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26, 2010

这是谁的城市



这是谁的城市
张 昕
《东方早报》2010年12月22日

去过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游客可能都会感叹这座城市的美丽,尤其是老城区中心几个世纪积累下来那些老建筑在涅瓦河畔构成的迷人城市天际线。正因此,自2006年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提出在圣彼得堡修建新总部大楼的计划以后,围绕这座大楼将如何影响圣彼得堡的城市形象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平息。

  俄气公司是俄罗斯国家控股的天然气行业垄断企业,四年前该公司提出在圣彼得堡老城区东部,隔着涅瓦河、面对斯莫尔尼大教堂的地方建设自己公司的新总部。此后通过国际招标,确定了英国一家设计公司提供的方案。方案里后来被命名为“阿霍塔”中心的77层主楼,高403米,估计造价20亿美元。大楼外观上呈火苗状,与涅瓦河作映衬,寓意水火交融,也代表了在圣彼得堡这个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心诞生的“新俄罗斯”的象征。
   大楼的反对者认为这样高度和风格的建筑将直接破坏圣彼得堡闻名世界的建筑天际线,而且,现有圣彼得堡城市规划法规中对于中心城区建筑的高度有严格的控制,403米的设计高度是现有允许高度的八九倍,他们对于是否有必要建这样高的大楼表示严重质疑。圣彼得堡市政府最初以“特事特办”方式来应对这样的质疑,自然不能获得反对者的支持。
  此后,围绕大楼前景的争论远远超越了大楼外观和高度的纯技术层面:反对者视大楼规划为统治阶级穷凶极恶 追逐权力的视觉象征,在追问“这是谁的城市”的同时,拒绝接受俄气公司给大楼赋予的“新俄罗斯”象征的意义。随后讨论不断深化,更横跨了圣彼得堡社会阶级 和意识形态上的多重分界线:被边缘化的反对党和以“统一俄罗斯”为中心的官僚统治阶层之间;本地传统的建筑师群体和有国际背景、追求前卫的建筑界新星之 间;满怀浪漫情绪的传统知识分子和那些视原有传统为现代化障碍的新兴资本力量之间。
  在历经过去四年里多轮的争议和反复之后,今年 12月10日圣彼得堡市长玛特维延卡突然宣布:阿霍塔中心在现址的建设计划彻底停止,今后迁往哪里将另议。俄气公司和圣彼得堡政府最终做出的让步是反对方 整合多种社会力量之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的搁置和迁址虽不排除部分是俄气公司本身财政吃紧的结果,但这仍然不失为在政治空间受到高度控制的俄罗斯,社 会力量在重要公共决策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少见案例。
  回顾过去四年的政治运动过程,关注城市建筑和维护历史风貌的有关社团和专家组织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申明立场,在城市公共场合数次开展游行和公共宣传,以及不同形式的行为艺术表演。

   圣彼得堡地方上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之外的政党也积极跟进,在地方选举和政治动员中把反对阿霍塔中心计划作为重要的政治主张。同时,反对 方也积极争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后者直接提出警告,如果大楼计划通过,该组织将把圣彼得堡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撤下。多家民间组织还制作了影音资 料,利用互联网广为散布,并且通过司法程序对俄气公司和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决策合法性提出质疑,甚至将行政诉讼打到了俄罗斯宪法法院。
  围绕阿霍塔中心展开的“国家-社会”互动过程,其多样、全面和灵活性在俄罗斯实属罕见,对于激发和唤醒圣彼得堡居民的参与意识有重大意义。由于举办包括冬奥会和世界杯在内一系列大型国际体育盛会,在俄罗斯,一场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大戏已经拉开帷幕。在俄罗斯全国上下挥舞现代化旗帜、即将 成为一个日新月异的大工地的同时,如何适度节制资本和政治权力,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一些对历史的尊敬和温情,阿霍塔事件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苏联解体之后,圣彼得堡的旧城改造整体上比莫斯科慢了五到十年。恰恰是这慢了的半拍,让圣彼得堡目前还没有重复莫斯科城市改造中大规模鲁莽拆迁、大面积 损毁历史建筑的错误;更没有出现在拆除之后又花大价钱重建“复古”建筑的荒唐结果。城市整体视觉美感,甚至是城市天际线这样看似无从把握的东西又何尝不是 “更美好”的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些为阿霍塔项目迁址努力四年的人们应该为阶段性的胜利感到骄傲——虽然,斗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Sunday, December 12, 2010

重回欧洲

重回欧洲

张 昕

《周末画报》
2010年12月

11 月24日在出访柏林的前夜,俄罗斯总理普京应邀在德国的《南德意志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深化俄罗斯和欧盟一体化的建议。普京提出的具体构想包括:建立一 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和谐的经济共同体(包括取消关税的自由贸易区);建立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共同的产业政策;双方在自然资源和技术领域实现一体 化、在能源领域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突出欧洲的领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把取消双边签证作为实现实质一体化的第一步。

