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主义”与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世界

 

“普京主义”与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世界

“澎湃”－《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19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被乌克兰危机改变的九个世界政治趋势”）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2296

由乌克兰危机引出的“普京主义”原则既是对俄罗斯自身文明和国际定位的调整，也直接挑战了建筑在二战和冷战基础上的现行国际秩序，对后者的若干基础原则和一系列核心概念俄罗斯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努力将这些解释一般化。这些概念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合法性、国际正义和民族自决等。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前后提出、并系统化的这一套原则从文本和话语转化成实际的政策实践和政治选择，其结果则有可能如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感叹的那样：“世界将永远不会象现在这样了”。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作为基石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挑战，可能只适用于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大国和得到大国保护的盟国，而剩余的小国则没有基本的保障。国际政治将部分回归20世纪初期的特征：“势力范围”的概念在事实上回归和强化，结盟政治的重要性上升，民族国家独自决策的空间和能力趋于下降，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作用也会下降。大量后发展国家在不具备欧洲式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上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形式，这些国家前民族国家时期的传统和历史遗存其重要性将会在现有国家间关系中进一步凸显。

（二）文明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普京主义”原则中对建立在包括族群、宗教、语言等标准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比对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成员的身份赋予更高的重要性，这对传统民族国家内部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和民族国家对外的独立性都是重要修正。同时，对于乌克兰建立在文明原则上的干预主义也超越了现有的法律基础上的干预原则——虽然后者也在实践中经常被违背。

（三）西方与非西方国家。虽然“普京主义”原则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远没有得到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但那些置身事外的非西方国家对西欧和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仲裁者的认可度也在下降。在2014年3月27日进行的联合国大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投票中，只有52％的联大成员支持这个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动议，包括阿根廷、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西方核心国家普遍认可的民主国家也都投了弃权票。联合国投票结果显示，许多国家视乌克兰冲突为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民主与专制之间或者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更没有接受西方国家自认为的“自由国际秩序”捍卫者的身份。大多数国家对于俄罗斯的部分行为和表达虽然有保留和不满，但这完全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和俄罗斯一样认为在现有的国际体系里西方国家享有不合理的优势地位，其行为也丧失了广泛的道义合法性。

（四）制裁和平行体系。进入21世纪，在中东和北非，从利比亚、伊拉克到伊朗，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频繁使用经济制裁作为施展自己政治强力的最佳工具，但是近期美国和欧洲对于俄罗斯这个世界第9大经济体、拥有相当工业化基础的能源大国不断升级的制裁则可能决定经济制裁未来作为对外经济强制手段的有效性。俄罗斯应对制裁上已经作出诸多努力：在国际金融、国际储备和支付体系寻找“去美元”的可能，在欧美传统贸易伙伴以外加速建立新的贸易渠道和自由贸易区，在能源领域建立自己主导的交易体系等等。这些尝试预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谓“受威胁者的联盟”会继续努力摆脱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对他们的制约，一个与现有体系平行的替代体系可能由此出现。

（五）能源领域。毫无疑问，乌克兰危机将迫使欧洲进一步加速减少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由此传统能源输出中心中东和北非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会有所上升，欧洲近期的能源多样化选择包括：提升伊朗的能源地位、增加利比亚现有的产能、开发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控制区、通过土耳其的新能源管线等。乌克兰危机也将影响北美、北极地区能源开发的利益算计，有可能加快北美能源对外开放速度、刺激北美页岩油气等新能源源头的开发、加快俄罗斯对于北极地区能源的勘探和开发速度。

（六）欧亚空间。“普京主义”本质上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构想中的主导地位勾勒出了一个蓝图，但是其中关于“俄罗斯世界”的论述、尤其是背后的文化叙述，和欧亚政治空间内部族群、语言、宗教的高度复杂现实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普京主义”可能会让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对于俄罗斯目前追求的欧亚空间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构想产生更多质疑。但同时，近期俄罗斯面对经济制裁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方面给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和俄罗斯谈判时的筹码，另一方面又给中期内加快欧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更高的经济合理性。

（七）亚洲。大多数亚洲国家在民族自决和坚守主权的选择中间更倾向于后者，对于来自外部尤其是西方力量干预的反感占据了上风，因此对于乌克兰危机对于主权观念的冲击反应并不强。欧洲地缘政治景观里欧美联手制约俄罗斯的局面在亚洲会呈现出不同形态：中、俄、美相对独立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关系会更清晰，部分亚洲国家（包括现有西方的盟国，如日本和韩国）可能会加速争取俄罗斯支持，加强各自与俄罗斯这个传统上的外部大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加速自己东向战略将使得亚洲的地缘政治前景更加多样复杂。

（八）欧洲。对俄政策一直是欧盟对外政策上最具撕裂性的政策之一，乌克兰危机和此后欧美的反制措施进一步凸显欧洲内部在对俄态度上缺少统一思维和有力领导，无论是德、法、波的“魏玛三角”还是匈、斯、捷、波四国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危机管理和“东部伙伴”计划上都无力提供相应的领导能力。乌克兰危机会在欧洲统一能源政策和进一步东扩政策上继续撕扯欧洲的政治架构和对于欧洲未来定位的共识，甚至加剧欧洲内部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九）新冷战。“新冷战”出现的可能性被夸大：俄罗斯本身的实力不复苏联，无力单独全面对峙西方这个“反题” 。但在任何类似新冷战的情景中，俄罗斯都会努力利用非意识形态的标准和话语寻求其他非西方力量的联合；包括加快之前已经设定的面对亚太地区的东进步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澎湃新闻”－《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4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 “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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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张 昕

