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填补阿富汗真空

 谁来填补阿富汗真空

张 昕

《新民周刊》2014年8月20日

http://www.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4261?bsh_bid=476610855

 

美国主导的北约部队将于2014年年底前撤出阿富汗，从美国的角度看，持续10 余年的反恐战争即将告一段落。但不仅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没有全面稳定，同一地区伊拉克北部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仿佛从天而降席卷了伊 拉克西北部辽阔的领土，甚至明确提出将占领西亚、北非、西班牙、中亚、印度次大陆全境乃至中国新疆的计划，已经危及中国切身安全。中国作为阿富汗邻国，原 有的基本策略是同时保持和阿富汗政府和相关各方的联系，但目前的局势让这样低调平衡策略的选择余地在缩小，和中国整体外交一样到了需要认真思考的关节点。

　　对于中国而言，阿富汗国内的安全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 阿富汗安全局势的稳定有助于控制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的潜在来源。阿富汗本身境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部分领土可以作为“阿富汗－巴基斯坦－中 亚”的跨国经济带来连接中国和其他欧亚、欧洲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府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阿富汗和中亚、南亚合作所蕴涵的能 源、农业等领域的经济利益使得阿富汗在调整中的中国外交总体战略中是可能有所突破的舞台。

　　中方的底线是准备好规避最坏结果的风险控制手段， 之后在不给各国留下填补美国撤军后权力真空的印象、不给周边国家引入地区霸权的印象的同时，创设阿富汗各方和谈的国际舞台，提供地区一体化相对中立的国际 舞台，提供实现地区多种“联通”的操作平台。中国在对阿富汗工作过程中需要强调：中国的基本原则是促进和平安全，协助经济发展，支持政治和解，加强国际合 作；同时强调中国从没有介入过阿富汗内部事务或者在该地区扮演过殖民势力，是充当中间力量的合适代表。

　　在对于该地区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设想上，中国需要将阿富汗置于整个南亚、中亚地区背 景中审视，将阿富汗地位和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紧密结合起来，更多协调该地区多个利益相关国的行为和利益。其中，在推进地区谈判方面，中国可以 将阿富汗作为地区大国合作的一个机遇（包括中美俄三大国之间），在已有的2012年开启的“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边对话和2013年开启的“中国- 巴基斯坦”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双边对话的基础上，开启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谈判和协商的平台。

　　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因为该地区全面合作的基础设施尚不存在，短期内阿富汗和周 边地区更适合在多边框架下集中在“小步走”的项目推动方式，从具体可见的小项目开始。中国尤其可以在灾难管理、反恐、反毒三个方面对阿富汗和周边地区提供 更多帮助。比如在传统的基础设施之外，中国可以增加人员培训、发展援助和农业发展的援助。中国可以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训练更多警察、可以和其他 国家（比如俄罗斯）一起训练装备阿富汗的反毒品人员、以及培训在灾难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考虑提供更多的学生培训和奖学金支持阿富汗学生和年轻职业人 士来中国学习。在打击罂粟种植和毒品贸易上中国也可以帮助当地农民寻找替代品，向阿富汗提供包括冷藏车在内的运输储藏工具，帮助阿富汗农民对外运输易腐农 产品。在不利用现有多边框架动用军事干预的前提下，在上海合作组织等中国直接参与的地区安全机制没有足够资源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和北约、俄 罗斯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分摊成本。

　　在中长期，中国可以认真考虑在多重意义上参与到促进阿富汗和周边地区的互通互联的长 期建设中。其中在该地区建立跨大陆交通带的可能性已经被多方提出，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南亚诸国在内的地区国家都表达过有兴趣参与这样交通带的建设。 类似的还有一个包括中亚、阿富汗和其他南亚国家在内的共同粮食交易市场，以及推动本地区关于水资源和农业资源共享、地区分工的合作机制。 

　　现在看来，2014年之后对阿富汗的政策可以成为中国对外创造性介入的一个突破口。

“普京主义”与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世界

 

“普京主义”与乌克兰危机如何影响世界

“澎湃”－《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19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被乌克兰危机改变的九个世界政治趋势”）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2296

由乌克兰危机引出的“普京主义”原则既是对俄罗斯自身文明和国际定位的调整，也直接挑战了建筑在二战和冷战基础上的现行国际秩序，对后者的若干基础原则和一系列核心概念俄罗斯都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并且努力将这些解释一般化。这些概念包括：主权、领土完整、合法性、国际正义和民族自决等。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前后提出、并系统化的这一套原则从文本和话语转化成实际的政策实践和政治选择，其结果则有可能如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感叹的那样：“世界将永远不会象现在这样了”。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作为基石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挑战，可能只适用于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大国和得到大国保护的盟国，而剩余的小国则没有基本的保障。国际政治将部分回归20世纪初期的特征：“势力范围”的概念在事实上回归和强化，结盟政治的重要性上升，民族国家独自决策的空间和能力趋于下降，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作用也会下降。大量后发展国家在不具备欧洲式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上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形式，这些国家前民族国家时期的传统和历史遗存其重要性将会在现有国家间关系中进一步凸显。

（二）文明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普京主义”原则中对建立在包括族群、宗教、语言等标准基础上的身份认同比对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成员的身份赋予更高的重要性，这对传统民族国家内部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和民族国家对外的独立性都是重要修正。同时，对于乌克兰建立在文明原则上的干预主义也超越了现有的法律基础上的干预原则——虽然后者也在实践中经常被违背。

（三）西方与非西方国家。虽然“普京主义”原则对于现有国际秩序的影响远没有得到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但那些置身事外的非西方国家对西欧和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仲裁者的认可度也在下降。在2014年3月27日进行的联合国大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投票中，只有52％的联大成员支持这个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动议，包括阿根廷、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西方核心国家普遍认可的民主国家也都投了弃权票。联合国投票结果显示，许多国家视乌克兰冲突为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冲突，而不是民主与专制之间或者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更没有接受西方国家自认为的“自由国际秩序”捍卫者的身份。大多数国家对于俄罗斯的部分行为和表达虽然有保留和不满，但这完全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和俄罗斯一样认为在现有的国际体系里西方国家享有不合理的优势地位，其行为也丧失了广泛的道义合法性。

（四）制裁和平行体系。进入21世纪，在中东和北非，从利比亚、伊拉克到伊朗，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频繁使用经济制裁作为施展自己政治强力的最佳工具，但是近期美国和欧洲对于俄罗斯这个世界第9大经济体、拥有相当工业化基础的能源大国不断升级的制裁则可能决定经济制裁未来作为对外经济强制手段的有效性。俄罗斯应对制裁上已经作出诸多努力：在国际金融、国际储备和支付体系寻找“去美元”的可能，在欧美传统贸易伙伴以外加速建立新的贸易渠道和自由贸易区，在能源领域建立自己主导的交易体系等等。这些尝试预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谓“受威胁者的联盟”会继续努力摆脱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对他们的制约，一个与现有体系平行的替代体系可能由此出现。

