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13, 2013

俄罗斯式的赦免:重构民族资产阶级

--> 俄罗斯式的赦免:重构民族资产阶级

张昕

(发表在《中国改革》201310月号,发表时标题被改为“俄罗斯赦免富豪的背后”)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9-29/100587740.html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到底有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属性?“民族资产阶级”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独立生命力的政治群体?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是否可能形成合作共生的关系?近期俄罗斯通过的经济犯罪赦免法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俄罗斯议会下院(杜马)于201372日通过了一项经济犯罪赦免法案,赦免适用于原先俄刑法典中的27项罪名,包括信用欺诈、逃避债务、保险欺诈、洗钱、侵犯版权、恶意破产欺诈和逃税等。赦免的对象必须是首次犯罪的个人,必须已经认罪、并且同意偿付因自己罪行造成的经济损失。赦免不适用于原罪行中涉及使用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的情况,也不适用于造成国家财政损失的情况。7月赦免法生效之后,第一批已经有13人依据新法获释。

该法案最初构想由俄罗斯总统的商业监察专员鲍里斯×季托夫提出,于2013年5月正式向俄罗斯杜马提交修法建议。按照季托夫的说法,提出这个法案的初衷是纠正现行法律中诸多对于商人不公正的待遇:“我们的职责是澄清,发生经济犯罪的责任不仅仅是在商人这一边,政治权力中心同样应当负责:因为政府设立的游戏规则使得合法、诚实地经商变得非常困难,企业家不得不诉诸众多灰色或者黑色的手段。”此外,不少被定性为商业犯罪的案例实际上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实现资产转移的工具,而程序上原来普遍使用的在定罪前将被告长期羁押在条件极为恶劣的羁押中心的做法也成为很多经济犯罪案中对被告人极为不利的一个环节(第一批获得释放的对象中就有8位是处在开庭审理前被关押在羁押中心的阶段)。

按照季托夫的估计,目前全俄至少有13000多名商人因为各种经济犯罪名目被关押,其中应该有几千人甚至1万人可以因这个赦免法律而重获自由。因为有许多俄罗斯商人陷入经济犯罪的困境,已经有一些社会团体出面专门支持这些入狱商人的家庭,其中比较出名的有被称为“159社团”的组织,社团名称中的“159”指的就是刑法典上有关欺诈第159条。季托夫希望该赦免法案能够“把写在疯狂的90年代那一页翻过”,并且帮助扭转俄罗斯社会对商业和商人普遍持有的负面态度。

季托夫本人在俄罗斯私营企业和国营商业部门都有过丰富工作经验,并且在20042012年间担任代表中小企业利益的商会“商业俄罗斯”组织的会长,被认为是和政府关系密切、政治观点较为温和的商界代表。普京在2012年6月仿效俄罗斯已有的专门负责监督和改善人权的人权监察专员制度,设立了专门负责改善企业家权利的监察专员的职位。季托夫担任这个企业家权利监察专员之后最重要的动议就是这个赦免法案,并且普京本人也多次帮助推动这个动议。在今年6月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就对这个动议就表示了直接支持,他说“在那些企业家被定罪以后,法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今天的法律用在当时,许多商人不会入狱”,并且希望杜马加速工作,在夏休季前能够通过该法案。果然,在普京的直接支持和推动下,该法案终于赶在7月中旬杜马议员夏季休假开始前通过。
 
俄罗斯国内对商人和企业家经济犯罪的赦免动议其实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末,关于转轨初期私有化过程中一些富豪获得的“不义之财”就有过赦免的动议,其中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对有问题的私有化方案获益者征收一次性的惩罚性税收,同时政府也承诺征税之后不再就私有化问题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该方案最终没有获得实施。相反,过去十多年来,俄罗斯国家、公众、和富商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边不信任关系:公众认为商人的第一桶金有法律和道义上的问题,应该再国有化或者至少给予高额惩罚,甚至因此对整个商界持非常负面的态度,但是对于由官员来负责再国有化或者管制商业的有效性并没有信心;国家则多次利用公众对于富商的仇视心态,发动了一系列打击富豪的行动;而部分富豪虽然从事诸多慈善行为或者直接介入政治活动企图自保,却始终没有安全感,直接导致了98年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宏观经济持续增长、资本却持续外逃的怪象。

在这项赦免法案最初讨论的过程中,俄罗斯社会中不乏各种反对意见。今年5月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反对和支持赦免动议的受访者分别占到总受访人数的33%和36%, 还有31%则还不能做出决定,这个比例结构多少反映出俄罗斯公众对赦免问题的游移心态。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俄罗斯第二大商业银行VTB银行的总裁安德烈×克斯金居然也公开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多少商人真的含冤入狱,讨论中的赦免法案只是为少数大资本的代表提供免责的机会。而前副总理兼财长阿列克谢×库德林虽然原则上支持动议的精神,但是反对动议中关于提供损失赔偿作为赦免的前提,因为许多经济犯罪并不一定涉及物质损失。包括“另一个俄罗斯”运动在内的一些反对派则认为该法案可能会造成一个事实上的“种姓制度”:即一些商人比其他“更加平等”,而真正需要赦免的不是商人,而是那些涉嫌轻度犯罪、需要通过赦免重新开始生活的年轻母亲和青少年。

作为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最后通过的赦免法案难免保留了一些有争议的特质。最明显的是究竟如何理解这个法案的根本性质:因为获得赦免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涉案人首先必须认罪,那这个法案究竟是赦免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是如季托夫所说的,是正此前出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司法决定?此外,季托夫最初提出、也得到普京支持的重要司法改革建议是从根本上把一般的商业纠纷从刑事法庭转移到民事法律体系,对违法行为的实施一方只要求支付相应的赔偿,而不必入狱。这个动议在目前通过的赦免法案里完全没有涉及,估计短期内也很难成为现实。
要理解赦免法案在俄罗斯的意义,我们还需要把法案放到更长远的宏观背景中去审视。在俄罗斯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资本产出剩余的竞争当中,1992-1998年期间基本是大资本占据上风的寡头资本主义格局,而随着宏观经济复苏带来的财政改善、普京上台之后的俄罗斯国家重建,俄罗斯中央政权对于包括地方势力和大资本在内的多股力量成功削藩,基本扭转了国家和大资本之间的关系。

