样——而且在国内作为政治人物的公众认可程度始终超过公众对俄罗斯政府的认可，2008年以来作为总理的民众支持率也始终在总统和政府之上。在国际舞台上，普京个人施展的影响也超过了俄罗斯作为国家的影响力。不管如此的个人形象和影响力是普京和他的公关团队利用行政资源和媒体包装苦心经营的结果，还是得益于由能源价格走高而推动的经济复苏，普京个人对于过去十三年时间里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不可磨灭。尤其是新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普京很准确地把握了俄罗斯公众（或者说“中位选民”）的心态与渴求，提供了一个公众渴望的领导形象：真正的汉子、精力旺盛的工作狂、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以及与社会各界有效的沟通者。

同时，过去十三年间的从政经历也逐渐在细微之处不断塑造和改变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从最初进入联邦权力中心时略显谨慎、矜持但面对各个阶层的直接对话时表现出灵活态度，到如今媒体面前日益娴熟的应对技巧和宽容程度的下降、不愿意接受对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任何质疑。早期普京标志式的宣言经常可以归入“粗鲁”行列，但很少有人怀疑这样言论背后的真诚。如今普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和姿态越来越成熟自如和职业化，但是他言谈举止中体现出的那种冷峻的直率似乎在减少。和传言中接受注射肉毒杆菌整容暗合的是他逐渐表露出来的情绪和智力上的疲惫。在曾经永不疲倦、一切近在掌握中的形象背后，我们开始注意到权力负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留下的印记——哪怕是最强悍的领袖也无可避免。

无论是2008年没有接受众人建议修宪以便继续担任总统还是这次决定继续参选，普京对权力的追求不单缘于对个人权力的贪恋，而是一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个人信仰。他对马克斯·韦伯笔下“受使命召唤”的政治家形象一定会有深切的认同。政治竞争、辩论、政党、甚至选举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来说都是“外生”的：他本质上不希望把自己依附于政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方面，而是真心诚意地相信自己被赋予了引导整个民族国家的使命。因此，他可能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独裁者；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这些简单的政治标签不足以涵盖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行为没有统一和谐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而更多仰仗的是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这样的行为模式在普京担任总统的第二任期中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如果说在90年代动荡时期，这样领袖形象满足了公众的需求，那么当政治生态已经从“非常政治”进入“日常政治”，这样的领袖和行为模式是否还行之有效？

团队与精英

在普京这样一个政治强人的领袖形象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权力控制模式，研究斯大林时期流行的“巨人模型”肯定无法准确描摹现在的俄罗斯政治生态。俄罗斯国内外的学者基本有这样的共识：过去十三年间，实际掌握俄罗斯联邦政府层面最主要决策权的是以普京为核心的一个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但这个团队确实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真正控制了攫取资源的渠道，团队内部则具备了松散的集体领导的特征。在这个最核心团队之外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的松散集团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其中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渠道展开的。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占据这个精英集团最顶峰的从形式上看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之间的所谓“双头统治”。即便外界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有诸多猜测和解释，两人的最基本目标没有冲突：都是对内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现代的俄罗斯，对外恢复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两人成长最关键时期背后仰仗的基本是同一个团队；两人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更多的是个人风格的差别，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执政哲学上的差别；两人在政治角色上的差别更多的是针对国内外观众的一个有意分工，使得“双头统治”作为一个组合可以对国内外不同的观众释放必要的不同信号。两个人之间角色的变化会搅动一下精英集团周围平静的河水，但是不会颠覆精英集团本身这艘大船。

在关于领袖个人与精英集团关系的讨论之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特质之一是他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的出色能力，不管这样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普京善于通过倾听各派不同声音来引导甚至强制妥协，使得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曾经是普京重要盟友的前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最近公开承认：“普京有超凡的能力倾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迄今为止，他在平衡政府内各派别间的冲突立场上做得非常成功。”

而在上述高度个人化的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也尝试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整合精英力量，尝试精英吸纳和自我更替的制度化建设。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去年议会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而统俄党在议会选举中将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也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一个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作用之外，统俄党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尤其是考虑到去年议会选举中统俄党差强人意的表现， 普京希望通过政党方式整合组织精英团队的希望已经受到重挫，这也是他在迄今为止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完全忽略自己的党派身份的原因。