普京的这个倡议是近十年来后苏联的俄罗斯展望自己与欧洲的经济关系时提出的最全面、最赋想像力和最直接的一个宣言。这个倡议不难让人联想起俄总统梅德韦杰夫 在2008年4月提出的签署泛欧洲安全协议的倡议,由此俄罗斯的“双头领导”已经分别在安全和经济领域提出了泛欧洲合作和一体化的构想。

就像欧洲国家最初对梅德韦杰夫泛欧洲安全协议倡议的冷淡态度一样,欧洲国家对于普京的倡议也没有给出太多积极回应。德国总理梅克尔在普京文章发表之后就公开泼冷水,提醒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才是当务之急,尤其强调俄罗斯过去几年实行的政策并不是在朝和欧洲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普 京的倡议确实相当超前,但是就在普京发表这个倡议的前一个周末,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里斯本的“俄罗斯-北约”峰会上也刚刚和北约在安全领域达成了若干合作 共识,包括俄罗斯将参与北约在欧洲部署的反导弹防御系统。鉴于这个被梅德韦杰夫称为“历史性”的突破近在一年之前都是很难想像的,普京的经济倡议也未必就 是天方夜谭。

虽然俄罗斯官方一直强调经济合作地缘上的多元化,但实际上俄罗斯经济仍然高度依赖欧洲。以能源为例,最近几年媒体中高 度暴光的俄罗斯和能源中转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的能源战中,俄罗斯作为能源供应方一直是被描述成为更加强势、始终压制对手的一方。其实,俄罗斯能源出口 对欧洲的依存度比欧盟进口对俄罗斯的依存度要高,俄罗斯对于欧洲这个稳定、富裕的能源需求方的依赖丝毫不比对方对自己的需求低。在制造业领域,梅德韦杰夫 提出的“现代化”方案中,超越能源出口模式,建立俄罗斯制造业和创新产业的新增长点是重中之重。而在普京构想的五点建议中,统一欧盟和俄罗斯的产业政策恰 恰是最富于想像力的,也代表了俄罗斯政府试图通过与欧盟合作,拓展自己在能源领域之外造船、汽车、飞机制造、航天技术、制药和核能等今后重点发展的产业部 门合作的努力。这和近几年来俄罗斯不断提出希望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开放能源基础设施、实现能源领域双方的交叉持股和资产互换的思路也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这些 方面实质性的进展还非常有限,但是关于其合作可能性的对话从来没有从谈判桌上消失。在上述领域想像中俄或者俄美之间达成类似合作的难度要大得多。

无论是里斯本峰会上的梅德韦杰夫还是柏林会谈上的普京,两人给出共同的信号是:在经过多年的对外封闭和痛苦寻找国际定位的努力之后,俄罗斯已经做出姿态——我们要回到欧洲!

