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纵横周刊》2010年4月15日

张 昕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

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前因后果还不可能。如果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背后可观察到的有三个层次的冲突。

首先大部分底层公众对于现政权的不满源于现政府成立五年来没有能保证基本民生，三月底国民大会（库里尔台）上大幅上涨各种公用事业费用的决定是引发社会不满的导火索，并且很容易被反对派和巴基耶夫任人唯亲的裙带政治做法、贪污腐败结合起来。然而，这个层面的冲突在缺乏有效组织协调下，也很容易和街头暴力、打砸抢烧杀纠缠在一起，是所谓 “革命”背后并不总能令人欣然接受的部分。而动乱爆发之初众多评论人士把事变定性为吉国内南北地域间冲突的说法也为后几天的发展所部分否定：巴基耶夫在南部（包括自己的老家贾拉拉巴德）的支持并不强大，他逃往哈萨克斯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遭到反对者的冲击。事变之后巴基耶夫在不断强调自己合法总统身份的同时，却完全没有能力从南方组织力量对抗在首都的临时政府，并且不得不离开众人眼里自己的权力基地。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博弈斗争。这种斗争完全可以和第一层面分离，甚至把第一层次的斗争完全演变成为精英斗争的工具。吉临时政府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如此组成的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扭转吉国内政治的形态并不令人乐观。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绩产生本质影响。

第三个层次则是吉尔吉斯斯坦背后的大国地缘政治。事发之初，不少媒体都急忙把吉国事变的主旋律定性为美俄两国在中亚的角力，更具体到两国各自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这种声音的出现多少印证了这个人口不过五百多万的国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 “他者”——甚至是美国这样国家眼里是“他者”的“他者”—— 其存在价值和变化规律只能通过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视角和利益来体现和界定。其实，综合目前已有的信息，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个外来力量对于吉国事变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抗争的开始和巴基耶夫政权的迅速倒台更多是前面两层矛盾的积累和国家控制能力脆弱的结果。

如果将吉国4月事变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审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赖静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后，在前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枪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夫政权的控制能力—— 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 ——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发不到48小时之内已经倒向临时政府一边，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件，甚至究竟是“革命”、“政变”还是“骚乱”各家用词都不一致，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变化对于类似中亚地区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以上世纪苏东地区民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制，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克维奇在乌克兰的选举胜利以及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预示至少在前苏联空间里一个逐渐恢复自己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将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种在美俄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突出吉国事变和“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之间的区别同时，它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而下一轮的政权更替可能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这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最严峻的考验。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0-4-22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 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其前因后果也还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 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权更替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学界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 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由此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靠静 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 后，在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
　　“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 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 夫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变后48小时之后就倒向反对派，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才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 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 件，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对于发生在中亚地区类似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以苏东地区政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 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系，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选举获胜，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预示着，至少在苏联空间里， 一个逐渐恢复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类似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样在美俄 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吉国事变与“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有区别，但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 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 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 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比如，吉临时政府 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前总统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 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际产生本质影响。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的最严峻的考验。