社会与公众

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非常政治”时期的动荡之后，过去十多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带来了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政治制度也必须面对新的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的挑战。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俄罗斯总体经济成长业绩不错，人均收入的绝对增加和绝对贫困人群数量的减少都是经济成长的实绩。不管是得益于政策得当，还是外部价格的影响，过去十多年俄罗斯公众平均物质生活水平的总体改善是确定无疑的，基本生活秩序的恢复也应该肯定。

同时，与绝对收入水平总体提高并行的是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社会诉求之间的冲突。去年年底议会选举开始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这两者针对的都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获得财富的方式：俄罗斯社会的贪腐程度远高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教育水平所应该决定的贪污腐败程度。但是这样的街头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统一的声音还不能完全确定。去年年末开始的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的具体人员组成还没有系统严格的统计，但根据各种现场目击证据推断，走上街头人群里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收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他们的年龄低于全国平均、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这样的人群在自己收入绝对提高的同时，痛恨现有体制对保障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构成的障碍。但是这样的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民调中出现的15－20％反对现政权的人群，代表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那些现在收入高度依赖国家系统的人群，还是值得打上一个问号。

近期社会运动得以组织起来的主要动因还是年末议会选举中出现的诸多舞弊现象，但把反对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划上等号恰恰在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如何把因为选举舞弊催生的共同激愤转换成为更具实质意义的政治目标和诉求是考验精英团队之外、以及包括选举在内的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新社会力量能力的时候。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纳入一个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讨论的渠道，在街头运动中曾经提到的诸如重新引入地方官员直选之类的具体政策措施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有希望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世界上有相当多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其地方官员也不是通过地方直选产生的。 除了在声势上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社会力量是否愿意或者应该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还是深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争取吸纳那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塑造更广泛代表性的重要策略问题。

选举与制度

可信的权力继承公式是任何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自去年年底以来普京和统治团队略现笨拙的操纵选举过程、确保最后胜利的行为间接显示出俄罗斯政治制度体系如何运行——或者说如何运行不畅——的内在逻辑。 现代复杂而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社会需求与公共决策之间一个重要的中间层次： 政治制度将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复杂诉求归总并且稳定这样的归总过程，同时通过政党、代议官员这些方式进一步提升单纯的个体需求，以最终达成稳定的社会选择结果，并保证社会选择过程不会因为社会需求的复杂多样而僵死。这样的制度化过程毫无疑问有自己的成本：制度中介层把政治代表权赋予某些个人、同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些人，代议制可能产生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政治竞争也有可能近一步撕裂甚至恶化社会先前存在的不同需求。就权力更替而言，通过大众参与（包括公开选举或其他方式的公开政治竞争）实现政治权力更替只是诸多可能之一。就像在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权力转换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掌控局面的小规模集团内部协商完成，公众的大规模参与完全可以被隔绝其外，新统治者的合法性也不需要通过大众政治过程来获取和巩固。但是非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容易产生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囚徒困境，非制度化的民主意味着政治制度覆盖范围的有限、代议和中介机制的弱化。

俄罗斯在这次选举前所凸显的正是政治制度缺乏制度化的诸多问题：普京自己的08年权力过渡方式就是一个例证。政治权力不是由具体职位或者宪政体系产生，而是高度依存于统治集团或着精英集团内部的个人层面上的非正式关系。当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高度依存于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时，这样的局面可能为个人提供大量的制度寻租的机会，但当非正式的信任关系、基于个人的效忠关系逐渐蒸发掉的时候，这样体系的不确定性也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任何对于低于六成的支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的紧张——哪怕这样的支持率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在这样的制度化低下的环境里，选举本身已经不具备“有限的不确定”，选举作为决定政治竞争胜负的意义也已经相当微弱，但选举本身并非没有意义。选举除了投票日当天可能出现的戏剧化结果之外，选举前后都是各个派别寻找联盟、拓展政治组织的过程，无论对于现有正式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还是因各种不同缘由组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来说都是锻炼队伍、发动群众的绝好机会。如同战争特殊条件下生发出的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在和平时期可以成为国家在其他领域动员组织能力的重要基础一样，选举前后引发出的社会动力也可能在选举之后得以延续并转换成其他领域社会动员的能力和组织基础。