但是,和俄罗斯国家对国内资本的成功驾驭伴生的是另一组让俄罗斯统治精英不安的事实。和她的人均收入相比,俄罗斯在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主持的一系列关于投资环境、腐败程度、经商便宜程度的国际排名中一直处于非常差的地位。俄罗斯对外投资形象的低下已经直接影响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这个目前最重要的经济目标的能力。从普京的第二任期开始,俄罗斯联邦政治精英已经明确把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吸引外资提升到了战略政策的高度,提升俄罗斯在诸如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跨国排名中的地位甚至被设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但是几年的努力下来,2013年俄罗斯在这个调查涉及的185个经济体中仍然只排名112位,虽然比上一年上升了6位,但是和俄官员们的预期相比还是收效甚微。
因此,赦免法案是俄罗斯政府近期试图调整国家资本关系、继续改善对外投资形象、扭转资本外逃和投资短缺的系列举措中的一步,和这个举措相关联的还包括反腐运动(比如要求政府高官不能持有海外账户)、针对2008年危机提供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及2009年以来持续加速的新一轮私有化动议。

在这一组政策调整中,俄罗斯国家、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这种微妙地位的最好体现就是俄罗斯对20122013年间塞浦路斯金融危机的态度。塞浦路斯对俄罗斯的地位类似于加勒比群岛对于美国的地位:是俄罗斯资本最重要的离岸避税港。基于1998年俄罗斯和塞浦路斯之间签订的双重税收协定,双方政府对于任何一方的公民收入和资本所得不重复征税,而且塞浦路斯对资本流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和惩罚。由此,许多俄罗斯公司会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皮包公司,然后由这个皮包公司对俄罗斯进行投资,再将投资回报“汇回”塞浦路斯。这些投资所得只需支付塞浦路斯当地10%的企业税,而不用支付俄罗斯国内相应的20%的企业税。

塞浦路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塞浦路斯政府最初提出的应对方案包括对所有在塞银行的存款强征10%的存款税。这对塞浦路斯银行体系内来自俄罗斯约300亿美元的存款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如何回应塞政府的反危机措施也将普京置于一个微妙而尬的境地。作为俄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普京应该极反对强制存款税的做法,通过外交手段经济精英免于大经济损失。但是作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爱国领袖,普京应该坚持自己“去离岸化”动议坚决打击资本外逃,借这个机会给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俄罗斯资产阶级一个教

现实中,普京和其他一些俄罗斯高官一开始明确反对塞浦路斯强征存款税的做法,普京称这种做法“不公平、不专业、很危险”。但是很快,整治欧洲金融危机的“三驾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会和欧洲央行)在4月初最后制定的解决方案却得到了普京的支持,后者甚至还答应俄罗斯将对给塞浦路斯的32亿美元贷款进行延展处理。

普京态度的迅速转变在于“三驾马车”提出的最后方案部分缓解了普京的上述尬处境,其核心是斯大型国家企和大部分最富裕的俄斯商人在塞浦路斯银行业清理之前得到机会先撤资,而大多数俄罗斯中业组织和个人则必须承受此后银行清理带来的损失。由此,俄罗斯在塞的大本得以保,小本得到教,塞浦路斯作为俄罗斯资本的一个离岸口岸和税收天堂则被中立。 塞浦路斯救市方案在短期内为作为民粹爱国者的普京和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看护者的普京之间提供了一种第三条道路。几乎是在同时,普京还发布了总统令要求俄罗斯高级官僚在三个月内撤出他们的外国资本,不能再持有海外银行帐户,再有此后几波的反腐浪潮和最新的赦免法案。

和当年的彼得大帝相似,普京和俄罗斯核心政治精英正在试图“重新民族化”本国的大资本,试图构建新的俄罗斯民族资产阶级,让后者不仅仅是把自己的祖国视为捞取短期利益的取款机。如果普京对这个彼得大帝式的努力确实当真,那么塞浦路斯式的第三条道路恐怕仅仅是权宜之计,普京早晚要认真回应列宁当年提出的政治上的根本问题:“谁打击谁?”

在“七大国”与“金砖”之间



在“七大国”与“金砖”之间

张昕

《东方早报》201395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9/5/1066103.shtml


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即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这几年俄罗斯国家财力恢复,在一系列国际会议和文体活动中不惜撒重金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近期举办的就包括去年年底在远东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喀山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不久前结束的第17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次在圣彼得堡的G20 峰会对主办国俄罗斯来说肯定是提升自己国际影响力的又一次大好机会。

相对于其他国际治理机制,俄罗斯对于G20 也有些许特殊感情。作为进入原来八国集团的最后成员,俄罗斯一直难以摆脱自己是G8作为实质上71”机制中异类的污名:或者是因为自己经济实力不够、或者因为国内政体民主程度不够、或者是因为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和其他七国意见相左。而在此后被投资银行家炒作出来的金砖五国”(BRICS概念中,俄罗斯的地位又最经常遭受质疑:因为其人均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另外四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的头衔对她来说其实并不合适,因此要把BRICS 中的 R 拿走的说法已经被炒作了很久。而作为长期以来疏离西伯利亚、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结果,俄罗斯近期提出的东进战略要转换成为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影响还要相当时间。因此,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原苏联空间这两个俄罗斯作为大国施展国际政治抱负的传统空间之外,G20 相对于G8APECBRICS是让俄罗斯感觉更自然的一个国际治理平台。

作为主办国,俄罗斯为本次圣彼得堡峰会设定了三个主要议题:通过有质量的就业和投资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建立互信和透明来实现增长、以及通过有效监管来实现增长。此外,俄罗斯还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新意的动议,包括在峰会前已经举行的二十国劳工部长会议、市民社会论坛、智库论坛和青年论坛,希望在传统上由各国财长、央行行长唱主角的机制之外,吸引更多的话语资源和行动动力。

俄罗斯设定的议题和组织上的新动议恐怕还难以触及G20 的核心治理缺陷。G20 2008年升格之后,为应对当时的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建议,但是2010年提出的财政协调和银行资本全球管制、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议其实施效果极为有限,从而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所谓主权管制很快又回归国际金融管制的核心,该组织在协调国家经济政策方面远没有达到全面替代八国集团的地位。

