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填补阿富汗真空

 谁来填补阿富汗真空

张 昕

《新民周刊》2014年8月20日

http://www.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4261?bsh_bid=476610855

 

美国主导的北约部队将于2014年年底前撤出阿富汗，从美国的角度看，持续10 余年的反恐战争即将告一段落。但不仅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没有全面稳定，同一地区伊拉克北部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 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甚至明确提出将占领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印度次大陆全境乃至中国新疆的计划，已经危及中国切身安全。中国作为阿富汗邻国，原 有的基本策略是同时保持和阿富汗政府和相关各方的联系，但目前的局势让这样低调平衡策略的选择余地在缩小，和中国整体外交一样到了需要认真思考的关节点。

　　对于中国而言，阿富汗国内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 阿富汗安全局势的稳定有助于控制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的潜在来源。阿富汗本身境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部分领土可以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中 亚”的跨国经济带来连接中国和其他欧亚、欧洲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府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阿富汗和中亚、南亚合作所蕴涵的能 源、农业等领域的经济利益使得阿富汗在调整中的中国外交总体战略中是可能有所突破的舞台。

　　中方的底线是准备好规避最坏结果的风险控制手段， 之后在不给各国留下填补美国撤军后权力真空的印象、不给周边国家引入地区霸权的印象的同时，创设阿富汗各方和谈的国际舞台，提供地区一体化相对中立的国际 舞台，提供实现地区多种“联通”的操作平台。中国在对阿富汗工作过程中需要强调：中国的基本原则是促进和平安全，协助经济发展，支持政治和解，加强国际合 作；同时强调中国从没有介入过阿富汗内部事务或者在该地区扮演过殖民势力，是充当中间力量的合适代表。

　　在对于该地区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设想上，中国需要将阿富汗置于整个南亚、中亚地区背 景中审视，将阿富汗地位和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紧密结合起来，更多协调该地区多个利益相关国的行为和利益。其中，在推进地区谈判方面，中国可以 将阿富汗作为地区大国合作的一个机遇（包括中美俄三大国之间），在已有的2012年开启的“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边对话和2013年开启的“中国- 巴基斯坦”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双边对话的基础上，开启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谈判和协商的平台。

　　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因为该地区全面合作的基础设施尚不存在，短期内阿富汗和周 边地区更适合在多边框架下集中在“小步走”的项目推动方式，从具体可见的小项目开始。中国尤其可以在灾难管理、反恐、反毒三个方面对阿富汗和周边地区提供 更多帮助。比如在传统的基础设施之外，中国可以增加人员培训、发展援助和农业发展的援助。中国可以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训练更多警察、可以和其他 国家（比如俄罗斯）一起训练装备阿富汗的反毒品人员、以及培训在灾难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考虑提供更多的学生培训和奖学金支持阿富汗学生和年轻职业人 士来中国学习。在打击罂粟种植和毒品贸易上中国也可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替代品，向阿富汗提供包括冷藏车在内的运输储藏工具，帮助阿富汗农民对外运输易腐农 产品。在不利用现有多边框架动用军事干预的前提下，在上海合作组织等中国直接参与的地区安全机制没有足够资源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和北约、俄 罗斯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分摊成本。

　　在中长期，中国可以认真考虑在多重意义上参与到促进阿富汗和周边地区的互通互联的长 期建设中。其中在该地区建立跨大陆交通带的可能性已经被多方提出，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南亚诸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都表达过有兴趣参与这样交通带的建设。 类似的还有一个包括中亚、阿富汗和其他南亚国家在内的共同粮食交易市场，以及推动本地区关于水资源和农业资源共享、地区分工的合作机制。 

　　现在看来，2014年之后对阿富汗的政策可以成为中国对外创造性介入的一个突破口。

亚洲安全机制需要更多亚洲想象

亚洲安全机制需要更多亚洲想象

http://xmzk.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3796

《新民周刊》2014年5月22日 （发表时改为“亚洲安全机制需要更新想象力）

张昕

2014年春夏之交的亚洲，空气中荡漾着躁动不安的情绪，第四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召开。

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缺乏在二战以后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近期地区局势的变化迅速提升了对有效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一方面，美国在亚洲腹地发动的两场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从阿富汗全面撤出已是定局，而在美国战略资源全面收缩的大背景下，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成为其全球战略的新聚焦点。另一方面，亚洲经济虽然仍然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但是亚洲国家间的差距和国家内部的差距在冷战后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国家内部矛盾冲突和国家间矛盾冲突都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而且国内矛盾转换和诱发国际冲突的频率也在上升。这也为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实施分化策略，巩固自己在亚洲的控制地位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这几重矛盾冲突背后更本质的是互为因果、互相纠缠的两股力量：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和日益升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过去几年经济低迷的日本出现了明显的右翼化倾向。最近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在刚刚结束的印度议会大选中获胜，被称为“印度的安倍”的纳伦德拉×莫迪将担任印度总理 。在泰国，国家内部南北、城乡和阶层之间的持续冲突撕扯着脆弱的政治制度，英拉政府的下台不过是又一轮“旋转木马”似的政治动荡的开始。在台湾，反服贸的“太阳花”运动 ，在越南，带有排华迹象的社会骚乱也都展示着类似的逻辑。

