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为何慢待奥巴马？

张 昕

周末画报 2009-08-07

奥巴马首次访俄，是带着“重启”两国关系的使命去的。对其成果的评价，要取决于事先的期待。如果期望通过这次访问，修复两国之间自小布什执政后期日 益僵化的关系，通过最高领导人之间多层次的对话，建立起个人信任，在两国政府之间恢复进一步对话的机制，那么奥巴马此行达到了预期。他与俄总统梅德韦杰夫 决定，设立美俄总统双边委员会，为政府间定期会晤和磋商打下基础。两人的会面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不过可谓“热络”。尽管奥巴马出访前公开批评俄总理普京 “一只脚还停留在过去”，他与普京的会面也并未出现僵局，早餐会后，两人还客气地称赞对方。在美俄关系中，最高领导人的私交并非关键因素（小布什和普京私 人关系就很好），不过也算得上正面因素。

如果期待奥巴马此行能在具体政策层面取得重大突破，结果就令人失望。最重要的是削减战略核武器的意向，还有俄方允许美军通过俄领空向阿富汗运送军需。这两项固然意义重大，但在实质性层面，两国关系的“重启”只迈出了非常有限的一步。

值得注意的倒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一些微妙的预期差别。和奥巴马上任以来（甚至包括他竞选期间）几次出访相比，奥巴马在莫斯科受到的接待明显更低调， 甚至略显“寒酸”。最明显的例子是奥巴马在访俄第二天发表的演讲，这被白宫定位为奥巴马上任后第三场重要外交演讲—前两次是在布拉格以“构建无核世界”为 主题的演讲和在开罗针对穆斯林世界的演讲—然而此次奥巴马演讲的场合，却是小规模经济学研究生院“新经济学院”的毕业典礼，他面对的观众恰恰是对政治和外 交非常冷淡的一个群体。笔者在该学院做过访问学生，对此有深切体会。此外，演讲地点虽然选在红场边一个由皇家建筑改建成的会展中心，但现场的布置非常简 单，跟此前奥巴马的几个重要海外演讲场所（比如柏林胜利纪念柱前）相比，实在平淡太多。最让美方不满的是，对白宫如此定位的演讲，俄方居然没有安排电视直 播，只由国家电视台进行了网络直播。因此，美国两大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总结奥巴马此行时都认为，俄方接待规格低于美方预期。

这很可能与奥巴马对普京的批评有关，尤其让俄方不满的是，奥巴马批评普京的同时猛夸梅德韦杰夫，说他是“面向未来的人”，这让俄方认为奥巴马企图离 间“双头鹰”。对此，普京出面说“俄罗斯两只脚都站得很稳”。很难确定奥巴马的批评到底产生了多少负面影响，路透社发现，奥巴马与普京会面时气氛有些尴 尬，普京尽量避免与奥巴马做眼神交流。俄“报纸”网分析说，奥巴马同梅德韦杰夫在一起的时间有七八个小时，与普京会面只有一个半小时，而且日程上原本没有 与普京会面的安排。

如果说接待规格只是政府层面的选择，那么俄罗斯公众对奥巴马态度如何？他们远未像其它国家民众那样狂热追捧奥巴马，在俄罗斯很有影响的“列瓦达中 心”民调显示，对于“奥巴马之行将改善两国关系”这种说法，支持者和反对者基本持平，都在40%左右。在主要吸引自由派听众的“莫斯科回声”电台网站上， 超过70%的听众反对这一说法。俄罗斯公众对于奥巴马个人魅力以及美俄关系前景的冷淡态度，也是“重启”两国关系的重要制约因素。

造成这种态度的重要原因，是俄官方媒体这几年还是把美国塑造成“竭力遏制俄罗斯发展的国家”，尤其在去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五日战争”之后，俄媒 体把美国及其欧洲盟友说成格鲁吉亚的帮凶，金融危机又使俄媒体对美国的批评攻势有所加强。对于奥巴马此次来访，俄媒体上常见这类表述：“纯粹是戏剧里的表 情和姿态”、“富有政治象征意味的游戏”、“如今俄美没什么好谈的”等等。虽然奥巴马提出“在平等基础上”建设双边关系，但俄媒体认为，这不是美国人的真 实想法，而且客观上俄罗斯也没有与美国成为平等伙伴的条件（大概除了核武器方面）。在此背景下，要想让俄罗斯公众对美国的观感来个大转弯，绝非易事。

今年3月，美国新国务卿希拉里会见俄外长拉夫罗夫时，将代表“重启”的红按钮送给拉夫罗夫，作为见面礼。此次奥巴马访俄前，这个按钮在莫斯科市中心 展出，市民可以亲手按一下，找找“重启”两国关系的感觉。然而按钮背后的故事更具象征意义：希拉里当时强调，美方特意把“重启（reset）”一词翻译成 俄语，写在按钮上方，不料拉夫罗夫毫不客气地指出，美方把该词译错了，成了“要价过高”之意。这个小小的外交乌龙事件表明，在双方改善关系的良好意图背 后，仍有诸多误解需要消除。

纪念俄罗斯休克疗法之父盖达尔

“事情的进展比我预期得要慢一些”

—— 纪念俄罗斯休克疗法之父盖达尔

网易评论2009年12月17日

张 昕

两天前刚刚从图书馆里借来了俄罗斯前总理叶戈尔·盖达尔撰写的《帝国的崩溃》，才看了几页，就在网上看到盖达尔去世的消息，年仅53岁，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我自己在大学的经济学训练开始于90年代中。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学界一边在热烈地争论各种改革战略模式，一边好奇而又不安地关注着北面的老大哥：那里一轮接一轮的急速变化常常让人感觉无从把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叶戈尔·盖达尔的名字就和“休克疗法”同时被我记住了。在之后的学习工作里，这个名字和跟这个名字相关的故事、争议以不同方式不断冲击着我对俄罗斯的认识：关于“休克疗法”、关于改革的政治经济战略、关于俄罗斯的前景命运和对中国前途的启发，所有这些都没法和这个名字剥离开。

