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也是酒

 

啤酒也是酒

《东方早报》2011年8月3日

张 昕

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最先引起我注意就是：下午三点多钟街上居然已经有不少人拿着酒瓶边走边喝；晚上地铁车站出口总可以看见一长溜的空酒瓶；周五、周六晚上，醉醺醺的乘客昏睡在地铁车厢地上甚至车站走道里都是常见的事；不管是买什么烈度的酒，不会有人来过问你的年龄。我自己不怎么喝酒，仅仅根据名义汇率换算一下，觉得在我能认识的酒品里，莫斯科要比中国或者美国便宜不少。这些当然很快都见怪不怪了。有意思的是，后来慢慢了解到，俄罗斯人其实并不好葡萄酒，传统的伏特加之类的饮品酒精含量很高，相比之下啤酒的酒精含量微不足道，在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都不被当成酒精类饮品，政府监管上则是把啤酒归入食品类。

不过，啤酒在俄罗斯的“法律属性”很快要有所改变。7月底俄罗斯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将任何酒精含量超过百分之0.5的饮品都规入酒精类。同时，这项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法律规定，禁止在媒体上为啤酒登广告，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早晨8点之间禁止出售啤酒，禁止在街上售货亭、机场、火车站和加油站出售啤酒——而上述渠道出售的啤酒目前占俄罗斯啤酒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饮品（包括啤酒）的行为也被定为犯罪。

在饮酒传统这么深厚的国家里做出上述立法决定实在不容易，主要也是因酗酒引发的健康危机实在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俄罗斯人均酒精消耗每年超过15公升，位列世界第五。相比之下，经合组织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人均年消费9.5公升。俄罗斯目前每年有60万人的死亡由酒精摄入过量引发，青壮年男性死亡中一半是酗酒的结果。最新的立法规定自然希望扭转这个局面，而类似立法努力其实从1998年已经开始：传统定义里的酒精饮品已经在公共场合禁止出售，2010年开始每天晚10点之后也已经禁止出售传统的酒精饮品。

俄政府和立法者能突破各种利益纠葛做出上述努力自然勇气可嘉，但日久积累的生活习惯能否因立法而改变并不乐观。俄罗斯上一次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禁酒运动就是一个失败。1985年5月当时刚刚上台不久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全力推动反酗酒运动，限制了出售酒类的时间和场所，捣毁了一批在传统酿酒地区（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葡萄酒酒窖，对在工作时间被发现酗酒的人给予严格处罚。为了起到表率作用，苏联官方仪式上也停止使用酒精饮品。

规模浩大的禁酒运动确实减少了合法渠道酒类的销售和消费量，对于提高人均寿命也有积极作用。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各种自家私酿的劣质酒类大量涌现，不少低收入的酒鬼甚至利用洗涤剂、杀虫剂等日化用品来调制自己的“鸡尾酒”。和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酒运动一样，戈尔巴乔夫的反酗酒运动也刺激了苏联黑社会组织对酒类黑市的控制。已经开始面对经济衰退的苏联政府又因为这项运动损失了酒业提供的大笔税收。戈尔巴乔夫由此被戏称为“矿泉水书记”，他寄予厚望的反酗酒运动也在1987年尴尬收场。苏联史学家大多同意，这场不成功的运动使得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公众心目中失分不少，对他后来丧失政治权力也有直接影响。

现在回头看苏联的这场反酗酒运动，当时宏观经济的不景气部分消解了戈尔巴乔夫发动运动的良好初衷——苏联老百姓里借酒浇愁、寻求解脱的人不少。现在俄罗斯物质生活总体状态不错，这或许给新的禁酒运动创造了一个不错的外部环境。近几年受欧美生活方式的影响，俄罗斯年轻人和城市居民中伏特加之类烈酒消费的相对比例有所下降，酒精含量稍低的葡萄酒和啤酒的消费比例在上升，这多少也是个正面信号。虽然，每每回想起莫斯科地铁里那些酒鬼的模样，我对俄罗斯公众会如何应对这次的禁酒攻势没有任何确定的预期，但还是希望能看到正面的结果。毕竟需要约束酒精摄入、倡导健康生活的不只是俄罗斯一家，他们这样大刀阔斧的立法变革如果能做得成功也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至少让大家都意识到：啤酒也是酒。

国家资本主义的终结？

国家资本主义的终结？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7月7日

最近俄罗斯政府从总统梅德韦杰夫到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到财长库德林在不同场合都宣布俄政府将扩大今后三到五年内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名单，并且联邦政府最终将彻底退出所有的大公司。虽然新一批私有化资产目录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媒体中已经被提及进入该名录的战略领域企业包括：俄罗斯水电公司（RusHydro）、国际统一电力系统公司（UES）、对外贸易银行（VTB）、俄罗斯农业银行(Rosselkhozbank)、俄农业租赁公司 （Rosagroleasing）、国家铁路公司 (RZhD)、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储蓄银行（Sberbank）、联合商业船队公司 （Sovkomflot）和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等。

