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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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背后的意义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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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无论是俄罗斯国内外的专家判断和俄国内各种不同的民调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选举胜利。在选举前一个星期俄罗斯三家最有影响的民调机构组织的最新民调中，已经决定参选的受访者中准备投票给普京的比例分别是66％、58.6％和 58.7％。这样的民调结果预示普京甚至可以确保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胜出，无须进入第二轮和对手一对一的竞争。从最终结果看，总统选举本身似乎已经没有不确定性。但即便是最终结果没有悬念的选举仍然有超越决定胜负的意义，尤其在俄罗斯这样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治体系中。没有悬念的总统选举仍然冲击了政治表面的均衡状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过去十多年俄罗斯政治全局的机会。

个人与领袖

1999年8月俄罗斯杜马通过对普京的总理提名时，很少有人相信在联邦政治还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普京能够在总理的位置上待很久——此前一年半时间里总统叶利钦已经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四名总理。然而，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三年的时间里，普京对于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掌控能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和想像。从一份并不怎么出众的履历开始，普京在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上不仅没有成为其他政治势力的傀儡——如一开始有人曾经预测的那样——而且在国内作为政治人物的公众认可程度始终超过公众对俄罗斯政府的认可，2008年以来作为总理的民众支持率也始终在总统和政府之上。在国际舞台上，普京个人施展的影响也超过了俄罗斯作为国家的影响力。不管如此的个人形象和影响力是普京和他的公关团队利用行政资源和媒体包装苦心经营的结果，还是得益于由能源价格走高而推动的经济复苏，普京个人对于过去十三年时间里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不可磨灭。尤其是新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普京很准确地把握了俄罗斯公众（或者说“中位选民”）的心态与渴求，提供了一个公众渴望的领导形象：真正的汉子、精力旺盛的工作狂、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以及与社会各界有效的沟通者。

同时，过去十三年间的从政经历也逐渐在细微之处不断塑造和改变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从最初进入联邦权力中心时略显谨慎、矜持但面对各个阶层的直接对话时表现出灵活态度，到如今媒体面前日益娴熟的应对技巧和宽容程度的下降、不愿意接受对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任何质疑。早期普京标志式的宣言经常可以归入“粗鲁”行列，但很少有人怀疑这样言论背后的真诚。如今普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和姿态越来越成熟自如和职业化，但是他言谈举止中体现出的那种冷峻的直率似乎在减少。和传言中接受注射肉毒杆菌整容暗合的是他逐渐表露出来的情绪和智力上的疲惫。在曾经永不疲倦、一切近在掌握中的形象背后，我们开始注意到权力负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留下的印记——哪怕是最强悍的领袖也无可避免。

无论是2008年没有接受众人建议修宪以便继续担任总统还是这次决定继续参选，普京对权力的追求不单缘于对个人权力的贪恋，而是一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个人信仰。他对马克斯·韦伯笔下“受使命召唤”的政治家形象一定会有深切的认同。政治竞争、辩论、政党、甚至选举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来说都是“外生”的：他本质上不希望把自己依附于政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方面，而是真心诚意地相信自己被赋予了引导整个民族国家的使命。因此，他可能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独裁者；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这些简单的政治标签不足以涵盖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行为没有统一和谐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而更多仰仗的是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这样的行为模式在普京担任总统的第二任期中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如果说在90年代动荡时期，这样领袖形象满足了公众的需求，那么当政治生态已经从“非常政治”进入“日常政治”，这样的领袖和行为模式是否还行之有效？

团队与精英

在普京这样一个政治强人的领袖形象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权力控制模式，研究斯大林时期流行的“巨人模型”肯定无法准确描摹现在的俄罗斯政治生态。俄罗斯国内外的学者基本有这样的共识：过去十三年间，实际掌握俄罗斯联邦政府层面最主要决策权的是以普京为核心的一个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但这个团队确实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真正控制了攫取资源的渠道，团队内部则具备了松散的集体领导的特征。在这个最核心团队之外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的松散集团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其中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渠道展开的。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占据这个精英集团最顶峰的从形式上看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之间的所谓“双头统治”。即便外界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有诸多猜测和解释，两人的最基本目标没有冲突：都是对内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现代的俄罗斯，对外恢复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两人成长最关键时期背后仰仗的基本是同一个团队；两人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更多的是个人风格的差别，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执政哲学上的差别；两人在政治角色上的差别更多的是针对国内外观众的一个有意分工，使得“双头统治”作为一个组合可以对国内外不同的观众释放必要的不同信号。两个人之间角色的变化会搅动一下精英集团周围平静的河水，但是不会颠覆精英集团本身这艘大船。

在关于领袖个人与精英集团关系的讨论之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特质之一是他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的出色能力，不管这样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普京善于通过倾听各派不同声音来引导甚至强制妥协，使得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曾经是普京重要盟友的前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最近公开承认：“普京有超凡的能力倾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迄今为止，他在平衡政府内各派别间的冲突立场上做得非常成功。”

而在上述高度个人化的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也尝试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整合精英力量，尝试精英吸纳和自我更替的制度化建设。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去年议会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而统俄党在议会选举中将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也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一个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作用之外，统俄党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尤其是考虑到去年议会选举中统俄党差强人意的表现， 普京希望通过政党方式整合组织精英团队的希望已经受到重挫，这也是他在迄今为止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完全忽略自己的党派身份的原因。