职业经济学出身的盖达尔出名在政界：他在叶利钦的第一任政府里先后担任过从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到副总理的要职。1992年下半年年仅35岁的盖达尔担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成为当时俄罗斯经济政策事实上的总设计师。他自己亲手挑选的一群年轻经济学家组成了90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最主要决策队伍，日后这个团队经常被人和智利军政府时期著名的“芝加哥小子”团队并列比较。在联邦政府不过两年左右的任期内，由盖达尔主持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物价改革、大规模削减国防预算和政府补贴、以及大规模私有化，也就是日后争议颇多的“休克疗法”中的宏观经济部分。1992年底面对一个对当时叶利钦政策非常不满的议会，盖达尔的总理提名一直没有通过，他最终作为政治妥协被叶利钦以切尔诺梅尔金所替代。

从联邦政府退出之后，盖达尔也尝试通过议会政治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先后成为三个中右翼政党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但是前两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表现差强人意，第三个、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右翼力量联盟”也在去年正式解散。印象中盖达尔的性格和形象其实并不太适合那种围绕着聚光灯和幕后交易开展的选举政治：他没有涅姆佐夫和卡斯亚诺夫那样的外表形象，不能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靠口出狂言来博取选票，他也缺乏很强的组织斡旋和政治妥协的能力。一个带有公共知识分子情结、游走在学者和技术官僚之间的形象可能是对盖达尔的更好概括：也正因此，他在90年代中期开始党派政治尝试也不算成功。

盖达尔本人的这些气质多少可以代表他在90年代带领的那个职业经济学家团队的群像：对抽象意义上的市场有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坚定信念，对于苏联经济体制深恶痛绝；但同时对经济过程和市场机制的理解过于机械和简单；笃信技术精英对改革的决定性作用，常常把政治仅仅视为实现最优经济政策的绊脚石；书生义气意味着直言不讳、感怒感言，但有时也穷于政治策略而只能感叹生不逢时。

这种对于自己信仰的虔诚也体现在政治层面。在刚被叶利钦作为牺牲品踢出联邦政府不久，盖达尔在1993年的俄罗斯宪政危机中坚定地站在叶利钦一边，在当时形势完全不明朗的危急关头在电视上露面明确表达自己对叶利钦的支持。 而同样的信仰也决定了在三年之后，当叶利钦日益偏离盖达尔相信的正确路径时，盖达尔又毫不客气地写信给叶利钦要求他放弃竞选总统，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信已经于事无补。

盖达尔的经济政策直到今天还在被众人以各种方式解读、批评，但是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没有任何人指摘过他的为人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道德品质：“勇气”和“诚实”是最经常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形容词。和90年代与他合作过的许多人不同，盖达尔离开政界之后最终选择了回到他职业生涯的起点：过去几年他的正式身份一直是莫斯科的“转型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历史不长的机构在他领导下也已经成为目前俄罗斯首屈一指的经济学教学、科研和政策咨询机构。当年和他合作过的团队成员有不少后来卷入各种政治和经济丑闻：叶利钦和他家人自不用说，当年私有化方案的具体负责人、现在俄罗斯国家纳米技术公司的总裁丘拜斯常常被媒体列入带有强烈负面色彩的所谓“寡头”行列；另一位重要人物、曾经担任副总理的费奥多罗夫则是在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多次转换身份，也曾遭受受贿指控。盖达尔回忆自己对于手下团队人员的选择不仅仅要看他们对于宏观经济的理解，个人品格也起到同样重要作用。虽然现在看他亲手挑选的合作者未必都能达到他当年持有的道德标准，至少他自己可以说是问心无愧。正因此，他对自己在离开政府之后没有选择从商赚大钱给出的解释是：哪怕自己的钱来路没有问题，一个腰缠万贯的盖达尔对于俄罗斯的民主来说是一种耻辱。那个年代出来的俄罗斯公众人物里有底气说这样话的实在是寥寥无几。

历史不能重复，我们不能确定地知道，究竟是苏联体制积累下的矛盾太过深重、苏联解体前后的政治制约太过顽强，还是历史为盖达尔提供的所谓“机会窗口”太过局促，导致盖达尔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实施经济改革政策。在对90年代自己经历的动荡岁月的回忆中，在无数次的采访和学术讨论中，盖达尔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处于革命性变革过程中的政府的致命弱点与多重约束，肯定在那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没有以流血革命的方式完成转轨的成就——他曾化用列宁名篇《国家与革命》为他的一本专著起名《国家与演进》。对盖达尔而言，更多的遗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休克疗法之后“事情的进展比我预期得要慢一些”。

在一个经济学晚辈眼里，我觉得盖达尔和他代表的那个经济学家团队最欠缺的恰恰是对这个“进展”过程的认识。就好像对他自己来说，如今夺走他生命的疾病其“进展”可能也只是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快了一些而已。我一直怀疑他们所接受的苏联时代经济学教育，那种计算机社会主义、对于社会进行全方位工程式管理的经济哲学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盖达尔那一代人对于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想象和认识：只不过无所不在的有序规划控制从当初的政府被他们转移到了一个想象中的、叫做“市场”的地方。对于所有希望理解这个经济“进展”过程 —— 而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终极结果 —— 的人来说，叶戈尔·盖达尔，这个有勇气又诚实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留给我们太多必须继续追索的问题。

两个《高加索的囚徒》

两个《高加索的囚徒》

张 昕

《东方早报》2009-12-14

北高加索地区冲突再起的日子里，重温一下以《高加索的囚徒》为题的几部俄罗斯文艺作品很合时宜。手头有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发表于1872年的小说和 谢尔盖·鲍德洛夫导演出品于1996年的同名电影。两部同名作品的基本故事情节都脱胎于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高加索的囚徒》：前往高加索地区参与战事的俄军 士兵被当地人俘虏扣为人质，最终从绑架者手中逃脱。虽然标题相同，但稍作一番比较，不难看出这两个版本《高加索的囚徒》之间的微妙差别。

