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与符号“混搭”

旧邦新造与符号“混搭”

［俄乡纪行·转型20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1月30日

　　当苏联的公共生活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时期开始逐渐复苏，关于国家象征和符号的争论也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 部分。保皇派和民族主义势力提出重新启用沙俄时代的双头鹰（来源于拜占庭的影响），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也有人开始提出重新启用沙俄时代的白蓝红三 色国旗，但这些动议都遭到了众多代表的强烈反对。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一半左右的俄罗斯人支持继续使用苏联国旗，仅有两成俄罗斯人希望重新启用革命前的沙 俄国旗。形势变化的转折点是1991年的“8·19政变”。当时三色旗出现在了保卫议会所在地“白宫”的路障上，也出现在后来莫斯科居民庆祝反政变成功的 游行队伍里。三色旗由此摆脱了仅仅是旧日沙俄象征的身份，“华丽转身”成为自由和新俄罗斯的唯一的象征。

　　苏联解体之后，面对新国家必 须采纳的一整套新符号，俄罗斯立法机构内部又开始了冗长激烈的辩论。一方面重启双头鹰的建议仍然遭到来自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众人又很难找到完全 不具有苏联色彩且能得到政治认同的新符号。1993年的宪政危机中，叶利钦使用军事手段确定了自己作为总统的权威地位，并通过新宪法，也由此最终采纳现代 版的双头鹰作为新俄罗斯的国徽。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格林卡在19世纪参选过沙俄国歌的作品《爱国歌》的曲调被采纳作为俄罗斯国歌，11月7日这个传统的“十 月革命纪念日”也被重新命名为民族和解纪念日。

　　此后1990年代俄罗斯官方叙事中苏联符号逐渐退出，通过国家法令逐步设立的新俄罗斯符 号体系试图重建新国家与其革命前过往的关联。但对于不少有苏联经历、尤其是经历过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对稳定生活的俄罗斯人来说，苏联符号系统的生命力在于其 象征了一整套未必过时的价值以及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关联。1990年代转轨时期的混乱动荡更让新象征和符号体系在俄罗斯某些社会群体面前显得空洞甚至虚 伪。

　　普京担任总统之后试图缓解这样的矛盾，国家符号的调整成为其重塑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扭转1990年代混乱局面计划中的一部分。苏联时 期的国歌被重新使用，但是歌词做了大幅修改。内战时的白军将领得到恢复名誉和嘉奖，末代沙皇的母亲被重新安葬，大量东正教教堂开始修复和重建。但同时，苏 联解体之初一度很流行的对苏联时期地名重新命名的活动却基本停止。所以，现在列宁格勒地区的首府是圣彼得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是叶卡捷琳堡。在不 少城市，以列宁命名的街道和以十二月党人命名的街道并存；在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的纪念碑和前沙皇家族的墓地位于同一个要塞。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苏联时期的红色五角星和三色旗并存。在当初布尔什维克将双头鹰标志拆除的地方，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一般会利用建筑整修的机会将双头鹰复原。而在那些苏联符号已经成为建筑 装饰自然组成部分的地方（比如现在的国家杜马），苏联符号则往往得以保留。

　　普京时代符号实践的特点是将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象征符号掺 和在一起，作为历史和解、历史传承的体现。这种把沙俄和苏联符号“混搭”、有意无意地忽略背后冲突的做法使得针对所谓“符号空间”的争议得到部分缓 解：1990年代初围绕符号选择的动荡局面不再继续；对于苏联历史几乎一面倒的批评被暂时搁置，不同类型对苏联时代的怀旧逐渐涌现——包括在一部分没有苏 联记忆的年轻人中间。

　　但是关于符号和象征意义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争论的一方认为这样的“混搭”是一种政治上怯懦的表现：因为人们没有 足够勇气向苏联全面告别。而且他们也担心，苏联符号所象征的东西有可能逐渐又回归现实，“混搭”背后的“后现代”意义的相对主义也是这一方所不屑或担忧 的。而辩论的另一方则强调：我们不可能再重复布尔什维克当年非此即彼、彻底打碎旧世界、不认可任何相对性的做法。年轻一代也能接受这种颇具“后现代”意味 的多样性和错综复杂。和过去曾经僵化单一、被从上至下严格限定的符号解释相比，这样后现代式的多样性让人有了选择自己喜欢、创造自己符号“时尚”的可能。

在国家重建过程中旧符号获得新生的最佳例证，应该是沙俄时期的最高军事奖励“圣乔治勋章”。十月革命之后该勋章被取消，而勋章获得者佩戴的黑褐双色丝带被 更名为“近卫军丝带”。2005年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典前后，在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乔治丝带”超越了原来纯粹军事嘉奖的性质，迅速 成为象征战争胜利、凝聚俄罗斯各阶层认同的新符号。自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普通居民、甚至俄罗斯以外的前苏联居民会在战争纪念日佩带乔治丝 带，不同的佩戴黑褐双色丝带的方式甚至成为不少年轻人体现时尚的方式。

　　旧邦新造过程中要形成一套处理历史遗留符号的系统思路并不容易， 一系列可能会互相冲突的迷思并存的现象很难避免，而“混搭”本身也是新俄罗斯这个国家“过渡”和“转型”特质的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符号的并存并不是不可 能，甚至是必然的，类似乔治丝带那样创造性的发掘和重新解读是减少社会冲突、重塑共识一个可供参考的选择。

