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张昕
《东方早报》2011年2月6日

2月1日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的80周年冥诞。和2007年叶利钦去世时相比，这个纪念日里对这位争议颇多的政治人物的纪念活动不仅在规模上明显胜出，而且整个纪念活动的基调也有所变化。
　　在叶利钦的老家叶卡捷琳堡，一座高12米、重140吨、全白大理石雕成的叶利钦纪念碑在2月1日正式落成——这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第一次为一位政治 人物竖立雕像。负责设计该纪念碑的雕塑家如此解释其设计理念：雕像的高度和规模正合叶利钦高大的身躯，塑像材料和形象则反映了叶利钦的性格，“像大山、岩 石和破冰船”的组合。为纪念碑揭幕的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现场致辞中如此评价叶利钦的历史功绩：“现在的俄罗斯应该对叶利钦表示感谢，（因为他的努力）在 那样困难的时期，国家也没有偏移变革的轨道，而是一直前进到现在。”
　　除了纪念碑落成之外， 在俄罗斯各地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也相继进行：在莫斯科“大剧院”有普京出席的专场纪念演出、叶利钦新传记的出版、在叶利钦安葬墓地的纪念仪式、关于叶 利钦历史功绩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甚至还有俄罗斯多支摇滚乐队在叶卡捷琳堡共同组织摇滚音乐会，以纪念这位“俄罗斯民主之父”当年给摇滚音乐在俄罗斯创造的 自由空间。
　　公共媒体中对叶利钦时代的追忆也慢慢转变基调。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新闻自由化过程中起到过先导作用的NTV电视台，在这次纪念叶利钦的专题节目中 请到了叶利钦的夫人、女儿和叶利钦当年身边团队中的几名主要人物——包括他的网球伙伴和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大内总管”。这些人曾经被俄罗斯媒体和公众以极 具贬义色彩的“家族”一词相称，“家族”的称呼和宫廷政治、任人唯亲、中饱私囊这样的概念紧紧联系。然而在NTV的这档节目里，“家族”成员不仅难得重聚 一堂，一起回忆叶利钦私人生活领域中的诸多从未公开的细节，而且整个节目的基调完全是温情和回忆性的。
　　俄罗斯公众对叶利钦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复杂。在一项权威机构的民调中，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叶利钦持负面评价。在叶卡捷琳堡，俄共成员以黑板报 的方式历数叶利钦的罪状：苏联解体、私有化、黑金政治、民生质量大幅下降、导致16万人死亡的车臣战争和俄罗斯总人口下降770万。在那里，叶利钦仍然是 以“人民公敌”的形象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在2000年，上述民调机构组织同样问题的民意调查中，对叶利钦持负面印象的人数超过一半。对叶利钦 和1990年代，多项类似的民调都显示，持“中立”或者“不好不坏”评价的人群在逐年上升。
　　或许，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叶利钦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的特殊背景：这样的背景既成就了叶利钦的历史地位，也是有关他诸多争议的 根源所在。即便旧体制已经满目疮痍，“破旧”并不总是轻而易举，而“立新”也并不意味着新体制的奠基人面对的是可以随性书写的白纸一张。为“破旧”敢于赴汤蹈火的革命者未必真正理解新体制的要义；而为“破旧”所做的政治交易、付出的社会代价虽然可以以旧体制的罪恶来加以辩护，但也可能为新体制埋下合法性危机的隐患。
　　叶利钦政治生涯中最令人动容的场景应该是在1999年底出人意料地选择提前辞职时，他在新年电视致辞中恳请俄罗斯公众的宽恕：“为了那些我们曾经共同 分享但是没有成为现实的梦想。”叶利钦80冥诞之际，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不再是一味坚持对1990年代的痛苦回忆, 而愿意 把眼光放到叶利钦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更长远的历史遗产上。
　　据普京回忆，1999年底宣布辞职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叶利钦对普京说的最后一句话说：“照顾好俄罗斯。”对此细节是否属实，除了两位当事人之外无从证实。我倒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并且希望这会成为每一次克里姆林宫权力交接时离任者对接班人给出的最真切的嘱咐和期望。

“转轨”其实刚刚开始

“转轨”其实刚刚开始

《周末画报》2010年7月

张 昕

过去三年来的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所有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收到危机冲击最大的既不是表现一直差强人意的非洲，也不是一直和经济动荡联系在一起的拉丁美洲，而是正在庆祝结束苏联体系二十年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

世界银行去年年底的报告显示，在几个发展中地区里，苏东地区不仅国民生产总值衰退最严重，而且预计从危机中复苏的速度也将是最缓慢的。虽然1999年来该地区成功解决9000万人的脱贫问题，但在本轮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到2010年底该地区又将新增3500万贫困人口。由此，世行高级官员称，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正在逼近该地区。如果考虑到2003到2007这一波全球增长期中，该地区还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优等生”，这一上一下、天上人间的表现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回想二十年前，苏东地区诸多政治人物和知识精英们把“转轨”几乎天天放在嘴边，却不总是回答“转轨到何处去”的问题。一部分是因为现状的不堪，让众人觉得只要能走出现状，转到哪里都是更好的结果。一部分则是觉得一个既定的模式已经跟随来自欧美的咨询团队来到自己的国家，只要摆脱了旧体制，“依样画葫芦”般的建立新体制顺理成章。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对于苏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已经不能归咎于旧体制或者转轨的迟缓了——除了中亚地区的部分国家、南欧部分国家和白俄罗斯可以另论。对于大部分的东欧和波罗地海国家，相对优越的转轨起点意味着更高程度的与欧盟、以及整个外部市场的融合，大量来自欧美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入这些国家，国内的生产消费被深刻的重新布局。这些国家在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也意味着不可避免要承担全球危机的风险。尤其是作为加入全球体系的新成员，这些国家大多在国际分工链上处于更加脆弱的低段和边缘政府却发现国库多有局促；政府却还要面对不断高涨的各类社会运动。 危机起源虽然在纽约、伦敦或者巴黎，华沙、布达佩斯和塔林最终承受的冲击却可能更大——至少相对于后者自身的经济规模而言。

对于另一类国家而言 ——诸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或者阿塞拜疆—— 最近十年的经济成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过去一轮经济成长高峰恰恰也把国际能源价格推到历史顶峰。就在这些国家庆幸自己座拥“金山”的时候，石油价格的回落也迅速暴露出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保障的深层问题。比如，俄罗斯政府一直到2008年夏天之前还禁止官方媒体使用“危机”之类的词语，但是8月的俄格战争之后终于不能再粉饰太平，无奈承认俄罗斯也必须面对自己的经济危机深。经济增长时期开支扩张的结果是在危机中需要财政扩张的时候，政府不仅发现国库多有局促，还要面对不断高涨的各类社会运动。

即便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新体制的逐渐建立并不保证解决发展和反贫困的根本问题。即便承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苏东国家也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具体制度安排的多样性远远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改革清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这些刚刚庆祝完柏林墙倒塌20年的国家来说：“转轨”其实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