（五）能源领域。毫无疑问，乌克兰危机将迫使欧洲进一步加速减少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由此传统能源输出中心中东和北非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会有所上升，欧洲近期的能源多样化选择包括：提升伊朗的能源地位、增加利比亚现有的产能、开发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控制区、通过土耳其的新能源管线等。乌克兰危机也将影响北美、北极地区能源开发的利益算计，有可能加快北美能源对外开放速度、刺激北美页岩油气等新能源源头的开发、加快俄罗斯对于北极地区能源的勘探和开发速度。

（六）欧亚空间。“普京主义”本质上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构想中的主导地位勾勒出了一个蓝图，但是其中关于“俄罗斯世界”的论述、尤其是背后的文化叙述，和欧亚政治空间内部族群、语言、宗教的高度复杂现实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普京主义”可能会让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对于俄罗斯目前追求的欧亚空间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构想产生更多质疑。但同时，近期俄罗斯面对经济制裁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方面给欧亚空间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和俄罗斯谈判时的筹码，另一方面又给中期内加快欧亚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更高的经济合理性。

（七）亚洲。大多数亚洲国家在民族自决和坚守主权的选择中间更倾向于后者，对于来自外部尤其是西方力量干预的反感占据了上风，因此对于乌克兰危机对于主权观念的冲击反应并不强。欧洲地缘政治景观里欧美联手制约俄罗斯的局面在亚洲会呈现出不同形态：中、俄、美相对独立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关系会更清晰，部分亚洲国家（包括现有西方的盟国，如日本和韩国）可能会加速争取俄罗斯支持，加强各自与俄罗斯这个传统上的外部大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加速自己东向战略将使得亚洲的地缘政治前景更加多样复杂。

（八）欧洲。对俄政策一直是欧盟对外政策上最具撕裂性的政策之一，乌克兰危机和此后欧美的反制措施进一步凸显欧洲内部在对俄态度上缺少统一思维和有力领导，无论是德、法、波的“魏玛三角”还是匈、斯、捷、波四国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危机管理和“东部伙伴”计划上都无力提供相应的领导能力。乌克兰危机会在欧洲统一能源政策和进一步东扩政策上继续撕扯欧洲的政治架构和对于欧洲未来定位的共识，甚至加剧欧洲内部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九）新冷战。“新冷战”出现的可能性被夸大：俄罗斯本身的实力不复苏联，无力单独全面对峙西方这个“反题” 。但在任何类似新冷战的情景中，俄罗斯都会努力利用非意识形态的标准和话语寻求其他非西方力量的联合；包括加快之前已经设定的面对亚太地区的东进步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普京原则”的话语分析

“澎湃新闻”－《俄乡纪行》专栏2014年8月4日

（发表时标题改为 “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9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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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主义”：普京走上政治神坛的话语起点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张 昕

乌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总结为“普京原则”。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原则”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场。但是“普京原则”中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原则”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原则”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原则”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原则”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原则”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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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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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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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克兰危机前后俄罗斯的应对，实质上反映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一代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俄罗斯世界观和外交原则的重要变化。根据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自 2011年末以来的公开演讲、采访和官方文本、尤其是2013年末以来对乌克兰局势的评论和政策反应，我们可以对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套 新原则加以总结，并且预测这套原则对于未来国际政治基本原则的影响。
        我们估且可以将上述正在形成中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新原则 总结为“普京主义”。这些原则当然不仅仅是普京个人的信条，而是一代俄罗斯精英相对稳定的共同政治理念的体现。这些原则并非全新，其中相当部分建筑在更长 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上，但是自2011－2012年普京在准备总统竞选过程中发布的系列竞选纲领开始，一直到2014年3月18日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和塞瓦斯 托波尔的重要演讲为顶峰，这一系列原则以更公开、更系统、更清晰的方式得以重新叙述和总结，同时这套原则还包括了此前没有提出或者仅仅在特殊情况下偶然提 出的内容。
        （一）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中心
        “普京主义”的起点是一个文明观和世界观，即认为存在 一个特殊的、统一的精神和文明共同体“俄罗斯世界” 。这个世界是围绕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个俄语族群共同体，以俄罗斯为中心，向外层层推开，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部分则是这个世界的基础。这个 共同体的成员不管各自的国籍和民族背景，都认同东正教信仰，并珍视共同的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全世界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群都被这个“俄罗斯世界”所 覆盖，而普京自2012年以来极力推动的政治项目——欧亚联盟——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基础上的。普京本人多次清楚表达，欧亚联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的、甚至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而是一项文明事业：“欧亚联盟是一个在新世纪和新世界里维持欧亚历史空间内多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项目。”
        （二）西方作为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俄罗斯世界”所代表的正面形象对应的则是作为阻碍“俄罗斯世界”实现统一的敌人：“西方”，后者由此构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反题”。
        普京和其他俄罗斯官员在多次演讲中清楚表达西方国家的行为已经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乌克兰事件则把俄罗斯政治精英这样的表达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 直到2012年总统竞选前，普京对于俄罗斯文化定位的相关表达仍然沿袭俄罗斯精英传统上的叙述，坚守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但未必是“西方”国家的立 场。但“普京主义”中则全面体现出对于欧洲文明先进性的质疑，不再视自己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是“欧洲－大西洋”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普 京自2012选举周期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转向，对尤其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表达了日益明确的批评。他曾评论：“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 上正在抛弃他们的根基，包括那些构成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价值观。他们在否认道义标准和所有的传统身份认同：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甚至是性别的。”而普京 眼中的“俄罗斯世界”恰恰能给现在的欧洲提供后者正在丧失的、抵御外来文化侵蚀、保持传统的文化基因，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甚至可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
        （三）俄罗斯作为“俄罗斯世界”的保护者
        俄 罗斯对接受克里米亚的最重要辩护是乌克兰境内俄语族群面对严重威胁，“普京主义”由此进一步详细界定了俄罗斯国家和不同意义上“俄罗斯”族裔、亦即“俄罗 斯世界”内个人成员的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的边界远远超越现在俄罗斯联邦公民和单纯族群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概念，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 宽泛的概念。
        比如，在2014年3月18日的演讲中，普京说：“在乌克兰生活着，也将继续生活着千百万的俄罗斯人 （миллионы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说俄语的公民（русскоязычных граждан），而俄罗斯将始终用政治、外交和法律手段来保护这些人的利益。”
        此外，虽然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和俄语族裔一直是 新俄罗斯联邦公开的对外政策的原则之一，但一直到乌克兰危机以前，俄罗斯官方一直没有清楚表达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个原则。但是“普京主义” 则清楚地表明，俄罗斯现在主张军事力量是保护海外多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或者“俄语族裔”利益的合理手段，前提是首先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于广义的 “俄罗斯人”的威胁，其次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
        （四）高于国际法的道义原则
        俄罗斯在过去经常 诉诸国际法作为自己和西方国家博弈中的武器，但克里米亚事件以来，俄罗斯对于自己乌克兰政策的论证越来越少地诉诸国际法话语，而是使用另一组逻辑：一方面 引证西方大国使用武力（主要是美国，但是也包括法国在非洲的军事干预）来论证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类似行为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高度依赖“超法律”的论 述，即诸如真相、正义、国家利益和人民意愿等因素高于国际法准则。
        比如，普京在3月18日演讲中论及克里米亚在1954年以后的 地位时说：“在人们的心里和头脑里，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坚定的信念基于事实和正义……这个国家那时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间，实际上 她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人民无法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历史非正义。”
        对于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决定，普京说：“现在这是俄罗斯自己的政治决定，而且任何决定只能是基于人民的意愿，因为人民是所有权威的最终源头。”
        因此，在“普京主义”里，国际法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参照系的地位明显下降，其潜台词是俄罗斯现在有能力来行使美国和西方惯常使用的“双重标准”，而俄罗斯提出的标准有比现行国际法更高的道义合理性。
        文本和话语毕竟并不等同于政治行为，这里总结的“普京主义”并不一定在今后完全落实为具体的政策选择。本专栏下一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乌克兰危机进程和“普京主义”如果全面落实对于国际政治、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亚洲安全机制需要更多亚洲想象

