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进展比我预期得要慢一些”
—— 纪念俄罗斯休克疗法之父盖达尔
网易评论2009年12月17日
张 昕
两天前刚刚从图书馆里借来了俄罗斯前总理叶戈尔·盖达尔撰写的《帝国的崩溃》，才看了几页，就在网上看到盖达尔去世的消息，年仅53岁，不免让人扼腕叹息。
我自己在大学的经济学训练开始于90年代中。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学界一边在热烈地争论各种改革战略模式，一边好奇而又不安地关注着北面的老大哥：那里一轮接一轮的急速变化常常让人感觉无从把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叶戈尔·盖达尔的名字就和“休克疗法”同时被我记住了。在之后的学习工作里，这个名字和跟这个名字相关的故事、争议以不同方式不断冲击着我对俄罗斯的认识：关于“休克疗法”、关于改革的政治经济战略、关于俄罗斯的前景命运和对中国前途的启发，所有这些都没法和这个名字剥离开。
职业经济学出身的盖达尔出名在政界：他在叶利钦的第一任政府里先后担任过从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到副总理的要职。1992年下半年年仅35岁的盖达尔担任俄罗斯政府代总理，成为当时俄罗斯经济政策事实上的总设计师。他自己亲手挑选的一群年轻经济学家组成了90年代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最主要决策队伍，日后这个团队经常被人和智利军政府时期著名的“芝加哥小子”团队并列比较。在联邦政府不过两年左右的任期内，由盖达尔主持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物价改革、大规模削减国防预算和政府补贴、以及大规模私有化，也就是日后争议颇多的“休克疗法”中的宏观经济部分。1992年底面对一个对当时叶利钦政策非常不满的议会，盖达尔的总理提名一直没有通过，他最终作为政治妥协被叶利钦以切尔诺梅尔金所替代。
从联邦政府退出之后，盖达尔也尝试通过议会政治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先后成为三个中右翼政党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但是前两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表现差强人意，第三个、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右翼力量联盟”也在去年正式解散。印象中盖达尔的性格和形象其实并不太适合那种围绕着聚光灯和幕后交易开展的选举政治：他没有涅姆佐夫和卡斯亚诺夫那样的外表形象，不能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靠口出狂言来博取选票，他也缺乏很强的组织斡旋和政治妥协的能力。一个带有公共知识分子情结、游走在学者和技术官僚之间的形象可能是对盖达尔的更好概括：也正因此，他在90年代中期开始党派政治尝试也不算成功。
盖达尔本人的这些气质多少可以代表他在90年代带领的那个职业经济学家团队的群像：对抽象意义上的市场有近乎宗教信仰般的坚定信念，对于苏联经济体制深恶痛绝；但同时对经济过程和市场机制的理解过于机械和简单；笃信技术精英对改革的决定性作用，常常把政治仅仅视为实现最优经济政策的绊脚石；书生义气意味着直言不讳、感怒感言，但有时也穷于政治策略而只能感叹生不逢时。
这种对于自己信仰的虔诚也体现在政治层面。在刚被叶利钦作为牺牲品踢出联邦政府不久，盖达尔在1993年的俄罗斯宪政危机中坚定地站在叶利钦一边，在当时形势完全不明朗的危急关头在电视上露面明确表达自己对叶利钦的支持。 而同样的信仰也决定了在三年之后，当叶利钦日益偏离盖达尔相信的正确路径时，盖达尔又毫不客气地写信给叶利钦要求他放弃竞选总统，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信已经于事无补。
盖达尔的经济政策直到今天还在被众人以各种方式解读、批评，但是在我的阅读范围里，没有任何人指摘过他的为人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道德品质：“勇气”和“诚实”是最经常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形容词。和90年代与他合作过的许多人不同，盖达尔离开政界之后最终选择了回到他职业生涯的起点：过去几年他的正式身份一直是莫斯科的“转型经济研究所”所长。这个历史不长的机构在他领导下也已经成为目前俄罗斯首屈一指的经济学教学、科研和政策咨询机构。当年和他合作过的团队成员有不少后来卷入各种政治和经济丑闻：叶利钦和他家人自不用说，当年私有化方案的具体负责人、现在俄罗斯国家纳米技术公司的总裁丘拜斯常常被媒体列入带有强烈负面色彩的所谓“寡头”行列；另一位重要人物、曾经担任副总理的费奥多罗夫则是在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多次转换身份，也曾遭受受贿指控。盖达尔回忆自己对于手下团队人员的选择不仅仅要看他们对于宏观经济的理解，个人品格也起到同样重要作用。虽然现在看他亲手挑选的合作者未必都能达到他当年持有的道德标准，至少他自己可以说是问心无愧。正因此，他对自己在离开政府之后没有选择从商赚大钱给出的解释是：哪怕自己的钱来路没有问题，一个腰缠万贯的盖达尔对于俄罗斯的民主来说是一种耻辱。那个年代出来的俄罗斯公众人物里有底气说这样话的实在是寥寥无几。
历史不能重复，我们不能确定地知道，究竟是苏联体制积累下的矛盾太过深重、苏联解体前后的政治制约太过顽强，还是历史为盖达尔提供的所谓“机会窗口”太过局促，导致盖达尔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实施经济改革政策。在对90年代自己经历的动荡岁月的回忆中，在无数次的采访和学术讨论中，盖达尔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处于革命性变革过程中的政府的致命弱点与多重约束，肯定在那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没有以流血革命的方式完成转轨的成就——他曾化用列宁名篇《国家与革命》为他的一本专著起名《国家与演进》。对盖达尔而言，更多的遗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休克疗法之后“事情的进展比我预期得要慢一些”。
在一个经济学晚辈眼里，我觉得盖达尔和他代表的那个经济学家团队最欠缺的恰恰是对这个“进展”过程的认识。就好像对他自己来说，如今夺走他生命的疾病其“进展”可能也只是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快了一些而已。我一直怀疑他们所接受的苏联时代经济学教育，那种计算机社会主义、对于社会进行全方位工程式管理的经济哲学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盖达尔那一代人对于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想象和认识：只不过无所不在的有序规划控制从当初的政府被他们转移到了一个想象中的、叫做“市场”的地方。对于所有希望理解这个经济“进展”过程 —— 而不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终极结果 —— 的人来说，叶戈尔·盖达尔，这个有勇气又诚实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留给我们太多必须继续追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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