G20和此前各种国际俱乐部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她的组织基础既不是地缘关系、也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贫富国之间的南北对立,而是一个类似股份公司里大股东说话的机制,从而组合起了目前包括三分之二世界人口、90%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这二十个国家。但是,这些“大股东”之间的经济实力、基本政治理念的差别、以及的传统政治联盟都在阻碍国家间政策协调的有效性。最初的七国集团和后来的金砖五国在G20内部有逐渐有形成两个次级阵营的趋势,这种趋势也体现在这两个次级团体各自争取集团内其他发展中成员(尤其是印尼、墨西哥、沙特、土耳其和阿根廷)在各个不同政策领域上形成多重的政治联盟组合。美国主推的新贸易协议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大国和类似挪威被排斥在外的发达国家对于G20代表性的质疑,都在影响到该集团的政治合法性和在国际经济领域集体行动能力。

目前俄罗斯为本届峰会设立的三大议题在原则上都鲜有争议,多少体现了主席国保留该组织作为经济领域内国际治理协调机制定位的意图,而不要过多涉及诸如安全、核武器、人权、民主之类的话题。但是现实政治中,近期围绕叙利亚局势爆发出的美俄之间的冲突直接导致奥巴马取消了和普京在峰会期间计划中的双边会谈,奥巴马还计划在圣彼得堡期间会见俄罗斯同性恋群体代表,进一步升温欧美多国对俄罗斯近期通过的《反同性恋宣传法》的批评。因此,俄罗斯作为主席国在峰会上如何协调传统的G7和新兴发展中大国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同声音,以及如何避免自己的国内议题过多受制于G20这样的国际机制,值得特别的关注。在已经确定的议题中,考虑到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和妥协余地,峰会台面上最有可能作为最后成果出现的应该是进一步细化7月份所提出的加强对跨国企业避税、离岸金融和“影子银行”管制的措施。

波罗的海还是太平洋?

波罗的海还是太平洋?
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背景下的中俄经济合作

张昕

《新民晚报》2013621
(发表时的标题“重要伙伴和正常的生意伙伴:从“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透视中俄经济合作)

http://xmwb.xinmin.cn/html/2013-06/21/content_35_1.htm

620-22日第17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论坛开始前的6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表达了中方对俄罗斯举办该论坛的支持,此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率团参加该论坛,并预计将与俄罗斯政府高层商讨中俄经贸关系中最紧迫的贸易投资和能源合作问题。
习主席和普京之间个人色彩浓重的电话对话中专门提到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足见双方对于这个论坛的重视。

圣彼得堡论坛: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的窗口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最初设立于1997年,主办者试图仿效瑞士达沃斯论坛,但是更侧重论坛的商业性质,利用这个平台树立俄罗斯对外的良好形象,尤其是向国际资本推销俄罗斯优越的投资环境。

论坛选址在圣彼得堡而不是莫斯科,最初是希望减少官方色彩,同时利用历史上彼得堡作为俄罗斯对欧洲窗户的特殊地位,暗含着俄罗斯精英对“欧洲”这个文化母体和优越制度发源地的特殊感情。此后随着俄联邦政府高层来自彼得堡的人员比率迅速上升,尤其是两位来自彼得堡的政治人物(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先后担任俄罗斯最高领导人,该论坛的最初选址和俄罗斯国家统治精英的地域背景契合程度越来越高,论坛的官方色彩也浓重起来。自2006年论坛由俄罗斯总统直接管辖以来,其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更是逐年上升。现在论坛组委会的主席一般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担任,论坛得到俄罗斯国内外大企业的全面支持:本次论坛参与者中包括190位国际大企业的领导人和428位俄罗斯企业负责人,总人数预计超过5000人左右,外加1000多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记者。

对于俄罗斯以外的世界,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全面深入了解俄罗斯经济走向、与俄罗斯政经精英直接对话的场所,而俄罗斯政府、企业和国际参会者也逐渐开始把论坛作为发布重要政策、试探公众(包括国际社会)对于政策反映的场合。既去年论坛“有效领导”的主题设定之后,今年论坛主题设定为“寻找建设新全球经济的决心”。因为俄罗斯今年正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所以圣彼得堡论坛的主要议题和二十国集团的议程也有相当的重合。3天会期安排的74个讨论组中将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危机条件下刺激投资、管理公共债务、改革全球金融体系、能源产业的持续发展、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和“金砖国家”之后的经济增长点等。

对俄罗斯而言,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也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和企业对国际商界推销自己的最重要年度活动。这种“国家秀”的成分不仅体现在出席嘉宾的规格(每年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和大量联邦级别高官出席)和赞助商的选择(今年的主要资助商分别是俄罗斯石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国家电网、俄罗斯储蓄银行和俄罗斯发展银行这几家国家占据主要股权的“国家企业”),同时论坛组委会也通过安排高级别文艺演出、提供水面快艇服务等辅助服务来提升论坛的品位和吸引力。作为“面子工程”的一部分,论坛组委会也通过圣彼得堡政府要求在会址附近的居民在会议期间不要室外晾晒衣物,

论坛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现状

在圣彼得堡论坛上俄罗斯官方的声音自然以是讲成绩、谈潜力为主线,但这不能掩盖俄罗斯政商精英对俄目前形势判断和政策应对上的分歧。笔者在今年4-5月间刚刚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系之间互换教学、互设海外工作室项目的第一位外派教师,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授课并参加当地多项国际学术和政策会议,得以接触到俄罗斯政商学界诸多不同声音,相信在圣彼得堡论坛上这些不同声音也会得以体现。

俄罗斯精英界对俄罗斯经济的基本共识是:虽然2008年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直接冲击已经基本结束,俄罗斯经济总体增长水平也大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仍然严重。经济结构单一的状况没有改变,在政府提出结构调整、摆脱“资源诅咒”的口号多年之后俄罗斯经济对能源资源的依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上升。同时,由于国际能源市场的诸多新变化(比如,页岩油气的出现、欧洲能源需求减弱、北美能源出口的战略调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且俄罗斯政府对于这些新变化缺乏前瞻性的判断。此外,虽然依靠上一个能源价格高涨期俄罗斯政府积累起巨额财政盈余,但是2012年选举周期中政府在国防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的巨额支出承诺也已经让财政捉襟见肘。因此,精英共识的核心是俄罗斯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进行整: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不久前还开玩笑说,谁能提出帮助俄罗斯解决能源依赖的有效解决方案,他个人将直接提名此人获得俄罗斯国家大奖。但对于如何现结整,俄斯精英内部分歧很大,其中部分议题上的不同意见已经上升到精英内部斗争的层面,对于俄罗斯政治体系的稳定构成重大压力。