亚洲安全机制需要更多亚洲想象

http://xmzk.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3796

《新民周刊》2014年5月22日 （发表时改为“亚洲安全机制需要更新想象力）

张昕

2014年春夏之交的亚洲，空气中荡漾着躁动不安的情绪，第四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召开。

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缺乏在二战以后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近期地区局势的变化迅速提升了对有效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一方面，美国在亚洲腹地发动的两场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从阿富汗全面撤出已是定局，而在美国战略资源全面收缩的大背景下，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成为其全球战略的新聚焦点。另一方面，亚洲经济虽然仍然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但是亚洲国家间的差距和国家内部的差距在冷战后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国家内部矛盾冲突和国家间矛盾冲突都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而且国内矛盾转换和诱发国际冲突的频率也在上升。这也为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实施分化策略，巩固自己在亚洲的控制地位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这几重矛盾冲突背后更本质的是互为因果、互相纠缠的两股力量：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和日益升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过去几年经济低迷的日本出现了明显的右翼化倾向。最近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人民党在刚刚结束的印度议会大选中获胜，被称为“印度的安倍”的纳伦德拉×莫迪将担任印度总理 。在泰国，国家内部南北、城乡和阶层之间的持续冲突撕扯着脆弱的政治制度，英拉政府的下台不过是又一轮“旋转木马”似的政治动荡的开始。在台湾，反服贸的“太阳花”运动 ，在越南，带有排华迹象的社会骚乱也都展示着类似的逻辑。

中国又不可避免地和上述这一系列动荡纠缠在一起。二十多年经济持续增长之后，中国正处在从“世界工厂”实现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而在2003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在军事和对外关系上出现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微妙变化，也自然引发周边国家面对可能的新霸权的抵触。近期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由历史遗留的海疆权益冲突有所升级，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都不难听到种种对崛起中中国的批评声音。这种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微妙关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对巨变中亚洲的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

本次亚信峰会上中国主导推动的“亚洲新安全观”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基本原则，这些固然是具备普世性吸引力的原则，但这些抽象原则如何能生发出更有力的理念和具体政策还有很多开拓性的工作需要做。尤其是，构想中的“亚洲新安全观”究竟是强调这种安全观念的生效地区在亚洲，还是强调亚洲特质使得这个地区有可能发展出有别于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

亚洲内部多文明的悠长历史和丰富的多样性为寻找非西方、非霸权基础上的的合作发展安全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但是现实中也为不同国家间寻找共识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几年来亚洲内部的区域整合努力从表面看非常热闹：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以来东盟和东亚诸国不断发展和拓展的“十加一”、“十加三”、 “十加六” 等多边机制都是明证，但是现存众多多边机制重叠嵌套，包含了诸多复杂、相互矛盾的诉求和特点，却往往有意无意地没有触及更加本质的共性：比如近期建筑在民族主义的政治观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上的组合对于亚洲安全施加的本质压力。

“亚洲”这个个体在地理意义上其边界其实并不清楚自然，关于其特征的讨论也远不是全新现象。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曾经出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亚洲论述，以日本的“大陆政策”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殖民主义的亚洲构想，和以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心的亚洲想象 。而现在关于亚洲安全机制的讨论可能需要考虑突破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桎梏，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如此复杂多样的亚洲社会形成一种既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又不同于此前已经实践过的多种“帝国”模型的区域关系。

