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还是太平洋？

波罗的海还是太平洋？

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背景下的中俄经济合作

张昕

《新民晚报》2013年6月21日

（发表时的标题“重要伙伴和正常的生意伙伴：从“圣彼得堡经济论坛”透视中俄经济合作）

http://xmwb.xinmin.cn/html/2013-06/21/content_35_1.htm

6月20-22日第17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论坛开始前的6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表达了中方对俄罗斯举办该论坛的支持，此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率团参加该论坛，并预计将与俄罗斯政府高层商讨中俄经贸关系中最紧迫的贸易投资和能源合作问题。

习主席和普京之间个人色彩浓重的电话对话中专门提到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足见双方对于这个论坛的重视。

圣彼得堡论坛：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的窗口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最初设立于1997年，主办者试图仿效瑞士达沃斯论坛，但是更侧重论坛的商业性质，利用这个平台树立俄罗斯对外的良好形象，尤其是向国际资本推销俄罗斯优越的投资环境。

论坛选址在圣彼得堡而不是莫斯科，最初是希望减少官方色彩，同时利用历史上彼得堡作为俄罗斯对欧洲窗户的特殊地位，暗含着俄罗斯精英对“欧洲”这个文化母体和优越制度发源地的特殊感情。此后随着俄联邦政府高层来自彼得堡的人员比率迅速上升，尤其是两位来自彼得堡的政治人物（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先后担任俄罗斯最高领导人，该论坛的最初选址和俄罗斯国家统治精英的地域背景契合程度越来越高，论坛的官方色彩也浓重起来。自2006年论坛由俄罗斯总统直接管辖以来，其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更是逐年上升。现在论坛组委会的主席一般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担任，论坛得到俄罗斯国内外大企业的全面支持：本次论坛参与者中包括190位国际大企业的领导人和428位俄罗斯企业负责人，总人数预计超过5000人左右，外加1000多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记者。

对于俄罗斯以外的世界，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已经发展成为全面深入了解俄罗斯经济走向、与俄罗斯政经精英直接对话的场所，而俄罗斯政府、企业和国际参会者也逐渐开始把论坛作为发布重要政策、试探公众（包括国际社会）对于政策反映的场合。既去年论坛“有效领导”的主题设定之后，今年论坛主题设定为“寻找建设新全球经济的决心”。因为俄罗斯今年正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所以圣彼得堡论坛的主要议题和二十国集团的议程也有相当的重合。3天会期安排的74个讨论组中将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危机条件下刺激投资、管理公共债务、改革全球金融体系、能源产业的持续发展、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和“金砖国家”之后的经济增长点等。

对俄罗斯而言，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也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和企业对国际商界推销自己的最重要年度活动。这种“国家秀”的成分不仅体现在出席嘉宾的规格（每年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和大量联邦级别高官出席）和赞助商的选择（今年的主要资助商分别是俄罗斯石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国家电网、俄罗斯储蓄银行和俄罗斯发展银行这几家国家占据主要股权的“国家企业”），同时论坛组委会也通过安排高级别文艺演出、提供水面快艇服务等辅助服务来提升论坛的品位和吸引力。作为“面子工程”的一部分，论坛组委会也通过圣彼得堡政府要求在会址附近的居民在会议期间不要室外晾晒衣物，

论坛背景下的俄罗斯经济现状

在圣彼得堡论坛上俄罗斯官方的声音自然以是讲成绩、谈潜力为主线，但这不能掩盖俄罗斯政商精英对俄目前形势判断和政策应对上的分歧。笔者在今年4-5月间刚刚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与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系之间互换教学、互设海外工作室项目的第一位外派教师，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授课并参加当地多项国际学术和政策会议，得以接触到俄罗斯政商学界诸多不同声音，相信在圣彼得堡论坛上这些不同声音也会得以体现。

俄罗斯精英界对俄罗斯经济的基本共识是：虽然2008年经济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直接冲击已经基本结束，俄罗斯经济总体增长水平也大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仍然严重。经济结构单一的状况没有改变，在政府提出结构调整、摆脱“资源诅咒”的口号多年之后俄罗斯经济对能源资源的依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上升。同时，由于国际能源市场的诸多新变化（比如，页岩油气的出现、欧洲能源需求减弱、北美能源出口的战略调整），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且俄罗斯政府对于这些新变化缺乏前瞻性的判断。此外，虽然依靠上一个能源价格高涨期俄罗斯政府积累起巨额财政盈余，但是2012年选举周期中政府在国防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的巨额支出承诺也已经让财政捉襟见肘。因此，精英共识的核心是俄罗斯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俄总理梅德韦杰夫不久前还开玩笑说，谁能提出帮助俄罗斯解决能源依赖的有效解决方案，他个人将直接提名此人获得俄罗斯国家大奖。但对于如何实现结构调整，俄罗斯精英内部分歧很大，其中部分议题上的不同意见已经上升到俄精英内部斗争的层面，对于俄罗斯政治体系的稳定构成重大压力。