　　直接参与过沙俄对高加索战争的托尔斯泰是在19世纪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写作这部小说的。在他的笔下，高加索是俄罗斯想象中“蛮荒”和 “自由”的象征，是一片等待着俄罗斯文明征服的神秘土地。高加索蛮族的落后、野蛮，正好以“他们”的形象帮助俄罗斯人找到了定义“我们”的标杆，也为俄罗 斯对高加索的武力征服和政治统治提供了正当性。在接受这样如今我们称为“东方主义”的视角上，普希金也好、托尔斯泰也好，都未能免俗。

　　在托尔斯泰故事里，被俘的俄军士兵日林丝毫不掩饰对俘虏自己的蛮族人的厌恶：他不断抱怨他们身上有难闻的气味、粗鲁没有教养、不会俄语，甚至对 他们都笼统地以“红脸鞑靼人”来称呼——尽管这些人其实跟鞑靼人并没有关系，不过对作为俄罗斯人的日林而言，高加索人和鞑靼人一样都不过是野蛮的外族。

　　而日林自己虽然是被俘虏的囚徒，却在故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体现出聪明智慧：无论是最初在赎金问题上与“红脸鞑靼人”的斗智斗勇、还是心灵手巧地 修复了“鞑靼人”的手表、甚至最后治好了一位“红脸鞑靼人”孩子的疑难病症。然而，在他和囚禁自己的敌人之间似乎逐渐建立起的信任背后，读者不难看出这一 切都是日林设计的一个“局”：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最终逃脱。而最后日林和伙伴成功逃脱的结局也预示：作为更加聪明、果敢、更有文明的俄罗斯人注定要征服高 加索。

　　在托尔斯泰发表这部小说120多年之后，当谢尔盖·鲍德洛夫在托尔斯泰的故事中寻找灵感时，沙俄帝国、苏联帝国都已经崩溃，作为帝国崩溃后遗症 的第一次车臣战争硝烟未尽。鲍德洛夫故事中的主人公虽然保留了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原名，但他早已不是托翁笔下大智大勇的俄罗斯英雄，而是一个对于战争的意义 没有任何概念的新兵蛋子。面对战争，电影里的日林更像是一个无辜的外来者，只是偶然地“闯入”了这场冲突。对于自己的敌人，电影里的日林从来没有根深蒂固 的厌恶与仇视，甚至在关押过程中和扣他为人质的主人的小女儿之间产生了细微的情感变化。同样是修表的细节，电影并没有把这描写成日林精心安排的逃离计划中 的一部分，而仅仅是他消磨时间的方式而已。而电影中日林的囚友萨夏已经不是托尔斯泰笔下那个慵懒无用的旧贵族军官形象，而是一个久经沙场的俄军老兵油子： 他机敏、干练、残忍、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对于杀戮也早就习以为常。这一个似乎象征了苏联在高加索地区形象的人物和日林正形成鲜明对照。

　　由此，鲍德洛夫的电影对于托尔斯泰那样东方主义的叙事给出了完全的颠覆，这背后有鲍德洛夫对苏联时代民族政策的不满，也是像他这样的俄罗斯人文 知识分子受现代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影响之后的一个表态。然而，电影最后的结局在纯粹的戏剧效果之外，似乎还有些许悲观和无奈。当关押日林的车臣主人在获悉自 己作为俄军俘虏的儿子已经被杀之后，提枪把日林押解到村外，观众都以为日林将性命难保。不料，主人却在“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感叹中将日林放生。就在一个大 团圆结局呼之欲出的当口，鲍德洛夫却又安排前来报复的俄军飞机从日林头上呼啸而过，想要阻止飞机轰炸车臣人村落的日林，却只能仰望机群绝望地挥手高呼。

　　通过如此的影片结局，鲍德洛夫是否在暗示：超越托尔斯泰的东方主义视角是必需的，但是文化多元、宽容、政治承认之类的口号似乎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敌意和沟通困境——正如同我们在近日的北高加索地区所观察到的那样？

没有竞争的2012年

没有竞争的2012年

《周末画报》2009年9月
（原稿）

张昕

“我们之间在2008年有竞争吗？ 没有，我们在2012年也不会有。”这是9月中在来自全世界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和媒体代表面前，俄罗斯总理普京回答自己是否会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时给出的答案。对于所有关注俄罗斯政治的人来说，所谓的“2008年问题”或者“继承人工程”之类在2008年选举时产生的热门名词好像还在耳边，一夜之间2012年问题又成为俄罗斯内外媒体追捧的热点新闻，好像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已经提前三年展开。

“2012年问题”的缘起

在最近举行的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俄罗斯总理普京被来自华盛顿的一名智库研究人员尼古拉-兹洛宾问到是否会参选2012年大选，以及届时将如何处理和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之间的关系。据兹洛宾事后的转述，普京说两人会考虑俄罗斯国内届时的局势、两人各自的状态和“统一俄罗斯”党的表现来作出决定，两人之间肯定会达成一致，因为两人拥有相同的政治观点。几天之后，兹洛宾又把同样的2012年问题提给了梅德韦杰夫。现任总统说：现在普京的支持率高于我，如果不是我们俩，其他人也会参与进来吧（指参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对某些事情达成一致。至于我自己的未来，我不会打赌；就好像我自己其实并没有计划成为总统，但是我现在成了总统。不管怎样，我对自己的未来和自己的生活很在意，所以我一定会自己做出选择。

两人短短的语义颇为含混的表态，都经由兹洛宾之口转述流传到了媒体和公众面前，随即迅速引发了对2012年权力交接的讨论。三种不同的解释迅速占据媒体的评论版面。

一，两人虽然言词闪烁，但是各自的表态已经显示：普京将回归政治权力中心，在2012年重归总统宝座。目前的俄罗斯宪法规定任何人不能连任两人总统，在2008年两任总统到期之时普京没有选择修改宪法，而是支持自己选择的候选人梅德韦杰夫参选。当时就有许多人猜测普京可能会计划在2012年回归总统宝座，甚至有可能最终担任四个任期的总统。考虑到下一任总统的任期已经由目前的四年延长到六年，如果上述计划实现，普京将担任俄罗斯总统长达20年。这在严格执行总统期限的国家里应该是一个新纪录了。