未完成的进程

未完成的进程
张昕

《新民周刊》2014年2月27日


去年11月开始的乌克兰政治危机愈演愈烈。2月22日，该国议会（最高拉达）通过的一系 列决议，意味着反对派推动的革命进程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截至2月24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议会罢黜，并遭通缉。议会选举新议长代行总统职权，总统大 选被提前到今年5月25日，乌克兰重新回到2004年“橙色革命”通过的宪法，重回议会总统制。亚努科维奇则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坚称自己仍然是合法 总统，称议会所有的决定都是非法的、整个运动是一场政变。此外，议会释放了被囚禁的前总理季莫申科，后者马上表示将参加5月份总统大选。
　　大致以第聂伯河为界，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之间在语言、民族上的差别固然清晰，但我们仍然需要解释，这样的差别为何演变成如此激烈的现实冲突。
　　对乌克兰政治危机目前有四种叙述。地缘政治的叙述把乌克兰国内纷争归结到外部大国的介入，认为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各自在开发利用自己的代理人，而代理 人之间的战争也预示着某种形式的冷战正在回归。民主叙述则将冲突中两条道路的性质界定为追求民主自由的力量和希望维持专制腐败力量之间的斗争。民族主义的 叙述强调在事件演进并极端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右翼极端势力起到的作用。经济叙述则认为，1991年以来，乌克兰经济持续不景气和执政集团的低效和腐败 （无论亲欧还是亲俄），导致了乌克兰东西部在经济走向上日益明显的预期差别。
　　实际上，以上四种解释在亚努科维奇撤销签署加入欧盟东部伙伴计划所触发的危机中，都有表现。特别是最近两个多月以来，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暴力冲突，更多 围绕民族主义和民主专制这两个话题展开。以2月22日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法案为分水岭，乌克兰危机的地缘政治色彩将日益凸显，乌克兰人独立选择国家道路的难 度迅速上升。
　　现在，乌克兰奉行的究竟是哪一部宪法仍然有争议，由此引发的混乱将成为日后各方争夺合法性的焦点。议会于2月22日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但根据 1996和2010年宪法，没有总统签署，议会的决定不能成为法律，而亚努科维奇并没有签署议会恢复2004年宪法的决议。乌克兰议会的选择导致的结果 是，亚努科维奇名义上保留合法总统职位直到5月25日大选，但不再履行任何实际的总统职权。
　　如果能够得到俄罗斯的帮助，亚努科维奇将在东部的三个州和克里米亚共和国利用自己法律上的总统地位重新集结。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也历来有比西部地区 更强的地区身份认同，如果东部和南部地区民众对于在“乌克兰”的旗号下继续生活表现出反感，那么国家分裂完全有可能：23日克里米亚地区已经出现反对基辅 独立广场运动的半武装力量。
　　基辅的“革命政权”依然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说乌克兰东部是“有经济没有认同”，那么西部更接近“有认同没有经济”的局面。指望欧盟和美国的巨额 经济援助、或者借助欧盟成员国身份进行制度移植，都明显不现实。反对派内部的分歧可能会迅速放大。刚刚获释的季莫申科和此前没有得到代表的右翼极端势力， 极有可能在下一步政治进程中扮演搅局的角色。
　　对任何一次革命而言，建立新政权的难度往往超过推翻旧政权的过程。乌克兰也不会例外。
　　由于中国在乌克兰拥有不小的经济利益（军工、高科技和农业），去年年底，亚努科维奇也不顾国内乱局，坚持出访中国，希望得到来自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投 资。但面对不断变化的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除了表示关注、呼吁政治解决危机并重复“乌克兰的未来由乌克兰人民自己决定”之外，是否应有更加明确和积极的 立场？值得期待。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乌克兰变局中的宪法瑕疵

乌克兰变局中的宪法瑕疵

张昕

《东方早报》2014年3月4日

乌克兰局势正在演变成为一场国际政治危机，当下讨论的焦点也已经转移到乌克兰是否会分裂、新冷战是否会爆发之类的话题。但是，也正是此刻仔细追究乌克兰危机中诸多细节才显得特别有必要。其中一个没有得到澄清的就是变局过程中的宪法正当性。

2 月22日和23日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意味着反对派推动的“二月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这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罢黜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乌克兰重新回到2004年“橙色革命”后通过的宪法、重回议会总统制、选举新议长代行总统职权等。但这个对反对派而言象征革命胜利的过程本身存在法理缺陷 和漏洞。

首先罢黜亚努科维奇的过程究竟是合乎法理的、还是如有些批评人士所指出的其实是一场“政变”（更准确的说是“议会政变”）。“政 变”的界定一般包括四个部分： 一、现政府或者主要行政领导人被推翻；二、这个推翻的过程没有遵循宪法程序；三、这个推翻过程由现在政治体系内的内部人领导或者发起；四、该过程涉及使用 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如果该过程由现体系的外部人发动一般被定性为“叛乱”，而内部人通过宪法程序完成的领导人更替则被视为宪政政治的一部分。

乌 克兰22日以来的进程无疑符合上述一、三、四条标准：现任民选总统被议会投票罢黜，议会自然是现有体系中的内部人；议会投票背后的街头运动则使用了强制和 暴力手段。哪怕我们可以假定街头运动中的反对派不会对亚努科维奇本身实施暴力行为，但是此前街头运动的表现（占领政府大楼、和军警的对立冲撞）明显具备了 暴力抗争的性质。所以罢黜亚努科维奇过程的合法性判断停留在第三条：是否遵循现有的宪法程序。

根据22日议会投票时还有效的乌克兰宪法 （简称1996－2010宪法）中108条到112条，现任总统只有四种情况可以在两次选举中间离开自己的职位：辞职、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总统职务、弹劾 和死亡。现实是亚努科维奇没有辞职，也没有健康问题和死亡的可能。而由宪法111条规定的弹劾过程相当复杂：议会先通过投票决定启动弹劾程序，然后设立一 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总统是否涉嫌叛国或者其他犯罪，这个委员会然后需要将向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提交自己的调查结果，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必须都给出意见 后，最后议会通过投票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才可以作出弹劾决定。而现实中乌克兰议会在22日仅采用了直接投票的方式，尽管在450席议会中出席投票的 334名议员里有328人投了赞成票，但这一边倒的投票结果并不能掩盖整个过程不符合弹劾程序的事实。

与此相关的是，22－23日以后乌 克兰到底实行的是哪一部宪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22日议会也是以提案并投票通过提案的方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实质上重回议会总统制，将总统的相当 一部分权力转移到议会。但是如果采用这样修法形式，议会通过的法案只有获得总统的签字才能生效成为真正的法律。很明确的是，亚努科维奇没有签署这个法案。 但乌克兰议会在该投票之后就按照2004年宪法已经生效来运行。相应的，23日新当选的议长是否能够代行总统职务也取决于究竟哪部宪法具有效力。因为如果 1996－2010宪法仍然生效，那么根据112条的规定，总统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或者辞职时，他的权力应该由总理代行直到下一次总统选举，而不是 由2004年宪法中规定的议会议长代理。

因此，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宪法程序和规则，现在乌克兰奉行的究竟是哪一部宪法仍然有争议，而由此引 发的混乱很有可能成为日后各方争夺权力控制合法性的焦点之一。而不管哪一部宪法目前生效，乌克兰议会选择的实际结果是：亚努科维奇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总统职 位直到5月25日大选，但已经不再实行任何实际的总统职权。

亚努科维奇的执政表现和此前警察对于游行群众过度使用暴力的事实都完全可以构 成议会发起弹劾程序的理由，但是实际的弹劾程序确实没有发生，将罢黜总统的过程定性为“政变”是可以接受的。类似的过程其实在过去三年里，在埃及已经发生 了三次。和埃及的情况类似，由大规模民众意愿支持的“革命”话语是否能够全面取代宪政程序意义上的“政变”定性、在宪政程序正义之外是否还有更高的转型正 义原则，这些难题则需要另外讨论。

俄罗斯式的赦免：重构民族资产阶级

--> 俄罗斯式的赦免：重构民族资产阶级

张昕

（发表在《中国改革》2013年10月号，发表时标题被改为“俄罗斯赦免富豪的背后”）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9-29/100587740.html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到底有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属性？“民族资产阶级”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独立生命力的政治群体？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是否可能形成合作共生的关系？近期俄罗斯通过的经济犯罪赦免法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俄罗斯议会下院（杜马）于2013年7月2日通过了一项经济犯罪赦免法案，赦免适用于原先俄刑法典中的27项罪名，包括信用欺诈、逃避债务、保险欺诈、洗钱、侵犯版权、恶意破产欺诈和逃税等。赦免的对象必须是首次犯罪的个人，必须已经认罪、并且同意偿付因自己罪行造成的经济损失。赦免不适用于原罪行中涉及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的情况，也不适用于造成国家财政损失的情况。7月赦免法生效之后，第一批已经有13人依据新法获释。