其实这次公布的私有化计划并不是一个突然的政策决定，作为92－94年全民“票券私有化”和95－96年“贷款转股权”之后的所谓“第三波”大规模私有化，俄罗斯政府在2009年已经明确提出方案，此后在2010年正式公布的第一批私有化名单也已经包括了最近讨论中提到绝大多数企业。但是，对于这个方案的推动者来说，方案出台至今两年的推进速度不能令人满意，梅德韦杰夫和舒瓦洛夫都对负责私有化的俄联邦资产管理署的工作效率提出过批评。最近联邦政府内部也对是否需要将该署拥有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职能移交给其他专业机构、是否需要转变由单一联邦政府机构负责私有化的做法展开激烈讨论。这次俄罗斯总统带头的“集体发声” 公开表达了对现有私有化方案实施效率的不满，并再次明确了2009年私有化方案的基本方向不变。

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奠定下的寡头经济体系，从2001年开始逐渐演变成在能源、机械、军工、基建、铁路、核电等行业的国家主导体制。以2003年尤科斯事件为转折点，这个过程在2004到2007年间进一步加速。上述行业中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比如天然气）或者具有特别战略意义的关键行业（核能）基本是一家国有企业控制下的垄断经营。在那些即便不是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里，规模最大的前一两家龙头企业的控制权也逐渐从私人手中通过各种方式被收回到国家手中。相应地，一批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迅速成为这些企业董事会里的核心成员，这一系列企业的崛起也使得俄罗斯经济体制是否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在这次重申私有化方案大方向之前，今年3月梅德韦杰夫已经做出一项出人意料、意义重大的决策：要求联邦政府高官退出大型企业的董事会。第一批“劝退”名单包括了17家大型企业董事会上的副总理和部长级官员。梅德韦杰夫推动的这项人事改革执行情况还比较顺利，在预定的7月1日截止期之前这17家企业中的联邦政府高官都已经离开在各自董事会里的位置：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被称为“俄罗斯石油沙皇”的副总理谢钦卸任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Rosneft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相比人事变动，全面私有化的执行难度要大很多，尤其是在俄罗斯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都普遍低迷的背景中。此外，虽然关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之间政策分歧的大多数猜测都没有充分证据，但在对利用国有企业来推动经济转型问题上两人基本观念和政策主张上的差别却是相对明确的。2004年到2007年间，当时的普京政府还以特别立法、国家直接出资的方式先后设立了八家新的国家公司——包括联合飞机制造公司、联合船舶制造公司、发展银行、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俄罗斯核能公司、住房改革基金等——分别用以整合部分制造业、鼓励战略性新技术开发创新和配合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推进所谓的“国民计划”。这些企业目前还没有一家近入这次扩大了的私有化名单，而关于这些国有企业是完成了私有企业不能完成的公共职能还是助长腐败、浪费公共资源的争论过去几年在俄罗斯国内也一直没有停歇。

俄罗斯政府内力挺私有化派别这次的“集体发声”更是希望在年底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前，通过积极造势争取锁定作为他们经济政策体系中最重要的私有化政策，为今后逐步打破过去10年来形成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奠定基础，由此引发的争论甚至冲突毫无疑问也将是接下去俄罗斯选举年的一个重要看点。

从学者到大使

 

从学者到大使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6月23日

很快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可能要迎来一位新主人：在相关传闻被媒体炒作了几个星期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正式提名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麦克福尔担任美国驻俄罗斯新任大使。如果奥巴马的提名得到美国国会通过，麦克福尔将成为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第一位不是出身于职业外交官圈子的驻俄大使。

作为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牛津大学博士，麦克福尔凭借在学术圈的表现完全称得上是北美政治学界专攻俄罗斯政治方面的佼佼者。自80年代中在俄罗斯从事博士论文调研开始到90年代中在美国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几年智库经历，他在俄罗斯多个领域里积累下的人脉都超过传统渠道出身的外交官。在“学而优则仕”的人物当中，麦克福尔的学术背景还特殊之处：和诸如基辛格之类人物不同的是，麦克福尔研究的重点不是国际关系、大国战略或者国家安全。按照美国政治学界的学科划分习惯，他赖以成名和奠定自己学术地位的是比较政治学领域里政治变迁、国家社会关系、民主化和政党制度的研究。我在教授有关俄罗斯和转轨国家政治的课程时，也使用他的论文和专著作为阅读材料，美国学生的反映也都相当不错。（麦克福尔影响最大的专著《俄罗斯未竟的革命》已经有中译本。）

正因为麦克福尔有扎实的学术背景，对俄罗斯社会“应该”走向何方之类的问题， 他可能有比职业外交官更执着的信念，对通过外部政策改变俄罗斯有更强烈的传教士般的使命感。基于自己近几年的研究成果，麦克福尔就一直支持前苏联空间和欧亚地区的颜色革命，也是美国对外民主推广事业的积极推动者。