以现总统经济顾问谢尔盖·格拉兹耶夫为代表的“扩张增长派”认为增长只能通过持续的投资推动,由于目前俄罗斯私人投资动力低迷,扩张推动只能依靠来自国家的投资。他们也反对在国际油价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将石油出口自动转入国家储备基金,反对过于严格的货币财政政策,而建议这些资金应该直接用于投资。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虽然对于控制通胀的目标更加谨慎,但也基本同意上述判断。这个团队也是2005-08年财政计划中支持“全民计划”的主要力量,后者主要涉及除能源产业之外的基础设施、信息产业、国防和教育。

另一个可被称为“工业党”的团队也认可利用能源收入加大国内投资的基本建议,但是更倾向于投入采掘、制造和农业等产业,即强调所谓的“实业投资”。他们在俄罗斯议会里的主要代表是俄罗斯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中带有更强民族主义色彩的派系。而以俄罗斯前财长谢尔盖·库德林为代表的派别则支持更加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不赞成过快使用依靠能源出口积累下来的储备资金,不论是进行国内基建投资还是社会福利支出。而以叶利钦时期副总理、高等经济大学荣誉校长叶甫根尼·亚辛和俄罗斯新经济学院院长谢尔盖·古里耶夫为代表的自由派则对2003年以来不断强化、高度个人化的“国际资本主义”体制多有批评。随着2000年普京上台和俄罗斯经济逐步复苏,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经济体系从2001年开始逐渐演变成在能源、机械、军工、基建、铁路、核电等行业的国家主导体制。这个过程以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为转折点,在2004到2007年间得到全面加速。结果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行业中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如天然气)或者具有特别战略意义的关键行业(如核能)基本是一家国有企业控制下的垄断经营。在那些即便不是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里,规模最大的前一两家企业的控制权也逐渐从私人手中通过各种方式被收回到国家手中。自由派因此主张全面加速私有化,扩大外资可以进入的范围,在借助私有化收入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利用外国资本帮助俄罗斯企业的技术进步,减少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管制,并且在政治上同样加强竞争。

在今年圣彼得堡论坛召开之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年论坛上的引人注意的一位常客将不再出现:俄罗斯新经济学院院长、梅德韦杰夫的经济顾问、著名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5月中突然辞去新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远赴巴黎,此后宣布短期之内因为安全问题自己和家人不会返回俄罗斯。古里耶夫离开莫斯科的主要原因是今年年初以来他本人受到来自政府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多次调查,包括在没有正当法院文件的情况下被要求提供近五年来他所有的电子邮件记录。而导致他受到调查的背景是,2011年当时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委托俄罗斯人权委员会组织了法律和经济界的九名专家对前尤科斯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尤科斯案的审理开展一个专家评估,古里耶夫对第二次尤科斯案审判中导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追加刑期的判决公正性提出了质疑。鉴于霍多尔科夫斯基按照目前的刑期将于2014年出狱,对古里耶夫的调查可能是有些人在为第三次尤科斯案件做准备。不管事件背后真相如何,作为一直处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的一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古里耶夫的“出走”巴黎有可能会给俄罗斯政府利用圣彼得堡论坛对外塑造良好投资形象的努力蒙上阴影。

圣彼得堡论坛背后的中俄关系

作为俄罗斯几年来力推的东向计划、“走向伟大的太平洋”战略中的最重要部分,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肯定会在圣彼得堡论坛上成为重要议题,不论本次论坛上中俄政府双边谈判取得怎样的进展,中方不能简单把对方的东向战略解释为对中国无条件的利好消息,对俄罗斯冷战之后的自身基本定位还需要清醒的认识。

作为对苏联时期心态的传承,俄罗斯国内精英在对外政策基本战略上拥有一个相当稳定的共识,其核心内容是:尽管实力已经不如苏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和美国类似的角色;俄罗斯因此继续坚持推动一个以大国为核心、由大国来维持基本秩序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大国有按照自己意愿追求国家利益的自由,同时在有限度的“势力范围”内尊重其他大国各自的重要性,并且保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个俄罗斯统治精英达成的战略共识在90年代后期基本成型,在普京时代其实并没有大幅度改变,普京所完成的主要是把该共识中的期待部分转换成了现实,而且中期内俄罗斯任何统治精英个人或者集团都很难单独脱离上述共识。
在上述外交战略的稳定共识基础上,俄罗斯对华认知中最稳定的判断是视中国为自己追求多极世界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把中美俄三边关系作为最重要大国关系。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增长和扩张是以全面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冷战之后国际秩序重整过程中的最大赢家,基本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俄罗斯则始终游移在融入和自我循环之间,俄国内精英对于这样的游移态度的存在也有清楚的认识。
在上述判断背后,过去十多年来两国之间出现了某些不对称的发展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活跃但又相对低调的态势大大增强了俄罗斯各界对于中国实力和发展前景的正面估计。虽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前景对俄罗斯影响的判断有重大分歧,但是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第一次出现了如下共识: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典范和潜在的超级大国,中国可能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范例,因此也有必要质疑西方作为唯一的现代化典范和思想制度来源的认识。
过去十多年在俄罗斯精英内部形成另一个新共识是:相比中国,俄罗斯在国际影响和经济发展的上表现相对落后,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和俄罗斯相关的两边都在弱化,而且这种不对称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尤其在双边关系上,越来越多俄罗斯政经精英认为是中国更成功地将自己的议程施加到俄罗斯这一边。 在俄罗斯公众方面,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 ·卢金基于对俄媒体长期跟踪观察得出类似结论:俄罗斯社会在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抱有微妙的心态,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成长呈现不断上升的兴趣和对中国模式给出日益正面的评价;但同时对于一个日益强大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于处于衰退中的俄罗斯可能构成的威胁也日益感到担忧。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中俄之间包括“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线”在内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的推进:俄罗斯政治精英中不少人担心管线项目和对华输送能源实际上是在帮助培养一个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俄罗斯政府和中国已有的能源和军事合作在国内已经受到不少批评,自由派人物、叶利钦时代的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在针对普京的批评性政论手册中把普京对外廉价出卖俄罗斯的武器和自然资源作为后者最主要的罪状之一,而他集中批评的售卖对象首先就是中国。
俄罗斯远和西伯利地区源虽然开潜力巨大,但是俄斯自己内部力量缺少本和管理能力,虽然越来越多希望外国本介入,但是又忌惮外(包括中源的控制,希望在股和合作方式上行多种控制。对于中国在远东的利益是否有可能在长期危害到俄罗斯的经济主权,俄罗斯方面仍然疑心深重。和笔者多有交流的高等经济大学的部分学者是“奔向伟大的太平洋”政策报告的主要撰稿人和东向战略最积极推动者,但他们也都坦承他们从现实利益出发力推的“东向立场”在俄罗斯精英内部还是少数派,他们力主对中国开放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战略报告也受到多方诸多批评。可见,俄罗斯精英和公众对中国崛起抱有的根深蒂固的担忧不足以为政府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所消解。