该法案最初构想由俄罗斯总统的商业监察专员鲍里斯×季托夫提出，于2013年5月正式向俄罗斯杜马提交修法建议。按照季托夫的说法，提出这个法案的初衷是纠正现行法律中诸多对于商人不公正的待遇：“我们的职责是澄清，发生经济犯罪的责任不仅仅是在商人这一边，政治权力中心同样应当负责：因为政府设立的游戏规则使得合法、诚实地经商变得非常困难，企业家不得不诉诸众多灰色或者黑色的手段。”此外，不少被定性为商业犯罪的案例实际上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实现资产转移的工具，而程序上原来普遍使用的在定罪前将被告长期羁押在条件极为恶劣的羁押中心的做法也成为很多经济犯罪案中对被告人极为不利的一个环节（第一批获得释放的对象中就有8位是处在开庭审理前被关押在羁押中心的阶段）。

按照季托夫的估计，目前全俄至少有13000多名商人因为各种经济犯罪名目被关押，其中应该有几千人甚至1万人可以因这个赦免法律而重获自由。因为有许多俄罗斯商人陷入经济犯罪的困境，已经有一些社会团体出面专门支持这些入狱商人的家庭，其中比较出名的有被称为“159社团”的组织，社团名称中的“159”指的就是刑法典上有关欺诈第159条。季托夫希望该赦免法案能够“把写在疯狂的90年代那一页翻过”，并且帮助扭转俄罗斯社会对商业和商人普遍持有的负面态度。

季托夫本人在俄罗斯私营企业和国营商业部门都有过丰富工作经验，并且在2004－2012年间担任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商会“商业俄罗斯”组织的会长，被认为是和政府关系密切、政治观点较为温和的商界代表。普京在2012年6月仿效俄罗斯已有的专门负责监督和改善人权的人权监察专员制度，设立了专门负责改善企业家权利的监察专员的职位。季托夫担任这个企业家权利监察专员之后最重要的动议就是这个赦免法案，并且普京本人也多次帮助推动这个动议。在今年6月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就对这个动议就表示了直接支持，他说“在那些企业家被定罪以后，法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今天的法律用在当时，许多商人不会入狱”，并且希望杜马加速工作，在夏休季前能够通过该法案。果然，在普京的直接支持和推动下，该法案终于赶在7月中旬杜马议员夏季休假开始前通过。
 

俄罗斯国内对商人和企业家经济犯罪的赦免动议其实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末，关于转轨初期私有化过程中一些富豪获得的“不义之财”就有过赦免的动议，其中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对有问题的私有化方案获益者征收一次性的惩罚性税收，同时政府也承诺征税之后不再就私有化问题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该方案最终没有获得实施。相反，过去十多年来，俄罗斯国家、公众、和富商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边不信任关系：公众认为商人的第一桶金有法律和道义上的问题，应该再国有化或者至少给予高额惩罚，甚至因此对整个商界持非常负面的态度，但是对于由官员来负责再国有化或者管制商业的有效性并没有信心；国家则多次利用公众对于富商的仇视心态，发动了一系列打击富豪的行动；而部分富豪虽然从事诸多慈善行为或者直接介入政治活动企图自保，却始终没有安全感，直接导致了98年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宏观经济持续增长、资本却持续外逃的怪象。

在这项赦免法案最初讨论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中不乏各种反对意见。今年5月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赦免动议的受访者分别占到总受访人数的33%和36%， 还有31%则还不能做出决定，这个比例结构多少反映出俄罗斯公众对赦免问题的游移心态。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第二大商业银行VTB银行的总裁安德烈×克斯金居然也公开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多少商人真的含冤入狱，讨论中的赦免法案只是为少数大资本的代表提供了免责的机会。而前副总理兼财长阿列克谢×库德林虽然原则上支持动议的精神，但是反对动议中关于提供损失赔偿作为赦免的前提，因为许多经济犯罪并不一定涉及物质损失。包括“另一个俄罗斯”运动在内的一些反对派则认为该法案可能会造成一个事实上的“种姓制度”：即一些商人比其他“更加平等”，而真正需要赦免的不是商人，而是那些涉嫌轻度犯罪、需要通过赦免重新开始生活的年轻母亲和青少年。

作为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最后通过的赦免法案难免保留了一些有争议的特质。最明显的是究竟如何理解这个法案的根本性质：因为获得赦免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涉案人首先必须认罪，那这个法案究竟是赦免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还是如季托夫所说的，是纠正此前出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司法决定？此外，季托夫最初提出、也得到普京支持的重要司法改革建议是从根本上把一般的商业纠纷从刑事法庭转移到民事法律体系，对违法行为的实施一方只要求支付相应的赔偿，而不必入狱。这个动议在目前通过的赦免法案里完全没有涉及，估计短期内也很难成为现实。

要理解赦免法案在俄罗斯的意义，我们还需要把法案放到更长远的宏观背景中去审视。在俄罗斯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资本产出剩余的竞争当中，1992-1998年期间基本是大资本占据上风的寡头资本主义格局，而随着宏观经济复苏带来的财政改善、普京上台之后的俄罗斯国家重建，俄罗斯中央政权对于包括地方势力和大资本在内的多股力量成功削藩，基本扭转了国家和大资本之间的关系。

但是，和俄罗斯国家对国内资本的成功驾驭伴生的是另一组让俄罗斯统治精英不安的事实。和她的人均收入相比，俄罗斯在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主持的一系列关于投资环境、腐败程度、经商便宜程度的国际排名中一直处于非常差的地位。俄罗斯对外投资形象的低下已经直接影响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这个目前最重要的经济目标的能力。从普京的第二任期开始，俄罗斯联邦政治精英已经明确把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吸引外资提升到了战略政策的高度，提升俄罗斯在诸如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跨国排名中的地位甚至被设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但是几年的努力下来，2013年俄罗斯在这个调查涉及的185个经济体中仍然只排名112位，虽然比上一年上升了6位，但是和俄官员们的预期相比还是收效甚微。
因此，赦免法案是俄罗斯政府近期试图调整国家资本关系、继续改善对外投资形象、扭转资本外逃和投资短缺的系列举措中的一步，和这个举措相关联的还包括反腐运动（比如要求政府高官不能持有海外账户）、针对2008年危机提供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2009年以来持续加速的新一轮私有化动议。