二、2012年的总统选举和相应的权力分配确实已经开始，但是并不是普京重回总统位置这一个确定的结果，可以推断的是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将继续下去。无论是“没有竞争”还是“达成一致”，如此话语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不管结果如何，最高权力的分配是在“你我”之间进行。
在这两种解释里，通过一位美籍俄裔学者之口来对外散布两人的表态可能都是作为对于公众反应的一个试探。

三，媒体又一次过度解读了两位领导人的讲话，其实两个人所说没有任何新意，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上的推论可以得出。面对来自媒体和专家们类似“狗仔队”式的追问，两位领导人只能略带无奈地以上述含混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双头统治”？

在这次“2012年问题”讨论出现之前，媒体和分析人士——尤其是欧美媒体——更多的是把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双头统治”置于显微镜下，时时刻刻在寻找两人矛盾和冲突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这种对“双头统治”的不稳定猜想基于如下假定：出身克格勃的普京代表了军事和安全部门人员组成的所谓“强力部门”派，强调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注重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对于民权、自由等主题最多只报有工具性使用的态度。而梅德韦杰夫是真正的自由派的代表，对于俄罗斯发展前景有更符合西方价值观、更加现代化的认识。两人从基本政治观点到具体的政经政策上存在巨大差别，而目前俄罗斯政治主流就是两个集团对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的明争暗斗。2008年以来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开始破坏这两个派别之间原本取得的微妙平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之间的“双头统治”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梅德韦杰夫当政一年多来在几个重要政策领域的表现， 不难看出两者的基本政策没有太多的变化。

在外交领域，虽然梅德韦杰夫在外交场合最初给人更加谦逊和小心翼翼的感觉，远没有普京惯常的锋利言辞，但是在对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上，梅德韦杰夫完全是延续普京时期的政策：最近奥巴马访俄以及随后双方在削减战略导弹上取得的最新进展更多是美国方面态度和偏好的转变，而奥巴马本人在取消了东欧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之后还特意强调这个决定和俄罗斯的影响没有关系，更多是美国自己对该项目得失考量有所变化之后的结果。

在处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梅德韦杰夫的表现也和普京不相上下。去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五日战争中，梅德韦杰夫以总统的身份显示出对军队和战局的控制，丝毫没有软弱的迹象。更有说服力的是梅德韦杰夫在今年8月中向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提交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宣布考虑到目前乌克兰国内的情况、尤其是乌克兰政府对俄的态度，他将暂缓派遣新任驻乌大使到任。此外，在信中梅德韦杰夫毫不客气地历数了乌克兰在对俄关系中的几大“罪状”：从对格鲁吉亚的武器支援到语言政策上对在乌俄罗斯裔居民的歧视；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努力到对二战历史的“修正主义”解释。如此直接面对另一国最高领导人罗列罪状式的公开信以及信中使用的语气让很多人深感意外——似乎普京都不会选择如此方式来处理对乌关系。

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现在的分工当中，作为总理的普京对于具体的经济决策和实施负更多的责任。但是无论从财政、金融还是产业政策或是经济危机的处理上，两人的主张和措施都没有明显的差别。梅德韦杰夫执政之初大张旗鼓所提出的产业升级、减少对于能源资源的依赖、改善基础设施和增加智力经济的比重之类的措施，也都是普京在第二任期或多或少都提出了的。

在国内政局上，梅德韦杰夫的确有不少有别于普京的做法。比如，对于诸如“民主”“人权”的概念的倡导要比普京积极。更加具体的，今年3月梅德韦杰夫把自己和俄罗斯国内媒体的首次一对一专访“献给”了《新报》。该报一向以对政府严辞批评和犀利的新闻调查出名；在2006年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后今年初该报的另一名女记者和一名律师 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杀。因此，梅德韦杰夫选择该报作自己的首次独家专访，被解读成是对开放媒体空间和人权事业的支持。梅德韦杰夫还很努力利用各种新媒体增加和公众的互动交流：他在克里姆林宫的网站上建立了自己的视频博客，在主要电视台开始了每月两次的周日晚间“与总统聊天”节目—— 颇有些罗斯福“炉边谈话”的味道。今年4月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最红火的网络社区LiveJournal上又开启自己的频道，社区的成员可以在那里给总统留言提 问并参与讨论。而梅德韦杰夫和一些非官方组织和人权积极分子的会面以及对话记录也都开始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网站上，并不忌讳其中对政府的批评。这一系列举措让很多人对政治对话空间有所拓展感到乐观，甚至提出了“梅德韦杰夫式解冻”这样的提法 —— 把它和斯大林大清洗时代之后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相提并论。但是，这些更多是姿态性的对策离实质的变化还有相当距离：比如最近梅德韦杰夫公开表示目前恢复州长的直选不符合俄罗斯国情，仍然将继续普京任内确定的由总统推荐地方议会通过的方式。

最近另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是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一个主要的门户网站上发表的一篇题目“前进！俄罗斯!”的文章，对于目前俄罗斯的局势给出了严肃批评，指出“效率低下的经济、半苏联式的社会空间、未制度化的民主、不利的人口趋势、不稳定的高加索地区”是当前俄罗斯的主要问题。不少分析人士也从这样难得的对现状的全面批评中嗅出了梅德韦杰夫希望摆脱普京模式的努力。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文章里，我们看到的最多也就是总结了梅德韦杰夫此前在各处曾经指出的俄罗斯目前面临的问题，文章对于导致这些问题症结所在和可能政策选择仍然讳莫如深。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双头统治”脆弱不堪的看法偏离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两人之间不是严重的冲突和竞争关系，两人本质上来自同一团队——不要忘记当年普京刚刚把梅德韦杰夫提携到副总理位置上的时候，媒体几乎异口同声地判断后者将如何加强普京这个“圣彼得堡”团队的势力。如果把普京简单地归为“强力集团”的首脑，那就很难解释自由派核心人物库德林何以在他任期内一直得到重用，并在梅德韦杰夫上任之后开始把副总理和财长两个重任一肩挑。迄今为止，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两个人的差别更多的是个人风格的差别而不是政策实质上的差别。梅德韦杰夫最近对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上的迟缓低效提出批评，这也被阐释成了他对普京间接表示不满。但是，在担任总理的将近一年时间里普京对自己领导的政府的批评其实更多、言词甚至更加激烈：两人如此类似的批评更多表达了作为最高领导人对于整个国家机器和官僚队伍行动不力的不满。克里姆林宫内部所谓两个团队和两个团队领导人之间的界限划分以及矛盾都被逐多媒体吹毛求疵的有意无意地放大了。