Thursday, December 9, 2010

似曾相识的体育盛会


似曾相识的体育盛会
张昕
《东方早报》2010年12月10日

对于经历过两次申办奥运的中国人来 说,日前俄罗斯获得2018年世界杯主办权之后举国欢腾的场面是不会陌生的。同样熟悉的是俄罗斯在申办过程和申办成功之后对于世界杯意义的阐释,其中最重 要的一部分可以概括成“打破成见、获得认同”。俄罗斯总理普京申办成功之后在苏黎世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历史留下了许多(关于俄罗斯的)成见,但是我 们和外界的联系越多,这些成见消失得也越快。我们可以通过举办类似大运会、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大型体育活动来推动这个过程。这些活动也将确保,至少在欧 洲任何有形或者无形的柏林墙都不存在。”
  和中国以及今年举办世界杯的南非一样,俄罗斯把奥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体育盛事作为自己被国际社会(尤其是长期处于权力核心、包括国际体育体系中心的“西方”)认可的一个重要手段。相比之下,作为近期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温哥华和伦敦,以及2006年世 界杯的主办国德国都没有诉诸这样的阐释,而是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文化多元化”、“大都市主义”这样的概念。北京奥运、俄罗斯冬奥会以及世界杯的申办和筹备 过程都体现了一种希望通过国际体育盛事来获得世界理解、认可的热切期盼,和一定意义上的焦虑。这次世界杯申办过程中还有两个和上述心态完全吻合的细节,中 国人也不会感觉陌生:一是有记者在招待会上对普京提出问题“俄罗斯将如何筹备世界杯以免成为世人笑柄”;二是几乎同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另一个场合承 诺俄罗斯“将举办最高规格的世界杯”。
  在另外一些细节上,俄罗斯对于承办奥运和世界杯的文化阐释还是和中国有所差别的。俄罗斯和国际体 育领域的传统中心大国之间更加微妙的历史关系,使她没有在体育国际主义背后凸显自己文化特质和民族性的压力——这一点与中日韩申办和主办奥运会的经历颇为 不同。而世界杯的“现代化”功能在俄罗斯这里更是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俄罗斯多位政府高层官员和主要媒体的评论当中,2012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2013的喀山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和现在确定的2018年世界杯,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 的通过国际盛会(尤其是体育盛会)来推动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努力。至于“现代化”的具体含义,现有的评论和构想主要还是停留在具体的经济层面。无论是国 际足联的技术评估小组还是俄罗斯官员自己都承认,在现有的设施准备上,俄罗斯远远落后于其他申办国——甚至还不如现在正在准备2012年欧锦赛的乌克兰和 波兰。俄申办报告中计划的14个主办城市的16座比赛场馆中只有一座是现成的(莫斯科的卢日尼基运动场),其余都需要新建或者是在原有场馆基础上大幅重 建。14个主办城市中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外,还有飞地加里宁格勒和不为人所知的城市萨兰斯克。由此延伸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对道路、酒店、机场、通讯等 基础设施的全面提升,尤其是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首都城市之外的诸多“二线”城市,其辐射效应将远远超过集中在索契一处的冬奥会。
   俄政府在给国际足联的报告中提出的世界杯政府预算是100亿美元,而俄罗斯主要媒体的估算普遍超过这个数字,从200亿到500亿美元不等。今后8年,世 界杯无疑会成为俄罗斯政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2010年选举后上台的新政府——世界杯的总投入和得到的关注肯定会超过索契冬奥会,无怪乎有些俄罗斯媒体 已经把世界杯称为俄罗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项目。
  不管失意的英国人如何质疑国际足联选择俄罗斯是否有暗中交易,最近几届奥运会和 世界杯主办国家的选择多少印证了奥委会和国际足联对于新兴经济体的重视,也是两者对体育之“现代化”功能的信心所在。现在就要看俄罗斯如何来操作和实现这 个庞大的现代化项目——当然包括普京做出的“为国际球迷在世界杯期间提供俄国内免费交通”的承诺!

Monday, September 13, 2010

中俄应先做正常的生意伙伴

中俄应先做正常的生意伙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0年9月7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上月底出席了俄罗斯通往俄中边境地段石油管道的开通仪式。在仪式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记者关于俄罗斯是否遭遇到中国经济扩张威胁的问 题,普京回答说:“对于我们来说,拥有一个富裕、繁荣的邻国,要比拥有一个贫困、虚弱、经常要求帮助的邻国舒服得多。”如此积极正面的信号,加上中俄输油 管道建成在即的前景让不少人得出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判断。
对于政治人物如此的公开评论做过多推断和预测有些牵强:普京不可能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威胁”——哪怕他自己其实相信这种威胁的存在。我们只能透过各种官方辞令来审视背后实际的利益运作。
以中俄石油管线为例,其实在中文环境之外、包括在俄罗斯,这条管线仅仅是“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能源管线通向中国的一条支线,而不是独立意义上的“中俄能源管线”。简单回顾一下这条管线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中俄双边谈判过程的曲折,尤其是官方层面的政治动力远远不足以克服由利益冲突带来的问题。修建从东西伯利 亚到中国的能源管线的构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已经提出,最初计划从俄东西伯利亚的安加尔斯克一直修建至中国大庆的输油管道(即“安大线”)。但此后,俄 罗斯方面多次修改计划,尤其是利用日本加入竞争这个因素,提出用通往俄罗斯太平洋沿岸的“安纳线” 来取代“安大线”。俄罗斯政府在两套方案中不断摇摆,一直没有对中国给出最终承诺,最后俄方决定修建中止于太平洋沿岸的能源管道主线,然后由远东沿海的斯 科沃罗季诺修建最终止于大庆的中俄石油支线。而一直到2009年,中国才以250亿美元贷款为代价换来俄罗斯向中国从2011年起20年间每天出口30万 桶原油的承诺。
在关于该能源管线持续多年的谈判协商过程中,俄政府和相关企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决断力,不断释放前后矛盾信号,加上俄罗斯国内围绕能源的政治局势上的不明 朗,这都让中方感觉推动谈判难处重重。日前的中俄管线开通固然有重要象征意义,但是整个谈判过程至少需要引起中方的关注: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信赖的 商业伙伴?
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基于对俄媒体长期跟踪观察得出结论:俄罗斯社会在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抱有微妙的心态,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成长呈现不断上升的兴 趣和对中国模式给出日益正面的评价;但同时对于一个日益强大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对处于衰退中的俄罗斯可能构成的威胁也日益感到担忧。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东西 伯利亚-太平洋管线”项目的进展:俄罗斯政治精英中不少人担心管线项目和对华输送能源实际上是在帮助培养一个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俄罗斯政府对于日 本加入这个项目表现出的热情固然跟日方最初提出的优厚信贷条件有关,但是背后的另一重考虑也是不希望把自己整个对太平洋地区的能源输送锁定在中国一家身 上,而和日本的合作有助于保持东北亚地区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均势。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崛起抱有的根深蒂固的担忧也难以被“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定位所消解。
俄罗斯政府和中国已有的能源和军事合作在俄罗斯国内已经受到不少的批评,自由派人物、叶利钦时代的副总理涅姆佐夫在针对普京的批评性政论手册中把普京对外廉价出卖俄罗斯的武器和自然资源作为最主要的罪状之一,而他集中批评的售卖对象首先就是中国。
俄中之间过去十多年里在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确实有诸多成就,但是曾经的“同志加兄弟”一夜之间就能演变成隔空对骂、剑拔弩张的敌人,如此不愉快的经历 谁都不希望重演。所以与其在普京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双边关系全面巩固的证据,不如承认两国之间现实利益和各自行为风格的差别,大家都争取先做个正常的生意伙 伴。