在这一组政策调整中，俄罗斯国家、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这种微妙地位的最好体现就是俄罗斯对2012－2013年间塞浦路斯金融危机的态度。塞浦路斯对俄罗斯的地位类似于加勒比群岛对于美国的地位：是俄罗斯资本最重要的离岸避税港。基于1998年俄罗斯和塞浦路斯之间签订的双重税收协定，双方政府对于任何一方的公民收入和资本所得不重复征税，而且塞浦路斯对资本流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和惩罚。由此，许多俄罗斯公司会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皮包公司，然后由这个皮包公司对俄罗斯进行投资，再将投资回报“汇回”塞浦路斯。这些投资所得只需支付塞浦路斯当地10％的企业税，而不用支付俄罗斯国内相应的20％的企业税。

塞浦路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塞浦路斯政府最初提出的应对方案包括对所有在塞银行的存款强征10％的存款税。这对塞浦路斯银行体系内来自俄罗斯约300亿美元的存款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如何回应塞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也将普京置于一个微妙而尴尬的境地。作为俄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普京应该积极反对强制存款税的做法，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俄经济精英免于大规模经济损失。但是作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爱国领袖，普京应该坚持自己“去离岸化”动议，坚决打击资本外逃，借这个机会给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俄罗斯大资产阶级一个教训。

现实中，普京和其他一些俄罗斯高官一开始明确反对塞浦路斯强征存款税的做法，普京称这种做法“不公平、不专业、很危险”。但是很快，整治欧洲金融危机的“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在4月初最后制定的解决方案却得到了普京的支持，后者甚至还答应俄罗斯将对给塞浦路斯的32亿美元贷款进行延展处理。

普京态度的迅速转变在于“三驾马车”提出的最后方案部分缓解了普京的上述尴尬处境，其核心是让俄罗斯大型国家企业和大部分最富裕的俄罗斯商人在塞浦路斯银行业清理之前得到机会先撤资，而大多数俄罗斯中层商业组织和个人则必须承受此后银行清理带来的损失。由此，俄罗斯在塞的大资本得以保护，小资本得到教训，塞浦路斯作为俄罗斯资本的一个离岸口岸和税收天堂则被中立。 塞浦路斯救市方案在短期内为作为民粹爱国者的普京和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看护者的普京之间提供了一种第三条道路。几乎是在同时，普京还发布了总统令要求俄罗斯高级官僚在三个月内撤出他们的外国资本，不能再持有海外银行帐户，再有此后几波的反腐浪潮和最新的赦免法案。

和当年的彼得大帝相似，普京和俄罗斯核心政治精英正在试图“重新民族化”本国的大资本，试图构建新的俄罗斯民族资产阶级，让后者不仅仅是把自己的祖国视为捞取短期利益的取款机。如果普京对这个彼得大帝式的努力确实当真，那么塞浦路斯式的第三条道路恐怕仅仅是权宜之计，普京早晚要认真回应列宁当年提出的政治上的根本问题：“谁打击谁？”

在“七大国”与“金砖”之间

在“七大国”与“金砖”之间

张昕

《东方早报》2013年9月5日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9/5/1066103.shtml

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即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这几年俄罗斯国家财力恢复，在一系列国际会议和文体活动中不惜撒重金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近期举办的就包括去年年底在远东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喀山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不久前结束的第17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次在圣彼得堡的G20 峰会对主办国俄罗斯来说肯定是提升自己国际影响力的又一次大好机会。

相对于其他国际治理机制，俄罗斯对于G20 也有些许特殊感情。作为进入原来八国集团的最后成员，俄罗斯一直难以摆脱自己是G8作为实质上“7加1”机制中异类的污名：或者是因为自己经济实力不够、或者因为国内政体民主程度不够、或者是因为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和其他七国意见相左。而在此后被投资银行家炒作出来的“金砖五国”（BRICS）概念中，俄罗斯的地位又最经常遭受质疑：因为其人均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另外四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的头衔对她来说其实并不合适，因此要把BRICS 中的 R 拿走的说法已经被炒作了很久。而作为长期以来疏离西伯利亚、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结果，俄罗斯近期提出的东进战略要转换成为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影响还要相当时间。因此，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原苏联空间这两个俄罗斯作为大国施展国际政治抱负的传统空间之外，G20 相对于G8、APEC和BRICS是让俄罗斯感觉更自然的一个国际治理平台。

作为主办国，俄罗斯为本次圣彼得堡峰会设定了三个主要议题：通过有质量的就业和投资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建立互信和透明来实现增长、以及通过有效监管来实现增长。此外，俄罗斯还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新意的动议，包括在峰会前已经举行的二十国劳工部长会议、市民社会论坛、智库论坛和青年论坛，希望在传统上由各国财长、央行行长唱主角的机制之外，吸引更多的话语资源和行动动力。

俄罗斯设定的议题和组织上的新动议恐怕还难以触及G20 的核心治理缺陷。G20 在2008年升格之后，为应对当时的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建议，但是2010年提出的财政协调和银行资本全球管制、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议其实施效果极为有限，从而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所谓“主权管制”很快又回归国际金融管制的核心，该组织在协调国家经济政策方面远没有达到全面替代八国集团的地位。

G20和此前各种国际俱乐部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她的组织基础既不是地缘关系、也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贫富国之间的南北对立，而是一个类似股份公司里“大股东说话”的机制，从而组合起了目前包括三分之二世界人口、90％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这二十个国家。但是，这些“大股东”之间的经济实力、基本政治理念的差别、以及的传统政治联盟都在阻碍国家间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最初的七国集团和后来的金砖五国在G20内部有逐渐有形成两个次级阵营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体现在这两个次级团体各自争取集团内其他发展中成员（尤其是印尼、墨西哥、沙特、土耳其和阿根廷）在各个不同政策领域上形成多重的政治联盟组合。美国主推的新贸易协议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大国和类似挪威被排斥在外的发达国家对于G20代表性的质疑，都在影响到该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和在国际经济领域集体行动能力。

目前俄罗斯为本届峰会设立的三大议题在原则上都鲜有争议，多少体现了主席国保留该组织作为经济领域内国际治理协调机制定位的意图，而不要过多涉及诸如安全、核武器、人权、民主之类的话题。但是现实政治中，近期围绕叙利亚局势爆发出的美俄之间的冲突直接导致奥巴马取消了和普京在峰会期间计划中的双边会谈，奥巴马还计划在圣彼得堡期间会见俄罗斯同性恋群体代表，进一步升温欧美多国对俄罗斯近期通过的《反同性恋宣传法》的批评。因此，俄罗斯作为主席国在峰会上如何协调传统的G7和新兴发展中大国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同声音，以及如何避免自己的国内议题过多受制于G20这样的国际机制，值得特别的关注。在已经确定的议题中，考虑到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和妥协余地，峰会台面上最有可能作为最后成果出现的应该是进一步细化7月份所提出的加强对跨国企业避税、离岸金融和“影子银行”管制的措施。

