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家面对面

输家面对面

张昕

《东方早报》2009年8月12日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五日战争”结束一周年之际，虽然关于战争的细节还有众多疑问没有得到回答，但至少可以对双方的得失有一个阶段性的评估。

　 　鉴于其规模和地理位置，格鲁吉亚不可能把对俄的军事胜利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军事成败之外的收益才是萨卡什维利最主要的考虑。战争进程中，虽然欧美各国 （包括“新欧洲”内的伙伴们）纷纷对格鲁吉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但无论北约还是美国都没有任何提供军事援助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战后随着战争细节的逐渐清 晰，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开始指向萨卡什维利：不管俄军后来的军事反应是否过度，最初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的进攻肯定是招惹争端的不理智行为。

　 　虽然北约、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话在“五日战争”之后曾经一度终止，但是不久之后即得以恢复，此后的入世谈判的进程也没有因此次战争而受到影响。相 反，倒是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梦想在战争后显得更加朦胧，现在北约对于格鲁吉亚是否准备好加入北约的疑问更深（尤其是欧洲方面）。这对萨卡什维利个人来说是 尤其沉重的打击，因为在“玫瑰革命”之后上台的他一直把加入北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

　　最近到访格鲁吉亚的美国副总统拜登虽然 批评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的观念，但在强调不能用武力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后，拜登尤其不忘提醒，只有一个和平繁荣的格鲁吉亚才能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提供 足够的吸引力以重建领土完整。鉴于2007年下半年来萨卡什维利对国内反对派的打压、对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控制日益加强，拜登也很不客气地提醒格领导人，仅 仅是和俄罗斯交恶不足以换来北约入场券。

　　“五日战争”结束一年之际，萨卡什维利应该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还远没有重要到值得北 约和美国无条件提供安全支持的程度，萨卡什维利个人在CNN之类的媒体上用英语向西方世界直接传递自己的声音远不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尤其是自己在国内 政治上还问题多多的时候，别人一句“你还不是成熟民主”的评价就可以把你扔在保护伞之外。

　　从俄罗斯角度来看，俄军事行为没有遭到有实质 意义的对抗，尤其是美国对格鲁吉亚竟然没有提供帮助，客观上强化了俄罗斯在自己所认定的势力范围中的地位，并且为今后在前苏联空间内（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之 外）重新界定权力分布提供了新的可能。战争暴露了俄罗斯在武装力量上的弱点，由此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高层进行军事改革的决心。

　　俄罗斯为 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和格鲁吉亚承担了挑起战争的直接责任相比，对于战争的长期道义谴责还是指向了俄罗斯。战争由此强化了俄罗斯在外部世界（不管是周边或 者北约国家）心目中的“强悍、尚武”形象。战争中的具体军事行为，尤其是越过南奥塞梯、侵入格鲁吉亚本土难免有动武过度之嫌。在诸如“金砖四国”之类的概 念里，关于俄罗斯是否和其他国家具备相同地位或者“资格”的疑问在战争之后日渐流行。

　　此外，战争之后俄罗斯迅速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 的独立国家地位，而至今只有厄瓜多尔一国承认上述两个争议地区的主权独立（而且还有待该国的议会通过），如此的国际反应（不光是北约国家和欧洲）也是令俄 罗斯感觉尴尬的一个结果，俄罗斯政府在这方面决策的理智性很值得质疑。

　　回顾“五日战争”结束至今的一年时间，可以说，在现实政治的博弈里，格鲁吉亚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短期成果，而俄罗斯所损失的则是国际社会里的长期道义支持。这又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拿什么拯救你，北高加索

拿什么拯救你，北高加索

张 昕
《东方早报》2009年8月28日

　　

2009年4月1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俄罗斯联邦军队在车臣共和国的反恐行动正式结束，实质上宣布了长达十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结束。然而，此后的几个月里，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却掀起了新一轮的暴力冲突高潮。

　 印古什共和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印古什前副总理、达吉斯坦共和国内务部长先后遇刺身亡，印古什总统叶夫库罗夫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侥幸保存性命。7月初，车臣著名的人权人士、女记者纳塔丽亚·埃斯蒂米洛娃在遭绑架后被残杀，事后车臣群众走上街头，悲愤地质问：“下一个是谁？！”岂料仅仅 一个月之后，车臣境内又有一对从事慈善事业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遭到绑架和残害，此后8月末的几起恐怖袭击事件又造成至少30人死亡。

　　这一系列暗杀事件的目标从国家强力机构的高官到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恐怖分子对俄罗斯国家权力机构的直接宣战,也显示施暴者对于整个社会基本秩序的挑战。