在这方面俄罗斯人感受最深的可能是麦克福尔对普京体制旗帜鲜明的批评。2007年，麦克福尔曾公开撰文对《时代周刊》 把普京评为当年的年度人物表示批评。2008年在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麦克福尔与人合作在美国政策圈很有影响的《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题为《威权体制的迷思》的文章，论证普京时代逐渐建立的“威权体制”不仅和叶利钦时代的政治自由相比在开政治倒车，而且实际上也在拖俄罗斯经济的后腿。那些认为普京体制给俄罗斯带来稳定和经济复苏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迷思”：在麦克福尔看来，如果没有威权模式，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会更好。麦克福尔和合作者称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经常把中国放在嘴边作为学习和仿效的样本，但实际上俄罗斯正在重复的是安哥拉——一个非洲产油国的发展路径。这样一些逻辑上不甚严密、意识形态意味浓重的观点不能不加深了外界对于麦克福尔作为强硬的政治“布道士”的印象；加上他供职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及卡内基中心的传统政治倾向，他开始被人和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联系起来。

不过，在2009年进入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美国总统俄罗斯和欧亚地区事务特别顾问以来，麦克福尔逐渐呈现出更加务实和“圆滑”的一面。不管美俄两国对于双边关系中具体领域的发展有如何不同的评价，双边关系总体上的缓和态势是公认的。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国内和前苏联空间内反俄势力的支持在削弱（尤其是格鲁吉亚），在入世、削减战略核武器、阿富汗战争等问题上美俄合作都有所进展。而在人权、民间组织、民主推广之类的领域，奥巴马对俄罗斯态度都比预想的要收敛得多。虽然俄罗斯并不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重点，但是在其第一任期内，美俄关系很有可能成为最大的亮点。这些进展背后，作为奥巴马过去两年半里在对俄关系上最主要的参谋，麦克福尔是起到直接作用的——尤其是2009年提出的“重启”政策。

平衡自己作为学者所保有的理念和实际政策的可行性应该是完成从学者向外交官转变的重要一步，麦克福尔过去两年多来的表现对俄罗斯政府来说应该是一个正面信号。而对许多和麦克福尔已经打过交道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要作好准备迎接一个可以直接以“迈克”相称的新大使了。

俄罗斯抛弃卡扎菲了吗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6月7日

利比亚战事开始两个多月，战局依旧呈胶着状态。新近的一个变局事关俄罗斯的态度。起初3月17日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 上，俄罗斯跟中国、印度、德国和巴西一起投了弃权票。然而，5月27日在法国多维尔结束的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明确表示卡扎菲政府已 经失去合法性，卡扎菲必须下台，俄罗斯也不会向卡扎菲提供政治庇护。同时，梅德韦杰夫还宣布俄罗斯接受其他国家的要求将充当利比亚冲突的调停方，他将马上 派遣自己的特使到利比亚与冲突双方接触。
　　不少人都觉得梅德韦杰夫的最新表态和1973号决议相比是180度的大转弯，由此引发诸多俄罗斯背信弃义、抛弃卡扎菲的评论。也有评论把俄罗斯 态度的突然变化和诸如法国向俄罗斯出售“西北风”级直升机航母、驻阿富汗美军购买俄罗斯武装直升机等消息联系起来，认为是峰会上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开出的优 厚条件促成了俄罗斯态度的转变。
　　上述猜测都有可能成立，但是所谓俄罗斯“变脸”的一些细节值得澄清。严格地说，梅德韦杰夫在多维尔的表态不能说是突然的态度转变。
　　俄罗斯政府虽然在1973号决议上投了弃权票，但是俄国内对此的不同声音一直存在。俄罗斯权威媒体曾披露，在安理会决议投票前，梅德韦杰夫最初 是希望投赞成票的，但是俄外交部坚决反对，最后作为妥协才选择了弃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通过1973号决议的第二天，梅德韦杰夫突然撤换俄驻利比亚大 使弗拉基米尔·恰莫夫。恰莫夫在回到莫斯科之后透露了自己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分歧：恰莫夫强调俄罗斯和利比亚近几年双边关系发展良好，尤其 是双边经济往来已经达成金额几百亿欧元的长期项目。他坚信与卡扎菲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反对联合国或者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是代表了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国家 利益。恰莫夫对外界对卡扎菲政府的批评也嗤之以鼻，他称卡扎菲政府可以给国内民众提供20年的无息贷款建房、保证一公升汽油售价仅10美分，还有极低的食 品价格，这样的政府在利比亚开战之际即不复存在。但俄罗斯总统恰恰以“工作不力”和“没有充分代表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利益”为理由将恰莫夫解职，并剥夺了他 此前获得的一系列政府嘉奖。
　　不管恰莫夫对卡扎菲政府的描述是否属实，至少他的言论和境遇都间接证明了在1973号决议弃权票背后，俄罗斯政府决策层内部在利比亚问题上并非 铁板一块。至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对利比亚局势发表的不同评论，则进一步说明梅德韦杰夫八国峰会上的表态代表了俄罗斯决策层中的一种态度逐渐占据上风。
　　此外充当调解人的决定也不是在八国峰会上俄罗斯决定“抛弃”卡扎菲而突然产生的结果。
　　在1973号决议通过后不到一星期，梅德韦杰夫已经在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俄罗斯愿意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此后两个多月的冲突进程 中，卡扎菲政府和班加西的反政府武装双方都曾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沟通。在八国集团中，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和利比亚冲突双方都有公开直接联系的国家，也一 直表现出对调停人角色的兴趣。
　　在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其实已经扮演过类似的调停人角色：在1998－1999年的前南战争中，当时的俄罗斯巴尔干特使切尔诺梅尔金就劝说南斯拉 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接受了停火协议。在利比亚开战之初，俄罗斯外交圈内也已经有人援引前南战争的先例，建议俄罗斯再次充当调停人。所以，派遣特使、充当调停人的选择也是俄罗斯政府一直在考虑的选项，很难说是峰会之后的突然决定。
　　当然，考虑到米洛舍维奇最后的境遇，卡扎菲恐怕不会愿意成为米洛舍维奇第二。 但不管俄罗斯的调解努力最终成效如何，梅德韦杰夫在多维尔的表态不能解释成为在八国峰会上与美法利益交换之后的突然“变脸”，也不是突然“抛弃”了卡扎菲的表现。

