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张 昕
2012-03-01 | 时代周报
在这一结构的顶端，是一个以普京个人为核心的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它控制了独立攫取资源的渠道，其内部则呈现松散集体领导的特征。由此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 的松散群体，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 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合作、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 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非正式渠道”展开的。
作为最高领导人，普京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就是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使得这样的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不管这样 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在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 团队也尝试整合更多的力量。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 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普京个人身上的政党，除了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 作用之外，它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
寡占结构的政治经济结合体可以在相当时间内保持稳定，革命制度党统治下的墨西哥、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都是类似例证。而一旦国家全面性的危机结 束，“非常政治”转入“日常政治”之后，面对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这样的结构往往要承受新的压力。在俄罗斯，精英集团控制了攫取资源的主要渠道，尤其是由自然资源带来的高额经济租金，同时过去十三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使得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在人均收入持续增加和赤贫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不同 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诉求之间的冲突。
2011年年底议会选举引发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示威者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里收 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年轻，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 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现在的寡占体制已经限制了这些所谓“愤怒的城里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如果说这个走上街头的群体是希望“日子过得更好”，那么处于俄罗斯社会收入最底层的阶层则更多希望“日子不要变得再坏”。这个阶层没有表达自己诉求 的渠道和机会，更不用说把需求转换成为现实政治行动的能力。“愤怒的城里人”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要求寡占体制的全面改变，而身处最底层公 众的诉求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因此，前者把反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画上等号，恰恰有可能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因为对于最 底层群体，反贪腐和公正选举的诉求并不重要，他们希望得到“日子没有变化”的结果恰恰倚重现在的寡占稳定体制。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 纳入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的讨论，除了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否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争取吸纳那 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对寡占体制形成有效挑战的重要策略问题。
寡占稳定结构高度依赖统治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平衡，而在俄罗斯，这种平衡又高度依赖最高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和公众的支持率。当非正式的、基于个人效忠关系的信任逐渐蒸发，或者当不可预计的外部因素导致突然的经济衰退，其内部稳定就很成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会对于任何低于六成的支 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紧张的原因—尽管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支持率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最后的总统人选，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诸多信号是否可能形成对于精英集团和公众两个层面集体行动的新“聚点”。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由最终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计到的集体行动，从而决定未来俄罗斯寡占体制还能稳定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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