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尔科夫的“戏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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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科夫的“戏梦人生”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3月23日

应中国政府邀请，俄罗斯副总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将于3月23日至25日访华并出席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开幕式。这位俄罗斯当代政治中最神秘、最激发人们兴趣的实权人物之一将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

现年48岁的苏尔科夫曾先后效力于俄罗斯三位总统，被媒体称为“普京理论体系的缔造者”和“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早年曾经梦想成为话剧导演的苏尔科夫在尝试过多个不同领域的职业后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银行业，和包括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内的诸多富豪建立密切关系，并逐渐找到了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政治公关领域。他擅长开发各种创造性的公关攻势，而且以灵敏的嗅觉捕捉竞争对手的弱点，充分利用媒体打击对手。被称为“宠臣”的苏尔科夫可以根据主人的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加之在整合政界和商界资源上能力出众，在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内部多次洗牌过程中始终没有倒台。

苏尔科夫于1999年加入当时叶利钦的总统办公厅，是后来决定提拔普京的背后人物之一。此后，苏尔科夫逐渐成为俄罗斯几任总统圈子内部、尤其是普京团队内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缔造者。苏尔科夫的主要职责集中在重建和经营俄罗斯的公共政治空间：他通过各种干预方式介入政党制度的立法、微观调控选举过程、全面实行对媒体的软性控制。他是组建“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还有包括“纳什”在内几个青年政治组织背后的主要推手。

苏尔科夫也是普京时代提出的最重要理论概念“管理民主”、“主权民主”的主要推动者。他在2006－07年间的几次重要讲话和发表的文章被认为系统阐述了以普京为代表俄罗斯统治精英的基本政治理念。在这些文案中，苏尔科夫重新界定和表达了俄罗斯统治精英心态的三个核心要素：对于政治完整性和集中权力的追求、政治目标的理想化和政治的个人化。对于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苏尔科夫帮助推广的“主权民主”概念强调世界上没有彻底的自由，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民主，只有具体的反应了特定国家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和人民心态的具体民主形式，而现实中的自由总是“艺术性的自由”。 因为所有具体存在的民主形式都是被“管理”的民主，所以政治人物的重要职责在于如何影响公众使得他们产生身处自由的幻觉，尽管实际上他们始终都处于被管理状态中。

在天才操盘手形象背后的则是苏尔科夫同样复杂的个人世界。和俄罗斯当代诸多政治精英一样，苏尔科夫喜欢幻想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在业余时间写小说、剧本还有摇滚音乐的歌词，他的办公桌上和普京照片并列的还有美国饶舌歌手吐派克·夏库尔、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和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照片。在盛传是他以笔名写的畅销小说《几乎为零》中，主人公是一个80年代后期对苏联官方说教感到绝望的带有嬉皮士气质的年轻人。小说描写了这个年轻人在移居莫斯科之后在不断的内心挣扎中逐渐成为手段狠毒的公关大亨的故事，这个故事多少也对应了苏尔科夫自己的经历。

俄罗斯长期的异议作家里蒙诺夫称苏尔科夫把俄罗斯政治转变成一个壮观的后现代剧场，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政治秀场上作为导演的苏尔科夫不断尝试着新旧各种政治模型：一会儿支持极端民族主义团队，然后又可以迅速会见人权组织。苏尔科夫的策略是将任何反对势力长期置于一种猜疑和困惑状态，而这种现实的无可定义既是针对自己导演的这出戏，也是针对导演自己。这种后现代和威权政治操作的微妙结合导致一系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福柯）等人的文本成为众多培训下一代俄罗斯政治操盘师课程中的新宠，不了解这样的背景我们恐怕很难想像杜马议员会在政治集会上不止一次地引用德里达和拉康，而“主权民主”、“管理民主”之类概念对传统主权、民主观念的挑战也饱含后现代意味。

在苏尔科夫帮助创建的这个后现代秀场里，导演或者公关经理能和任何一个有必要合作的权力中心进行合作：莫斯科的高级画廊可以在指导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影片的同时展出反政府的艺术作品；某知名导演可以在拍摄了讽刺普京政权的卖座大片之后又加入普京的政党；哪怕苏尔科夫本人也会写讽刺当下腐败的小说和摇滚乐歌词。苏尔科夫导演的秀场里里充满了各种面具和各种姿态，色彩斑斓但是除了对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与财富积累的追逐之外，核心价值的空洞无味正在日渐凸显。