俄罗斯投弃权票的背后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3月24日

纵观近期利比亚局势激化以来俄罗斯政府的态度，其表现并非协调一致，甚至有些令人费解。一方面，今年中东局势突变以来，包括俄总统在内的几位高官已 经对包括埃及、利比亚在内若干中东北非政治强人的统治方式给予了直接批评。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禁飞区的投票之前，俄罗斯不惜放弃自己和利比亚几十亿美元的 军火合同，支持联合国早先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制裁。此后在卡扎菲军队开始逐渐占据上风、完全有可能重新控制局势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又宣布禁止卡扎菲及其 家人入境和在俄罗斯开展金融交易。
　　但是3月17日在对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投票中，俄方又没有延续此前的态度，和中国、印度、德国还有巴西一起投了弃权票。在投票前后的官 方声明中，此前俄罗斯在类似场合——1998年前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此后对津巴布韦和缅甸的制裁决议上——一贯坚持的“尊重主权”、“非干 涉”原则都没有被提及。随着法英等国在利比亚军事行动的深入，更多看似矛盾的声音从俄罗斯传出。一边是普京将上述军事行动比作“十字军东征”，一边是梅德 韦杰夫否认两者之间的可比性，在谴责军事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和要求和平解决问题的同时强调俄罗斯支持1973号决议的基本精神。
　　对于俄政府这样前后不尽一致的表现大概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前后矛盾的信号正反映了俄罗斯高层对外交基本走向的不同判断和认识。俄罗斯媒 体刚刚披露出在安理会决议投票前，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最初是希望投赞成票的，但是俄外交部坚决反对，最后作为妥协才选择了弃权。3月19日梅德韦杰夫在没有 公开给出解释的前提下突然撤换俄驻利比亚大使，以及事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对于欧美军事干预完全不同的解释都是上述基本分歧的体现。
　　第二种解释是，这次俄罗斯的弃权票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对自己一贯坚持的“非干涉”原则的部分放弃是俄罗斯外交更加趋于实用主义和与欧美利益趋同 的表现。和此前在有关制裁津巴布韦和缅甸决议上动用否决权不同的是，这次俄罗斯在和自己直接利益不高度相关的问题上选择中立或者观望的态度，避免和任何一 方直接对抗，间接对欧美的立场表示支持。
　　第三种解释则反对把弃权选择提高到俄罗斯与英法美利益趋同的高度，反对把这个选择解释为俄美关系“重启”的一部分。相反的，鉴于利比亚对于俄罗 斯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价值，这种解释认为，弃权的选择纯粹是实用主义或者“骑墙政策” 的表现。俄罗斯这样做既不构成对英法美军事行动的直接反对，也照顾到 未来利比亚局势的多种可能局面，以及阿拉伯联盟内部的不同声音，给自己留下了可进可退的余地。
　　关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利比亚的双边关系，最近的重大转折点是2007年普京访问利比亚和2008年卡扎菲对俄罗斯的访问。两次访问之后，俄 罗斯在给予利比亚巨额债务减免的同时，获得了一系列铁路电站建设项目和军火合同。利比亚表达了大幅增加从俄罗斯进口军火的意向，卡扎菲还提出允许俄罗斯海 军在利比亚地中海港口班加西建海军基地的设想。俄罗斯希望利比亚能支持并加入自己设想的国际天然气卡特尔中去，还提出由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公司购买利比亚全 部出口能源的建议。
　　自2007年以来的黎波里和莫斯科之间的互动正重复着俄罗斯最近十多年来和多个亚非拉能源大国（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日利亚）之间的合作模 式：合作领域集中在能源、武器和交通三个领域；一般由俄罗斯提供债务减免或是信贷来换取合作开发能源、武器交易和军事合作。而卡扎菲所采取的策略和诸如阿 塞拜疆等国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也非常相似：不断扩展自己可能的合作对象，在美俄或者欧洲和俄罗斯之间不断摇摆，以谋取最大的利益。
　　不管前面三种解释中哪一个最具说服力，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卡扎菲一直试图在国际力量之间寻找平衡，不断转换自己的立场，俄罗斯和美国法国一样对 卡扎菲的真实意图感到捉摸不透。卡扎菲的游移态度和俄罗斯对与利比亚合作的较低评价，至少是让俄罗斯内部出现不同声音、对外做出模糊决策的原因之一。