　　北高加索地区其他6个共和国经济、社会情况与车臣类似，但两次车臣战争却吸引了公众几乎所有的注意力，战争部分掩盖了其他共和国内部以及它们与 俄罗斯联邦中央之间的诸多问题。最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军撤出车臣之后，北高加索地区的暴力势头远没有得到遏制，车臣战争终结之后的北高加索地区还 处在“燃烧”状态。

　　对类似车臣这样的边疆、非主导民族聚居区的治理，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如果仅仅从中央（或者联邦）政府对于地方领导人的选择上看，大致有三种可能：

　　一是中央选择一个和地方精英有密切联系、有能力控制和调动地方精英的魅力型领导人，给他高度的自治权。印古什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鲁斯兰·奥谢夫就是这样类型的领导人。这样选择最大的危险是一旦民族地区成为国中之国，区域内部虽然稳定，但是离心力可能会更强。

　　第二种则是选择一个与地方精英勾连不深的领导人，最好是出自联邦强力部门，能够有效地与联邦中央合作，从上往下建立秩序。如此地方领导人的潜在危险是，此人可能对于地区事务毫无实质控制能力，一切依靠联邦中央。

　　这正是叶夫库罗夫前任、穆拉特·查基科夫的形象：他对莫斯科有完全的忠诚，在选举上能为联邦中央的候选人保证极高的得票率，但是在日常的经济政 治事务上几乎完全失控，对于分离势力的打击也完全依赖联邦力量。尤其是在缺乏和地方普通公众沟通的前提下，联邦武装力量的反恐行动常常演变成对地方居民的 另一种恐怖威胁——至多是两害中稍轻的一端。也正因此，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10月坚决撤换查基科夫，由叶夫库罗夫代替。

　　叶夫库罗夫代表了第三种地方领导人：跟地方传统精英势力没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在一般公众当中享有一定的公信力。作为俄罗斯军队中曾经在高加索和 巴尔干地区都有过作战经验的老兵，这位印古什人比两位前任都更加重视和地方社区的联系，同时他又邀请来自莫斯科的著名人权人士共商反恐事宜。在动用强力手 段上他也强调法律约束，甚至向总统反映过联邦军队在印古什的反恐行动过头。

　　遭袭两天前，叶夫库罗夫在媒体采访中把公众对国家政权的不信任和严重的腐败列为本地区最严重的问题，分离主义倒是相对次要的。因此叶夫库罗夫在上任之后也一直把分解地方传统宗派势力，以查税、反贪为抓手改善本地的治理作为工作重点。

　　梅德韦杰夫对于第三种地区领导人和相应的管制模式是寄予厚望的，在叶夫库罗夫之前，和他工作风格类似的鲍里斯埃·博泽耶夫刚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卡 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的总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极端暴力面前，仰仗个别领导人的魅力和管理风格并不足以消解深重的社会矛盾。熄灭北高加索地区的暴力 火焰，还需要更长远的战略和政治智慧。　

拜登的中间路线

拜登的中间路线

张昕
《纵横周刊》2009年7月27日

在奥巴马结束自己的首次对俄访问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来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目前在前苏联空间里和俄罗斯最僵的两个国家——给出对该地区进行外交“制衡”的姿态。

　　此前的莫斯科会晤中，美俄领导人摆出改善关系的姿态，在削减核武器上取得新进展，但是在更棘手的如何处理俄罗斯在前苏联东欧空间内地位的问题上 双方回避了直接表态。所以拜登对这两个国家的访问也被期待对上述问题给出进一步的界定； 相应的，两国（尤其是格鲁吉亚）也对拜登给出了很高规格的接待。

　　拜登在官方演讲和公开发言中非常清楚地在俄罗斯可能希望的立场和格乌两国的期待之间走了一个中间路线。一方面，拜登进一步明确美国对两国加入北约努力的支持，继续支持两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民主改革，并且批评俄罗斯仍然保有“势力范围”的观念。

　　另一方面，和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的政策表现出明显差别的是，拜登毫不忌讳地提醒格乌两国仍然需要在本国内部制度建设上练好内功，以便达到加入 北约的基本标准——这是北约中部分国家对于是否接纳这两个国家的主要顾虑。在强调不能用武力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之后，拜登尤其不忘提醒只有一个和平繁荣的格 鲁吉亚才能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提供足够的吸引力以重建领土完整。

　　这部分暗示，美国不再把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来作为是否北约成员资格的主要标准，北约不会因为只是保护受到俄罗斯威胁的原因来支持那些在经济政治发展上还没有达到北约标准的国家。