在2011年底的议会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表现不佳，苏尔科夫随后离开克里姆林宫、转任负责创新现代化的副总理。这个人事决定是否是为统俄党的选举失败找的替罪羊尚不可知。可以肯定的是，2012年总统选举前后的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重大转变，对于改变过去十多年寡占稳定局面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往日政治秀的天才导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他曾经擅长的公关策略、意识形态训导以及一切都是政治游戏的态度恐怕也需要相应的调整。

波兰选举的双重“尴尬”

波兰选举的双重“尴尬”

张 昕

《东方早报》2010年7月13日

　 　刚刚结束的波兰总统选举从过程看多少有些“尴尬”。这首先是一场因悲剧而被迫在仓促之中安排的选举：4月间包括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在内的几十名波兰政 界高层在前往俄罗斯参加卡廷惨案纪念活动时因坠机事故身亡，由此波兰政府被迫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并且把首轮选举放在6月底暑假开始的第一个周末，这实在不 是一个争取选民投票的好时机。
　　导致波兰几乎损失一代政治精英的坠机惨剧自然给这次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定下了一种不寻常的基调。主要竞争 对手之间少了直接攻击和言辞激烈的辩论，所谓“负面竞选”的手段远没有成为本次竞选的主流风格，各政党和参选人的行事风格都带上几分肃穆和凝重。进入选举 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的竞选口号也颇能说明问题：来自目前执政党公民纲领党的候选人科莫罗夫斯基以“我建立共识”为口号，而罹难总统的孪生兄弟、法律与公正 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则以“波兰最重要”为竞选口号：前者回避自己政党的主要议题，后者则更含混模糊，都属于没有攻击力的竞选口号，多少是针对这场 意外选举的无奈选择。
　　和已故总统政见相左的科莫罗夫斯基在攻击前者的政策时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冒犯“为死者尊”的人情常理。而雅罗斯 瓦夫·卡钦斯基一方面强调自己和死难前总统的手足情分，利用在悲伤中带领政党重整旗鼓的“道义－情感”制高点，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己弟弟生前民众支持率低 迷这个事实，不能把自己完全塑造成前总统衣钵的继承者，所以才有了上述不太清楚的竞选口号。两人都不得不采取了和正常条件下不一样的竞选策略。
　 　如果说坠机事故为选举定下上述尴尬基调，选举背后更有波兰政体设计上长期的“尴尬”因素。目前波兰的政体介于典型的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由全民普选产生 的总统掌握外交权力，但是其余行政权力同样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议会掌握。当总统和总理来自政见相左的不同政党时就容易导致政府运行陷入僵局。自2007年 末，公民纲领党的图斯克担任总理以来，波兰内阁就经常和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发生矛盾：属于右翼保守派的前总统先后18次对图斯克在加 入欧元区、改善波俄关系、削减公共开支、社会福利等问题上的动议动用否决权，使得内阁试图推动的改革措施裹足不前。
　　如今科莫罗夫斯基当选总统使得行政权力在党派上重新获得统一，为总理图斯克推行小政府、大市场和更加深刻融入欧盟的政策扫除了制度障碍。正因此，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主要英文、德文媒体几乎一致评价：欧盟也好、国际投资者也好，都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
　 　但是，第二轮中科莫罗夫斯基得票率为53％，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得票率为47％。这6个百分点的差别与5月初不少民调显示高达20个百分点的差距相 比，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其实已经表现得不错了，坠机惨案相当程度上“帮了”雅罗斯瓦夫本人及其政党一把。选民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中是否会否定图斯克政府的 政策导向，波兰政局是否会重回总统、总理被不同党派掌控的僵局，现在还很难预测。意外事故带来的选举中的尴尬气氛毕竟会随着时间消解，但是政体设计深层的 尴尬却要困扰波兰政局更长久。
　　在本次特殊总统选举的双重尴尬之后，还有另一层意义值得品评。
　　无论是谁最后当选，这都 是一次平稳顺利的权力更替。在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悲剧过去不到三个月内，这个国家就能通过选举顺利完成权力更替。此外，本次大选两轮投票的投票率均在 55％左右，甚至高于近年来波兰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国殇之后，波兰人在选举中感受和体现民族的凝聚力以及对国家事务的参与热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莫 罗夫斯基在获胜之后首先发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波兰的民主胜利了”。