乌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总结为“普京原则”。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原则”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场。但是“普京原则”中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原则”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原则”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原则”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原则”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原则”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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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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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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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俄罗斯告别寡头

俄罗斯告别寡头

张  昕 

《中国改革》2013年第5期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4-28/100522254.html

二十多前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废墟上，一个被称为“寡头”的阶层迅速崛起，一度被认为掌握了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并由此间接掌控俄罗斯最高政治权力。然而，这个阶层似乎来去匆匆。 2013年3月流亡伦敦的俄罗斯富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之死代表了俄罗斯寡头时代的全面终结。这个特殊阶层曾因为饱含争议的发家史、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丑闻成为媒体宠儿，但是在个人奢华的生活和各种阴谋论背后，寡头阶层的起伏包含了有关共产主义转型、甚至是资本主义本质更深远的启示。

俄罗斯寡头阶层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自苏联时代的组织体系内部，比如共青团（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和科研机构（别列佐夫斯基），而其中一部分人的第一桶金来自俄罗斯1991年实行的第一轮私有化。当时的方案是免费发放人人均等的票券和有利于国有企业内部人方案的结合，这样做在形式上塑造了人人有份的公平起点，但又给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内部人（国企经理和职工）以一定的自由可以选择多少股份出售给外部人，以换取迅速推进私有化的政治妥协。这一轮私有化结束后，一些了解企业内部情况又掌握金融资源的人得以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大多数个体外部人手中的私有化券：因为对后者而言，单张票券的实际价值微不足道。尤其是一部分苏联晚期国有企业的所谓“红色经理”因成功搜罗大量私有化券而致富，成为寡头阶层另一个重要来源。

1995－96年间俄罗斯的“贷款转股权”私有化则成为日后寡头们原罪的最重要由头。当时已经掌控大量金融和媒体资源的部分富商和在总统竞选中落后的叶利钦达成协定，提供贷款和媒体支持帮助叶利钦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竞争总统职位，从而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在第一轮私有化中没有出售的能源冶金行业的最重要资产。叶利钦对这个交易没有通过议会渠道，而是以总统令方式颁布，再加上96年选举最后结果本身的诸多问题，让由此进入俄罗斯能源冶金产业的寡头们的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贷款转股权”交易细节的日间清晰，最新的证据也显示这轮饱受争议的私有化方案最多只涉及3－4名人们通常所说的寡头名录上的成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共产党人可能重新上台”的政治风险，这一轮私有化参与者获得的价格优惠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大。但是俄罗斯公众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证据的兴趣并不大，对于“贷款转股权”交易合法性的质疑一直延续至今，这笔交易也是叶利钦时代“寡头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污点之一。

俄罗斯私有化方案设计者最初希望将俄罗斯企业导向盎格鲁·萨克森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分散的股权结构、高度依赖股市的外部融资、股东利益导向。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方式加上能源冶金行业的高比重，导致私有化结束之后俄罗斯工业经历了在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的资产迅速集中。世界银行主持的一项调研显示：2001年俄罗斯最大的23家企业占据了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约30％，而这些企业的终极控制人可以追溯到37个个人。2005－6年间对1000家俄罗斯企业的调查也显示，35％的企业由一个个人大股东控股。资产在个人层面如此的集中程度在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里是相当高的，这也是少数寡头崛起背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

90年代中期以后，以寡头为代表的早期改革的即得利益者希望利用政治和法律制度阻碍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因为让国家停留在这个“部分改革”的阶段正有助于巩固先前获得的垄断租金，从而达到“赢家通吃”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初由俄罗斯媒体提出的“寡头”这个说法在1997年被当时的副总理涅姆佐夫和前私有化方案的负责人丘拜斯等人频繁使用并赋予鲜明的政治含义，使得这个阶层成为了改革阻力的象征。

但是，几乎就在同时——尤其是9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公司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变化，其中两位富豪经营策略的变化尤其具有代表性。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控制的企业曾经在90年代涉及多起有争议的商业纠纷，包括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排挤中小股东以达到自己资产集中的目的。但是在98年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他控制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布了全新的、重点在保证小股东权益的公司章程，并且引入独立董事、聘请外国职业经理人、实行更加清晰的分红政策，尤科斯公司股票迅速成为国际投资者追捧的热门。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在多个不同场合宣称俄罗斯经济发展无法无天的混乱阶段必须终止，而他的尤科斯公司希望能够在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律体系中运作，他自己也开始在国内外资助大量文化和慈善事业。另一位同样知名的富商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在90年代末也开始组建并主持了俄罗斯的“公司治理全国委员会”，这个一度相当活跃的组织试图通过游说和教育活动提高俄罗斯公司治理的整体质量和推动企业管理的透明化。这些证据似乎在显示，仅仅不到十年时间里，完成了企业内部资产集中和有效控制之后的俄罗斯富商正转换成一个全新的团体，这个阶层不再仰仗法律制度的漏洞和各种寻租行为，而是开始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积极倡导和实践更好的公司治理模式甚至更广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比如民主和法治），这也正是私有化方案最初期待的“原始积累终结”之后应该出现的正面变化。