波罗的海还是太平洋？

波罗的海还是太平洋？

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背景下的中俄经济合作

张昕

《新民晚报》2013年6月21日

（发表时的标题“重要伙伴和正常的生意伙伴：从“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透视中俄经济合作）

http://xmwb.xinmin.cn/html/2013-06/21/content_35_1.htm

6月20-22日第17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论坛开始前的6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表达了中方对俄罗斯举办该论坛的支持，此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率团参加该论坛，并预计将与俄罗斯政府高层商讨中俄经贸关系中最紧迫的贸易投资和能源合作问题。

习主席和普京之间个人色彩浓重的电话对话中专门提到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足见双方对于这个论坛的重视。

圣彼得堡论坛：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的窗口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最初设立于1997年，主办者试图仿效瑞士达沃斯论坛，但是更侧重论坛的商业性质，利用这个平台树立俄罗斯对外的良好形象，尤其是向国际资本推销俄罗斯优越的投资环境。

论坛选址在圣彼得堡而不是莫斯科，最初是希望减少官方色彩，同时利用历史上彼得堡作为俄罗斯对欧洲窗户的特殊地位，暗含着俄罗斯精英对“欧洲”这个文化母体和优越制度发源地的特殊感情。此后随着俄联邦政府高层来自彼得堡的人员比率迅速上升，尤其是两位来自彼得堡的政治人物（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先后担任俄罗斯最高领导人，该论坛的最初选址和俄罗斯国家统治精英的地域背景契合程度越来越高，论坛的官方色彩也浓重起来。自2006年论坛由俄罗斯总统直接管辖以来，其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更是逐年上升。现在论坛组委会的主席一般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担任，论坛得到俄罗斯国内外大企业的全面支持：本次论坛参与者中包括190位国际大企业的领导人和428位俄罗斯企业负责人，总人数预计超过5000人左右，外加1000多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记者。

对于俄罗斯以外的世界，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全面深入了解俄罗斯经济走向、与俄罗斯政经精英直接对话的场所，而俄罗斯政府、企业和国际参会者也逐渐开始把论坛作为发布重要政策、试探公众（包括国际社会）对于政策反映的场合。既去年论坛“有效领导”的主题设定之后，今年论坛主题设定为“寻找建设新全球经济的决心”。因为俄罗斯今年正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所以圣彼得堡论坛的主要议题和二十国集团的议程也有相当的重合。3天会期安排的74个讨论组中将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危机条件下刺激投资、管理公共债务、改革全球金融体系、能源产业的持续发展、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和“金砖国家”之后的经济增长点等。

对俄罗斯而言，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也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和企业对国际商界推销自己的最重要年度活动。这种“国家秀”的成分不仅体现在出席嘉宾的规格（每年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和大量联邦级别高官出席）和赞助商的选择（今年的主要资助商分别是俄罗斯石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国家电网、俄罗斯储蓄银行和俄罗斯发展银行这几家国家占据主要股权的“国家企业”），同时论坛组委会也通过安排高级别文艺演出、提供水面快艇服务等辅助服务来提升论坛的品位和吸引力。作为“面子工程”的一部分，论坛组委会也通过圣彼得堡政府要求在会址附近的居民在会议期间不要室外晾晒衣物，

论坛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现状

在圣彼得堡论坛上俄罗斯官方的声音自然以是讲成绩、谈潜力为主线，但这不能掩盖俄罗斯政商精英对俄目前形势判断和政策应对上的分歧。笔者在今年4-5月间刚刚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系之间互换教学、互设海外工作室项目的第一位外派教师，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授课并参加当地多项国际学术和政策会议，得以接触到俄罗斯政商学界诸多不同声音，相信在圣彼得堡论坛上这些不同声音也会得以体现。

俄罗斯精英界对俄罗斯经济的基本共识是：虽然2008年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直接冲击已经基本结束，俄罗斯经济总体增长水平也大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仍然严重。经济结构单一的状况没有改变，在政府提出结构调整、摆脱“资源诅咒”的口号多年之后俄罗斯经济对能源资源的依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上升。同时，由于国际能源市场的诸多新变化（比如，页岩油气的出现、欧洲能源需求减弱、北美能源出口的战略调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且俄罗斯政府对于这些新变化缺乏前瞻性的判断。此外，虽然依靠上一个能源价格高涨期俄罗斯政府积累起巨额财政盈余，但是2012年选举周期中政府在国防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的巨额支出承诺也已经让财政捉襟见肘。因此，精英共识的核心是俄罗斯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不久前还开玩笑说，谁能提出帮助俄罗斯解决能源依赖的有效解决方案，他个人将直接提名此人获得俄罗斯国家大奖。但对于如何实现结构调整，俄罗斯精英内部分歧很大，其中部分议题上的不同意见已经上升到俄精英内部斗争的层面，对于俄罗斯政治体系的稳定构成重大压力。

以现总统经济顾问谢尔盖·格拉兹耶夫为代表的“扩张增长派”认为增长只能通过持续的投资推动，由于目前俄罗斯私人投资动力低迷，扩张推动只能依靠来自国家的投资。他们也反对在国际油价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将石油出口自动转入国家储备基金，反对过于严格的货币财政政策，而建议这些资金应该直接用于投资。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虽然对于控制通胀的目标更加谨慎，但也基本同意上述判断。这个团队也是2005-08年财政计划中支持“全民计划”的主要力量，后者主要涉及除能源产业之外的基础设施、信息产业、国防和教育。

另一个可被称为“工业党”的团队也认可利用能源收入加大国内投资的基本建议，但是更倾向于投入采掘、制造和农业等产业，即强调所谓的“实业投资”。他们在俄罗斯议会里的主要代表是俄罗斯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中带有更强民族主义色彩的派系。而以俄罗斯前财长谢尔盖·库德林为代表的派别则支持更加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不赞成过快使用依靠能源出口积累下来的储备资金，不论是进行国内基建投资还是社会福利支出。而以叶利钦时期副总理、高等经济大学荣誉校长叶甫根尼·亚辛和俄罗斯新经济学院院长谢尔盖·古里耶夫为代表的自由派则对2003年以来不断强化、高度个人化的“国际资本主义”体制多有批评。随着2000年普京上台和俄罗斯经济逐步复苏，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经济体系从2001年开始逐渐演变成在能源、机械、军工、基建、铁路、核电等行业的国家主导体制。这个过程以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为转折点，在2004到2007年间得到全面加速。结果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行业中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如天然气）或者具有特别战略意义的关键行业（如核能）基本是一家国有企业控制下的垄断经营。在那些即便不是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里，规模最大的前一两家企业的控制权也逐渐从私人手中通过各种方式被收回到国家手中。自由派因此主张全面加速私有化，扩大外资可以进入的范围，在借助私有化收入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利用外国资本帮助俄罗斯企业的技术进步，减少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管制，并且在政治上同样加强竞争。