Wednesday, August 11, 2010

“转轨”其实刚刚开始


“转轨”其实刚刚开始
《周末画报》20107
张 昕
过去三年来的这一轮全球经济危机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幸免,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所有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收到危机冲击最大的既不是表现一直差强人意的非洲,也不是一直和经济动荡联系在一起的拉丁美洲,而是正在庆祝结束苏联体系二十年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

世界银行去年年底的报告显示,在几个发展中地区里,苏东地区不仅国民生产总值衰退最严重,而且预计从危机中复苏的速度也将是最缓慢的。虽然1999年来该地区成功解决9000万人的脱贫问题,但在本轮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到2010年底该地区又将新增3500万贫困人口。由此,世行高级官员称,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正在逼近该地区。如果考虑到20032007这一波全球增长期中,该地区还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优等生”,这一上一下、天上人间的表现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回想二十年前,苏东地区诸多政治人物和知识精英们把“转轨”几乎天天放在嘴边,却不总是回答“转轨到何处去”的问题。一部分是因为现状的不堪,让众人觉得只要能走出现状,转到哪里都是更好的结果。一部分则是觉得一个既定的模式已经跟随来自欧美的咨询团队来到自己的国家,只要摆脱了旧体制,“依样画葫芦”般的建立新体制顺理成章。

这一轮的经济危机对于苏东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已经不能归咎于旧体制或者转轨的迟缓了——除了中亚地区的部分国家、南欧部分国家和白俄罗斯可以另论。对于大部分的东欧和波罗地海国家,相对优越的转轨起点意味着更高程度的与欧盟、以及整个外部市场的融合,大量来自欧美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入这些国家,国内的生产消费被深刻的重新布局。这些国家在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也意味着不可避免要承担全球危机的风险。尤其是作为加入全球体系的新成员,这些国家大多在国际分工链上处于更加脆弱的低段和边缘政府却发现国库多有局促;政府却还要面对不断高涨的各类社会运动。 危机起源虽然在纽约、伦敦或者巴黎,华沙、布达佩斯和塔林最终承受的冲击却可能更大——至少相对于后者自身的经济规模而言。

对于另一类国家而言 ——诸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或者阿塞拜疆—— 最近十年的经济成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过去一轮经济成长高峰恰恰也把国际能源价格推到历史顶峰。就在这些国家庆幸自己座拥“金山”的时候,石油价格的回落也迅速暴露出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和社会保障的深层问题。比如,俄罗斯政府一直到2008年夏天之前还禁止官方媒体使用“危机”之类的词语,但是8月的俄格战争之后终于不能再粉饰太平,无奈承认俄罗斯也必须面对自己的经济危机深。经济增长时期开支扩张的结果是在危机中需要财政扩张的时候,政府不仅发现国库多有局促,还要面对不断高涨的各类社会运动。

即便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新体制的逐渐建立并不保证解决发展和反贫困的根本问题。即便承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苏东国家也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具体制度安排的多样性远远超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改革清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这些刚刚庆祝完柏林墙倒塌20年的国家来说:“转轨”其实刚刚开始。

Monday, July 12, 2010

波兰选举的双重“尴尬”