然而，在上述变化还没有彻底展现自己正面效应之前，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作为自己重建国家权威和“纵向权力”的一部分，迅速开始了对包括寡头阶层、地方诸侯在内多股政治力量的“削藩”行动。在税务警察的关照下，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被迫逃离俄罗斯避难，两人掌控的两家全国电视台也被政府接管。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因逃税、洗钱和侵害股东权益等罪名被起诉，最终被判入狱九年，尤科斯事件也被视为俄罗斯国家对于大资本和私有产权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俄罗斯寡头阶层最初发家的方式一直缺乏社会认可，而此后又广泛采用黑势力和非法手段来保护自己财产和执行合约，缺少社会和法律两重意义上的合法性使得新兴的大资产阶层在重新整合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当国家机器开始全面钳制这个阶层时，社会公众大多站在国家这一边。

但是，普京最初两个总统任期内打击寡头的政策并没有导致该团体作为一个经济阶层在规模上的缩减。相反，如果以个人财富计算，俄罗斯超级富豪的数量在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其实一直在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杂志《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身价”10亿美元以上的俄罗斯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大多数俄罗斯富商在这八年时间里其实从国内外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得益良多。

富豪人数稳定上升的另一面则是俄罗斯“国家－大资本”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叶利钦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策略是水平方向上和一系列强力对手一对一的谈判、缔结特定的政治协议，那么普京的“纵向权力”最初还曾经试图创设与社会力量对话的制度化渠道。普京曾经建立起和主要商业集团之间一年两次定期的公开对话机制。在2000年7月举行的和大资本代表的对话中，普京提出了要和各家企业保持等距，不对任何个人和企业有所偏袒，并提出只要大资本不介入政治，国家对于早年私有化时期的问题过往不咎。2000年11月，普京正式指定“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合会”作为大资本的代表，要求俄罗斯企业界通过该组织集中自己的意见，形成同一声音来和政府协商。但是这些努力很快被针对特定寡头的选择性的斗争所取代，尤科斯事件更是反映了国家与寡头之间达成的任何妥协和共识的脆弱性。

那些在叶利钦时代末期、普京时代初期兴起的新寡头更是和国家之间保持着和叶利钦时代“七大银行家”时代很不一样的关系。作为“七大银行家”的一员，霍多尔科夫斯基曾经公开向多个党派提供资助，表露过参选总统的意向，他还提出过和政府意向不同的建设通往亚太地区油气管道的计划，并且希望通过和外国企业合作将自己控制企业的一部分股权套现。类似这样支持反对党或是投资独立媒体的投资选择在200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富豪们中已经不多见，但在捐助慈善事业、参与各项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上新富豪们则是不遗余力。阿布拉莫维奇曾经担任过楚科特卡州州长八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个人和直属企业向该偏远地区共投资约25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他第一任期结束前，阿布曾向普京提出过辞呈，认为竞选州长时的承诺已经实现，可以提前全身而退了。但是后者不仅对阿布的辞呈婉言拒绝，并且在此后州长由直选改为总统任命之后，硬是让阿布留下继续为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余热”。而在新生代寡头中蹿升最快的杰里帕斯卡在2008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被问及是否会把自己的冶金企业交给国家时回答：“如果国家说要我们放弃，我们就放弃……我不把自己和国家区分开，我自己没有其他的利益。”

在亚理斯多德的概念体系里，“寡头政治”作为一种少数富人掌权的制度是各种政体中最差的一种。因为这个少数人的统治集团内部有足够的可能进行串谋，从而会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牺牲更广大公众的利益。但同时，亚理斯多德也正确预见了寡头政治本身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俄罗斯变现尤为明显。和拉丁美洲、菲律宾和日本的类似阶层相比，俄罗斯的寡头阶层在最初起源上缺少一个集体教化的过程，后来出于派系串谋的需要通过各种桑拿、高级餐馆或者网球俱乐部等社交场所形成了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但是离一个和谐统一的阶级仍然有相当距离。由于缺少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内部协调矛盾的机制，在叶利钦时代这个阶层经常要把叶利钦作为自己内部冲突的协调人。以“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合会”为代表的政治联合也没有产出稳定有效的结果。整个尤科斯事件中，寡头阶层中的重量级人物没有一个出面公开为霍多尔科夫斯基鸣冤或者站台支持，更直接体现了寡头之间政治联盟的脆弱性。在俄罗斯的特定语境里，这个阶层也始终没有办法扭转在公众面前缺少合法性的窘境。俄罗斯寡头迄今缺少自我复制的能力，更多的是历史巨变过程中的一个一次性事件：随着苏联解体而生，伴随俄罗斯国家的重新崛起而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寡头作为一个政治阶层（更不用说作为一个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留下的是一组经济上的富豪和2003－04年以来在俄罗斯全面强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为自己掘墓的寡头 