亚努科维奇这一年

亚努科维奇这一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3月8日

进入2011年3月意味着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已经上任整整一年。一年的时间要全面评价一个政治人物肯定过于仓促，但是现实民主政治又无时不刻在逼迫这种及时的评估。

与前任尤先科最大的不同在于：亚努科维奇的政策更多实用主义的特征。对亚努科维奇而言，无论是经济、安全还是外交，乌克兰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和自己的选举承诺基本吻合，亚努科维奇在这一年内在避免了前任政府一边倒的努力，而是以“多维外交”的方式，重新确定了乌克兰实质上的“不结盟”选择。乌克兰政府一边把曾是尤先科最重要目标的加入北约事宜搁置起来， 一边保持了和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承诺愿意参与北约的导弹防御体系，也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武器级浓缩铀项目。同时，亚努科维奇把加入欧盟树立为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并已经开始和欧盟商讨建设共同经济空间和为乌克兰人提供免签证待遇等具体措施。

在对俄关系上，2010年4月俄乌两国以出乎众人意料的速度签署重要协议：乌克兰给俄罗斯驻黑海舰队延长25年的租期，俄对乌克兰天然气的出口降价三成。但同时乌克兰没有同意普京事后高调抛出的两国一体化能源产业的建议。在此之前，欧盟和美国政府都认为俄乌之间的能源危机和俄驻黑海舰队问题都足以引发持续的危机。但这一年里亚努科维奇有效避免了这样的危机持续和深化：乌克兰既没有继续自己夹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地缘政治战场这样的局面，也没有倒向任何一边，亚努科维奇更没有成为让俄罗斯和欧美都头疼的第二个卢卡申科。

在对外开创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之后，对于亚努科维奇而言更具挑战意义的是内政，尤其是经济领域。这也相当自然：外交事务上一般公众直接参与程度低、政治人物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进行操作，也容易见效；内政尤其是经济政策则要难以驾驭得多。

在国内政治事务上，亚努科维奇的一系列颇为强硬的措施毁誉参半。他迅速从制度上巩固了总统的权威，乌克兰总统现在可以不用考虑议会而解雇总理和解散内阁。宪法法院和总检察院的独立性也因亚努科维奇任命了自己家乡地区的政治追随者而饱受质疑。亚努科维奇还开始了一系列对于前反对派的政治和法律攻势，包括对前总理和竞选对手季莫申科的刑事调查、把前政府中的重量级人物（内务部长）以贪污罪投入监狱。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措施是政治清洗已经成为围绕亚努科维奇诸多争议的重要来源。

在弥合国内持续的地域、民族、语言隔阂上——包括是否给予俄语第二官方语言的政策上——亚努科维奇离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还很远。2010年年底围绕新税法的争议也凸显经济领域里亚努科维奇面对的困境：他在这个领域的支持者主要是大资本，这和他在其他政策领域的支持基础恰恰是不重合的。类似的约束也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一贯的紧缩预算、平衡财政的要求和亚努科维奇竞选承诺中的民粹政策也有直接冲突。近期乌克兰民调中对亚努科维奇政府的认可度持续走低，也是上述矛盾的直接反映。

当年橙色联盟的糟糕表现给亚努科维奇的第一年提供了一些机会：一方面公众对他的期待并不高，尤其和橙色革命之后对当时新政权“改天换地”的期待无从可比；另一方面，短短一年内他对于宪政权力的重新划分以及几项有些出人意料政策的出台都没有遭遇实质的阻挠——乌克兰议会内那些砸鸡蛋、使用喷雾剂之类的闹剧只能证明反对派已经没有力量通过正规渠道来逆转决策。对乌克兰而言，一个可以考虑长期政策的稳定环境在短短一年之内已经逐步清晰，亚努科维奇最大的贡献应该得到肯定。

现代民主政治里的蜜月期是短暂的：原来橙色联盟不断利用树立外部敌人的方式来减缓国内政策僵局换来的只是持续的政治危机，而现在的亚努科维奇也不可能一直依靠利用选民对橙色时代的不满来推动自己的政策，不能一直借助批评前任来缓解对选民对自己政策的争议。执政一年之际，现在正是考验亚努科维奇有没有能力在内政领域推动进一步系统战略的时候。

革命形势：从中东到俄罗斯

革命形势：从中东到俄罗斯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2月24日

2004年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以来，每次前苏联地区内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都会引发俄罗斯国内外关于俄罗斯发生颜色革命可能性的讨论，而最近这一轮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又牵扯出同样的问题：埃及这样的变局会不会在俄罗斯出现？