波兰选举的双重“尴尬”
张 昕
《东方早报》2010年7月13日
   刚刚结束的波兰总统选举从过程看多少有些“尴尬”。这首先是一场因悲剧而被迫在仓促之中安排的选举:4月间包括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在内的几十名波兰政 界高层在前往俄罗斯参加卡廷惨案纪念活动时因坠机事故身亡,由此波兰政府被迫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并且把首轮选举放在6月底暑假开始的第一个周末,这实在不 是一个争取选民投票的好时机。
  导致波兰几乎损失一代政治精英的坠机惨剧自然给这次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定下了一种不寻常的基调。主要竞争 对手之间少了直接攻击和言辞激烈的辩论,所谓“负面竞选”的手段远没有成为本次竞选的主流风格,各政党和参选人的行事风格都带上几分肃穆和凝重。进入选举 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的竞选口号也颇能说明问题:来自目前执政党公民纲领党的候选人科莫罗夫斯基以“我建立共识”为口号,而罹难总统的孪生兄弟、法律与公正 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则以“波兰最重要”为竞选口号:前者回避自己政党的主要议题,后者则更含混模糊,都属于没有攻击力的竞选口号,多少是针对这场 意外选举的无奈选择。
  和已故总统政见相左的科莫罗夫斯基在攻击前者的政策时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冒犯“为死者尊”的人情常理。而雅罗斯 瓦夫·卡钦斯基一方面强调自己和死难前总统的手足情分,利用在悲伤中带领政党重整旗鼓的“道义-情感”制高点,另一方面又受制于自己弟弟生前民众支持率低 迷这个事实,不能把自己完全塑造成前总统衣钵的继承者,所以才有了上述不太清楚的竞选口号。两人都不得不采取了和正常条件下不一样的竞选策略。
   如果说坠机事故为选举定下上述尴尬基调,选举背后更有波兰政体设计上长期的“尴尬”因素。目前波兰的政体介于典型的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由全民普选产生 的总统掌握外交权力,但是其余行政权力同样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议会掌握。当总统和总理来自政见相左的不同政党时就容易导致政府运行陷入僵局。自2007年 末,公民纲领党的图斯克担任总理以来,波兰内阁就经常和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前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发生矛盾:属于右翼保守派的前总统先后18次对图斯克在加 入欧元区、改善波俄关系、削减公共开支、社会福利等问题上的动议动用否决权,使得内阁试图推动的改革措施裹足不前。
  如今科莫罗夫斯基当选总统使得行政权力在党派上重新获得统一,为总理图斯克推行小政府、大市场和更加深刻融入欧盟的政策扫除了制度障碍。正因此,选举结果公布之后,主要英文、德文媒体几乎一致评价:欧盟也好、国际投资者也好,都乐于见到这样的结果。
   但是,第二轮中科莫罗夫斯基得票率为53%,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得票率为47%。这6个百分点的差别与5月初不少民调显示高达20个百分点的差距相 比,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其实已经表现得不错了,坠机惨案相当程度上“帮了”雅罗斯瓦夫本人及其政党一把。选民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中是否会否定图斯克政府的 政策导向,波兰政局是否会重回总统、总理被不同党派掌控的僵局,现在还很难预测。意外事故带来的选举中的尴尬气氛毕竟会随着时间消解,但是政体设计深层的 尴尬却要困扰波兰政局更长久。
  在本次特殊总统选举的双重尴尬之后,还有另一层意义值得品评。
  无论是谁最后当选,这都 是一次平稳顺利的权力更替。在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悲剧过去不到三个月内,这个国家就能通过选举顺利完成权力更替。此外,本次大选两轮投票的投票率均在 55%左右,甚至高于近年来波兰全国性选举的投票率。国殇之后,波兰人在选举中感受和体现民族的凝聚力以及对国家事务的参与热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莫 罗夫斯基在获胜之后首先发出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波兰的民主胜利了”。

Tuesday, June 15, 2010

萨卡什维利的"第二春"


萨卡什维利的“第二春”
《周末画报》20106
张 昕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格鲁吉亚政局的观察者可能大多会对萨卡什维利及其政党在格鲁吉亚的统治力表示担忧(或者喜悦,取决于他的立场)。2008年和俄罗斯的战争并没有给格鲁吉亚带来任何的好处,不仅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地区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实质独立局面、俄罗斯在两个地区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加强,更重要的是萨卡什维利自己在战争爆发上的挑动作用在战争之后各家的调查中都遭到批评,原本以受害者形象可能搏来的道义制高点因此消耗殆尽,不论是欧盟、北约还是美国对萨卡什维利的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冷淡。
不过在530日举行的格鲁吉亚地方议会选举上,萨卡什维利领导的民族运动党却表现强劲,获得66%的选票。尤其在被视为地方选举重镇的首都第比利斯,现任市长、萨卡什维利的坚实盟友乌古拉瓦获得超过60%的选票,将以领先第二名40多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连任市长。
作为格鲁吉亚自2008年与俄罗斯爆发战争以来的首次选举,这次选举无疑是格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布局之后对于自己动员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对于欧美国家而言, 本次选举也是考验格鲁吉亚政治稳定成熟程度的标志——尤其是在俄格战争和2007年末广受批评的萨卡什维利打压反对派的政策之后。同时,第比利斯市长的选举也是格鲁吉亚历史上第一次直选,更因首都地位被视为2013年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前哨战。这次选举中也第一次出现了与莫斯科有直接合作协议的反对派力量:前议会领导人布尔加纳泽领导的“国家委员会”,给选举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执政党本次的得票率和最近一次的全国议会选举和上一轮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基本相当,说明过去两三年间诸多政治变革并没有实质影响格鲁吉亚国内的选举生态。在第比利斯,乌古拉瓦的表现甚至远胜于上一次总统选举中萨卡什维利在首都的得票率。2008年战争这样的外交军事议题看来没有占据格鲁吉亚政治的中心地位,而反对派在政治自由、媒体自由等议题上的努力也没有得到选民的青睐。包括乌古拉瓦在内的执政党核心人物很好利用了所谓的“在位者优势”,把自己和自己政党的形象和具体可见的基建、公共服务以及市民生活联系起来,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格鲁吉亚的反对派那里,自己的疲软表现、尤其是内部的高度分化都说明反对派还需要更多的协调联合才能在选举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借力于俄罗斯反击萨卡什维利的策略也被证明是失败的:毕竟格鲁吉亚不是乌克兰,没有跟俄罗斯在民族、语言到宗教上血脉相连的关系。
对于在2013年即将第二任期届满的萨卡什维利来说,本次选举中自己政党的表现自然大大强化了他在今后三年里的统治基础。即便2013年之后按照现行宪法已经不能连任,届时年仅46岁、永远精力充沛的萨卡什维利肯定不会完全退出格鲁吉亚政局,本次选举无疑强化了2013年之后他在格政局中的地位。选举结束一周之内,萨卡什维利在面对外电的采访中已经表示自己在考虑2013年后继续保持政治影响的方式。面对萨卡什维利的“第二春”,对他恨之入骨的俄罗斯需要做好跟他打更长远交道的准备。