　　橙色革命和玫瑰革命虽然把形式上更加亲西方、反俄罗斯的力量推上政治舞台，但是颜色革命的成果都没有演化成持续的政治发展，政治动荡成为国内政 治的主旋律，两国在金融危机面前也都暴露出政治体制治理能力的薄弱。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不仅在对待政治自由问题上自2007年来有倒退的迹象，其“挑 衅”行为也被越来越多人认为要对俄格战争的爆发负部分责任。拜登出访之前，萨卡什维利匆忙表示将调整对政治反对派的态度，部分也是对即将来访的美国领导人给出一点自我检讨的姿态。

　　虽然俄罗斯内部有官员对拜登的言词表示困惑，认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在发布相矛盾的信号。但如果从外交上的平衡策略看，两人的表态没有什么矛盾。 倒是在由此引发出对于北约东扩和未来发展的标准问题上，拜登可能暗示了美国的立场和北约欧洲成员国的立场在拉近。

白条财政催生宪政改革

白条财政催生宪政改革

张昕
《纵横周刊》2009年7月27日

7 月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步入2010财政年度，迎接新财政年度开始的却是施瓦辛格州长宣布州财政进入紧急状态，随后加州审计长江俊辉宣布印刷近3 万张的“政府借条” （Registered Warrant，俗称 IOU，就是政府打的白条）发放到加州纳税人手中，充当个人所得税的退税。“白条财政”的开始象征持续多年的加州财政危机进入新阶段：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记 一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加州已经破产。在新财年开始的第一天，施瓦辛格又宣布除了法定节假日之外，加州的政府机构每个月将额外关闭3天，公务员被迫接受 无薪休假，由此公务员的工资将进一步下降14%左右。加州大学系统的教师工资从八月起将削减8%，各类招聘活动几乎全线冻结。各级教育、医疗福利到汽车登 记等所有政府财政支持的项目都将面临大幅削减。

　　财政危机归根到底就是“入不敷出”。90年代网络经济热潮的破灭和最近美国经济的周期 衰退是造成“入”日益窘困的最重要导因。而在经济发展一切顺利的时候，在“出”的一端加州的政治体制鼓励大量的财政福利项目，一旦日子难过了众人只能苦于 “由奢入简难”。而导致财政周期无法针对经济周期作出有效调整的重要原因则是加州政治体制设立的众多约束，因此最近关于财政危机的讨论最终都归结到了加州 政体的改革上。加州宪政改革的前景不仅对加州和美国、甚至对政治制度设计中一系列基本问题都有重要启示。

　　加州政体中不通过选举出的代 议官员而直接依赖选民决策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程度在美国各州中可能是最高的。三项主要的直接民主制度安排—— 公民立法提案（initiative），全民公决（referendum）和对在任民选官员的罢免（recall）—— 加州不仅占全，而且在使用的频率上也远高于其他有类似规定的州。

　　虽然公众对于公共决策的直接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直接体现，但 也容易出现所谓的“选民短视症”：大家都希望少缴税、享受更多的“公共 ”（免费）福利。所以，在经济上升期，直接民主体制下很容易出现财政过度扩张和缺少财政约束的情况，而到了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谁都不愿意砍掉自 己头上的福利或是把增税的压力摊到自己头上。

　　更具体的看，目前加州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制度制约（尤其是在拓展财政来源方面） 是1978 年以公民立法提案方式通过的13号法案（现在加州宪法中的13条A款）。该法案规定了对房产税的严格限制和财政预算案与增税都必须得到州议会两院三分之二 通过。这两条规定严重制约了在经济衰退期可能的财政应急措施。和美国大多数州把房产税作为重要财源不同，加州的财政来源中房产税的比例非常低；同时三分之 二的规定又限制了州议会在任何与财政有关问题上的能动性，导致任何改变现状的变革都很难通过州议会，经常把难题又推给了选民。

　　此外， 和美国宪法的简洁和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加州目前的1879年版宪法号称是全世界第三长的宪法，自通过以来已经加入五百多项修正案（包括历次通过公民立 法动议加入的宪法修正案），其中规定的加州居民的“权利”比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所规定的要更宽泛和细致。加州宪法行文的冗长和细节的累赘很大程度上体现的 是对选举官员的不信任，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选民对财政过程的控制，也导致选举官员对于财政收支控制能力的有限。

　　如今不可收拾的财政危 机促使加州各界开始达成共识：根治加州的财政危机，除了短期的经济刺激、以及期待整个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对加州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变革， 使其更具灵活性和合理性。类似的“经济问题、宪政解决”的思路其实并不新鲜，但是最近“白条”财政的出现最终把加州宪政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包括施瓦辛格在 内的加州各派政治人物和公民团体都对大规模修宪表示了支持，加州各地纷纷在筹划自发的宪政会议。