最近2-3年间一些重要的新变化也将影响到中俄间经贸合作的前景。在能源领域,俄罗斯一方面希望减少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对页岩气等新能源出现和国际能源市场结构变化的战略意义重视不够,最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些新因素对自己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可能带来的影响。上述变化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带来的压力可能会改变中俄之间能源谈判中俄方持有的谈判筹码的份量。

另一个重要的近期变化是,北极地区的资源储备开始进入俄罗斯政府和国家企业的视野,成为潜在的能源供应新源头。俄罗斯政府已经把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开采牌照分配给两家最大的俄罗斯能源企业(俄罗斯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但是俄方开发该地区的能源资源也面临着和开发西伯利亚地区一样的问题,高额的投入和投资风险迫使这两家企业都对外释放了寻求合作的意向。今年4月俄罗斯石油总裁伊戈尔·谢钦先后访问了中国和日本,向中国的国家石油天然气企业提供了参与俄罗斯北冰洋大陆架开发的可能,同时也向日本企业提出了联合开发离岸项目的建议,这为中俄能源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不确定性。

不论此次圣彼得堡论坛上谈判的具体结果如何,中方需要清楚把握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国家自身定位稳定的基本认识和具体产业领域内部的战略变化,同时对于俄罗斯内部(尤其是精英内部)对于经济政治形势判断上的不同意见也要及时把握,以便在经济谈判中不至于落于下风。同时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官方层面“战略合作伙伴”的话语和领导人之间私人关系的热络都不足以支持俄中双边关系的全面巩固,我们不如承认两国之间现实利益和各自行为风格的差别,大家从做个正常的生意伙伴开始。


Sunday, May 12, 2013

俄罗斯告别寡头


俄罗斯告别寡头

张  昕 
《中国改革》2013年第5


二十多前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废墟上,一个被称为“寡头”的阶层迅速崛起,一度被认为掌握了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并由此间接掌控俄罗斯最高政治权力。然而,这个阶层似乎来去匆匆。 20133月流亡伦敦的俄罗斯富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之死代表了俄罗斯寡头时代的全面终结。这个特殊阶层曾因为饱含争议的发家史、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丑闻成为媒体宠儿,但是在个人奢华的生活和各种阴谋论背后,寡头阶层的起伏包含了有关共产主义转型、甚至是资本主义本质更深远的启示。

俄罗斯寡头阶层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自苏联时代的组织体系内部,比如共青团(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和科研机构(别列佐夫斯基),而其中一部分人的第一桶金来自俄罗斯1991年实行的第一轮私有化。当时的方案是免费发放人人均等的票券和有利于国有企业内部人方案的结合,这样做在形式上塑造了人人有份的公平起点,但又给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内部人(国企经理和职工)以一定的自由可以选择多少股份出售给外部人,以换取迅速推进私有化的政治妥协。这一轮私有化结束后,一些了解企业内部情况又掌握金融资源的人得以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大多数个体外部人手中的私有化券:因为对后者而言,单张票券的实际价值微不足道。尤其是一部分苏联晚期国有企业的所谓“红色经理”因成功搜罗大量私有化券而致富,成为寡头阶层另一个重要来源。

199596年间俄罗斯的“贷款转股权”私有化则成为日后寡头们原罪的最重要由头。当时已经掌控大量金融和媒体资源的部分富商和在总统竞选中落后的叶利钦达成协定,提供贷款和媒体支持帮助叶利钦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竞争总统职位,从而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在第一轮私有化中没有出售的能源冶金行业的最重要资产。叶利钦对这个交易没有通过议会渠道,而是以总统令方式颁布,再加上96年选举最后结果本身的诸多问题,让由此进入俄罗斯能源冶金产业的寡头们的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贷款转股权”交易细节的日间清晰,最新的证据也显示这轮饱受争议的私有化方案最多只涉及34名人们通常所说的寡头名录上的成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共产党人可能重新上台”的政治风险,这一轮私有化参与者获得的价格优惠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大。但是俄罗斯公众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证据的兴趣并不大,对于“贷款转股权”交易合法性的质疑一直延续至今,这笔交易也是叶利钦时代“寡头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污点之一。

俄罗斯私有化方案设计者最初希望将俄罗斯企业导向盎格鲁·萨克森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分散的股权结构、高度依赖股市的外部融资、股东利益导向。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方式加上能源冶金行业的高比重,导致私有化结束之后俄罗斯工业经历了在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的资产迅速集中。世界银行主持的一项调研显示:2001年俄罗斯最大的23家企业占据了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约30%,而这些企业的终极控制人可以追溯到37个个人。20056年间对1000家俄罗斯企业的调查也显示,35%的企业由一个个人大股东控股。资产在个人层面如此的集中程度在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里是相当高的,这也是少数寡头崛起背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

90年代中期以后,以寡头为代表的早期改革的即得利益者希望利用政治和法律制度阻碍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因为让国家停留在这个“部分改革”的阶段正有助于巩固先前获得的垄断租金,从而达到“赢家通吃”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初由俄罗斯媒体提出的“寡头”这个说法在1997年被当时的副总理涅姆佐夫和前私有化方案的负责人丘拜斯等人频繁使用并赋予鲜明的政治含义,使得这个阶层成为了改革阻力的象征。