张  昕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12期 2013年4月1日

俄罗斯商人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2013年3月23日于伦敦去世，死因不明。他曾经有过诸多“头衔”，如前苏联时期成绩显赫的数学家、俄罗斯的亿万富豪、克里姆林 宫“灰衣主教”、散尽千金慷慨资助人权民主的慈善家，又是俄罗斯媒体中的“窃国大盗”、普京和俄罗斯现政权支持者共同仇恨的对象……他无疑是俄罗斯上世纪 90年代最有影响、曝光率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其经历丰富多彩，至少已有三部小说、一部电影以他的生平为创作素材。
　　对很多人而言，别列佐夫斯基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象征符号：混乱无序、无处不在的阴谋和谎言、赤裸裸的赎买和欺骗。
　　别列佐夫斯基1946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不起眼的犹太家庭，1968年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位出色的研究人员，后来获得数学博士学位，担任过俄罗斯 科学院管理研究所的系主任。一贯追求精致生活的他，在苏联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出现了些许松动后，迅速放弃科研，想尽一切办法赚钱。他在苏联体系内就体现出的 热情、能量和工作态度，使他在日后成为俄罗斯最出名的寡头。
　　别列佐夫斯基的“第一桶金”来自1989年开始的拉达汽车贩卖生意，他和商业伙伴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及一系列欺诈手段，获得巨额利润 （生产方却由此陷入债务危机）。1994年到1997年间，他先后控制了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Sibneft以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一部分，并组建了 ORT电视台。
　　经济上的成功并不能让别列佐夫斯基感到满足。多年后他在访谈中曾经调侃，“赚钱是一种能力，但是很浅薄的能力，不需要太多智慧”。相对于后来被称为“寡头”的俄罗斯富豪群体的其他成员，别列佐夫斯基是惟一把财富和政治权力完美结合的真正意义上的寡头。
　　在199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牵头联合其他几位俄罗斯富豪达成共识，全面支持在总统竞选中处于劣势的叶利钦。在这个后来被称为“达沃 斯协定”的组织下，多名俄罗斯富商利用金融资源和媒体，帮助叶利钦创造了咸鱼翻身的奇迹，在第二轮选举中打败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由此，别列佐夫斯基进入 叶利钦周边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小圈子（俄罗斯媒体中所谓的“家族”），并曾担任叶利钦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甚至参与了俄罗斯联邦和车臣之间的停火协 议谈判。尤其是在叶利钦不能以正常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几年时间里，别列佐夫斯基成为克里姆林宫内廷政治和“家族”周边复杂权力关系中的事实上的核心和动 力源泉。
　　此后他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帮助叶利钦选择普京并协助其成为俄罗斯最高权力的继承人。然而，1999年他组织普京总统竞选的政党基础之时，恐怕 完全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和自己一手造就的国家新领袖爆发全面矛盾，不得不逃去伦敦避难。普京上台三年内，叶利钦时代的寡头资本主义终结——寡头 集团中霍多尔科夫斯基入狱，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逃离俄罗斯——开始向普京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
　　无论人们如何评判他的政治业绩，别列佐夫斯基无疑是个聪明过人、满脑袋新主意的人。媒体描述其冷酷无情、精于计算、对金钱和权力贪得无厌，但他 又多次被比自己更冷酷、更精于计算的人“玩弄”和“背叛”。别列佐夫斯基曾经的商业伙伴阿巴拉莫维奇就是最出名的例子：过去几年内和别列佐夫斯基沸沸扬扬 的伦敦司法大战，让别列佐夫斯基仅律师费一项就花掉了超过1亿英镑，并且被英国大法官在判词中狠狠羞辱了一把：“我发现别列佐夫斯基先生作为一个证人不值 得尊重，完全不可信赖……他视事实为过渡性的、灵活的概念，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时捏造。” 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俄罗斯的政治。
　　2000年在伦敦得到政治庇护后，别列佐夫斯基一方面成了海外反对普京政权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另一方面也被俄罗斯政府塑造成为黑暗混乱的90 年代的代名词，以及俄罗斯利益代表的各种正面符号的一个“反题”。他的名字和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 2006年利特维年科中毒案等等事件联系在一起，如此之多的丑闻和阴谋，有时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中间有多少是真的。
　　有传闻说别列佐夫斯基死前曾给普京写了一封寻求宽恕的信件，有人将这封信和当年布哈林在临死前给斯大林声泪俱下写的求饶信联系起来。不论这封信 的真实性如何，别列佐夫斯基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最终被他自己参与缔造的体系彻底排斥和边缘化了。他为自己掘墓，成为了其一手打造的资本权力网络的牺牲品。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3-29/100507825.html