　　各方已经提出的宪政改革方案包括修改 13号法案中关于预算和征税需得到两院三分之二通过的规定，打通“预算-税收”领域的政治阻碍。其次，修改州长选举规则，引入公开的初选制度，使得最后的 竞争在两位候选人之间进行，从而保证政治立场更接近中位选民的候选人最后能够胜出。还有就是修改13号法案中关于限制房产税的规定，区分商业和非商业住房 的房产税率和征税方法，在不大幅度提高居民住房负担的前提下提高从商业用地上的税入。

　　如过去类似改革失败的经验所揭示的：即便有改变 现状的原则性共识，对于改革具体路径和目标的分歧仍然可能导致改革的共识无法转换成现实。关于修宪是否、以及如何改革直接民主在加州政治中的地位，各派的 分歧还很大，尤其是如何改革现在有过于泛滥之嫌的公民立法提案。还有诸如同性恋婚姻之类和财政无关的议题也有可能影响到和财政直接相关的修宪努力能否成 功。类似在改革方向上的分歧完全有可能使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利的现状得以保留。

　　酝酿中的加州宪政改革略具反讽意味的是：有可能要减少直接民主参与的宪政改革首先必须通过传统的宪政会议来首先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经济问题的宪政解决”能否付诸现实要看加州居民们愿不愿意从自己享有的众多权利下手了。

莫斯科淡定应对美俄关系重启

莫斯科淡定应对美俄关系重启

张 昕
《纵横周刊》2009年7月13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罗斯的首次正式访问带着“重新启动”（reset）两国关系的使命而来，而对“重启之旅”成果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先的期待。

　　如果你的期望是通过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建立起个人信任，在两国政府之间恢复进一步对话的机制，那么奥巴马之行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两位总统决定设立美俄总统双边委员会，为政府间定期会晤和磋商打下基础。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会面虽然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但是两人的互动可以用“热络”来形容。出访前奥巴马公开批评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只脚仍停留在旧模式里”，由此引发众人担忧，但双方的早餐会也算是顺利进行，事后双方都对对方给出了不低的评价。最重要的是，如果考虑到布什政府执政最后几年美俄关系僵化的程度，双方领导人之间如此的互动毫无疑问是走向缓和的一种进步，在这样的会晤中双方领导人的姿态和会晤的形式要比桌面上取得的实际成果更重要。

　　如果你期待奥巴马的莫斯科之行将在具体政策层面取得重大突破，那你可能会失望。短短两天访问过程中双方签订了十多项正式协议并达成若干口头意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了签订新的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的意向和俄罗斯向美军开放自己的领空支持向阿富汗的军需运输。但更多的重要问题在维护友好气氛的前提下没有在公开场合被提及，其中最核心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在亚欧地区中俄罗斯应该和可以扮演的角色：由此可以牵扯出包括北约东扩、北约在东欧的导弹防御体系、俄罗斯和前苏联空间内国家的关系等诸多双边关系中的难点。俄方事先强调的在削减核武器谈判上以美国放弃在东欧的反导弹防御体系为前提的立场明显在本次奥巴马出访中被挫败，而在奥巴马没有公开提及俄格战争的同时，梅德韦杰夫也没有提出美国在中亚军事基地的问题：双方都把这些更棘手的问题拖后了。“重启”在具体政策层面迈出的还只是非常有限的一步，更重要的恰恰是没有说出口的言外之意。

　　由于象征和姿态的意义大于政策层面的具体成果，双方互动过程中一些微妙的预期差别也值得关注。和奥巴马上任以来（甚至包括他还在竞选期间）的几次对外访问相比，奥巴马在莫斯科受到的接待明显要低调。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奥巴马在访问第二天发布的演讲。这个演讲被白宫人士定位为奥巴马上任以后的第三次重要外交演讲——前两次分别是在布拉格以构建无核世界为主题的演讲和在开罗针对穆斯林世界的演讲——然而，奥巴马演讲的场合却是一所并不知名的小规模经济学研究生院“新经济学院”的毕业典礼，面对的观众又恰恰是对政治和外交非常冷淡一个学生群体。此外，演讲地点虽然选择在红场边一个由皇家建筑改建成的会展中心，但是现场的装饰布置非常简单，跟此前奥巴马的几次重要海外演讲场所——比如在柏林胜利纪念柱前——相比实在是有些“寒酸”。最让美方不满的是，俄方对白宫给予如此定位的演讲居然没有安排电视直播，只是由国家电视台进行了网络直播，大大削弱了这个演讲在俄罗斯的影响。也因此，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英文媒体和白宫工作人员对奥巴马此行的总结中都提到了俄方接待规格之低调超乎美方的预期。