中国又不可避免地和上述这一系列动荡纠缠在一起。二十多年经济持续增长之后，中国正处在从“世界工厂”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而在2003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在军事和对外关系上出现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微妙变化，也自然引发周边国家面对可能的新霸权的抵触。近期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由历史遗留的海疆权益冲突有所升级，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都不难听到种种对崛起中中国的批评声音。这种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微妙关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对巨变中亚洲的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

本次亚信峰会上中国主导推动的“亚洲新安全观”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基本原则，这些固然是具备普世性吸引力的原则，但这些抽象原则如何能生发出更有力的理念和具体政策还有很多开拓性的工作需要做。尤其是，构想中的“亚洲新安全观”究竟是强调这种安全观念的生效地区在亚洲，还是强调亚洲特质使得这个地区有可能发展出有别于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

亚洲内部多文明的悠长历史和丰富的多样性为寻找非西方、非霸权基础上的的合作发展安全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但是现实中也为不同国家间寻找共识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几年来亚洲内部的区域整合努力从表面看非常热闹：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以来东盟和东亚诸国不断发展和拓展的“十加一”、“十加三”、 “十加六” 等多边机制都是明证，但是现存众多多边机制重叠嵌套，包含了诸多复杂、相互矛盾的诉求和特点，却往往有意无意地没有触及更加本质的共性：比如近期建筑在民族主义的政治观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上的组合对于亚洲安全施加的本质压力。

“亚洲”这个个体在地理意义上其边界其实并不清楚自然，关于其特征的讨论也远不是全新现象。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曾经出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亚洲论述，以日本的“大陆政策”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殖民主义的亚洲构想，和以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的亚洲想象 。而现在关于亚洲安全机制的讨论可能需要考虑突破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桎梏，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如此复杂多样的亚洲社会形成一种既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又不同于此前已经实践过的多种“帝国”模型的区域关系。

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张 昕

《东方早报》2013年3月21日​

中 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首站国外访问选择在俄罗斯，自然是对两国关系高度重视的体现，而中俄各界也都期待这次访问为两国关系注入新动力。但新任领导人出访 带来的新动力是推动双边关系的简单重复，还是带来有实质意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认知和对俄中关系的判断，这里就新世 纪以来俄罗斯上述认知领域内的“变”与“不变”做一简要总结。
　 　从俄罗斯自身出发，最稳定不变的是其国内精英在对外政策基本战略上的共识，其核心内容是：尽管实力已经不如苏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 该扮演和美国类似的角色；俄罗斯因此继续坚持推动一个以大国为核心、由大国来维持基本秩序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大国有按照自己意愿追求国家利益的自 由，同时在有限度的“势力范围”内尊重其他大国各自的重要性，并且保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个俄罗斯统治精英达成的战略共识在1990年代后期基本成 型，在普京时代其实并没有大幅度改变，普京所完成的主要是把该共识中的期待部分转换成了现实，而且中期内俄罗斯任何统治精英个人或者集团都很难单独脱离上 述共识。
　　中期内另一个稳定的趋势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在保持全球视野的同时，将持续受制于国内的两重冲突：一是俄罗斯国内公众和精英在界定后苏联后帝国的俄罗斯身份认同过程中的矛盾冲突， 二是俄罗斯的全球视野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冲突。
　 　在上述外交战略的稳定共识基础上，俄罗斯对华认知最稳定的判断是视中国为自己追求多极世界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把中美俄三边关系作为最重要大国关系的认 识基础也将不变。 而另一个稳定的事实和判断是：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增长和扩张是以全面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冷战之后 国际秩序重整过程中的最大赢家，基本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俄罗斯则始终游移在融入和自我循环之间，俄国内精英对于这样的游移态度的存在也有清楚的 认识。
　　在上述“不变”背后，和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甚至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本世纪初年相比，中国新领导人即将访问的俄罗斯在对华、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判断上又出现了一些微妙但是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最重要的变化是，过去十多年来两国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对称”发展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活跃但又相对低调的态势大大增 强了俄罗斯各界对于中国实力和发展前景的正面估计。虽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前景对俄罗斯影响的判断有重大分歧，但是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第一次出现了如下共 识：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典范和潜在的超级大国，中国可能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范例，因此也有必要质疑西方作为唯一的现代化典范和思想制度来源的认识。
　 　过去十多年在俄罗斯精英内部形成另一个新共识是：相比中国，俄罗斯在国际影响和经济发展上的表现相对落后，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和俄罗斯相关的 两边都在弱化，而且这种不对称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尤其在双边关系上，越来越多俄罗斯政经精英认为是中国更成功地将自己的议程施加到俄 罗斯这一边。
　　从俄罗斯国家内部来看，过去十多年来以普 京为核心的俄罗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更多是外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基本战略的变化。同时，俄国内政治权力的集中意味着和1990年代相比，对外战略决策 的集中程度也更高。给定目前的俄罗斯政局，处于俄罗斯权力顶端这个核心集团对于中国的判断就是中期俄罗斯国家对于中国的政策取向，而且这个取向高度独立于 俄罗斯社会其他群体的意见。这个集团总体对和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合作持积极正面的评价。
　 　受此影响，俄罗斯国内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出版物过去十年间有所下降，俄罗斯地方政府对于中国的批评声音也在减弱。但同时，这个集团内部对于两国间经济 合作的结构性弱点也日益达成一致，认为当前的经济合作模式在中长期不利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升级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通过和中国合作成功地对美国和 欧洲施加了压力，但是两国之间自新世纪以来日益明显的不对称关系会让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打“中国牌”的选择日益困难。这也是2013年中国处理中俄关系时 需要意识到的新背景和制约条件。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3/21/964748.shtml