萨卡什维利的"第二春"

萨卡什维利的“第二春”

《周末画报》2010年6月

张 昕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格鲁吉亚政局的观察者可能大多会对萨卡什维利及其政党在格鲁吉亚的统治力表示担忧（或者喜悦，取决于他的立场）。2008年和俄罗斯的战争并没有给格鲁吉亚带来任何的好处，不仅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地区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实质独立局面、俄罗斯在两个地区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加强，更重要的是萨卡什维利自己在战争爆发上的挑动作用在战争之后各家的调查中都遭到批评，原本以受害者形象可能搏来的道义制高点因此消耗殆尽，不论是欧盟、北约还是美国对萨卡什维利的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冷淡。
不过在5月30日举行的格鲁吉亚地方议会选举上，萨卡什维利领导的民族运动党却表现强劲，获得66%的选票。尤其在被视为地方选举重镇的首都第比利斯，现任市长、萨卡什维利的坚实盟友乌古拉瓦获得超过60%的选票，将以领先第二名40多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连任市长。
作为格鲁吉亚自2008年与俄罗斯爆发战争以来的首次选举，这次选举无疑是格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布局之后对于自己动员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对于欧美国家而言， 本次选举也是考验格鲁吉亚政治稳定成熟程度的标志——尤其是在俄格战争和2007年末广受批评的萨卡什维利打压反对派的政策之后。同时，第比利斯市长的选举也是格鲁吉亚历史上第一次直选，更因首都地位被视为2013年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前哨战。这次选举中也第一次出现了与莫斯科有直接合作协议的反对派力量：前议会领导人布尔加纳泽领导的“国家委员会”，给选举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执政党本次的得票率和最近一次的全国议会选举和上一轮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基本相当，说明过去两三年间诸多政治变革并没有实质影响格鲁吉亚国内的选举生态。在第比利斯，乌古拉瓦的表现甚至远胜于上一次总统选举中萨卡什维利在首都的得票率。2008年战争这样的外交军事议题看来没有占据格鲁吉亚政治的中心地位，而反对派在政治自由、媒体自由等议题上的努力也没有得到选民的青睐。包括乌古拉瓦在内的执政党核心人物很好利用了所谓的“在位者优势”，把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形象和具体可见的基建、公共服务以及市民生活联系起来，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格鲁吉亚的反对派那里，自己的疲软表现、尤其是内部的高度分化都说明反对派还需要更多的协调联合才能在选举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借力于俄罗斯反击萨卡什维利的策略也被证明是失败的：毕竟格鲁吉亚不是乌克兰，没有跟俄罗斯在民族、语言到宗教上血脉相连的关系。
对于在2013年即将第二任期届满的萨卡什维利来说，本次选举中自己政党的表现自然大大强化了他在今后三年里的统治基础。即便2013年之后按照现行宪法已经不能连任，届时年仅46岁、永远精力充沛的萨卡什维利肯定不会完全退出格鲁吉亚政局，本次选举无疑强化了2013年之后他在格政局中的地位。选举结束一周之内，萨卡什维利在面对外电的采访中已经表示自己在考虑2013年后继续保持政治影响的方式。面对萨卡什维利的“第二春”，对他恨之入骨的俄罗斯需要做好跟他打更长远交道的准备。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0-4-22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 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其前因后果也还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 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权更替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学界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 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由此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靠静 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 后，在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
　　“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 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 夫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变后48小时之后就倒向反对派，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才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 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 件，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对于发生在中亚地区类似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以苏东地区政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 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系，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选举获胜，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预示着，至少在苏联空间里， 一个逐渐恢复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类似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样在美俄 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吉国事变与“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有区别，但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 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 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 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比如，吉临时政府 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前总统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 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际产生本质影响。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的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