Friday, April 23, 2010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颜色革命”的延续还是反动?
《纵横周刊》2010年4月15日
张 昕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
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前因后果还不可能。如果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背后可观察到的有三个层次的冲突。
首先大部分底层公众对于现政权的不满源于现政府成立五年来没有能保证基本民生,三月底国民大会(库里尔台上大幅上涨各种公用事业费用的决定是引发社会不满的导火索,并且很容易被反对派和巴基耶夫任人唯亲的裙带政治做法、贪污腐败结合起来。然而,这个层面的冲突在缺乏有效组织协调下,也很容易和街头暴力、打砸抢烧杀纠缠在一起,是所谓 革命”背后并不总能令人欣然接受的部分。而动乱爆发之初众多评论人士把事变定性为吉国内南北地域间冲突的说法也为后几天的发展所部分否定:巴基耶夫在南部(包括自己的老家贾拉拉巴)的支持并不强大,他逃往哈萨克斯坦前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也遭到反对者的冲击。事变之后巴基耶夫在不断强调自己合法总统身份的同时,却完全没有能力从南方组织力量对抗在首都的临时政府,并且不得不离开众人眼里自己的权力基地。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精英内部的博弈斗争。这种斗争完全可以和第一层面分离,甚至把第一层次的斗争完全演变成为精英斗争的工具。吉临时政府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如此组成的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扭转吉国内政治的形态并不令人乐观。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绩产生本质影响。
第三个层次则是吉尔吉斯斯坦背后的大国地缘政治。事发之初,不少媒体都急忙把吉国事变的主旋律定性为美俄两国在中亚的角力,更具体到两国各自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这种声音的出现多少印证了这个人口不过五百多万的国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 他者”——甚至是美国这样国家眼里是“他者”的“他者”—— 其存在价值和变化规律只能通过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甚至中国)的视角和利益来体现和界定。其实,综合目前已有的信息,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个外来力量对于吉国事变的发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社会抗争的开始和巴基耶夫政权的迅速倒台更多是前面两层矛盾的积累和国家控制能力脆弱的结果。
如果将吉国4月事变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审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赖静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后,在前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枪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夫政权的控制能力—— 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 ——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发不到48小时之内已经倒向临时政府一边,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件,甚至究竟是“革命”、“政变”还是“骚乱”各家用词都不一致,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变化对于类似中亚地区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以上世纪苏东地区民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制,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克维奇在乌克兰的选举胜利以及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预示至少在前苏联空间里一个逐渐恢复自己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将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种在美俄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突出吉国事变和“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之间的区别同时,它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而下一轮的政权更替可能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这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最严峻的考验。

Wednesday, April 21, 2010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吉尔吉斯的民主“旋转门”