同理，政策选择的相似和延续也并不说明梅德韦杰夫就是普京的傀儡，在一个没有太深意识形态背景的政权里，两人其实都带有一定的技术官僚的特征，更多的是试图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而缺少系统宏观的政治规划。曾经被“统一俄罗斯党”推出大大炒作了一番的“普京道路”最终连普京自己都不承认，类似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在梅德韦杰夫身上。在这个意义上，普京所说两人能够达成一致其实合乎事实。

2012年问题正解？

说2012年总统大选由此已经拉开，恐怕是为时过早。两位领导人有太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对内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远超过俄罗斯统治精英在危机初露端倪时的预期。 况且，给定目前两人这么高的民意支持率和“统一俄罗斯党”对于地方、联邦两级行政和立法体系的控制，很难想象有另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在2-3年内崛起并对两人和他们身后的团队构成直接的威胁。这个组合在2012年以某种方式继续目前的“双头统治”是最有可能的结果。

从现在一直到2012年，“双头统治”将会利用经济危机加快联邦部门和州一级官员的“换血” 速度，包括加强对“党外人士”的“招安”，以行政替代政治的方式吸纳人才进入国家机器，挑战让两人都很头疼的、俄罗斯社会永恒的“官僚难题”。面对可能出现的治理危机恶化后来自一般公众的压力，梅普两人完全可以在中下层官僚里寻找“替罪羊”——在现今的俄罗斯，这一招可是比任何形式的改变“双头统治”的现状要容易施行得多。

土亚世仇和解：有限的一步

《周末画报》2009年11月4日

张 昕

诺贝尔和平奖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颁奖词中原本还可以多加一条：推动积怨多年的土耳其和亚美尼亚恢复外交关系。只可惜10月10日在苏黎世土亚两国政府签署的恢复外交关系和开放边境两份协议来得稍微晚了一些。当然，这丝毫不会减弱这份协议本身的意义。

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因历史问题积怨已久。 一战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血腥镇压谋求脱离帝国控制的亚美尼亚人，造成至少一百万人死亡。亚美尼亚一直认为土耳其所实行的应该定性为种族灭绝，而土耳其方面不仅对具体的死亡人数有异议，更否认种族灭绝的定性。

这次双方改变敌对立场有美国政策选择的大背景在。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已经承诺上任后将对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作出官方表态，在意识到美国的坚定态度之后，土耳其希望通过和亚美尼亚改善关系来调和这个历史事件对于自己声誉的影响，同时恢复邦交、部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意味着土耳其和周边国家将不存在严重冲突，对于稳定自己在北约中的地位、推动加入欧盟都有正面作用。而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完全被周边国家包围的小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与土耳其边境开通之后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甚至超过土耳其从中的收益——毕竟海外亚美尼亚侨民反对和土耳其修好的声音不能解决亚美尼亚内部现实的民生问题。

土亚之间的协议如果能够通过各自的立法机构并最终付诸实施，无疑对于整个高加索地区的稳定都有重大意义。无论对于美国、欧洲还是俄罗斯，这个地区的稳定对于稳定从里海到黑海到欧洲的能源输送和包括两伊和俄境内的南高加索地区的地区安全也都会有所贡献。这也是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三方都对促成土亚谈判成功积极投入的原因。

但是可能阻碍协议付诸实施的障碍还是不少。协议中的重要内容包括成立一个由双方成员共同组成的历史委员会，重新审查历史档案来对土耳其的种族灭绝问题作出最终的定性。如此的妥协并不能让双方都满意——尤其是亚美尼亚人历来认定历史事实确凿，他们怀疑土耳其希望通过这样的“修正主义”历史委员会为自己开脱罪名提供机会。同时，双边关系的发展还部分取决于第三国阿塞拜疆。 1993年出于对自己的长期盟友、穆斯林人口为主的阿塞拜疆的支持，在亚美尼亚占领了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之后，土耳其关闭了自己和亚美尼亚之间的边境。而此后15年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关于纳卡地区的争议一直没有平息。在土亚谈判过程中阿塞拜疆一直表示：在亚美尼亚没有撤出纳卡地区之前，他们对土耳其与亚美尼亚恢复邦交表示强烈反对。就在和亚美尼亚签约后不到一天，土耳其总理还表示将把亚美尼亚从纳卡地区撤离作为执行土亚协议的前提条件。一种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土亚两国签署的两份协议中，土耳其议会将会无条件批准恢复邦交的协议，而把批准开通边境的协议和亚美尼亚撤出纳卡地区挂钩。 无论是纠结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问题还是和周边国家的地缘冲突都意味着，土亚之间的历史性协议还只是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很有限的一步。

别斯兰五年祭

别斯兰五年祭

张昕

《东方早报》2009年9月8日

　 　9月1日在俄罗斯是全国统一的秋季学期开学日。然而，在2004年9月1日之后，这个日子对俄罗斯人来说已经带上难以磨灭的悲情色彩。5年前的9月1 日，30多名全副武装的车臣武装分子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劫持了正在参加新学期开学典礼的1000多名学生、教师和家长作为人质。 持续近三天的人质危机造成3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180多名学生。

　　这次震惊全俄的惨剧带来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普京提出的联邦制度改革：包括取消州长的直选，改由总统提名、地方议会通过；取消议院下院（杜马）选举中原来一半席位的“单一选区一票制”，改为全部的政党比例制。