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张 昕

《东方早报》2013年3月21日​

中 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首站国外访问选择在俄罗斯，自然是对两国关系高度重视的体现，而中俄各界也都期待这次访问为两国关系注入新动力。但新任领导人出访 带来的新动力是推动双边关系的简单重复，还是带来有实质意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认知和对俄中关系的判断，这里就新世 纪以来俄罗斯上述认知领域内的“变”与“不变”做一简要总结。
　 　从俄罗斯自身出发，最稳定不变的是其国内精英在对外政策基本战略上的共识，其核心内容是：尽管实力已经不如苏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 该扮演和美国类似的角色；俄罗斯因此继续坚持推动一个以大国为核心、由大国来维持基本秩序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大国有按照自己意愿追求国家利益的自 由，同时在有限度的“势力范围”内尊重其他大国各自的重要性，并且保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个俄罗斯统治精英达成的战略共识在1990年代后期基本成 型，在普京时代其实并没有大幅度改变，普京所完成的主要是把该共识中的期待部分转换成了现实，而且中期内俄罗斯任何统治精英个人或者集团都很难单独脱离上 述共识。
　　中期内另一个稳定的趋势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在保持全球视野的同时，将持续受制于国内的两重冲突：一是俄罗斯国内公众和精英在界定后苏联后帝国的俄罗斯身份认同过程中的矛盾冲突， 二是俄罗斯的全球视野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冲突。
　 　在上述外交战略的稳定共识基础上，俄罗斯对华认知最稳定的判断是视中国为自己追求多极世界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把中美俄三边关系作为最重要大国关系的认 识基础也将不变。 而另一个稳定的事实和判断是：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增长和扩张是以全面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冷战之后 国际秩序重整过程中的最大赢家，基本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俄罗斯则始终游移在融入和自我循环之间，俄国内精英对于这样的游移态度的存在也有清楚的 认识。
　　在上述“不变”背后，和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甚至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本世纪初年相比，中国新领导人即将访问的俄罗斯在对华、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判断上又出现了一些微妙但是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最重要的变化是，过去十多年来两国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对称”发展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活跃但又相对低调的态势大大增 强了俄罗斯各界对于中国实力和发展前景的正面估计。虽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前景对俄罗斯影响的判断有重大分歧，但是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第一次出现了如下共 识：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典范和潜在的超级大国，中国可能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范例，因此也有必要质疑西方作为唯一的现代化典范和思想制度来源的认识。
　 　过去十多年在俄罗斯精英内部形成另一个新共识是：相比中国，俄罗斯在国际影响和经济发展上的表现相对落后，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和俄罗斯相关的 两边都在弱化，而且这种不对称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尤其在双边关系上，越来越多俄罗斯政经精英认为是中国更成功地将自己的议程施加到俄 罗斯这一边。
　　从俄罗斯国家内部来看，过去十多年来以普 京为核心的俄罗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更多是外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基本战略的变化。同时，俄国内政治权力的集中意味着和1990年代相比，对外战略决策 的集中程度也更高。给定目前的俄罗斯政局，处于俄罗斯权力顶端这个核心集团对于中国的判断就是中期俄罗斯国家对于中国的政策取向，而且这个取向高度独立于 俄罗斯社会其他群体的意见。这个集团总体对和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合作持积极正面的评价。
　 　受此影响，俄罗斯国内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出版物过去十年间有所下降，俄罗斯地方政府对于中国的批评声音也在减弱。但同时，这个集团内部对于两国间经济 合作的结构性弱点也日益达成一致，认为当前的经济合作模式在中长期不利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升级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通过和中国合作成功地对美国和 欧洲施加了压力，但是两国之间自新世纪以来日益明显的不对称关系会让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打“中国牌”的选择日益困难。这也是2013年中国处理中俄关系时 需要意识到的新背景和制约条件。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3/21/964748.shtml

亚太经合组织远东峰会的三重意义

亚太经合组织远东峰会的三重意义

张  昕

《城市画报》2012年9月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9月9日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瓦斯托克结束。这次大会对于主办方俄罗斯而言是意想不到的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对于会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阶段性的推动，对亚太经合组织本身的未来走向则提出了一些意义有限的尝试。

对主办方俄罗斯政府而言，相对筹备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事前专业界很低调的预期，峰会应该是取得了预期之外的成功。尝试把亚太经合组织开始转变成可以和欧盟直接对话的区域经济组织、甚至是区域性的小世贸组织、和日本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合作，包括若干具体的经济项目，这些峰会取得的进展在半年前都还没有出现在会议筹备的议程上。

对在俄罗斯一直处于“后方”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过去莫斯科主导的发展战略主要出于政治和军事考虑。俄罗斯政府在2003年决定主办这次峰会就希望借此契机，将符拉迪沃斯托克转变为亚太区域国际合作的中心，也由此带动整个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次峰会的筹备本身给主办城市带来了联邦政府的巨额投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修建了全新的机场航站楼、连接机场和城市的道路，两座斜拉桥（包括长度超过3千米、世界上最长的斜拉桥）。峰会的会址毗邻新近创立的俄罗斯东部第一所联邦级大学“远东联邦大学”，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借机全面改造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利用主办国的地位不仅加强了自己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的影响力，更向全世界全面展示了自己“走向东方”战略转移的决心。这次峰会是普京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在俄罗斯国内主办的最重要的一次国际活动，会议期间普京本人利用一切机会向世界反复表达了俄罗斯向东方转移的决心和承诺，与会各方对此也都表示了至少是原则上的支持。

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双边和多边会晤中，官方宣言中承诺最大的成就是成员国同意在2015年前不提高关税，并把一组与环保有关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从目前的平均25－30％削减到5％以下。在亚太经合组织自己的发展前景方面，这次峰会已经作出姿态希望把这个组织发展成为世贸组织在该地区温和的替代组织，并逐步具备和欧盟直接对话的资格。未来当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面对世贸组织和欧盟之间的矛盾和规则冲突时，该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一个超越目前对话平台的新的协商机制。