除了最后的总统人选之外，选举过程中的其他细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精英集团和社会公众两个层面共同的一个“聚点”：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期到的集体行动。

此外，过去十三年来俄罗斯政治体制在催生新的政治精英、实现精英集团内部自我更替方面表现欠佳， 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完全没有新面孔出现在联邦一级的政治版图上——统俄党在精英更替上曾经被寄予的希望已经落空。这次参加总统选举的虽然还是老面孔为主，但是从去年年底的杜马选举到日前的总统选举攻势，传统的正式政治体制之外已经有新生势力开始实质性的积聚政治资本的努力。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年轻律师兼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最初因揭露俄罗斯国家输油管道在建造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能源管道时挪用40亿美元公款而走红，迅速成为揭发俄罗斯政府腐败的知名人物。虽然他在这次的总统大选期间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政治竞争，但是在组织反对派的社会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知名度都意味着年仅34岁的纳瓦尔尼前途无量。

2012年总统大选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谁能最终成为总统，而在于选举过程对现在实际意义上的领导人、统治精英和公众的预期和判断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选举之后政治过程的影响。无论对是政治竞争中的哪一方，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各个层面上的集体行动都可能提供重要的新“聚点”，协调和激发新的集体行动。同时，选举过程也将归总俄罗斯社会对于如下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制度化程度低下的俄罗斯政治在社会需求日益分化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改变目前高度依赖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围绕在领导人周围相对封闭的统治精英集团的治理方式。

一盘脆弱的“大棋”

 

一盘脆弱的“大棋”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9月30日

纠缠俄罗斯政局多年的“2012年问题”日前终于谜底揭晓。在“统一俄罗斯党”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先是现任总理、党主席普京提名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继任该党领袖。随后梅德韦杰夫又提议全党支持普京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双方对对方的提议都表示欣然接受，随后党代会也迅速通过决议将两人在大会上的发言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竞选纲领。

虽然在2008年总统换届之后有众多猜测普京可能会重回俄罗斯最高权力位置，但很少有人预测到这个决定会在离总统选举还有半年这个时间点、以这样一种方式正式公布。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人在各自演讲中都豪不掩饰地表示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两人其实在梅德韦杰夫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前就已经确定。如果两人所说属实——这是一个需要追问的“如果”——那这盘关于2012年的“大棋”确实是规划已久，而过去几年来不少分析人士做出的两人之间良性竞争之类的判断只能是太简单、甚至是幼稚的一厢情愿而已。回想过去几年里两人在各种场合针对2012年问题的回答，几乎总是归结到遵从人民意愿或者是到时候再做决定，再面对梅德韦杰夫在这次党代会上义正词严地强调“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时，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哪一句了。

不管现在这样的安排当中普京本人的“恋栈”心理占到多大比重，至少说明2000年以来俄罗斯政治制度建设没有摆脱对个人的高度依赖，包括2008年总统选举在内的尝试没有产生一个可以让现有统治精英感觉可以依赖的新领导集团。普京个人还是必须回到之前的直接掌舵的位置上，而没有像此前不少人猜测的那样以某种“民族领袖”的身份半退出正式的权力中心，在保留对重大决策有发言权的同时，退出对于日常具体政策事无巨细的关照。

“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治制度化的最重要努力几年来也没有实质进展。这次代表大会除了揭晓2012年问题答案之外的其他安排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规模日益庞大、在联邦立法机构和众多地方立法机构掌握控制权的政党远远没有达到类似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和印度国大党曾经达到的制度化水平。统俄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本次党大会还决定包括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将被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统俄党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恰恰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在普京勾画的一盘“大棋”中统俄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

党代会之后另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也进一步佐证了关于“大棋”脆弱性的假说。在财经界口碑很好、一度盛传有望担任下届总理职务的现任财政部长、副总理库德林在统俄党党代会之后马上公开表示因为和梅德韦杰夫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他不会在梅德韦杰夫任总理的新政府里任职。在两人之间面对面直接的冲突被电视转播之后不到24小时，库德林的辞职被批准。连库德林面对这样的安排都被蒙在鼓里，从而不惜把冲突以少见的公开方式放到桌面上，这也是“大棋”里没有算计到的一步，而类似这样的段子在明年四月前仍有可能出现。