但是,几乎就在同时——尤其是9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公司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变化,其中两位富豪经营策略的变化尤其具有代表性。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控制的企业曾经在90年代涉及多起有争议的商业纠纷,包括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排挤中小股东以达到自己资产集中的目的。但是在98年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他控制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布了全新的、重点在保证小股东权益的公司章程,并且引入独立董事、聘请外国职业经理人、实行更加清晰的分红政策,尤科斯公司股票迅速成为国际投资者追捧的热门。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在多个不同场合宣称俄罗斯经济发展无法无天的混乱阶段必须终止,而他的尤科斯公司希望能够在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律体系中运作,他自己也开始在国内外资助大量文化和慈善事业。另一位同样知名的富商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在90年代末也开始组建并主持了俄罗斯的“公司治理全国委员会”,这个一度相当活跃的组织试图通过游说和教育活动提高俄罗斯公司治理的整体质量和推动企业管理的透明化。这些证据似乎在显示,仅仅不到十年时间里,完成了企业内部资产集中和有效控制之后的俄罗斯富商正转换成一个全新的团体,这个阶层不再仰仗法律制度的漏洞和各种寻租行为,而是开始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积极倡导和实践更好的公司治理模式甚至更广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比如民主和法治),这也正是私有化方案最初期待的“原始积累终结”之后应该出现的正面变化。

然而,在上述变化还没有彻底展现自己正面效应之前,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作为自己重建国家权威和“纵向权力”的一部分,迅速开始了对包括寡头阶层、地方诸侯在内多股政治力量的“削藩”行动。在税务警察的关照下,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被迫逃离俄罗斯避难,两人掌控的两家全国电视台也被政府接管。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因逃税、洗钱和侵害股东权益等罪名被起诉,最终被判入狱九年,尤科斯事件也被视为俄罗斯国家对于大资本和私有产权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俄罗斯寡头阶层最初发家的方式一直缺乏社会认可,而此后又广泛采用黑势力和非法手段来保护自己财产和执行合约,缺少社会和法律两重意义上的合法性使得新兴的大资产阶层在重新整合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当国家机器开始全面钳制这个阶层时,社会公众大多站在国家这一边。

但是,普京最初两个总统任期内打击寡头的政策并没有导致该团体作为一个经济阶层在规模上的缩减。相反,如果以个人财富计算,俄罗斯超级富豪的数量在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其实一直在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杂志《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身价”10亿美元以上的俄罗斯富豪人数次于美国。大多数俄罗斯富商在这八年时间里其实从国内外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得益良多。

富豪人数稳定上升的另一面则是俄罗斯“国家-大资本”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叶利钦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策略是水平方向上和一系列强力对手一对一的谈判、缔结特定的政治协议,那么普京的“纵向权力”最初还曾经试图创设与社会力量对话的制度化渠道。普京曾经建立起和主要商业集团之间一年两次定期的公开对话机制。在20007月举行的和大资本代表的对话中,普京提出了要和各家企业保持等距,不对任何个人和企业有所偏袒,并提出只要大资本不介入政治,国家对于早年私有化时期的问题过往不咎。200011月,普京正式指定“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合会”作为大资本的代表,要求俄罗斯企业界通过该组织集中自己的意见,形成同一声音来和政府协商。但是这些努力很快被针对特定寡头的选择性的斗争所取代,尤科斯事件更是反映了国家与寡头之间达成的任何妥协和共识的脆弱性。

那些在叶利钦时代末期、普京代初期兴起的新寡更是和国家之保持着和叶利钦时代七大行家代很不一的关系。作为“七大银行家”的一员,霍多尔科夫斯基曾经公开向多个党派提供资助,表露过参选总统的意向,他还提出过和政府意向不同的建设通往亚太地区油气管道的计划,并且希望通过和外国企业合作将自己控制企业的一部分股权套现。类似这样支持反党或是投独立媒体的投资选择在200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富豪们中已经不多见但在捐助慈善事、参与各政府主的公益事上新富豪们是不余力。阿布拉莫维奇曾经担任过楚科特卡州州长八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个人和直属企业向该偏远地区共投资约25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他第一任期结束前,阿布曾向普京提出过辞呈,认为竞选州长时的承诺已经实现,可以提前全身而退了。但是后者不仅对阿布的辞呈婉言拒绝,并且在此后州长由直选改为总统任命之后,硬是让阿布留下继续为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余热”。而在新生代寡蹿升最快的杰里帕斯卡在2008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被及是否会把自己的冶金企业交给国家时回答:“如果国家说要我们放弃,我们就放弃……我不把自己和国家区分开,我自己没有其他的利益。”

在亚理斯多德的概念体系里,“寡头政治”作为一种少数富人掌权的制度是各种政体中最差的一种。因为这个少数人的统治集团内部有足够的可能进行串谋,从而会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牺牲更广大公众的利益。但同时,亚理斯多德也正确预见了寡头政治本身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俄罗斯变现尤为明显。和拉丁美洲、菲律宾和日本的类似阶层相比,俄罗斯的寡头阶层在最初起源上缺少一个集体教化的过程,后来出于派系串谋的需要通过各种桑拿、高级餐馆或者网球俱乐部等社交场所形成了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但是离一个和谐统一的阶级仍然有相当距离。由于缺少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内部协调矛盾的机制,在叶利钦时代这个阶层经常要把叶利钦作为自己内部冲突的协调人。以“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合会”为代表的政治联合也没有产出稳定有效的结果。整个尤科斯事件中,寡头阶层中的重量级人物没有一个出面公开为霍多尔科夫斯基鸣冤或者站台支持,更直接体现了寡头之间政治联盟的脆弱性。在俄罗斯的特定语境里,这个阶层也始终没有办法扭转在公众面前缺少合法性的窘境。俄罗斯寡头迄今缺少自我复制的能力,更多的是历史巨变过程中的一个一次性事件:随着苏联解体而生,伴随俄罗斯国家的重新崛起而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寡头作为一个政治阶层(更不用说作为一个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留下的是一组经济上的富豪和200304年以来在俄罗斯全面强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Friday, March 29, 2013