俄罗斯对该组织的积极态度也是希望部分抵抗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伙伴计划在该地区可能的影响，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被排除在这个计划之外。当然，对于中长期亚太经合组织的定位，是否能够达到某些人希望的一个没有统一货币、没有政治一体化的类似欧盟的经济合作区域，这次峰会还远没有达成共识或者取得实质意义的进展。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2年10月18日

上周末（10月14日）举行的俄罗斯地方选举是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也是俄罗斯恢复地方长官直选之后的第一次选举。选举的总体结果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在举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五个地区里，现任的行政长官——也是“统一俄罗斯”推出的候选人——全部在第一轮中获胜，而且得票超过第二名的幅度从四十到六十个百分点。在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六个地区，“统一俄罗斯”在其中的五个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在唯一一个没有过半的地区里也领先第二名的政党超过二十个百分点。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众人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统一俄罗斯”和现政权是否对选举结果实行了操控、极低的投票率是否是反对派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还有选举结果是否意味着普京巩固了自己对地方的控制。但如果我们把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放在去年年底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到今年三月总统大选这个政治周期之后的俄罗斯国家社会间互动的语境里来审视，我们可以窥探到自五月以来俄罗斯这个政治新周期的一些更关键的特征。

三月份的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或者立法：包括提高住房费用和水电费、设立诽谤罪、对于网络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接受国外资金的社会组织）更加严格的管制、威胁关闭YouTube网站、更加严格保护宗教观点等。对于这一系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政策组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联邦政府正利用这种被有些人称为“精神领域的反动措施”来恫吓威胁在刚过去的这个选举周期中日趋活跃和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提醒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重合。

同时各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开始不断尝试新的抗争组织模式，比如今夏在莫斯科出现的作家群体主导的“散步莫斯科”行动和“占领阿拜”运动（阿拜×库南巴耶夫是哈萨克著名诗人，莫斯科市中心库南巴耶夫塑像周边广场一度成为莫斯科占领运动的露营地）。但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一类型的社会抗争运动迅速失去了活力，其中的主力——城市中产和知识群体——开始回归日常生活。而运动的组织者也观察到了运动走向的变化，入秋之后在莫斯科等地的集会游行中打出的旗号出现了向更加具体的社会议题靠拢的趋势，体现出组织者希望吸引更广泛支持群体的意图。这个被称为“左转”的趋向也试图吸收一些被边缘化的极端左翼力量进入以城市中产为主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吸收、合作过程中间也导致反对派运动内部出现一系列新的争议和不和谐声音。

城市中产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也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尤其担心局面过于激化、失去控制。而联邦政府自五月普京重回总统位置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变化部分就是在提醒他们，改变现状的替代方案并不美好。而有趣的是，这些政策法律变化虽然在大城市和知识阶层中饱受诟弊，但根据多项相对可靠的全国性民调在大城市以外其实有颇为扎实的社会支持。可见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偏好和俄罗斯全国意义上中位选民的偏好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更加清晰了。

上述差别和“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也反映在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上。反对派只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大城市里组织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类似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两个地区也恰恰是这次地方选举中投票率较高、“统一俄罗斯”得票率较低的地方。甚至在远东边疆区——一直被认为对莫斯科政权有相当抵触情绪的地区——“统一俄罗斯”也保持了相当的优势。

大城市为背景、去工业化的那个俄罗斯社会和首都城市之外广袤土地上的那个俄罗斯之间的分歧在这个政治周期的开始有进一步固化的态势。选举结果显示现政权用一系列政策对于城市中产进行的软威胁取得了成功。此后的难关还是在能源价格下降和政府财政面临的窘困局面下，相应的社会成本由哪些阶层、哪些地区、哪些人群来承担。普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在上一个政治周期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和第二个俄罗斯之间达成的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契约，而今这个社会契约正在受到经济危机下俄政府财政能力急速收缩的越来越严重的制约。而执政的政治精英和第一个俄罗斯——那个在上一轮政治周期中日渐活跃的城市中产和知识阶层——之间的另一份社会契约则还在双方的不断试探中艰难推进。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从仲裁者到政治家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5月10日

对于刚刚就任俄罗斯新一届总统的普京，今后六年应该不会是2000年到2008年的简单重复。俄罗斯社会过去二十年的结构性变化是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统治精英必须面对的现实，普京前两任期间的一系列政策和基本治理方式未必继续适用，而普京个人也需要适当调整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定位。

如果放长眼光看，过去二十年私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引入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分化的基础。转轨初期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叶利钦时代国家的干预，使得苏联末期的政治权力通过设租寻租迅速转换成为市场竞争中的新特权地位，一个后苏联时期的政经精英阶层开始形成。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人均收入明显上升的同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日益呈现相互重合的特征，其规模进一步集中，控制资源上的优势也进一步扩大。经济领域内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别、种族民族和性别间的收入差别也在不断拉大。

如此的社会分化也得到了普京政策的有力推动。在被媒体经常曝光的约束和调整大资本和不断中央集权之外，普京在前两任期间通过的一系列构建资本主义基础的重要政策法规却经常被人遗忘：2000年通过了出奇慷慨的13％的单一所得税、2001通过进一步便利土地私有化和土地交易的土地大纲、进一步自由化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法、此后推行降低企业为社会福利上缴的税收比率的政策、2005年开始实施对实物福利补贴和住房分配一次性买断的市场化方案——最后这项措施曾经引发了俄罗斯自9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和地域上分布最广的一轮社会抗争。