　　如果说接待规格的简单是俄罗斯政府层面的选择，俄罗斯公众对这位明星级的总统也远没有表现出其他国民表现出的狂热追捧。这种“淡定”也体现在俄公众对奥巴马此行成果的期待上。在俄罗斯很有影响的“列瓦达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奥巴马之行将改善两国关系”这种说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基本持平，都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在主要吸引自由派听众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网站上，更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听众认为奥巴马此行不会改善两国关系。俄罗斯公众对于奥巴马个人魅力和相应的对美俄关系前景的“冷淡”应该也是“重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制约。造成这种冷淡态度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媒体这几年的宣传还是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努力遏制俄罗斯崛起的形象：尤其是去年和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和今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媒体对于美国的批评宣传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背景下，突然要让众人对美国的态度来一个大转弯，毕竟不那么容易。

　　今年3月初，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俄外长拉夫罗夫时曾应着副总统拜登关于“重启”美俄关系的倡议，将一个红色按钮作为见面礼送给俄外长。这个红色按钮在此次奥巴马出访之前被安置在莫斯科市中心展出，普通市民也可以上前按一下这个按钮、体会一下亲手“重新启动”两国关系的感觉。然而，按钮背后的故事更具象征意义：希拉里当时强调美方特别努力把“重启”（reset）一词翻成俄语写在按钮上方，不料拉夫罗夫毫不客气地指出美方把该词错误翻成了 “要价过高”（overcharge）。正如同按下这象征性的按钮一样，现实中迈出“重启”的象征性一步还是相对容易的，之后更具实质意义的谈判和博弈将会更困难，尤其是双方如何缩小各自对对方期待值之间的差距，避免类似“重启按钮”这样的外交乌龙事件的发生。

颜色革命之后

颜色革命之后
（俄罗斯青年政治观察五）

张 昕
《东方早报》2009年7月17日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前苏东地区里所谓“颜色革命”层出不穷：塞尔维亚的10月5日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 命，以及最近摩尔多瓦的推特革命。在这样一系列新政治形态中，各色青年政治组织和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运动策略甚至直接影响了整个“颜色革命”的走 向，“颜色革命”也由此时常和青年政治联系在一起。

　　“颜色革命”中青年运动的共同特征是：非暴力——基本上没有诉诸大规模的暴力手段；相似的政治诉求——要求自由、公正的选举、媒体开放，大学 （教育）的非政治化；类似的时机——几乎都在全国大选后以有争议的选举结果为运动组织的聚焦点；类似的运动模式——非暴力游行、街头表演、城市街巷内的涂 鸦、摇滚音乐；类似的定性策略——选择某一种颜色或是某一个具体的事物作为运动的象征。这些共性部分反映了新时期公民政治运动的共性：强调政治运动在现在 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对于“表现性”的高度重视，也将青年政治运动推到了社会运动的前台。当然，如此突出的共性也让人不能排除这些组织受益于一套共同的组织资源的可能性，比如来自美国的财政支援和组织培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有众多相似之处，俄罗斯目前最有影响的青年政治组织——比如此前我已经介绍过的“nashi”——却扮 演了和“颜色革命”中生力军完全不同的角色。 在包括“nashi”在内的几个青年组织的成立过程中，防止由西方势力主导的“颜色革命”在俄罗斯发生是最 主要的动机，也是最初组织活动的核心目标。

　　在经过三年多的培育和观察之后，无论是这一类青年组织自己还是俄罗斯政府内部的消息源都认定，“颜色革命”在俄罗斯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此 伴生的问题就是：当外部威胁消失之后，这样的政治组织又依靠什么来生存和发展，而国家又如何来处理和这些群体之间的关系？刚刚结束的2009年度塞林格湖 畔青年论坛展现了双方针对这些问题的最新努力。

　　从2005年以来塞林格湖夏令营一直是“nashi”组织的年度大戏，今年的夏令营则完全转由联邦青年事务局主办，该机构的负责人就是两年前被祖布科夫内阁征召的“nashi”前领导人瓦西里·亚可缅科，据传联邦政府给该夏令营的直接拨款达220万美元。

　　整个夏令营有延续传统的部分：比如传统的集体婚礼、每天早晚的集合点名、传统的带有“nashi”组织标记的营服、和联邦政府高官的座谈等。但 主办方的转变也影响到了夏令营的内容安排。如同组织者声称的，这个夏令营已不再只是面向“nashi”组织成员，8000多的营员中有不少是一个网上创业 /创意竞赛项目的胜出者，而且其中不少人毫不掩饰自己和“nashi”没有任何关联。可能是因为“颜色革命”的威胁不再，往年的准军事训练被取消了；针对 政治反对派、尤其是“nashi”眼中西方势力代理人的抨击也少了许多。