当然，对“大棋”安排的另一种解释是普京（或者加上梅德韦杰夫的双人团队）在俄罗斯民众当中一直保持很高的支持率，所以现在这样的安排最终还是顺应民意的表现。几年来各种民调的结果和过去十年的经济数据也确实可以支持这样的解读。但如果这样的支持率确实稳定扎实，又是什么让有些人有这么强的危机感以至于必须把这盘“大棋”下得如此神秘？难道他们意识不到这种神秘操盘早晚会葬送他们苦心经营的“合法性”吗？

波兰选举的双重“尴尬”

波兰选举的双重“尴尬”

张 昕

《东方早报》2010年7月13日

　 　刚刚结束的波兰总统选举从过程看多少有些“尴尬”。这首先是一场因悲剧而被迫在仓促之中安排的选举：4月间包括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在内的几十名波兰政 界高层在前往俄罗斯参加卡廷惨案纪念活动时因坠机事故身亡，由此波兰政府被迫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并且把首轮选举放在6月底暑假开始的第一个周末，这实在不 是一个争取选民投票的好时机。
　　导致波兰几乎损失一代政治精英的坠机惨剧自然给这次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定下了一种不寻常的基调。主要竞争 对手之间少了直接攻击和言辞激烈的辩论，所谓“负面竞选”的手段远没有成为本次竞选的主流风格，各政党和参选人的行事风格都带上几分肃穆和凝重。进入选举 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的竞选口号也颇能说明问题：来自目前执政党公民纲领党的候选人科莫罗夫斯基以“我建立共识”为口号，而罹难总统的孪生兄弟、法律与公正 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则以“波兰最重要”为竞选口号：前者回避自己政党的主要议题，后者则更含混模糊，都属于没有攻击力的竞选口号，多少是针对这场 意外选举的无奈选择。
　　和已故总统政见相左的科莫罗夫斯基在攻击前者的政策时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冒犯“为死者尊”的人情常理。而雅罗斯 瓦夫·卡钦斯基一方面强调自己和死难前总统的手足情分，利用在悲伤中带领政党重整旗鼓的“道义－情感”制高点，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己弟弟生前民众支持率低 迷这个事实，不能把自己完全塑造成前总统衣钵的继承者，所以才有了上述不太清楚的竞选口号。两人都不得不采取了和正常条件下不一样的竞选策略。
　 　如果说坠机事故为选举定下上述尴尬基调，选举背后更有波兰政体设计上长期的“尴尬”因素。目前波兰的政体介于典型的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由全民普选产生 的总统掌握外交权力，但是其余行政权力同样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议会掌握。当总统和总理来自政见相左的不同政党时就容易导致政府运行陷入僵局。自2007年 末，公民纲领党的图斯克担任总理以来，波兰内阁就经常和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发生矛盾：属于右翼保守派的前总统先后18次对图斯克在加 入欧元区、改善波俄关系、削减公共开支、社会福利等问题上的动议动用否决权，使得内阁试图推动的改革措施裹足不前。
　　如今科莫罗夫斯基当选总统使得行政权力在党派上重新获得统一，为总理图斯克推行小政府、大市场和更加深刻融入欧盟的政策扫除了制度障碍。正因此，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主要英文、德文媒体几乎一致评价：欧盟也好、国际投资者也好，都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
　 　但是，第二轮中科莫罗夫斯基得票率为53％，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得票率为47％。这6个百分点的差别与5月初不少民调显示高达20个百分点的差距相 比，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其实已经表现得不错了，坠机惨案相当程度上“帮了”雅罗斯瓦夫本人及其政党一把。选民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中是否会否定图斯克政府的 政策导向，波兰政局是否会重回总统、总理被不同党派掌控的僵局，现在还很难预测。意外事故带来的选举中的尴尬气氛毕竟会随着时间消解，但是政体设计深层的 尴尬却要困扰波兰政局更长久。
　　在本次特殊总统选举的双重尴尬之后，还有另一层意义值得品评。
　　无论是谁最后当选，这都 是一次平稳顺利的权力更替。在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悲剧过去不到三个月内，这个国家就能通过选举顺利完成权力更替。此外，本次大选两轮投票的投票率均在 55％左右，甚至高于近年来波兰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国殇之后，波兰人在选举中感受和体现民族的凝聚力以及对国家事务的参与热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莫 罗夫斯基在获胜之后首先发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波兰的民主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