社会与公众

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非常政治”时期的动荡之后，过去十多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带来了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政治制度也必须面对新的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的挑战。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俄罗斯总体经济成长业绩不错，人均收入的绝对增加和绝对贫困人群数量的减少都是经济成长的实绩。不管是得益于政策得当，还是外部价格的影响，过去十多年俄罗斯公众平均物质生活水平的总体改善是确定无疑的，基本生活秩序的恢复也应该肯定。

同时，与绝对收入水平总体提高并行的是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社会诉求之间的冲突。去年年底议会选举开始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这两者针对的都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获得财富的方式：俄罗斯社会的贪腐程度远高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教育水平所应该决定的贪污腐败程度。但是这样的街头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统一的声音还不能完全确定。去年年末开始的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的具体人员组成还没有系统严格的统计，但根据各种现场目击证据推断，走上街头人群里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收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他们的年龄低于全国平均、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这样的人群在自己收入绝对提高的同时，痛恨现有体制对保障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构成的障碍。但是这样的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民调中出现的15－20％反对现政权的人群，代表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那些现在收入高度依赖国家系统的人群，还是值得打上一个问号。

近期社会运动得以组织起来的主要动因还是年末议会选举中出现的诸多舞弊现象，但把反对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划上等号恰恰在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如何把因为选举舞弊催生的共同激愤转换成为更具实质意义的政治目标和诉求是考验精英团队之外、以及包括选举在内的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新社会力量能力的时候。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纳入一个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讨论的渠道，在街头运动中曾经提到的诸如重新引入地方官员直选之类的具体政策措施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有希望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世界上有相当多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其地方官员也不是通过地方直选产生的。 除了在声势上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社会力量是否愿意或者应该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还是深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争取吸纳那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塑造更广泛代表性的重要策略问题。

选举与制度

可信的权力继承公式是任何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自去年年底以来普京和统治团队略现笨拙的操纵选举过程、确保最后胜利的行为间接显示出俄罗斯政治制度体系如何运行——或者说如何运行不畅——的内在逻辑。 现代复杂而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社会需求与公共决策之间一个重要的中间层次： 政治制度将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复杂诉求归总并且稳定这样的归总过程，同时通过政党、代议官员这些方式进一步提升单纯的个体需求，以最终达成稳定的社会选择结果，并保证社会选择过程不会因为社会需求的复杂多样而僵死。这样的制度化过程毫无疑问有自己的成本：制度中介层把政治代表权赋予某些个人、同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些人，代议制可能产生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政治竞争也有可能近一步撕裂甚至恶化社会先前存在的不同需求。就权力更替而言，通过大众参与（包括公开选举或其他方式的公开政治竞争）实现政治权力更替只是诸多可能之一。就像在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权力转换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掌控局面的小规模集团内部协商完成，公众的大规模参与完全可以被隔绝其外，新统治者的合法性也不需要通过大众政治过程来获取和巩固。但是非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容易产生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囚徒困境，非制度化的民主意味着政治制度覆盖范围的有限、代议和中介机制的弱化。

俄罗斯在这次选举前所凸显的正是政治制度缺乏制度化的诸多问题：普京自己的08年权力过渡方式就是一个例证。政治权力不是由具体职位或者宪政体系产生，而是高度依存于统治集团或着精英集团内部的个人层面上的非正式关系。当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高度依存于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时，这样的局面可能为个人提供大量的制度寻租的机会，但当非正式的信任关系、基于个人的效忠关系逐渐蒸发掉的时候，这样体系的不确定性也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任何对于低于六成的支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的紧张——哪怕这样的支持率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在这样的制度化低下的环境里，选举本身已经不具备“有限的不确定”，选举作为决定政治竞争胜负的意义也已经相当微弱，但选举本身并非没有意义。选举除了投票日当天可能出现的戏剧化结果之外，选举前后都是各个派别寻找联盟、拓展政治组织的过程，无论对于现有正式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还是因各种不同缘由组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来说都是锻炼队伍、发动群众的绝好机会。如同战争特殊条件下生发出的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在和平时期可以成为国家在其他领域动员组织能力的重要基础一样，选举前后引发出的社会动力也可能在选举之后得以延续并转换成其他领域社会动员的能力和组织基础。

除了最后的总统人选之外，选举过程中的其他细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精英集团和社会公众两个层面共同的一个“聚点”：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期到的集体行动。

此外，过去十三年来俄罗斯政治体制在催生新的政治精英、实现精英集团内部自我更替方面表现欠佳， 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完全没有新面孔出现在联邦一级的政治版图上——统俄党在精英更替上曾经被寄予的希望已经落空。这次参加总统选举的虽然还是老面孔为主，但是从去年年底的杜马选举到日前的总统选举攻势，传统的正式政治体制之外已经有新生势力开始实质性的积聚政治资本的努力。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年轻律师兼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最初因揭露俄罗斯国家输油管道在建造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能源管道时挪用40亿美元公款而走红，迅速成为揭发俄罗斯政府腐败的知名人物。虽然他在这次的总统大选期间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政治竞争，但是在组织反对派的社会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知名度都意味着年仅34岁的纳瓦尔尼前途无量。

2012年总统大选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谁能最终成为总统，而在于选举过程对现在实际意义上的领导人、统治精英和公众的预期和判断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选举之后政治过程的影响。无论对是政治竞争中的哪一方，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各个层面上的集体行动都可能提供重要的新“聚点”，协调和激发新的集体行动。同时，选举过程也将归总俄罗斯社会对于如下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制度化程度低下的俄罗斯政治在社会需求日益分化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改变目前高度依赖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围绕在领导人周围相对封闭的统治精英集团的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