以现总统经济顾问谢尔盖·格拉兹耶夫为代表的“扩张增长派”认为增长只能通过持续的投资推动，由于目前俄罗斯私人投资动力低迷，扩张推动只能依靠来自国家的投资。他们也反对在国际油价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将石油出口自动转入国家储备基金，反对过于严格的货币财政政策，而建议这些资金应该直接用于投资。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虽然对于控制通胀的目标更加谨慎，但也基本同意上述判断。这个团队也是2005-08年财政计划中支持“全民计划”的主要力量，后者主要涉及除能源产业之外的基础设施、信息产业、国防和教育。

另一个可被称为“工业党”的团队也认可利用能源收入加大国内投资的基本建议，但是更倾向于投入采掘、制造和农业等产业，即强调所谓的“实业投资”。他们在俄罗斯议会里的主要代表是俄罗斯共产党和“统一俄罗斯”党中带有更强民族主义色彩的派系。而以俄罗斯前财长谢尔盖·库德林为代表的派别则支持更加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不赞成过快使用依靠能源出口积累下来的储备资金，不论是进行国内基建投资还是社会福利支出。而以叶利钦时期副总理、高等经济大学荣誉校长叶甫根尼·亚辛和俄罗斯新经济学院院长谢尔盖·古里耶夫为代表的自由派则对2003年以来不断强化、高度个人化的“国际资本主义”体制多有批评。随着2000年普京上台和俄罗斯经济逐步复苏，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经济体系从2001年开始逐渐演变成在能源、机械、军工、基建、铁路、核电等行业的国家主导体制。这个过程以2003年的尤科斯事件为转折点，在2004到2007年间得到全面加速。结果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上述行业中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如天然气）或者具有特别战略意义的关键行业（如核能）基本是一家国有企业控制下的垄断经营。在那些即便不是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里，规模最大的前一两家企业的控制权也逐渐从私人手中通过各种方式被收回到国家手中。自由派因此主张全面加速私有化，扩大外资可以进入的范围，在借助私有化收入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利用外国资本帮助俄罗斯企业的技术进步，减少政府对于中小企业的管制，并且在政治上同样加强竞争。

在今年圣彼得堡论坛召开之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年论坛上的引人注意的一位常客将不再出现：俄罗斯新经济学院院长、梅德韦杰夫的经济顾问、著名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5月中突然辞去新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远赴巴黎，此后宣布短期之内因为安全问题自己和家人不会返回俄罗斯。古里耶夫离开莫斯科的主要原因是今年年初以来他本人受到来自政府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多次调查，包括在没有正当法院文件的情况下被要求提供近五年来他所有的电子邮件记录。而导致他受到调查的背景是，2011年当时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委托俄罗斯人权委员会组织了法律和经济界的九名专家对前尤科斯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尤科斯案的审理开展一个专家评估，古里耶夫对第二次尤科斯案审判中导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追加刑期的判决公正性提出了质疑。鉴于霍多尔科夫斯基按照目前的刑期将于2014年出狱，对古里耶夫的调查可能是有些人在为第三次尤科斯案件做准备。不管事件背后真相如何，作为一直处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的一名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古里耶夫的“出走”巴黎有可能会给俄罗斯政府利用圣彼得堡论坛对外塑造良好投资形象的努力蒙上阴影。

圣彼得堡论坛背后的中俄关系

作为俄罗斯几年来力推的东向计划、“走向伟大的太平洋”战略中的最重要部分，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肯定会在圣彼得堡论坛上成为重要议题，不论本次论坛上中俄政府双边谈判取得怎样的进展，中方不能简单把对方的东向战略解释为对中国无条件的利好消息，对俄罗斯冷战之后的自身基本定位还需要清醒的认识。

作为对苏联时期心态的传承，俄罗斯国内精英在对外政策基本战略上拥有一个相当稳定的共识，其核心内容是：尽管实力已经不如苏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扮演和美国类似的角色；俄罗斯因此继续坚持推动一个以大国为核心、由大国来维持基本秩序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大国有按照自己意愿追求国家利益的自由，同时在有限度的“势力范围”内尊重其他大国各自的重要性，并且保持大国之间的相对平衡。这个俄罗斯统治精英达成的战略共识在90年代后期基本成型，在普京时代其实并没有大幅度改变，普京所完成的主要是把该共识中的期待部分转换成了现实，而且中期内俄罗斯任何统治精英个人或者集团都很难单独脱离上述共识。