　　在努力减弱夏令营的党派归属性质、争取面对更广大青年精英的同时，塞林格2009论坛也在尝试传递新的信号：夏令营本身的名称是“创新论坛”， 而整个活动又是围绕“创新”和“宽容”两个关键词展开。夏令营中的一个重头活动是“未来城市”项目：营员们自己建起一个仿真的小城，在里面实施自我管理， 包括出版报纸、印刷货币、组织竞选。这样一个类似高级“过家家”似的游戏据称是为了给众多年轻人提供未来管理国家的经验和锻炼。

　　塞林格2009应该是代表了俄罗斯官方在解除了“颜色革命”警报之后对未来青年政治的一个导向：减少党派色彩、较少旨在对抗外部干预的“防御性 ”导向，而转向“和平”时期的建设和创造；把少数青年组织逐渐纳入自己的管理体系，形成体系内的一个青年精英组织， 作为今后政治体系的青年人才储备。这 些目标与大多数夏令营参与者的个人期望并没有什么本质冲突，让不少营员感到不满的是亚可缅科在台上对着营员们呼来喝去、颐指气使的劲头，隐约中让人担心： 当青年完全被“父爱主义”所笼罩时，“创新”和“宽容”是否有可能实现？

我所知道的“新经济学院”

我所知道的“新经济学院”
张 昕
《东方早报》2009年7月8日

国家元首外交访问中去受访国的高等学府发表演说是惯例，所选择的学校一般是当地最知名、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然而，奥巴马此次莫斯科之行却选择了一所 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仅有一个200来人硕士项目的“新经济学院”（New Economic School）。即便在俄罗斯，这所成立于1992 年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和研究生院，除了经济学圈子，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奥巴马何以没有选择享有国际声誉的莫斯科大学或是现任俄罗斯总统和总理的母校圣彼得 堡大学呢？

　　凑巧的是，我在2006-2007年曾两次在“新经济学院”以访问学生的身份从事论文研究，在洛杉矶的同学朋友里也有好几位来自该校的毕业生，所以对该学院的情况略知一二。

　　“新经济学院”在上世纪90年代初脱胎于俄罗斯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所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的联合动议，旨在引进一流的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 校成立之初，主要依靠来自欧美高校的访问教授支持教学工作，资金上也仰仗一些来自欧美基金会的资助。十几年下来，“新经济学院”已经成为俄罗斯最顶尖的经 济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基本摆脱最初在资金和师资上依赖“外援”的模式：目前的教师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出自该校自己培养的硕士生，他们去欧美知名大学获得经济 学博士之后又回到母校任教。

　　这个学院的“国际化”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她现在所培养的硕士生中有将近一半会去欧美学校的经济与商业博士班继续深造（目前在北美排名前30的经 济学博士项目中的俄罗斯学生十有八九来自该校）。整个学院的管理和学术体制基本也是仿效美国的路子：该校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在“新经济学院”两年的课程比 北美博士课程的头两年要更难、更有挑战，而教师们的职位晋升评估也以在国际“主流”英语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为准。

　　“新经济学院”能争取到奥巴马为自己的毕业典礼致词，肯定和学校背后活跃的公关能力，以及在俄罗斯和北美学术界颇为深厚的人脉有一定关系。而从 奥巴马的角度看为何要选择这个学院来发布自己首次俄罗斯官方访问的公开演讲，“新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在自己的专栏文章里给出了他的猜测：因为奥巴马和这 个学院有几个相似之处。奥巴马是多年来第一个不依靠分离选民，而通过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方法而当选的美国总统，“新经济学院”也崇尚类似的摆脱意识形 态束缚、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奥巴马和该学院都是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今天的发展；经济学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和明星级的总统一样受到比往日更多的关注。他 的这番猜测是否有诠释过度之嫌，只能由奥巴马团队里的人来判定。不过，至少可以肯定，奥巴马选择这个小学院多少是希望体现自己作为新领导人的“求变”风格 和“重新启动”俄美关系的寓意：“新经济”、“新学院”和新总统求新求变的风格正好契合。

　　不过，我在“新经济学院”的经历也在提醒我求新求变背后需要警惕的地方。在这样的学校里，像那位教授所引以为豪的“意识形态教化的离场”其实并 不准确：苏联时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灌输只是被另一种更隐性的教化所替代。该校一位带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教授就曾向我抱怨过自己的观点在学校里没有市场， 学生也没兴趣学习那些和所谓“主流经济学”相悖的方法和理论，诸如苏联经济史这样的课程往往没有人感兴趣。学院里年轻一代言必称英美的风气以及类似留美预 科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商榷。我曾参加过来学院应聘教职的新博士作的求职报告：尽管台上台下都是俄罗斯人，论文也是关于俄罗斯的，但所 有的对话却都是用英语进行，那个场景让我很感滑稽——这可能是“拷贝”制度带来的一种尴尬吧。