　 　按照当时普京的解释，由别斯兰人质惨剧所引发出的这两项政制改革都旨在加强所谓的“纵向控制”，希望通过对州长人事权的控制和加强大政党在政党体系中的 地位来加强联邦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极端主义势力。遗憾的是，这样围绕地方领导人和政党的策略并没有换来预期的结果：北高加索地区的零星武 装冲突其实一直没有停止，今年3-4月间随着联邦军队从车臣撤军，北高加索地区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再次上演。

　　与2002年杜布罗夫卡剧院 人质事件、2004年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相比，最近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开始呈现若干新特征：实施袭击的组织者跟以前不同，很少公开自己的身份；暗杀事件明显 增多，已经不通过劫持人质来形成和另一方谈判的局面；没有明确直接的政治诉求（比如以前人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俄军从车臣撤离、或是释放己方被俄联邦关押的 犯人等）；几起绑架事件都是在没有提出任何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就迅速将人质杀害。所以，现在一般公众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袭击者要全面颠覆北高加索地区稳定的 “决心”。从长远来看，这恐怕比当年的人质事件更让俄罗斯领导人感觉头疼。

　　近期北高加索事态也有迹象表明，经由阿富汗、中亚进入俄罗斯 南部边境、与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力量正在直接参与北高加索地区的活动，而北高加索地区的恐怖主义者也在仿效自己在世界其他地区“同志们”的行动模式。 比如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所青睐的自杀式攻击越来越多地在北高加索出现：这样的袭击模式不需要像别斯兰和杜布罗夫卡事件中那样的团队出击，几个人甚至单兵作 战就能制造足够的损失和影响。最近出现的自杀袭击者先录制诀别留言、再在网络上传播之类的做法也不难让人联想到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勒斯坦已经广泛使用的 类似手段。否认北高加索地区暴力高峰背后的国际联系是不恰当的。

　　但同时，在传统的“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和指责国际恐怖主义 势力渗透这样的叙事背后，同样重要的是，这与各种掌握暴力手段的力量对地方治理的不满有关。6月底在汽车炸弹袭击中侥幸生还的印古什共和国总统叶夫库罗夫 就公开表示，地方公众对国家政权的不信任和严重的腐败——而不是分离主义——是本地区最严重的问题。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针对最近北高加索局势的专门讲话中 所提出的应对措施，其基本思路也是针对产生这三种主义的社会根源。高失业率的背景下，大量无业男性青少年成为极端组织发展成员的理想目标。在分配联邦政府 的巨额财政补贴方面，北高加索地区的几个共和国几乎无一例外存在高度腐败：补助大多为地方少数精英所掌握，一般居民没有从中获益，这不仅进一步恶化了不同 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产生了从现存不稳定局面中获利的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尽可能要维持本地区的不稳定局面。

　　别斯兰人质事件五周年之际，除了全俄各地学校里点起的蜡烛和献上的花束之外，如果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回顾过去5年的种种经验教训，都能意识到北高加索矛盾背后的多重成因以及相应需要的多重应对策略，这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种纪念吧。

输家面对面

输家面对面

张昕

《东方早报》2009年8月12日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五日战争”结束一周年之际，虽然关于战争的细节还有众多疑问没有得到回答，但至少可以对双方的得失有一个阶段性的评估。

　 　鉴于其规模和地理位置，格鲁吉亚不可能把对俄的军事胜利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军事成败之外的收益才是萨卡什维利最主要的考虑。战争进程中，虽然欧美各国 （包括“新欧洲”内的伙伴们）纷纷对格鲁吉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但无论北约还是美国都没有任何提供军事援助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战后随着战争细节的逐渐清 晰，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开始指向萨卡什维利：不管俄军后来的军事反应是否过度，最初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的进攻肯定是招惹争端的不理智行为。

　 　虽然北约、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话在“五日战争”之后曾经一度终止，但是不久之后即得以恢复，此后的入世谈判的进程也没有因此次战争而受到影响。相 反，倒是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梦想在战争后显得更加朦胧，现在北约对于格鲁吉亚是否准备好加入北约的疑问更深（尤其是欧洲方面）。这对萨卡什维利个人来说是 尤其沉重的打击，因为在“玫瑰革命”之后上台的他一直把加入北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

　　最近到访格鲁吉亚的美国副总统拜登虽然 批评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的观念，但在强调不能用武力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后，拜登尤其不忘提醒，只有一个和平繁荣的格鲁吉亚才能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提供 足够的吸引力以重建领土完整。鉴于2007年下半年来萨卡什维利对国内反对派的打压、对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控制日益加强，拜登也很不客气地提醒格领导人，仅 仅是和俄罗斯交恶不足以换来北约入场券。

　　“五日战争”结束一年之际，萨卡什维利应该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还远没有重要到值得北 约和美国无条件提供安全支持的程度，萨卡什维利个人在CNN之类的媒体上用英语向西方世界直接传递自己的声音远不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尤其是自己在国内 政治上还问题多多的时候，别人一句“你还不是成熟民主”的评价就可以把你扔在保护伞之外。

　　从俄罗斯角度来看，俄军事行为没有遭到有实质 意义的对抗，尤其是美国对格鲁吉亚竟然没有提供帮助，客观上强化了俄罗斯在自己所认定的势力范围中的地位，并且为今后在前苏联空间内（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之 外）重新界定权力分布提供了新的可能。战争暴露了俄罗斯在武装力量上的弱点，由此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高层进行军事改革的决心。

　　俄罗斯为 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和格鲁吉亚承担了挑起战争的直接责任相比，对于战争的长期道义谴责还是指向了俄罗斯。战争由此强化了俄罗斯在外部世界（不管是周边或 者北约国家）心目中的“强悍、尚武”形象。战争中的具体军事行为，尤其是越过南奥塞梯、侵入格鲁吉亚本土难免有动武过度之嫌。在诸如“金砖四国”之类的概 念里，关于俄罗斯是否和其他国家具备相同地位或者“资格”的疑问在战争之后日渐流行。