在资本化深入和社会分化加剧的同时，2000年后这一轮经济稳定时期也开始塑造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形象，尤其强调这个阶层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中稳定器的功能。和近年美国社会中关于中产阶级空洞化形成的共识不同的是，俄罗斯社会对所谓中产阶级无论在操作定义和估算结果上都远没有达成共识。作为被构建的社会认同和阶级属性，俄罗斯中产阶级不仅远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而且在去年年末开始的以反贪污、公正选举为诉求的新一轮社会运动中，这个阶层恰恰表现出对改变现状最强烈的动力。

在经济资源充裕的时候，俄罗斯政府有相当余地缓解全面市场化带来的冲击，能源出口换来的巨额财政盈余也确实成为俄罗斯抵御2008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基础。但今后六年俄罗斯政府要面对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和资源约束加剧的事实，当国家面临不同社会集团的经济要求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此前十年间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各主要阶层之间形成的潜在的社会契约也必将承受新的压力，分配问题和围绕产业升级的所谓“现代化”政策的分歧会进一步政治化。如何在维持公共支出和福利政策以有效消减资本化对于社会负面冲击同时又有效推进产业调整，而且还不过多触动现有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这是今后几年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应对的最主要挑战。

普京在自己第一任期的前三年更多地是倚重设定一般规则的工作手段，从2003后半年开始他开始更多直接介入不同的利益冲突，并且有意识地设立并行于已有正式制度、有时候是冲突性的行政决策和执行机构，比如总统办公厅的实际权限不断扩张，几乎形成另一个内阁，还有在检察院体系之外建立的新的独立调查委员会。2003年以后俄罗斯联邦政府成立的一组特殊的国家公司和最近准备成立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国有企业”都是依照特别立法成立的几乎不受其他机构监管和约束的独立王国。这些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设立的结构曾经有效强化了总统个人和总统周围核心团队作为矛盾冲突最终裁决者的地位，但在今后资源匮乏、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分配日益政治化的新形势下，恐怕会起到负面作用。新总统就职典礼前一个周末发生了一系列反对普京的示威游行，其主要的象征意义倒并不在于显示了反对普京的力量有多壮大——这些游行示威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而在于示威参与者出现的极端化倾向，而俄当局也表露出进一步使用暴力手段的意愿。这对于普京政府今后六年的治理并不是一个正面信号。

所以，普京个人和他的核心团队需要调整策略，淡化曾经扮演的利益冲突最终裁判人的角色，而适当恢复2000年到2003年间的做法：更注重对于一般基本规则的制定，适当脱离对具体事务对错功过的判断、减少在现有正规体系之外特事特办的行为风格；同时在选举周期、电视扣应节目之外进一步开放和社会各阶层更常规的对话渠道。在俄罗斯经济资本化和社会分化加剧面前，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不能简单地把资源分配这一艰难的选择完全推向所谓中立自由的市场，而放弃推动政治协商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普京今后六年需要从仲裁者转变成一个多元社会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张 昕

2012-03-01 | 时代周报

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各种证据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很有可能第一轮就能胜出。虽然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但是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俄罗斯逐渐形成的“寡占稳定结构”在选举之后的前景却并不明朗。

在这一结构的顶端，是一个以普京个人为核心的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它控制了独立攫取资源的渠道，其内部则呈现松散集体领导的特征。由此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 的松散群体，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 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合作、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 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非正式渠道”展开的。

作为最高领导人，普京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就是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使得这样的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不管这样 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在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 团队也尝试整合更多的力量。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 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普京个人身上的政党，除了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 作用之外，它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

寡占结构的政治经济结合体可以在相当时间内保持稳定，革命制度党统治下的墨西哥、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都是类似例证。而一旦国家全面性的危机结 束，“非常政治”转入“日常政治”之后，面对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这样的结构往往要承受新的压力。在俄罗斯，精英集团控制了攫取资源的主要渠道，尤其是由自然资源带来的高额经济租金，同时过去十三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使得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在人均收入持续增加和赤贫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不同 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诉求之间的冲突。

2011年年底议会选举引发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示威者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里收 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年轻，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 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现在的寡占体制已经限制了这些所谓“愤怒的城里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如果说这个走上街头的群体是希望“日子过得更好”，那么处于俄罗斯社会收入最底层的阶层则更多希望“日子不要变得再坏”。这个阶层没有表达自己诉求 的渠道和机会，更不用说把需求转换成为现实政治行动的能力。“愤怒的城里人”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要求寡占体制的全面改变，而身处最底层公 众的诉求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因此，前者把反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画上等号，恰恰有可能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因为对于最 底层群体，反贪腐和公正选举的诉求并不重要，他们希望得到“日子没有变化”的结果恰恰倚重现在的寡占稳定体制。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 纳入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的讨论，除了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否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争取吸纳那 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对寡占体制形成有效挑战的重要策略问题。

