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两个俄罗斯和两份社会契约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2年10月18日

上周末（10月14日）举行的俄罗斯地方选举是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也是俄罗斯恢复地方长官直选之后的第一次选举。选举的总体结果确认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优势地位。在举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的五个地区里，现任的行政长官——也是“统一俄罗斯”推出的候选人——全部在第一轮中获胜，而且得票超过第二名的幅度从四十到六十个百分点。在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六个地区，“统一俄罗斯”在其中的五个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在唯一一个没有过半的地区里也领先第二名的政党超过二十个百分点。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众人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统一俄罗斯”和现政权是否对选举结果实行了操控、极低的投票率是否是反对派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还有选举结果是否意味着普京巩固了自己对地方的控制。但如果我们把选举过程和选举结果放在去年年底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到今年三月总统大选这个政治周期之后的俄罗斯国家社会间互动的语境里来审视，我们可以窥探到自五月以来俄罗斯这个政治新周期的一些更关键的特征。

三月份的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或者立法：包括提高住房费用和水电费、设立诽谤罪、对于网络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接受国外资金的社会组织）更加严格的管制、威胁关闭YouTube网站、更加严格保护宗教观点等。对于这一系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政策组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联邦政府正利用这种被有些人称为“精神领域的反动措施”来恫吓威胁在刚过去的这个选举周期中日趋活跃和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提醒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重合。

同时各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开始不断尝试新的抗争组织模式，比如今夏在莫斯科出现的作家群体主导的“散步莫斯科”行动和“占领阿拜”运动（阿拜×库南巴耶夫是哈萨克著名诗人，莫斯科市中心库南巴耶夫塑像周边广场一度成为莫斯科占领运动的露营地）。但是进入秋季之后，这一类型的社会抗争运动迅速失去了活力，其中的主力——城市中产和知识群体——开始回归日常生活。而运动的组织者也观察到了运动走向的变化，入秋之后在莫斯科等地的集会游行中打出的旗号出现了向更加具体的社会议题靠拢的趋势，体现出组织者希望吸引更广泛支持群体的意图。这个被称为“左转”的趋向也试图吸收一些被边缘化的极端左翼力量进入以城市中产为主的社会运动中来，这个吸收、合作过程中间也导致反对派运动内部出现一系列新的争议和不和谐声音。

城市中产虽然对现状不满，但也有其固有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尤其担心局面过于激化、失去控制。而联邦政府自五月普京重回总统位置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变化部分就是在提醒他们，改变现状的替代方案并不美好。而有趣的是，这些政策法律变化虽然在大城市和知识阶层中饱受诟弊，但根据多项相对可靠的全国性民调在大城市以外其实有颇为扎实的社会支持。可见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的政治偏好和俄罗斯全国意义上中位选民的偏好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更加清晰了。

上述差别和“两个俄罗斯”的社会形态也反映在这次地方选举的结果上。反对派只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大城市里组织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活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类似的群众运动还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两个地区也恰恰是这次地方选举中投票率较高、“统一俄罗斯”得票率较低的地方。甚至在远东边疆区——一直被认为对莫斯科政权有相当抵触情绪的地区——“统一俄罗斯”也保持了相当的优势。

大城市为背景、去工业化的那个俄罗斯社会和首都城市之外广袤土地上的那个俄罗斯之间的分歧在这个政治周期的开始有进一步固化的态势。选举结果显示现政权用一系列政策对于城市中产进行的软威胁取得了成功。此后的难关还是在能源价格下降和政府财政面临的窘困局面下，相应的社会成本由哪些阶层、哪些地区、哪些人群来承担。普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在上一个政治周期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和第二个俄罗斯之间达成的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契约，而今这个社会契约正在受到经济危机下俄政府财政能力急速收缩的越来越严重的制约。而执政的政治精英和第一个俄罗斯——那个在上一轮政治周期中日渐活跃的城市中产和知识阶层——之间的另一份社会契约则还在双方的不断试探中艰难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