在上述外交战略的稳定共识基础上，俄罗斯对华认知中最稳定的判断是视中国为自己追求多极世界过程中最重要的伙伴，把中美俄三边关系作为最重要大国关系。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增长和扩张是以全面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冷战之后国际秩序重整过程中的最大赢家，基本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而俄罗斯则始终游移在融入和自我循环之间，俄国内精英对于这样的游移态度的存在也有清楚的认识。

在上述判断背后，过去十多年来两国之间出现了某些不对称的发展态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活跃但又相对低调的态势大大增强了俄罗斯各界对于中国实力和发展前景的正面估计。虽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前景对俄罗斯影响的判断有重大分歧，但是在俄罗斯精英内部第一次出现了如下共识：作为一个成功转型的典范和潜在的超级大国，中国可能提供了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范例，因此也有必要质疑西方作为唯一的现代化典范和思想制度来源的认识。

过去十多年在俄罗斯精英内部形成另一个新共识是：相比中国，俄罗斯在国际影响和经济发展的上表现相对落后，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和俄罗斯相关的两边都在弱化，而且这种不对称在双边、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都有所体现。尤其在双边关系上，越来越多俄罗斯政经精英认为是中国更成功地将自己的议程施加到俄罗斯这一边。 在俄罗斯公众方面，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 ·卢金基于对俄媒体长期跟踪观察得出类似结论：俄罗斯社会在整个90年代对于中国抱有微妙的心态，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成长呈现不断上升的兴趣和对中国模式给出日益正面的评价；但同时对于一个日益强大和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于处于衰退中的俄罗斯可能构成的威胁也日益感到担忧。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中俄之间包括“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线”在内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的推进：俄罗斯政治精英中不少人担心管线项目和对华输送能源实际上是在帮助培养一个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俄罗斯政府和中国已有的能源和军事合作在国内已经受到不少批评，自由派人物、叶利钦时代的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在针对普京的批评性政论手册中把普京对外廉价出卖俄罗斯的武器和自然资源作为后者最主要的罪状之一，而他集中批评的售卖对象首先就是中国。

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资源虽然开发潜力巨大，但是俄罗斯自己内部力量缺少资本和管理能力，虽然越来越多希望外国资本介入，但是又忌惮外资（包括中资）对于资源的控制，希望在股权和合作方式上对外资实行多种控制。对于中国在远东的利益是否有可能在长期危害到俄罗斯的经济主权，俄罗斯方面仍然疑心深重。和笔者多有交流的高等经济大学的部分学者是“奔向伟大的太平洋”政策报告的主要撰稿人和东向战略最积极推动者，但他们也都坦承他们从现实利益出发力推的“东向立场”在俄罗斯精英内部还是少数派，他们力主对中国开放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战略报告也受到多方诸多批评。可见，俄罗斯精英和公众对中国崛起抱有的根深蒂固的担忧不足以为政府间“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所消解。

最近2-3年间一些重要的新变化也将影响到中俄间经贸合作的前景。在能源领域，俄罗斯一方面希望减少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对页岩气等新能源出现和国际能源市场结构变化的战略意义重视不够，最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些新因素对自己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可能带来的影响。上述变化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带来的压力可能会改变中俄之间能源谈判中俄方持有的谈判筹码的份量。

另一个重要的近期变化是，北极地区的资源储备开始进入俄罗斯政府和国家企业的视野，成为潜在的能源供应新源头。俄罗斯政府已经把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开采牌照分配给两家最大的俄罗斯能源企业（俄罗斯石油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但是俄方开发该地区的能源资源也面临着和开发西伯利亚地区一样的问题，高额的投入和投资风险迫使这两家企业都对外释放了寻求合作的意向。今年4月俄罗斯石油总裁伊戈尔·谢钦先后访问了中国和日本，向中国的国家石油天然气企业提供了参与俄罗斯北冰洋大陆架开发的可能，同时也向日本企业提出了联合开发离岸项目的建议，这为中俄能源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不确定性。

不论此次圣彼得堡论坛上谈判的具体结果如何，中方需要清楚把握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于国家自身定位稳定的基本认识和具体产业领域内部的战略变化，同时对于俄罗斯内部（尤其是精英内部）对于经济政治形势判断上的不同意见也要及时把握，以便在经济谈判中不至于落于下风。同时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官方层面“战略合作伙伴”的话语和领导人之间私人关系的热络都不足以支持俄中双边关系的全面巩固，我们不如承认两国之间现实利益和各自行为风格的差别，大家从做个正常的生意伙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