寡占稳定结构高度依赖统治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平衡，而在俄罗斯，这种平衡又高度依赖最高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和公众的支持率。当非正式的、基于个人效忠关系的信任逐渐蒸发，或者当不可预计的外部因素导致突然的经济衰退，其内部稳定就很成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会对于任何低于六成的支 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紧张的原因—尽管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支持率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最后的总统人选，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诸多信号是否可能形成对于精英集团和公众两个层面集体行动的新“聚点”。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由最终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计到的集体行动，从而决定未来俄罗斯寡占体制还能稳定多久。

苏尔科夫的“戏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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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科夫的“戏梦人生”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3月23日

应中国政府邀请，俄罗斯副总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将于3月23日至25日访华并出席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开幕式。这位俄罗斯当代政治中最神秘、最激发人们兴趣的实权人物之一将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

现年48岁的苏尔科夫曾先后效力于俄罗斯三位总统，被媒体称为“普京理论体系的缔造者”和“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早年曾经梦想成为话剧导演的苏尔科夫在尝试过多个不同领域的职业后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银行业，和包括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内的诸多富豪建立密切关系，并逐渐找到了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政治公关领域。他擅长开发各种创造性的公关攻势，而且以灵敏的嗅觉捕捉竞争对手的弱点，充分利用媒体打击对手。被称为“宠臣”的苏尔科夫可以根据主人的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加之在整合政界和商界资源上能力出众，在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内部多次洗牌过程中始终没有倒台。

苏尔科夫于1999年加入当时叶利钦的总统办公厅，是后来决定提拔普京的背后人物之一。此后，苏尔科夫逐渐成为俄罗斯几任总统圈子内部、尤其是普京团队内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缔造者。苏尔科夫的主要职责集中在重建和经营俄罗斯的公共政治空间：他通过各种干预方式介入政党制度的立法、微观调控选举过程、全面实行对媒体的软性控制。他是组建“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还有包括“纳什”在内几个青年政治组织背后的主要推手。

苏尔科夫也是普京时代提出的最重要理论概念“管理民主”、“主权民主”的主要推动者。他在2006－07年间的几次重要讲话和发表的文章被认为系统阐述了以普京为代表俄罗斯统治精英的基本政治理念。在这些文案中，苏尔科夫重新界定和表达了俄罗斯统治精英心态的三个核心要素：对于政治完整性和集中权力的追求、政治目标的理想化和政治的个人化。对于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苏尔科夫帮助推广的“主权民主”概念强调世界上没有彻底的自由，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民主，只有具体的反应了特定国家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和人民心态的具体民主形式，而现实中的自由总是“艺术性的自由”。 因为所有具体存在的民主形式都是被“管理”的民主，所以政治人物的重要职责在于如何影响公众使得他们产生身处自由的幻觉，尽管实际上他们始终都处于被管理状态中。

在天才操盘手形象背后的则是苏尔科夫同样复杂的个人世界。和俄罗斯当代诸多政治精英一样，苏尔科夫喜欢幻想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在业余时间写小说、剧本还有摇滚音乐的歌词，他的办公桌上和普京照片并列的还有美国饶舌歌手吐派克·夏库尔、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和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照片。在盛传是他以笔名写的畅销小说《几乎为零》中，主人公是一个80年代后期对苏联官方说教感到绝望的带有嬉皮士气质的年轻人。小说描写了这个年轻人在移居莫斯科之后在不断的内心挣扎中逐渐成为手段狠毒的公关大亨的故事，这个故事多少也对应了苏尔科夫自己的经历。

俄罗斯长期的异议作家里蒙诺夫称苏尔科夫把俄罗斯政治转变成一个壮观的后现代剧场，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政治秀场上作为导演的苏尔科夫不断尝试着新旧各种政治模型：一会儿支持极端民族主义团队，然后又可以迅速会见人权组织。苏尔科夫的策略是将任何反对势力长期置于一种猜疑和困惑状态，而这种现实的无可定义既是针对自己导演的这出戏，也是针对导演自己。这种后现代和威权政治操作的微妙结合导致一系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福柯）等人的文本成为众多培训下一代俄罗斯政治操盘师课程中的新宠，不了解这样的背景我们恐怕很难想像杜马议员会在政治集会上不止一次地引用德里达和拉康，而“主权民主”、“管理民主”之类概念对传统主权、民主观念的挑战也饱含后现代意味。

在苏尔科夫帮助创建的这个后现代秀场里，导演或者公关经理能和任何一个有必要合作的权力中心进行合作：莫斯科的高级画廊可以在指导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影片的同时展出反政府的艺术作品；某知名导演可以在拍摄了讽刺普京政权的卖座大片之后又加入普京的政党；哪怕苏尔科夫本人也会写讽刺当下腐败的小说和摇滚乐歌词。苏尔科夫导演的秀场里里充满了各种面具和各种姿态，色彩斑斓但是除了对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与财富积累的追逐之外，核心价值的空洞无味正在日渐凸显。

在2011年底的议会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表现不佳，苏尔科夫随后离开克里姆林宫、转任负责创新现代化的副总理。这个人事决定是否是为统俄党的选举失败找的替罪羊尚不可知。可以肯定的是，2012年总统选举前后的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重大转变，对于改变过去十多年寡占稳定局面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往日政治秀的天才导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他曾经擅长的公关策略、意识形态训导以及一切都是政治游戏的态度恐怕也需要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