　　此外，战争之后俄罗斯迅速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 的独立国家地位，而至今只有厄瓜多尔一国承认上述两个争议地区的主权独立（而且还有待该国的议会通过），如此的国际反应（不光是北约国家和欧洲）也是令俄 罗斯感觉尴尬的一个结果，俄罗斯政府在这方面决策的理智性很值得质疑。

　　回顾“五日战争”结束至今的一年时间，可以说，在现实政治的博弈里，格鲁吉亚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短期成果，而俄罗斯所损失的则是国际社会里的长期道义支持。这又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拿什么拯救你，北高加索

拿什么拯救你，北高加索

张 昕
《东方早报》2009年8月28日

　　

2009年4月1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俄罗斯联邦军队在车臣共和国的反恐行动正式结束，实质上宣布了长达十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结束。然而，此后的几个月里，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却掀起了新一轮的暴力冲突高潮。

　 印古什共和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印古什前副总理、达吉斯坦共和国内务部长先后遇刺身亡，印古什总统叶夫库罗夫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侥幸保存性命。7月初，车臣著名的人权人士、女记者纳塔丽亚·埃斯蒂米洛娃在遭绑架后被残杀，事后车臣群众走上街头，悲愤地质问：“下一个是谁？！”岂料仅仅 一个月之后，车臣境内又有一对从事慈善事业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遭到绑架和残害，此后8月末的几起恐怖袭击事件又造成至少30人死亡。

　　这一系列暗杀事件的目标从国家强力机构的高官到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恐怖分子对俄罗斯国家权力机构的直接宣战,也显示施暴者对于整个社会基本秩序的挑战。

　　北高加索地区其他6个共和国经济、社会情况与车臣类似，但两次车臣战争却吸引了公众几乎所有的注意力，战争部分掩盖了其他共和国内部以及它们与 俄罗斯联邦中央之间的诸多问题。最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军撤出车臣之后，北高加索地区的暴力势头远没有得到遏制，车臣战争终结之后的北高加索地区还 处在“燃烧”状态。

　　对类似车臣这样的边疆、非主导民族聚居区的治理，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如果仅仅从中央（或者联邦）政府对于地方领导人的选择上看，大致有三种可能：

　　一是中央选择一个和地方精英有密切联系、有能力控制和调动地方精英的魅力型领导人，给他高度的自治权。印古什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鲁斯兰·奥谢夫就是这样类型的领导人。这样选择最大的危险是一旦民族地区成为国中之国，区域内部虽然稳定，但是离心力可能会更强。

　　第二种则是选择一个与地方精英勾连不深的领导人，最好是出自联邦强力部门，能够有效地与联邦中央合作，从上往下建立秩序。如此地方领导人的潜在危险是，此人可能对于地区事务毫无实质控制能力，一切依靠联邦中央。

　　这正是叶夫库罗夫前任、穆拉特·查基科夫的形象：他对莫斯科有完全的忠诚，在选举上能为联邦中央的候选人保证极高的得票率，但是在日常的经济政 治事务上几乎完全失控，对于分离势力的打击也完全依赖联邦力量。尤其是在缺乏和地方普通公众沟通的前提下，联邦武装力量的反恐行动常常演变成对地方居民的 另一种恐怖威胁——至多是两害中稍轻的一端。也正因此，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10月坚决撤换查基科夫，由叶夫库罗夫代替。

　　叶夫库罗夫代表了第三种地方领导人：跟地方传统精英势力没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在一般公众当中享有一定的公信力。作为俄罗斯军队中曾经在高加索和 巴尔干地区都有过作战经验的老兵，这位印古什人比两位前任都更加重视和地方社区的联系，同时他又邀请来自莫斯科的著名人权人士共商反恐事宜。在动用强力手 段上他也强调法律约束，甚至向总统反映过联邦军队在印古什的反恐行动过头。

　　遭袭两天前，叶夫库罗夫在媒体采访中把公众对国家政权的不信任和严重的腐败列为本地区最严重的问题，分离主义倒是相对次要的。因此叶夫库罗夫在上任之后也一直把分解地方传统宗派势力，以查税、反贪为抓手改善本地的治理作为工作重点。

　　梅德韦杰夫对于第三种地区领导人和相应的管制模式是寄予厚望的，在叶夫库罗夫之前，和他工作风格类似的鲍里斯埃·博泽耶夫刚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卡 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的总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极端暴力面前，仰仗个别领导人的魅力和管理风格并不足以消解深重的社会矛盾。熄灭北高加索地区的暴力 火焰，还需要更长远的战略和政治智慧。　

拜登的中间路线

拜登的中间路线

张昕
《纵横周刊》2009年7月27日

在奥巴马结束自己的首次对俄访问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来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目前在前苏联空间里和俄罗斯最僵的两个国家——给出对该地区进行外交“制衡”的姿态。

　　此前的莫斯科会晤中，美俄领导人摆出改善关系的姿态，在削减核武器上取得新进展，但是在更棘手的如何处理俄罗斯在前苏联东欧空间内地位的问题上 双方回避了直接表态。所以拜登对这两个国家的访问也被期待对上述问题给出进一步的界定； 相应的，两国（尤其是格鲁吉亚）也对拜登给出了很高规格的接待。

　　拜登在官方演讲和公开发言中非常清楚地在俄罗斯可能希望的立场和格乌两国的期待之间走了一个中间路线。一方面，拜登进一步明确美国对两国加入北约努力的支持，继续支持两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民主改革，并且批评俄罗斯仍然保有“势力范围”的观念。

　　另一方面，和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的政策表现出明显差别的是，拜登毫不忌讳地提醒格乌两国仍然需要在本国内部制度建设上练好内功，以便达到加入 北约的基本标准——这是北约中部分国家对于是否接纳这两个国家的主要顾虑。在强调不能用武力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之后，拜登尤其不忘提醒只有一个和平繁荣的格 鲁吉亚才能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提供足够的吸引力以重建领土完整。

　　这部分暗示，美国不再把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来作为是否北约成员资格的主要标准，北约不会因为只是保护受到俄罗斯威胁的原因来支持那些在经济政治发展上还没有达到北约标准的国家。