中俄应先做正常的生意伙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0年9月7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上月底出席了俄罗斯通往俄中边境地段石油管道的开通仪式。在仪式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记者关于俄罗斯是否遭遇到中国经济扩张威胁的问 题，普京回答说：“对于我们来说，拥有一个富裕、繁荣的邻国，要比拥有一个贫困、虚弱、经常要求帮助的邻国舒服得多。”如此积极正面的信号，加上中俄输油 管道建成在即的前景让不少人得出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判断。
对于政治人物如此的公开评论做过多推断和预测有些牵强：普京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威胁”——哪怕他自己其实相信这种威胁的存在。我们只能透过各种官方辞令来审视背后实际的利益运作。
以中俄石油管线为例，其实在中文环境之外、包括在俄罗斯，这条管线仅仅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能源管线通向中国的一条支线，而不是独立意义上的“中俄能源管线”。简单回顾一下这条管线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中俄双边谈判过程的曲折，尤其是官方层面的政治动力远远不足以克服由利益冲突带来的问题。修建从东西伯利 亚到中国的能源管线的构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已经提出，最初计划从俄东西伯利亚的安加尔斯克一直修建至中国大庆的输油管道(即“安大线”)。但此后，俄 罗斯方面多次修改计划，尤其是利用日本加入竞争这个因素，提出用通往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安纳线” 来取代“安大线”。俄罗斯政府在两套方案中不断摇摆，一直没有对中国给出最终承诺，最后俄方决定修建中止于太平洋沿岸的能源管道主线，然后由远东沿海的斯 科沃罗季诺修建最终止于大庆的中俄石油支线。而一直到2009年，中国才以250亿美元贷款为代价换来俄罗斯向中国从2011年起20年间每天出口30万 桶原油的承诺。
在关于该能源管线持续多年的谈判协商过程中，俄政府和相关企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决断力，不断释放前后矛盾信号，加上俄罗斯国内围绕能源的政治局势上的不明 朗，这都让中方感觉推动谈判难处重重。日前的中俄管线开通固然有重要象征意义，但是整个谈判过程至少需要引起中方的关注：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信赖的 商业伙伴？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基于对俄媒体长期跟踪观察得出结论：俄罗斯社会在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抱有微妙的心态，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成长呈现不断上升的兴 趣和对中国模式给出日益正面的评价；但同时对于一个日益强大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对处于衰退中的俄罗斯可能构成的威胁也日益感到担忧。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东西 伯利亚－太平洋管线”项目的进展：俄罗斯政治精英中不少人担心管线项目和对华输送能源实际上是在帮助培养一个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俄罗斯政府对于日 本加入这个项目表现出的热情固然跟日方最初提出的优厚信贷条件有关，但是背后的另一重考虑也是不希望把自己整个对太平洋地区的能源输送锁定在中国一家身 上，而和日本的合作有助于保持东北亚地区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均势。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崛起抱有的根深蒂固的担忧也难以被“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定位所消解。
俄罗斯政府和中国已有的能源和军事合作在俄罗斯国内已经受到不少的批评，自由派人物、叶利钦时代的副总理涅姆佐夫在针对普京的批评性政论手册中把普京对外廉价出卖俄罗斯的武器和自然资源作为最主要的罪状之一，而他集中批评的售卖对象首先就是中国。
俄中之间过去十多年里在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确实有诸多成就，但是曾经的“同志加兄弟”一夜之间就能演变成隔空对骂、剑拔弩张的敌人，如此不愉快的经历 谁都不希望重演。所以与其在普京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双边关系全面巩固的证据，不如承认两国之间现实利益和各自行为风格的差别，大家都争取先做个正常的生意伙 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