俄委合作潜力何在？

俄委合作潜力何在？

张 昕

《周末画报》2010年4月

4月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对委内瑞拉的正式访问换来了多达31项的双边合作协议，普京自己宣布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将超过50亿美元。但实际上，本次普京访问并未和查韦斯签署新的军火协议，50亿的数值大部分是以前已经草签协议的结果和可能的合作项目。
这波签约高峰中的真正重头是能源和经济合作项目。两国的石油公司将联合开发委内瑞拉北部储量丰富的油田——查韦斯自称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油田—— 为此俄罗斯公司将支付给委内瑞拉10亿美元的“入门费”；如果合作顺利俄罗斯企业还将追加10亿美元。双方还签署了在委内瑞拉建立核电站的谅解备忘录，查韦斯自己提到了俄罗斯和自己国家联合进行航天开发的可能性。同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也来到卡拉卡斯与普京会晤，后者给莫拉莱斯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俄制直升飞机来打击玻利维亚国内的毒品走私，同时玻利维亚石油公司也将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本国的天然气田。
自2005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双边关系迅速热络起来：委内瑞拉至今至少已经购买了价值44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已经履行的订单中有包括苏-30在内的一系列军用飞机、对空防御系统和10 万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但2008年以后受到能源价格波动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曾倚重能源收入而一度出手阔绰的这两个国家现在现金流都不如三四年前那么丰沛，尤其是委内瑞拉在过去几年军备进口“大跃进”之后，购买能力有所下降。本次出访中，委内瑞拉不久前提出的由俄罗斯提供22亿美元武器出口信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实质推进，间接验证了委内瑞拉目前手头紧张程度。
相反，双方在以能源为主的经济领域的合作前景则更被人看好。查韦斯的能源产业国有化政策大大削弱了委内瑞拉对美国资本的吸引力，而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对于这些因素相对不那么敏感，这为急需外资和技术的委内瑞拉提供了合作的新可能。俄罗斯的所谓“能源超级大国”战略虽然在梅德韦杰夫那里没有得到此前普京担任总统时期那样的高调支持，但俄罗斯政府和国有能源企业在本国疆域之外争取控制海外能源源头的基本政策没有变化，中亚-里海地区、北非和拉美自然成为三个主要目标区域，而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已经成为俄罗斯在拉美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除了能源合作本身，俄罗斯还换来了在自己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独立国家对自己重要外交政策的支持：委内瑞拉现在是除俄罗斯之外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国家地位的三个国家之一，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也有可能要跟进。
纵观过去五年双边关系的发展，俄委关系中委内瑞拉要显得更积极一些：查韦斯自2005年以来已经八次出访莫斯科，本次对普京的接待也是按照国家元首的级别安排的。相对而言，俄罗斯在拉美可选择的合作伙伴不止委内瑞拉一家，已经有实质合作的就有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古巴。同时，委内瑞拉虽然能源储备丰富，但是毕竟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有限。在摒弃了单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之后，现在的俄罗斯也不愿意重复苏联时代的拉美政策：单纯利用经济补贴换取来自几个拉美小国的政治支持，况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俄罗斯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也大幅缩水；并且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现政府的左翼立场和反美反帝口号对于俄罗斯来说已经不重要——即便普京不止一次发出过和查韦斯类似的对美国霸权的批评。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结束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之后，马上前往巴西参加“金砖四国”峰会，但没有前往任何一个已经承认或者将要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拉美国家，可以预见俄罗斯政府会更积极接触诸如巴西、阿根廷、智利这样的拉美传统大国。

飞地中的示威游行

飞地中的示威游行：特例还是趋势？

张 昕

《周末画报》2010年2月

1月30日，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出现约有万人参与的大游行，抗议公共住房和交通收费上涨，要求撤换州长。第二天星期天，全俄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在内的多个城市也相继爆发小规模游行。这一组游行示威的组织者是俄罗斯多个反对派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其中包括了比较有名的政治派别“另一个俄罗斯”和“团结”，这两个组织计划从今年开始在每月的31日组织全国性的集会游行抗议现政府对于宪法第31条（集会自由）的践踏。

本次开始于加里宁格勒的街头行动是过去近十年里第四次大规模且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游行示威。第一次是2006年在彼得堡爆发、以老年人为主体的游行，反对政府将社会福利市场化。第二次是2008年在远东发生的针对提高进口二手汽车税率的游行。去年在彼得堡附近的皮卡廖沃市失业工人阻断交通是第三次。这几次游行都由民生问题而起，但和前三次相比，本次加里宁格勒事件具备了若干新特征。

首先是规模和地点。虽然各方提供的数据有所出入，但即便按照警方公布的7000人的下限，这也已经是过去十年里俄罗斯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而且发生在平常极少受人关注的卡里宁格勒。其次，示威组织者争取到了来自左中右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同时展开示威活动。虽然除了卡里宁格勒之外其余城市的游行规模要小得多，但是如此的组织能力已经是俄罗斯政治中多年未见。在政治诉求层面，虽然各地示威群众提出的要求侧重不同——比如卡里宁格勒的重点在失业、欠薪和地方公共事业费用，而莫斯科的示威者更强调维护集会自由的宪法权利—— 但是已经提出了比较系统和统一的政治诉求。这其中包括替换卡里宁格勒州长、恢复州长直选、批评“统一俄罗斯”党执政不力和要求普京下台。

最后，这次卡里宁格勒示威也比前几次更清楚地暴露出俄罗斯联邦中央和地区之间的微妙：在莫斯科的示威之所以只能达到一百多人的规模和莫斯科政府的严格防范有关，而多种迹象表明卡里宁格勒警方对本地的示威活动表现出极少见的宽容，很有可能是地方力量希望借此对联邦中央施压。游行中虽有“普京下台”这样的要求，却没有把总统梅德韦杰夫作为批评的对象，这背后可能也有组织者试图瓦解“双头统治”的考虑。

联邦政府和“统一俄罗斯”党对于本次游行的重视程度也是空前：示威后第二天和第三天俄总统和“统一俄罗斯”已经分别派出特使和代表团前往卡里宁格勒调查情况，预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中至少有一人将会亲临卡里宁格勒。

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俄罗斯经济收缩7.9％, 是199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甚至比发生金融危机的1998年还差。在如此的大背景下，飞地上出现的示威游行有可能是“星星之火”的开始，至少，部分反对派聚拢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从具体的民生要求出发提炼出更广泛政治诉求的能力有所体现。如集会组织者、前副总理涅姆佐夫所说：“卡里宁格勒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