　　橙色革命和玫瑰革命虽然把形式上更加亲西方、反俄罗斯的力量推上政治舞台，但是颜色革命的成果都没有演化成持续的政治发展，政治动荡成为国内政 治的主旋律，两国在金融危机面前也都暴露出政治体制治理能力的薄弱。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不仅在对待政治自由问题上自2007年来有倒退的迹象，其“挑 衅”行为也被越来越多人认为要对俄格战争的爆发负部分责任。拜登出访之前，萨卡什维利匆忙表示将调整对政治反对派的态度，部分也是对即将来访的美国领导人给出一点自我检讨的姿态。

　　虽然俄罗斯内部有官员对拜登的言词表示困惑，认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在发布相矛盾的信号。但如果从外交上的平衡策略看，两人的表态没有什么矛盾。 倒是在由此引发出对于北约东扩和未来发展的标准问题上，拜登可能暗示了美国的立场和北约欧洲成员国的立场在拉近。

白条财政催生宪政改革

白条财政催生宪政改革

张昕
《纵横周刊》2009年7月27日

7 月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步入2010财政年度，迎接新财政年度开始的却是施瓦辛格州长宣布州财政进入紧急状态，随后加州审计长江俊辉宣布印刷近3 万张的“政府借条” （Registered Warrant，俗称 IOU，就是政府打的白条）发放到加州纳税人手中，充当个人所得税的退税。“白条财政”的开始象征持续多年的加州财政危机进入新阶段：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记 一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加州已经破产。在新财年开始的第一天，施瓦辛格又宣布除了法定节假日之外，加州的政府机构每个月将额外关闭3天，公务员被迫接受 无薪休假，由此公务员的工资将进一步下降14%左右。加州大学系统的教师工资从八月起将削减8%，各类招聘活动几乎全线冻结。各级教育、医疗福利到汽车登 记等所有政府财政支持的项目都将面临大幅削减。

　　财政危机归根到底就是“入不敷出”。90年代网络经济热潮的破灭和最近美国经济的周期 衰退是造成“入”日益窘困的最重要导因。而在经济发展一切顺利的时候，在“出”的一端加州的政治体制鼓励大量的财政福利项目，一旦日子难过了众人只能苦于 “由奢入简难”。而导致财政周期无法针对经济周期作出有效调整的重要原因则是加州政治体制设立的众多约束，因此最近关于财政危机的讨论最终都归结到了加州 政体的改革上。加州宪政改革的前景不仅对加州和美国、甚至对政治制度设计中一系列基本问题都有重要启示。

　　加州政体中不通过选举出的代 议官员而直接依赖选民决策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程度在美国各州中可能是最高的。三项主要的直接民主制度安排—— 公民立法提案（initiative），全民公决（referendum）和对在任民选官员的罢免（recall）—— 加州不仅占全，而且在使用的频率上也远高于其他有类似规定的州。

　　虽然公众对于公共决策的直接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直接体现，但 也容易出现所谓的“选民短视症”：大家都希望少缴税、享受更多的“公共 ”（免费）福利。所以，在经济上升期，直接民主体制下很容易出现财政过度扩张和缺少财政约束的情况，而到了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谁都不愿意砍掉自 己头上的福利或是把增税的压力摊到自己头上。

　　更具体的看，目前加州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制度制约（尤其是在拓展财政来源方面） 是1978 年以公民立法提案方式通过的13号法案（现在加州宪法中的13条A款）。该法案规定了对房产税的严格限制和财政预算案与增税都必须得到州议会两院三分之二 通过。这两条规定严重制约了在经济衰退期可能的财政应急措施。和美国大多数州把房产税作为重要财源不同，加州的财政来源中房产税的比例非常低；同时三分之 二的规定又限制了州议会在任何与财政有关问题上的能动性，导致任何改变现状的变革都很难通过州议会，经常把难题又推给了选民。

　　此外， 和美国宪法的简洁和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加州目前的1879年版宪法号称是全世界第三长的宪法，自通过以来已经加入五百多项修正案（包括历次通过公民立 法动议加入的宪法修正案），其中规定的加州居民的“权利”比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所规定的要更宽泛和细致。加州宪法行文的冗长和细节的累赘很大程度上体现的 是对选举官员的不信任，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选民对财政过程的控制，也导致选举官员对于财政收支控制能力的有限。

　　如今不可收拾的财政危 机促使加州各界开始达成共识：根治加州的财政危机，除了短期的经济刺激、以及期待整个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对加州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变革， 使其更具灵活性和合理性。类似的“经济问题、宪政解决”的思路其实并不新鲜，但是最近“白条”财政的出现最终把加州宪政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包括施瓦辛格在 内的加州各派政治人物和公民团体都对大规模修宪表示了支持，加州各地纷纷在筹划自发的宪政会议。

　　各方已经提出的宪政改革方案包括修改 13号法案中关于预算和征税需得到两院三分之二通过的规定，打通“预算-税收”领域的政治阻碍。其次，修改州长选举规则，引入公开的初选制度，使得最后的 竞争在两位候选人之间进行，从而保证政治立场更接近中位选民的候选人最后能够胜出。还有就是修改13号法案中关于限制房产税的规定，区分商业和非商业住房 的房产税率和征税方法，在不大幅度提高居民住房负担的前提下提高从商业用地上的税入。

　　如过去类似改革失败的经验所揭示的：即便有改变 现状的原则性共识，对于改革具体路径和目标的分歧仍然可能导致改革的共识无法转换成现实。关于修宪是否、以及如何改革直接民主在加州政治中的地位，各派的 分歧还很大，尤其是如何改革现在有过于泛滥之嫌的公民立法提案。还有诸如同性恋婚姻之类和财政无关的议题也有可能影响到和财政直接相关的修宪努力能否成 功。类似在改革方向上的分歧完全有可能使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利的现状得以保留。

　　酝酿中的加州宪政改革略具反讽意味的是：有可能要减少直接民主参与的宪政改革首先必须通过传统的宪政会议来首先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经济问题的宪政解决”能否付诸现实要看加州居民们愿不愿意从自己享有的众多权利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