为自己掘墓的寡头

为自己掘墓的寡头 

张  昕 

财新《新世纪》 2013年第12期 2013年4月1日

俄罗斯商人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2013年3月23日于伦敦去世,死因不明。他曾经有过诸多“头衔”,如前苏联时期成绩显赫的数学家、俄罗斯的亿万富豪、克里姆林 宫“灰衣主教”、散尽千金慷慨资助人权民主的慈善家,又是俄罗斯媒体中的“窃国大盗”、普京和俄罗斯现政权支持者共同仇恨的对象……他无疑是俄罗斯上世纪 90年代最有影响、曝光率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其经历丰富多彩,至少已有三部小说、一部电影以他的生平为创作素材。
  对很多人而言,别列佐夫斯基几乎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象征符号:混乱无序、无处不在的阴谋和谎言、赤裸裸的赎买和欺骗。
  别列佐夫斯基1946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不起眼的犹太家庭,1968年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位出色的研究人员,后来获得数学博士学位,担任过俄罗斯 科学院管理研究所的系主任。一贯追求精致生活的他,在苏联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出现了些许松动后,迅速放弃科研,想尽一切办法赚钱。他在苏联体系内就体现出的 热情、能量和工作态度,使他在日后成为俄罗斯最出名的寡头。
  别列佐夫斯基的“第一桶金”来自1989年开始的拉达汽车贩卖生意,他和商业伙伴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及一系列欺诈手段,获得巨额利润 (生产方却由此陷入债务危机)。1994年到1997年间,他先后控制了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Sibneft以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一部分,并组建了 ORT电视台。
  经济上的成功并不能让别列佐夫斯基感到满足。多年后他在访谈中曾经调侃,“赚钱是一种能力,但是很浅薄的能力,不需要太多智慧”。相对于后来被称为“寡头”的俄罗斯富豪群体的其他成员,别列佐夫斯基是惟一把财富和政治权力完美结合的真正意义上的寡头。
  在199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牵头联合其他几位俄罗斯富豪达成共识,全面支持在总统竞选中处于劣势的叶利钦。在这个后来被称为“达沃 斯协定”的组织下,多名俄罗斯富商利用金融资源和媒体,帮助叶利钦创造了咸鱼翻身的奇迹,在第二轮选举中打败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由此,别列佐夫斯基进入 叶利钦周边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小圈子(俄罗斯媒体中所谓的“家族”),并曾担任叶利钦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甚至参与了俄罗斯联邦和车臣之间的停火协 议谈判。尤其是在叶利钦不能以正常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几年时间里,别列佐夫斯基成为克里姆林宫内廷政治和“家族”周边复杂权力关系中的事实上的核心和动 力源泉。
  此后他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帮助叶利钦选择普京并协助其成为俄罗斯最高权力的继承人。然而,1999年他组织普京总统竞选的政党基础之时,恐怕 完全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和自己一手造就的国家新领袖爆发全面矛盾,不得不逃去伦敦避难。普京上台三年内,叶利钦时代的寡头资本主义终结——寡头 集团中霍多尔科夫斯基入狱,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逃离俄罗斯——开始向普京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
  无论人们如何评判他的政治业绩,别列佐夫斯基无疑是个聪明过人、满脑袋新主意的人。媒体描述其冷酷无情、精于计算、对金钱和权力贪得无厌,但他 又多次被比自己更冷酷、更精于计算的人“玩弄”和“背叛”。别列佐夫斯基曾经的商业伙伴阿巴拉莫维奇就是最出名的例子:过去几年内和别列佐夫斯基沸沸扬扬 的伦敦司法大战,让别列佐夫斯基仅律师费一项就花掉了超过1亿英镑,并且被英国大法官在判词中狠狠羞辱了一把:“我发现别列佐夫斯基先生作为一个证人不值 得尊重,完全不可信赖……他视事实为过渡性的、灵活的概念,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时捏造。” 这种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下俄罗斯的政治。
  2000年在伦敦得到政治庇护后,别列佐夫斯基一方面成了海外反对普京政权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另一方面也被俄罗斯政府塑造成为黑暗混乱的90 年代的代名词,以及俄罗斯利益代表的各种正面符号的一个“反题”。他的名字和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 2006年利特维年科中毒案等等事件联系在一起,如此之多的丑闻和阴谋,有时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中间有多少是真的。
  有传闻说别列佐夫斯基死前曾给普京写了一封寻求宽恕的信件,有人将这封信和当年布哈林在临死前给斯大林声泪俱下写的求饶信联系起来。不论这封信 的真实性如何,别列佐夫斯基的可悲之处在于,他最终被他自己参与缔造的体系彻底排斥和边缘化了。他为自己掘墓,成为了其一手打造的资本权力网络的牺牲品。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3-29/100507825.html

Friday, March 22, 2013

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俄罗斯对华关系中的变与不变
张 昕
《东方早报》2013年3月21日​

中 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首站国外访问选择在俄罗斯,自然是对两国关系高度重视的体现,而中俄各界也都期待这次访问为两国关系注入新动力。但新任领导人出访 带来的新动力是推动双边关系的简单重复,还是带来有实质意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认知和对俄中关系的判断,这里就新世 纪以来俄罗斯上述认知领域内的“变”与“不变”做一简要总结。
   从俄罗斯自身出发,最稳定不变的是其国内精英在对外政策基本战略上的共识,其核心内容是:尽管实力已经不如苏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 该扮演和美国类似的角色;俄罗斯因此继续坚持推动一个以大国为核心、由大国来维持基本秩序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大国有按照自己意愿追求国家利益的自 由,同时在有限度的“势力范围”内尊重其他大国各自的重要性,并且保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个俄罗斯统治精英达成的战略共识在1990年代后期基本成 型,在普京时代其实并没有大幅度改变,普京所完成的主要是把该共识中的期待部分转换成了现实,而且中期内俄罗斯任何统治精英个人或者集团都很难单独脱离上 述共识。
  中期内另一个稳定的趋势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在保持全球视野的同时,将持续受制于国内的两重冲突:一是俄罗斯国内公众和精英在界定后苏联后帝国的俄罗斯身份认同过程中的矛盾冲突, 二是俄罗斯的全球视野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冲突。
   在上述外交战略的稳定共识基础上,俄罗斯对华认知最稳定的判断是视中国为自己追求多极世界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把中美俄三边关系作为最重要大国关系的认 识基础也将不变。 而另一个稳定的事实和判断是: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增长和扩张是以全面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冷战之后 国际秩序重整过程中的最大赢家,基本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俄罗斯则始终游移在融入和自我循环之间,俄国内精英对于这样的游移态度的存在也有清楚的 认识。
  在上述“不变”背后,和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甚至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本世纪初年相比,中国新领导人即将访问的俄罗斯在对华、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判断上又出现了一些微妙但是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到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最重要的变化是,过去十多年来两国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对称”发展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活跃但又相对低调的态势大大增 强了俄罗斯各界对于中国实力和发展前景的正面估计。虽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前景对俄罗斯影响的判断有重大分歧,但是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第一次出现了如下共 识: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典范和潜在的超级大国,中国可能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范例,因此也有必要质疑西方作为唯一的现代化典范和思想制度来源的认识。
   过去十多年在俄罗斯精英内部形成另一个新共识是:相比中国,俄罗斯在国际影响和经济发展上的表现相对落后,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和俄罗斯相关的 两边都在弱化,而且这种不对称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尤其在双边关系上,越来越多俄罗斯政经精英认为是中国更成功地将自己的议程施加到俄 罗斯这一边。
  从俄罗斯国家内部来看,过去十多年来以普 京为核心的俄罗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更多是外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基本战略的变化。同时,俄国内政治权力的集中意味着和1990年代相比,对外战略决策 的集中程度也更高。给定目前的俄罗斯政局,处于俄罗斯权力顶端这个核心集团对于中国的判断就是中期俄罗斯国家对于中国的政策取向,而且这个取向高度独立于 俄罗斯社会其他群体的意见。这个集团总体对和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的合作持积极正面的评价。
   受此影响,俄罗斯国内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出版物过去十年间有所下降,俄罗斯地方政府对于中国的批评声音也在减弱。但同时,这个集团内部对于两国间经济 合作的结构性弱点也日益达成一致,认为当前的经济合作模式在中长期不利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升级调整。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通过和中国合作成功地对美国和 欧洲施加了压力,但是两国之间自新世纪以来日益明显的不对称关系会让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打“中国牌”的选择日益困难。这也是2013年中国处理中俄关系时 需要意识到的新背景和制约条件。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3/21/964748.shtml