　　遗憾的是，美国的新总统在他充满煽动力的毕业典礼演讲中并未提醒那些对美国制度顶礼膜拜的新学院师生们：什么是“拷贝”制度背后的局限和尴尬。

我的托派朋友们

我的托派朋友们
（俄罗斯青年政治观察４）

张昕

《东方早报》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你是自由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还是什么？——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我和A的对话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是2007年的春夏之交，我很偶然地和圣彼得堡一对年轻恋人成了室友。身材健硕、头发蓬乱、一脸大胡子的A把我让进屋之后，没等我休息停当就 和我攀谈起来。在“你是什么人？”这样直截了当的问题之后，我们的对话围绕着是否存在唯一真理展开，我用夹生的俄语，他用更糟糕的英语相互试图说服对方。 初识那天将近3个小时的争论自然没有什么结果，除了让我开始追问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之外。

　　A和他的女友E是一对虔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主持着一个小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此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无数次在半夜他俩都下班之后挤在只能 容纳三个人的小厨房里，争论各种从哲学到革命的话题，直到凌晨圣彼得堡的白夜霞光渐渐散去才结束讨论。我很快结识了他们身边的其他托洛茨基主义者，大多也 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我参加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多次读书讨论会，跟着他们去了工会组织的集会、关于种族仇杀案的庭审，还有他们和其他左翼组织的讨 论。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因意外结识这样的朋友所产生的兴奋远超过了圣彼得堡白夜时节所带给我的冲击。这对年轻革命者身上那种理想主义气息让对托洛茨 基主义所知甚少的我感到震撼。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自肺腑的仇恨、对于左翼理论的钻研精神和对全世界革命的真诚期待，他们对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极为遥远的 理想抱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尤其在周遭环境对自己的事业极为不利的前提下，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些都让我钦佩不已。我至今记得曾经去过委内瑞拉的E 在向我介绍她眼中查韦斯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时眼里所闪烁的光彩。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体现了把宏大叙事和信仰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他们的小组 哪怕只有三个人，也坚持举行读书会；E自愿为遭到警察敲诈的来自中亚的“农民工”朋友提供帮助，并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两人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省下的钱 主要为了去欧洲或者拉美参与其他国家各地左翼组织的活动。

　　然而，这种新鲜和兴奋逐渐被另一种陌生和桎梏所淹没。他们那种把革命精神、政治语汇渗透到生活中每个细节的结果是日常生活的高度政治化。

　　首先承受巨大压力的就是这对恋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多次的争吵就是把生活中的琐事上升到大是大非问题的结果，他们对传统意义上家庭、血亲关系的淡 漠和只在乎阶级情谊的坚决，让我很难接受。他们和那些左翼青年朋友们似乎始终处于论辩和战斗状态，坚信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对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声音不 愿意有任何的妥协。可能正是这种谁都不愿让步、什么问题都是原则问题、生活和斗争完全统一的态度，让这个小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决定和行动经常终结于无休 止的争论，诸如宣传单上选什么画这样的细节问题都能引发一个仅有三四个成员的小组的分裂。

　　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一群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前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迷茫、困惑。他们向我描述过2006年年初， 当普京政府因为福利制度改革第一次遭受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时，他们是如何的兴奋不已：因为终于在身边看到了革命的火种，而且还是在众多拿退休金的老年人身 上。可惜，这一波社会运动很快就过去了。在更多的一次又一次挫败面前，该小组中一名才二十出头的青工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自杀企图。

　　A和E肯定是俄罗斯青年人中很不“典型”的一对，他们自己也和我开玩笑说：“你在我们这里住了两个月，估计已经见到全俄所有托派分子的三分之一了。”但我珍惜和他们相处两个月里的各种经历，包括越来越强烈的压力感。

　　离开圣彼得堡几个月后，听说A和E已经分手。我曾不止一次想象，如果下一次巴黎公社式的巷战来临之时，这两个人肯定会手拉手重新出现在队伍的最前头。保重，我的托派朋友们！

集体入世

集体入世

张 昕
《纵横周刊》2009年6月15日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持续了16年之后，处于这个153个成员国组织之外的最大经济体俄罗斯出人意料地决定改变自己谈判加入的方式，将和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关税同盟的身份联合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三国目前以单个国家身份进行的入世谈判将中止。俄罗斯迄今已经结束和60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谈判，剩下的主要障碍集中在农业、木材、知识产权以及国有企业等领域，而哈萨克斯坦的入世谈判也已经持续了13年。

　　按照目前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计划，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将于2010年1月1日正式成立。届时，这三个国家将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这个三国关税同盟将是独联体国家关税同盟的一部分。该同盟中的其他成员国中吉尔吉斯斯坦在1998年已经加入世贸，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仍然将以单个国家的身份申请加入世贸。