俄外交部发言人说把埃及和俄罗斯联系起来的种种努力没有实质意义，俄外长则劝告美国不要支持中东的动乱。俄罗斯国内在争论这一端走得更远的也大有人在。在埃及示威进展到最高潮时，俄罗斯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表态：“愿上帝保佑他（穆巴拉克）能够坚持到底……没有什么比“民主”更糟糕更可怕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像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另一位知名节目主持人和网络名人则说：“我个人希望穆巴拉克能够结束这场糟糕的革命，把它浸在鲜血里，就算有成千上万的人会牺牲。支持这场革命的人——哪怕只是口头上——也应该当场被逮捕！”

而在争论的另一端，因埃及局势而在俄罗斯发现“革命的镜子”的人也不少。在这些人看来，这两个国家有诸多相似之处：民主质量低下、选举过程、媒体和司法体系遭受严密控制，还有严重的腐败问题。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公开表示了这样的担忧，他批评俄罗斯现政府把自己当年开创出的自由媒体和选举空间在逐渐收回，并警告如果现状继续，埃及式的局面完全有可能在俄罗斯出现，其结果可能会比更动荡。

在穆巴拉克辞职之后，不少俄罗斯网民欢呼雀跃，推出如下口号：“火车已经停在开罗；下一站就是莫斯科”。另有俄罗斯网民总结：埃及事件证明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渠道至少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能被封闭的，但埃及经历同时也证明关闭网络对示威者没有实质影响。“如果有人认为是推特和脸书把人们引导入广场，那是错误的。但现在互联网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你可以不断拔掉插头或者封闭网站，但是你不可能把人们的想法拨回互联网之前的时代。”

鉴别辩论双方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与否，我们倒是可以从革命导师列宁那里得到些许启发。 1915年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提出了三方面客观变化的总和构成“革命形势”的论断 ：首先，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其次，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第三，由于上述原因，群众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

如果按列宁的“革命形势”三要件看，“革命”在目前的俄罗斯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虽然穆巴拉克在2007年曾经公开给普京支招让他在2012年继续竞选总统，超过四十年完全意义上的个人统治和普京可能有的即便三任总统任期还是有质的区别。最主要的是，纵使俄罗斯经济政治现状如何问题重重，各种民意调查中——不管是官方民调机构还是公信力较高的非政府民调机构——受访者中对于现状、对主要领导人持明显负面评价的始终占很小的比重。虽然俄罗斯社会贫富差距过去十年里有缓慢上升的迹象，但平均收入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直到本次金融危机前也保持了平稳增长，而目前的能源价格更给了俄罗斯政府相当的空间来实施社会政策。中东北非国家很普遍的人口结构年轻和高失业率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也跟俄罗斯现状有很大差别。 俄罗斯过去几年出现的几次较大规模集会游行或者群体事件都集中在非常具体的经济议题上，主要的组织人员都没有提出更广泛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公众生活有明显的政治化的倾向。埃及过去两年内已经出现的那种火药桶一点即燃的状态离现在的俄罗斯还很远。

当然，如果列宁还在世，他可能会提醒现在的俄罗斯人还是要小心，因为判断革命形势是否成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1917年旧历一月时，列宁曾被问到：“您所说的革命什么时候会发生？”列宁当时的回答是“这可能是下一代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但是不到一个月之后，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张昕
《东方早报》2011年2月6日