后查韦斯时代的俄委关系

后查韦斯时代的俄委关系
张昕
《东方早报》2013年3月11日

  委内瑞拉领导人乌戈·查韦斯的去世不仅对委内瑞拉国内政局影响深远,也让和委内瑞拉有密切往来的国家都开始算计查韦斯之后的委内瑞拉将如何调整和自己国家的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俄罗斯。
   在经历了2002年那场著名政变和2004年的全民公决之后,查韦斯在2005年开始全面实行他自称的“21世纪社会主义”政策,同时开始和古巴、玻利 维亚等拉美左翼政权组织针对美国和帝国主义集团的“善良轴心”。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双边关系的全面升温也开始在这个时段,尤其是在2006年美国开始对委 内瑞拉实施武器禁运之后。此后,委内瑞拉至少已经购买了价值44亿美元的俄罗斯武器,包括24架苏-30战斗机、50多架多种型号的武装直升机、12组地 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和10万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2004-2011年间委内瑞拉军火进口中有近三分之二来自俄罗斯,委内瑞拉由此已经成为印度之后俄罗 斯武器第二大出口国。
   2010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次对委内瑞拉的正式访问又开启了双方以能源为主的第二轮经贸合作高峰。两国的石油公司将联合开发委内瑞拉北部储量丰富 的油田,为此俄罗斯公司将支付给委内瑞拉10亿美元的“入门费”;如果合作顺利俄罗斯企业还将追加10亿美元。双方还签署了在委内瑞拉建立核电站的谅解备 忘录。由此,俄罗斯换来了在自己传统势力范围之外的独立国家对自己重要外交政策的支持:委内瑞拉是除俄罗斯之外少数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国家地位的 国家之一。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和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之间建立起亲密关系似乎完全合乎逻辑。查韦斯不遗余力地批评美国及其盟友,而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相对 较低的开采炼油能力为俄罗斯在冷战之后重新进入南美洲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双方可以把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目标完美结合起来。因此,查韦斯死后普京对他的正面 评价似乎不足为奇,他对查韦斯大加赞扬,称他是位“非同寻常的强人”,富有远见卓识,总是为自己树立最高的目标,对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同样似乎意料之中的还有俄共质疑美国是查韦斯癌症背后的黑手,以及俄共议员提议将莫斯科一条街道以查韦斯名字命名。俄罗斯药用和芳香植物所甚至表示, 如果委内瑞拉提出相应要求,俄罗斯能帮助保存查韦斯的遗体。该中心曾处理过列宁遗体,还对包括保加利亚、朝鲜、蒙古、捷克、越南一些国家领导人的遗体防腐 处理予以过重大帮助。
   但是,在上述看似完美和谐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技术双重结合背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国家层面的“世界观”其实存在本质的差别。在双方领导人各自强调反对单极 世界的同时,查韦斯是公开以“革命”和“社会主义”为旗帜,反美、反帝和反资本主义对他来说至少在宣传口径上高度一致——虽然在操作上,这些口号并不妨碍 委内瑞拉仍然向美国出口大量石油。而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个意识形态越来越淡化的国家,普京纵使反美情绪再强烈,也没有拿资本主义直接说事儿,对于查韦斯 积极倡导的拉美左翼联盟更从来没有直接的响应和支持。有了查韦斯这样的大嗓门硬汉在反美阵营前哨,俄罗斯则在幕后“韬光养晦”,只要有军火生意、石油买卖 做就行。因此,自己一方面保持相对“温和”的反美姿态,一方面扮演西方和诸如委内瑞拉、伊朗、朝鲜这些国家之间的协调人、中间人,这样的角色恐怕是让俄罗 斯很舒服的一个定位。为此,普京对于查韦斯这样老朋友的反帝反美口号是保持适当距离的。
   此外,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都是冷战之后美国构建的主流话语体系中不能被完全归入所谓“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行列的国家。不论是俄罗斯的“主权民主” “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查韦斯的“玻利瓦尔主义”,都试图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政治经济观念、话语和政策制度。虽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已经知道很 多关于民主国家、自由市场经济体之间经济往来的规律,但是对这类国家之外的主体间的交流行为所知甚少。近期,包括“俄罗斯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等 在内在委内瑞拉有大量投资的俄罗斯国家企业,都在紧张面对因查韦斯去世可能带来的巨大投资风险。
  对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都存在的难题是,在各自批评那个更加强大的世界性话语、强调自身特殊性的同时,依据怎样的标准和规范、如何应对另一个同样自称“特殊”的个体。

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3/11/9591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