张 昕


《东方早报》 2010-4-22

4月初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塔拉斯开始的社会骚乱,迅速演变成针对巴基耶夫政权的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首都比什凯克的暴力冲突开始不到48小时 后,巴基耶夫政权即告倒台,临时政府成立并宣布进入六个月的过渡期,准备修订宪法和组织大选。整个事件还有太多细节没有得到确认,完全勾勒出其前因后果也还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放远眼光,将本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革放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中加以审视,那这短短几天的戏剧性变化 已经能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所谓“新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变迁之痛楚,也自有鲜活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权更替与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系列“颜色革命”的区别。学界研究“颜色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所谓“扩散模型”,强调在美国政 府(或者半官方相关机构)的影响下,特定的社会运动组织机制被标准化并得到跨国兜售,由此在多个国家得以传播、仿效和复制。反对派从选举争议开始,依靠静 坐、示威、游行等非暴力抗争手段,大量使用社会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在道义和舆论上摧毁旧政权的合法性。然而,吉国政变是“颜色革命”概念提出十年之 后,在苏联、中东和亚洲一系列类似社会运动中,第一次不以选举争议为核心引发的政权更替,反对派和旧政权也是第一次在冲突之初就直接诉诸暴力手段。
  “扩散模型”中所强调的反对派对于类似社会运动的学习机制在吉国案例中也有所体现,但更多的是巴基耶夫政权从此前的“颜色革命” 中学习到预 防、遏制反对势力的对策:所以巴基耶夫政权在面对人数并不多的示威群众时选择迅速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狙击手直接从政府大楼射杀示威群众)。只可惜,巴基耶 夫政权的控制能力——包括对暴力机关的控制能力——实在糟糕,军警在事变后48小时之后就倒向反对派,所以巴基耶夫的学习能力才没有得到实质回报。由此, 吉尔吉斯斯坦这次短促的政权变迁缺乏上述“扩散模型”中的诸多因素。吉国事变之后十多天,我们甚至没有看到一个被媒体广泛采用的名称来提炼、概括这个事 件,这也间接证明了吉国事变的特征并没有被此前的“颜色革命”所涵盖。
  另一个新的变化,则是国际体系对于发生在中亚地区类似政治变迁的影响。如果说上世纪以苏东地区政治转型为核心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得益于冷战 后美国一极独大的国际体系,这次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变化,加上不久前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选举获胜,以及2008年的俄格战争,则预示着,至少在苏联空间里, 一个逐渐恢复传统控制能力的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国角力可能越来越有力地影响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小国”的政治命运,类似过去几年里巴基耶夫那样在美俄 之间左右逢迎的做法是否可能长久维系要打上一个问号。
  吉国事变与“颜色革命”、“第四波”浪潮有区别,但又有与一系列新民主国家政治生态类似的表现:政治制度上介于民主和专制之间;政权更替频繁, 但是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民生质量却没有因为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而改善;在短期呈现的磅礴社会运动甚至是被冠以各种“革命”的运动背后,政治竞争和政权转换成为 政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之间旋转门式的更替,而且政治精英集团的构成本身也呈现高度不稳定性。
  在诸如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由几千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治理能力极为薄弱的旧政权,但这也意味着仓促上台的新政权缺 少足够的酝酿和准备、缺少扎实的社会基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很有可能来自原来的执政集团,仅仅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转而成为反对派。比如,吉临时政府 中的主要官员大都是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和巴基耶夫一起共同努力推翻前总统阿卡耶夫政权的重要人物。由此,新政权里的掌权者未必有对于民主原则的虔诚尊崇,“人民革命”或是“人民政权”的口号也不能换来革命之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和解决社会矛盾能力的提升,完全局限在政治精英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周期 循环式的“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未必能对政治统治的实际产生本质影响。如何走出这样“旋转门”式的新民主怪圈,应该是作为后“颜色革命”时期之先导的 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给众人提出的最严峻的考验。


Monday, April 19, 2010

俄委合作潜力何在?