2月1日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的80周年冥诞。和2007年叶利钦去世时相比，这个纪念日里对这位争议颇多的政治人物的纪念活动不仅在规模上明显胜出，而且整个纪念活动的基调也有所变化。
　　在叶利钦的老家叶卡捷琳堡，一座高12米、重140吨、全白大理石雕成的叶利钦纪念碑在2月1日正式落成——这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第一次为一位政治 人物竖立雕像。负责设计该纪念碑的雕塑家如此解释其设计理念：雕像的高度和规模正合叶利钦高大的身躯，塑像材料和形象则反映了叶利钦的性格，“像大山、岩 石和破冰船”的组合。为纪念碑揭幕的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现场致辞中如此评价叶利钦的历史功绩：“现在的俄罗斯应该对叶利钦表示感谢，（因为他的努力）在 那样困难的时期，国家也没有偏移变革的轨道，而是一直前进到现在。”
　　除了纪念碑落成之外， 在俄罗斯各地一系列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也相继进行：在莫斯科“大剧院”有普京出席的专场纪念演出、叶利钦新传记的出版、在叶利钦安葬墓地的纪念仪式、关于叶 利钦历史功绩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甚至还有俄罗斯多支摇滚乐队在叶卡捷琳堡共同组织摇滚音乐会，以纪念这位“俄罗斯民主之父”当年给摇滚音乐在俄罗斯创造的 自由空间。
　　公共媒体中对叶利钦时代的追忆也慢慢转变基调。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新闻自由化过程中起到过先导作用的NTV电视台，在这次纪念叶利钦的专题节目中 请到了叶利钦的夫人、女儿和叶利钦当年身边团队中的几名主要人物——包括他的网球伙伴和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大内总管”。这些人曾经被俄罗斯媒体和公众以极 具贬义色彩的“家族”一词相称，“家族”的称呼和宫廷政治、任人唯亲、中饱私囊这样的概念紧紧联系。然而在NTV的这档节目里，“家族”成员不仅难得重聚 一堂，一起回忆叶利钦私人生活领域中的诸多从未公开的细节，而且整个节目的基调完全是温情和回忆性的。
　　俄罗斯公众对叶利钦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复杂。在一项权威机构的民调中，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叶利钦持负面评价。在叶卡捷琳堡，俄共成员以黑板报 的方式历数叶利钦的罪状：苏联解体、私有化、黑金政治、民生质量大幅下降、导致16万人死亡的车臣战争和俄罗斯总人口下降770万。在那里，叶利钦仍然是 以“人民公敌”的形象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在2000年，上述民调机构组织同样问题的民意调查中，对叶利钦持负面印象的人数超过一半。对叶利钦 和1990年代，多项类似的民调都显示，持“中立”或者“不好不坏”评价的人群在逐年上升。
　　或许，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叶利钦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的特殊背景：这样的背景既成就了叶利钦的历史地位，也是有关他诸多争议的 根源所在。即便旧体制已经满目疮痍，“破旧”并不总是轻而易举，而“立新”也并不意味着新体制的奠基人面对的是可以随性书写的白纸一张。为“破旧”敢于赴汤蹈火的革命者未必真正理解新体制的要义；而为“破旧”所做的政治交易、付出的社会代价虽然可以以旧体制的罪恶来加以辩护，但也可能为新体制埋下合法性危机的隐患。
　　叶利钦政治生涯中最令人动容的场景应该是在1999年底出人意料地选择提前辞职时，他在新年电视致辞中恳请俄罗斯公众的宽恕：“为了那些我们曾经共同 分享但是没有成为现实的梦想。”叶利钦80冥诞之际，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不再是一味坚持对1990年代的痛苦回忆, 而愿意 把眼光放到叶利钦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更长远的历史遗产上。
　　据普京回忆，1999年底宣布辞职离开克里姆林宫时，叶利钦对普京说的最后一句话说：“照顾好俄罗斯。”对此细节是否属实，除了两位当事人之外无从证实。我倒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并且希望这会成为每一次克里姆林宫权力交接时离任者对接班人给出的最真切的嘱咐和期望。

“无为而治”的俄罗斯实践

“无为而治”的俄罗斯实践

张昕
《东方早报》2011年1月13日

2010年在前苏联空间里举行了四场主要的选举，视该空间为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俄罗斯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里非常努力地在政治、经济 和文化领域尝试整合前苏联空间，不过，去年俄罗斯对这四场选举的态度和介入方式和以前类似场合相比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并且已经凭借这样的新态度获得了一 定的新收益。

　　在2010年初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俄罗斯没有像2003年橙色革命以来的历次选举中那样对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公开表示明确支持——这样干预色彩 浓重的做法已经被证明不能达到效果，往往还适得其反。这一次两位俄罗斯领导人选择了他们在内政领域已经多次使用的做法：以分工的方式分别和乌克兰两位主要 候选人进行温和的接触（梅德韦杰夫和亚努科维奇、普京和季莫申科），而且给外界的印象是对两位候选人给予了同等的支持。由此俄罗斯对乌克兰选民和国际社会 都传递出一个比较实际的信号：不管谁成为乌克兰新总统，俄罗斯都作好了与其展开对话和合作的准备。结果是亚努科维奇顺利当选，并在当选不久后就与俄罗斯达 成延续黑海舰队港口租期的重要协议；俄乌两国2010年年底也没有重演已经出现多次的天然气价格战。

　　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巴基耶夫政权倒台之后，吉临时政府曾向莫斯科提出要求俄罗斯派出军队帮助恢复秩序。当时，曾有不少观察人 士猜测俄罗斯其实直接介入了6月的骚乱，由此推断在临时政府主动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之后，俄罗斯会名正言顺地派驻军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但当时俄罗斯总统认 为骚乱纯属吉内政，俄罗斯不宜介入，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没有派出军队。虽然6月事件之后，俄罗斯提出过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第二个俄军基地的建 议，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利用6月骚乱强压吉新政府、派驻军队以达到恢复自己在该国军事存在的目的。而此后11月结束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没有 出现明确反对俄罗斯的政党，俄罗斯政府也没有明确表示对任何党派的支持，俄领导人和部分参选党派领导人的接触也和乌克兰选举期间一样，其基调是间接和温和 的。

　　针对同样在11月举行的摩尔多瓦议会选举，俄罗斯的态度更是可以用“放任自流”来形容：俄罗斯政府的“介入”的行为直到11月8日选举结束之后 才发生，当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到摩尔多瓦帮助组成联合政府。相比之下，倒是欧盟和罗马尼亚显得要忙碌许多，早早地派多个代表团频繁访问摩尔多瓦。