　　三国如此决定事先并无太多迹象。尤其是在刚刚结束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美国和欧盟在与俄方的会谈中还对在今年年底前结束俄罗斯的入世谈判给出了很多正面信号。

　　虽然俄罗斯财长库德林保证已经取得的谈判成果至少有90%会得到保留，三国集体入世的谈判不是“白手起家”，但是以这种方式申请世贸组织未有先例，无论是世贸组织和三国都还需要确定如何展开新的谈判，这将肯定延缓三国谈判的进程。

　　俄罗斯政府如此选择的动机还不很明了。一种可能是，对于16年以来谈判中经历的各种挫折俄方越来越难以接受，尤其是欧盟和美国不断提出的新要求，所以以这样的方式间接对世贸组织表示不满和施加压力。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经济环境使得三国、尤其是俄罗斯加入世贸的迫切性有所减弱：全球经济危机之时，参与贸易自由化也失去了吸引力。两种解释共同的推论是，相对于全球贸易，独联体国家对于区域内部的贸易越来越重视。

　　值得回味的是，就在宣布三国将以关税同盟的身份集体申请入世几天前，俄罗斯刚刚对来自白俄罗斯的500多种奶制品实行禁运，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随即指责这是俄罗斯方面对于白俄罗斯始终没有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地区作出的报复，两国间的“牛奶战”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对外的集体入世也可能成为这几个国家之间政治博弈中又一个新战场。

皮喀廖夫事件

皮喀廖夫事件

张 昕

《纵横周刊》2009年6月8日

6月2日，在距圣彼得堡200多公里之外的工业镇皮喀廖夫附近，500多名失业工人因为工资拖欠问题而阻塞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导致路段塞车超过400公里。事后，圣彼得堡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先后紧急拨款用于支付欠薪，才暂时将占路的工人劝回。

　2008年皮喀廖夫上一家炼铝企业因为国际铝价的急速下跌而宣布倒闭。这家企业由前俄罗斯首富奥列格•捷里帕斯卡控股，其倒闭随后影响到镇上其他两家与其配套的企业，失业职工人数超过4000。

　 　这个镇本身的经济规模不足以对整个俄罗斯经济产生太多影响，但是皮喀廖夫事件象征意义重大。受到自然地理条件以及苏联时期工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俄 罗斯存在众多类似皮喀廖夫这样围绕一两家企业建立起来的工业城镇，所在地居民的就业和生活完全围绕这一两家企业展开。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这样的“单一 企业市镇”大多调整困难。俄罗斯经济和美国相比，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粘性”本来就很高，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此类“单一企业市镇”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而这次皮喀廖夫事件仅仅是当地工会计划的抗争活动的一部分：去年当地工人已经强行占领工厂管理层的办公室，工会还计划组织绝食活动。类似的社会冲突正是 众人所担心的。去年的一份预测报告曾经引起俄罗斯社会各界争议，报告所描述的俄罗斯社会全面崩溃正是始于在类似皮喀廖夫这样的一个工业小城：报告里所预测 的罢工工人阻塞联邦高速公路、导致公路拥堵数百公里的细节和上周的现实惊人地相似。

　　对于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公众来说，皮喀廖 夫事件也很容易让他们回忆起曾经弥漫俄罗斯经济的拖欠工资、物物交易的现象，还有那些在98年经济危机中聚集在议会门前、用矿工帽大力敲打地面的西伯利亚 矿工工人——皮喀廖夫事件是那之后俄罗斯第一次发生如此规模、因经济问题而起社会抗争事件。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无论是圣彼得堡地方政府 还是随后赶到的普京及其联邦政府团队对事件的处理方法也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意义。普京于事件发生两天后赶往皮喀廖夫，承诺1300多万美元的联邦财政资金帮 助支付工资和工人们欠下的水电费。在电视镜头前，普京严肃批评相关企业的所有人，指责因为他们的“贪婪”而让数千工人成为“人质”，并追问“企业的社会责 任在哪里？”普京甚至把笔扔到桌上，命令捷里帕斯卡签署和下游企业的协议以帮助后者恢复生产。镜头前的捷里帕斯卡像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低头接受家长的训 斥。

　　皮喀廖夫这样的先例一开，此后俄罗斯众多类似皮喀廖夫的工业城镇是否会仿效，而政府是否有能力以相同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冲突呢？上周 三冲突刚刚开始时，已经有杜马议员提出立法草案要求政府将类似出现问题的企业国有化。如果国有化做法在去年5月之前还是可能的一个设想，现在俄罗斯财政的 状况已经不容许俄政府如此“奢侈”行事了。在普京面对电视镜头表现出的一面倒的姿态背后，政府、企业、劳工之间需要更多的谈判机制来决定经济危机的后果如 何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分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