在今年圣彼得堡论坛召开之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年论坛上的引人注意的一位常客将不再出现：俄罗斯新经济学院院长、梅德韦杰夫的经济顾问、著名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5月中突然辞去新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远赴巴黎，此后宣布短期之内因为安全问题自己和家人不会返回俄罗斯。古里耶夫离开莫斯科的主要原因是今年年初以来他本人受到来自政府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多次调查，包括在没有正当法院文件的情况下被要求提供近五年来他所有的电子邮件记录。而导致他受到调查的背景是，2011年当时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委托俄罗斯人权委员会组织了法律和经济界的九名专家对前尤科斯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尤科斯案的审理开展一个专家评估，古里耶夫对第二次尤科斯案审判中导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追加刑期的判决公正性提出了质疑。鉴于霍多尔科夫斯基按照目前的刑期将于2014年出狱，对古里耶夫的调查可能是有些人在为第三次尤科斯案件做准备。不管事件背后真相如何，作为一直处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的一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古里耶夫的“出走”巴黎有可能会给俄罗斯政府利用圣彼得堡论坛对外塑造良好投资形象的努力蒙上阴影。

圣彼得堡论坛背后的中俄关系

作为俄罗斯几年来力推的东向计划、“走向伟大的太平洋”战略中的最重要部分，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肯定会在圣彼得堡论坛上成为重要议题，不论本次论坛上中俄政府双边谈判取得怎样的进展，中方不能简单把对方的东向战略解释为对中国无条件的利好消息，对俄罗斯冷战之后的自身基本定位还需要清醒的认识。

作为对苏联时期心态的传承，俄罗斯国内精英在对外政策基本战略上拥有一个相当稳定的共识，其核心内容是：尽管实力已经不如苏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和美国类似的角色；俄罗斯因此继续坚持推动一个以大国为核心、由大国来维持基本秩序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大国有按照自己意愿追求国家利益的自由，同时在有限度的“势力范围”内尊重其他大国各自的重要性，并且保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个俄罗斯统治精英达成的战略共识在90年代后期基本成型，在普京时代其实并没有大幅度改变，普京所完成的主要是把该共识中的期待部分转换成了现实，而且中期内俄罗斯任何统治精英个人或者集团都很难单独脱离上述共识。

在上述外交战略的稳定共识基础上，俄罗斯对华认知中最稳定的判断是视中国为自己追求多极世界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把中美俄三边关系作为最重要大国关系。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增长和扩张是以全面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冷战之后国际秩序重整过程中的最大赢家，基本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俄罗斯则始终游移在融入和自我循环之间，俄国内精英对于这样的游移态度的存在也有清楚的认识。

在上述判断背后，过去十多年来两国之间出现了某些不对称的发展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活跃但又相对低调的态势大大增强了俄罗斯各界对于中国实力和发展前景的正面估计。虽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前景对俄罗斯影响的判断有重大分歧，但是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第一次出现了如下共识：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典范和潜在的超级大国，中国可能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范例，因此也有必要质疑西方作为唯一的现代化典范和思想制度来源的认识。

过去十多年在俄罗斯精英内部形成另一个新共识是：相比中国，俄罗斯在国际影响和经济发展的上表现相对落后，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和俄罗斯相关的两边都在弱化，而且这种不对称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尤其在双边关系上，越来越多俄罗斯政经精英认为是中国更成功地将自己的议程施加到俄罗斯这一边。 在俄罗斯公众方面，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 ·卢金基于对俄媒体长期跟踪观察得出类似结论：俄罗斯社会在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抱有微妙的心态，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成长呈现不断上升的兴趣和对中国模式给出日益正面的评价；但同时对于一个日益强大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于处于衰退中的俄罗斯可能构成的威胁也日益感到担忧。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中俄之间包括“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线”在内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的推进：俄罗斯政治精英中不少人担心管线项目和对华输送能源实际上是在帮助培养一个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俄罗斯政府和中国已有的能源和军事合作在国内已经受到不少批评，自由派人物、叶利钦时代的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在针对普京的批评性政论手册中把普京对外廉价出卖俄罗斯的武器和自然资源作为后者最主要的罪状之一，而他集中批评的售卖对象首先就是中国。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资源虽然开发潜力巨大，但是俄罗斯自己内部力量缺少资本和管理能力，虽然越来越多希望外国资本介入，但是又忌惮外资（包括中资）对于资源的控制，希望在股权和合作方式上对外资实行多种控制。对于中国在远东的利益是否有可能在长期危害到俄罗斯的经济主权，俄罗斯方面仍然疑心深重。和笔者多有交流的高等经济大学的部分学者是“奔向伟大的太平洋”政策报告的主要撰稿人和东向战略最积极推动者，但他们也都坦承他们从现实利益出发力推的“东向立场”在俄罗斯精英内部还是少数派，他们力主对中国开放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战略报告也受到多方诸多批评。可见，俄罗斯精英和公众对中国崛起抱有的根深蒂固的担忧不足以为政府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所消解。

最近2-3年间一些重要的新变化也将影响到中俄间经贸合作的前景。在能源领域，俄罗斯一方面希望减少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对页岩气等新能源出现和国际能源市场结构变化的战略意义重视不够，最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些新因素对自己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可能带来的影响。上述变化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带来的压力可能会改变中俄之间能源谈判中俄方持有的谈判筹码的份量。

另一个重要的近期变化是，北极地区的资源储备开始进入俄罗斯政府和国家企业的视野，成为潜在的能源供应新源头。俄罗斯政府已经把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开采牌照分配给两家最大的俄罗斯能源企业（俄罗斯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但是俄方开发该地区的能源资源也面临着和开发西伯利亚地区一样的问题，高额的投入和投资风险迫使这两家企业都对外释放了寻求合作的意向。今年4月俄罗斯石油总裁伊戈尔·谢钦先后访问了中国和日本，向中国的国家石油天然气企业提供了参与俄罗斯北冰洋大陆架开发的可能，同时也向日本企业提出了联合开发离岸项目的建议，这为中俄能源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不确定性。

不论此次圣彼得堡论坛上谈判的具体结果如何，中方需要清楚把握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国家自身定位稳定的基本认识和具体产业领域内部的战略变化，同时对于俄罗斯内部（尤其是精英内部）对于经济政治形势判断上的不同意见也要及时把握，以便在经济谈判中不至于落于下风。同时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官方层面“战略合作伙伴”的话语和领导人之间私人关系的热络都不足以支持俄中双边关系的全面巩固，我们不如承认两国之间现实利益和各自行为风格的差别，大家从做个正常的生意伙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