　　在四场选举中，俄罗斯对年末的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的介入程度相对而言是最深的：俄政府官员和大多数俄媒体都对卢卡申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相对 于已经延续一年多的针对卢卡申科的批评攻势，竞选过程中，俄媒体的宣传攻势并没有达到任何新的高度，强度其实略有减弱。在选举结束之后，俄罗斯政府也马上 承认了选举结果，自始至终没有对选举的合法性和卢卡申科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在2010年针对这四场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选举，俄罗斯吸取了过去失败尝试的教训（尤其是在乌克兰），转而采取更加间接、温和的低调态势，尽可能对外显示实用的外交态度，作出尊重他国内部事务、愿意与任何领导人和政治党派合作的姿态。

　　这样的姿态部分避免了上述四个国家出现以反对俄罗斯为主要政治主张的政党的出现，也使得这些选举不再被轻易定性为俄罗斯和另一方国际力量的直接 对抗——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和美国对抗，在摩尔多瓦与欧盟和罗马尼亚对抗。就选举结果和选举后与俄关系而言，至少在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摩尔多瓦三个国 家里，俄罗斯这种更加放松和超然的态度恰恰换来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结果和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是俄罗斯外交在2010年里得到加分的一个层面。考虑到过去 一年里欧盟和美国在前苏联空间的整体影响，尤其是后者直接参与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减弱，俄罗斯在2011年可能在重组前苏联空间这个目标上以看似“无为而 治”的方法取得更大的进展。

“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月6日

2010年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球迷与莫斯科警方之间的对峙冲突占据了俄罗斯各类媒体的头版。12月6日，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与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年轻人发生斗殴，一名斯巴达克球迷身亡。警方事后虽然拘捕了数名嫌犯，但很快就将他们释放。莫斯科球迷群体对警方处理的强烈不满导致12月11日数千名球迷在没有获得批准的前提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什广场举行集会，并与警察发生大规模肢体冲突，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散场后，部分球迷在地铁内殴打多名非斯拉夫裔长相的乘客作为报复。几天之后，莫斯科警方针对对峙双方在酝酿中的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又逮捕数百人。

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出现的众多评论中，有一篇引起格外的关注和不少争议。叶利钦时期担任过能源部副部长、现在“民主选择”运动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在题为《自由民族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里提出，过去20年时间里，俄罗斯自由派在机械死守“普世价值”和“宽容、多元文化”这样“遮羞布”的同时，彻底放弃了“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把所有针对移民或者非俄罗斯族裔的仇恨现象都简单归结到法西斯主义或者排外情绪。自由主义者基于政治正确声称“罪犯没有民族性” ，或者把任何民族主义者等同于法西斯分子，恰恰把一整套民族主义的强大话语工具和战斗阵地完全让给了所谓的鹰派和极端势力。自由派政治对话中民族主义命题的缺失也成了自己饱受批评的把柄：自由派阵营被刻画成为反对俄罗斯利益的“第五纵队”。因此，和东欧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自由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并肩而行的情况相反，这两股力量在俄罗斯是完全分离的。

此后，作为坚定自由派的米洛夫又把批评矛头指向了以亚历山大⋅杜金为代表的欧亚主义者。他强调把俄罗斯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独立的“欧亚地区”和相应的身份认同上就是把俄罗斯出卖给穆斯林势力或者是中国，现实中只有传统欧洲才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根本导向。

在文章的最后，米洛夫提出了俄罗斯“自由民族主义”方案的基本主张，即重举民族主义大旗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直接斗争，加强俄罗斯对欧洲文明的自我认同。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应对，他建议要加强对非俄罗斯族裔的经济和文化融合，在对移民本身非罪化对待的同时，对于有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犯罪活动则坚决不能手软。

米洛夫在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提出的这个自由民族主义的纲领是希望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民族主义认同之间找到和谐共存的基础，同时维护自己所在的政治团队在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而他心目中想像的那个“欧洲文明”则为俄罗斯的自由民族主义提供了范本。

可现实中无论是法国萨科奇政府驱逐吉普赛人的政策、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伊斯兰罩袍的法令还是瑞士通过公投禁止建造伊斯兰教清真寺尖塔的决定，这些近两三内发生的事件都应该提醒米洛夫：他心目中的那个“欧洲”在结合自由主义和民族、宗教多元上并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过程；莫斯科人过去十多年因为非斯拉夫裔移民的大量进入而产生的恐惧和危机感对于传统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丝毫不陌生，而后者对此的回应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看看这几年法国的街头骚乱就可以。

米洛夫在字里行间倒是多次提出是北高加索和其他穆斯林移民给俄罗斯主体社会输入犯罪和腐败的论调，但是他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政策建议远没有回答这个“当宽容面对另一种不宽容时怎么办？”的难题。米洛夫也没有进一步阐述，在针对主体是来自俄罗斯内部、法律上享有完全政治权力的内部移民的时候，自由民族主义在政治平权已经在原则上完成的前提下，如何达到最终社会经济上“民族融合”的目标。令人遗憾的是，米洛夫版本的自由民族主义的困境在当下的俄罗斯不会很快消失，会有更多的马涅什广场事件来不断挑战自由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