俄委合作潜力何在?
张 昕
《周末画报》2010年4月
4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对委内瑞拉的正式访问换来了多达31项的双边合作协议,普京自己宣布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将超过50亿美元。但实际上,本次普京访问并未和查韦斯签署新的军火协议,50亿的数值大部分是以前已经草签协议的结果和可能的合作项目。
这波签约高峰中的真正重头是能源和经济合作项目。两国的石油公司将联合开发委内瑞拉北部储量丰富的油田——查韦斯自称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油田—— 为此俄罗斯公司将支付给委内瑞拉10亿美元的“入门费”;如果合作顺利俄罗斯企业还将追加10亿美元。双方还签署了在委内瑞拉建立核电站的谅解备忘录,查韦斯自己提到了俄罗斯和自己国家联合进行航天开发的可能性。同时,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也来到卡拉卡斯与普京会晤,后者给莫拉莱斯提供了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俄制直升飞机来打击玻利维亚国内的毒品走私,同时玻利维亚石油公司也将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本国的天然气田。
2005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双边关系迅速热络起来:委内瑞拉至今至少已经购买了价值44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已经履行的订单中有包括苏-30在内的一系列军用飞机、对空防御系统和10 万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但2008年以后受到能源价格波动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曾倚重能源收入而一度出手阔绰的这两个国家现在现金流都不如三四年前那么丰沛,尤其是委内瑞拉在过去几年军备进口“大跃进”之后,购买能力有所下降。本次出访中,委内瑞拉不久前提出的由俄罗斯提供22亿美元武器出口信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实质推进,间接验证了委内瑞拉目前手头紧张程度。
相反,双方在以能源为主的经济领域的合作前景则更被人看好。查韦斯的能源产业国有化政策大大削弱了委内瑞拉对美国资本的吸引力,而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对于这些因素相对不那么敏感,这为急需外资和技术的委内瑞拉提供了合作的新可能。俄罗斯的所谓“能源超级大国”战略虽然在梅德韦杰夫那里没有得到此前普京担任总统时期那样的高调支持,但俄罗斯政府和国有能源企业在本国疆域之外争取控制海外能源源头的基本政策没有变化,中亚-里海地区、北非和拉美自然成为三个主要目标区域,而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已经成为俄罗斯在拉美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重要合作伙伴。除了能源合作本身,俄罗斯还换来了在自己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独立国家对自己重要外交政策的支持:委内瑞拉现在是除俄罗斯之外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国家地位的三个国家之一,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也有可能要跟进。
纵观过去五年双边关系的发展,俄委关系中委内瑞拉要显得更积极一些:查韦斯自2005年以来已经八次出访莫斯科,本次对普京的接待也是按照国家元首的级别安排的。相对而言,俄罗斯在拉美可选择的合作伙伴不止委内瑞拉一家,已经有实质合作的就有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和古巴。同时,委内瑞拉虽然能源储备丰富,但是毕竟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有限。在摒弃了单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之后,现在的俄罗斯也不愿意重复苏联时代的拉美政策:单纯利用经济补贴换取来自几个拉美小国的政治支持,况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俄罗斯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也大幅缩水;并且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现政府的左翼立场和反美反帝口号对于俄罗斯来说已经不重要——即便普京不止一次发出过和查韦斯类似的对美国霸权的批评。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结束华盛顿核安全峰会之后,马上前往巴西参加“金砖四国”峰会,但没有前往任何一个已经承认或者将要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拉美国家,可以预见俄罗斯政府会更积极接触诸如巴西、阿根廷、智利这样的拉美传统大国。


飞地中的示威游行

飞地中的示威游行:特例还是趋势?


张 昕


《周末画报》2010年2月


130日,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出现约有万人参与的大游行,抗议公共住房和交通收费上涨,要求撤换州长。第二天星期天,全俄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在内的多个城市也相继爆发小规模游行。这一组游行示威的组织者是俄罗斯多个反对派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其中包括了比较有名的政治派别“另一个俄罗斯”和“团结,这两个组织计划从今年开始在每月的31日组织全国性的集会游行抗议现政府对于宪法第31条(集会自由)的践踏。


本次开始于加里宁格勒的街头行动是过去近十年里第四次大规模且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游行示威。第一次是2006年在彼得堡爆发、以老年人为主体的游行,反对政府将社会福利市场化。第二次是2008年在远东发生的针对提高进口二手汽车税率的游行。去年在彼得堡附近的皮卡廖沃市失业工人阻断交通是第三次。这几次游行都由民生问题而起,但和前三次相比,本次加里宁格勒事件具备了若干新特征。


首先是规模和地点。虽然各方提供的数据有所出入,但即便按照警方公布的7000人的下限,这也已经是过去十年里俄罗斯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而且发生在平常极少受人关注的卡里宁格勒。其次,示威组织者争取到了来自左中右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同时展开示威活动。虽然除了卡里宁格勒之外其余城市的游行规模要小得多,但是如此的组织能力已经是俄罗斯政治中多年未见。在政治诉求层面,虽然各地示威群众提出的要求侧重不同——比如卡里宁格勒的重点在失业、欠薪和地方公共事业费用,而莫斯科的示威者更强调维护集会自由的宪法权利—— 但是已经提出了比较系统和统一的政治诉求。这其中包括替换卡里宁格勒州长、恢复州长直选、批评“统一俄罗斯”党执政不力和要求普京下台。


最后,这次卡里宁格勒示威也比前几次更清楚地暴露出俄罗斯联邦中央和地区之间的微妙:在莫斯科的示威之所以只能达到一百多人的规模和莫斯科政府的严格防范有关,而多种迹象表明卡里宁格勒警方对本地的示威活动表现出极少见的宽容,很有可能是地方力量希望借此对联邦中央施压。游行中虽有“普京下台”这样的要求,却没有把总统梅德韦杰夫作为批评的对象,这背后可能也有组织者试图瓦解“双头统治”的考虑。


联邦政府和“统一俄罗斯”党对于本次游行的重视程度也是空前:示威后第二天和第三天俄总统和“统一俄罗斯”已经分别派出特使和代表团前往卡里宁格勒调查情况,预计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人中至少有一人将会亲临卡里宁格勒。


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俄罗斯经济收缩7.9, 199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甚至比发生金融危机的1998年还差。在如此的大背景下,飞地上出现的示威游行有可能是“星星之火”的开始,至少,部分反对派聚拢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从具体的民生要求出发提炼出更广泛政治诉求的能力有所体现。如集会组织者、前副总理涅姆佐夫所说:“卡里宁格勒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