从11月7日到11月4日

［俄乡纪行·转型20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5日

11月7日。
　　电视画面中记者的话筒摆在一个小学生面前：“你知道今天红场上的游行和阅兵是纪念什么日子吗？”小学生略带犹豫地回答：“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吧。”
　　可惜，这个孩子回答错了。一直到1996年，11月7日还是十月革命纪念日：这曾经是苏联日历上众多的重要日子中最重要的一天。然而，过去几年 里，在这一天红场上展现的画面已经很难跟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因为红场阅兵仪式上士兵们穿戴配备的是苏联红军在二战时的军服和武器，那些隆隆驶过红场的军车 也是同时期的古董，而在观礼台上就座的也多是白发苍苍的卫国战争老兵。这着实是一个有趣的场面。当年被视为奠定整个政权、国家的纪念日被慢慢地消解和重新 定义了。
　　1996年开始，俄罗斯政府首先将11月7日改称“和解与和谐纪念日”，随后2004年俄议会又在11月4日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定假日：“民族统一日”。11月7日至此丧失了法定节日的地位。
　　可这个红色日子又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官方的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照常进行，只是现今的主题与列宁、与革命无关，而是重现1941年 11月7日在红场举行的那场著名的阅兵式。当年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政要在列宁墓上方检阅苏联红军、坦克轰鸣着疾驰过红场、直奔莫斯科保卫战前线的场面已经成 为俄罗斯人关于卫国战争的永久记忆——那象征着一次悲壮而伟大胜利的开始！
　　昔日革命的合法性被颠覆、昔日帝国的边界消失之后，俄罗斯就一直在痛苦地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11月7日所遭遇的尴尬也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 一种减少社会震荡的应对方法就是这样利用历史巧合打“擦边球”的策略——尽管斯大林在1941年选择这个日子阅兵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把列宁墓前的全天候卫兵撤走、但保留列宁墓就是另一个例子：革命导师的遗体还在红场上，但是已经不再 享有原来的待遇。而原来列宁墓前卫兵们颇具观赏性的换岗仪式则在克里姆林宫另一侧的无名战士长明火纪念碑边上继续，由此，关于卫国战争的记忆被从关于革命 的记忆中剥离出来单独保存。
　　这样的策略确实可以减少社会剧变过程中政治争论带来的社会成本，但也并非毫无代价。那个把11月7日和传统的卫国战争纪念日（5月9日“胜利 日”）混淆起来的孩子就是明证。再回头看11月4日这个新节日，其政治意义也值得玩味。之所以找到这个日子并将其设立为“民族统一日”，是用以纪念 1612年俄罗斯人自发组织起来击败入侵的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结束了异族对莫斯科的侵占和持续多年的内战。此外，这个日子也恰巧是一个传统的东正教节日。 这应该又是一个利用历史巧合来寻找社会凝聚力的尝试。可惜，不光是历史学家们在质疑11月4日这个特定日期的重要性，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 对这个新节日被官方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反应冷淡：从11月7日到11月4日，这不过是把公众已经习惯了的11月初的那个官方假期往前移了三天。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2005年第一次正式庆祝“民族统一日”的那一天，真正引起公众关注的是在俄全国多个大中城市出现的极端右翼组织的以反移 民为主题的“俄罗斯游行”。在莫斯科，近3000名身穿黑色夹克的“光头党”高举“非法移民滚出去”、“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之类的标语横穿过市区，甚至 在游行途中频频行纳粹举手礼。今年的11月4日，极端民族主义者在莫斯科公开集会的规模官方估计在7000人左右，而口号中又增加了特别针对高加索地区移 民的内容。虽然在11月4日也有民间团体组织针对极右翼势力的“反法西斯游行”，电视台上也出现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尝试为这个全新节日营造节日传统的努力 ——包括在公共场所打扫卫生、维修老旧的公寓设施、向医院里新生儿的父母献花等等——但对这个新节日政治意义的理解与认同在俄罗斯社会恐怕还需要很长时 间。
　　1991年至今，在俄罗斯发生的社会变革，其深远程度丝毫不亚于11月7日本来用以纪念的那场革命。然而，1991年之后，新的政治形态已经不 可能沿用革命后塑造国家认同的方式。所以现今这个寻找认同、重塑自我的过程也就显得更加纷繁复杂。俄罗斯有人怀念沙皇，一种观点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 20世纪初似乎已经接近跃入第一世界的门槛。有人试图在那个未曾凋敝、淳朴有序、充满宗教情结的俄罗斯村社世界里寻找传统作为精神依托。有人则把希望寄托 在那些在1991年自发走上街头反对保守派军事政变的人们身上，相信这些人象征的才是新俄罗斯走向一个真正“正常国家”的希望。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 号更是被各个政党派别、各个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新阐释。在这个不乏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卫国战争成了唯一一个无可争议的象征。也正因此，尽管几年来 “俄罗斯游行”中的极右翼人数不过几千人，对这个当年为战胜纳粹付出数千万人伤亡代价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游行仍然是不可容忍的耻辱。可同时每年胜利日老兵 集会也已经充满越来越浓的伤感气氛：能来参加集会的老兵越来越少。当直接承载战争记忆的人群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个国家还能依靠战争回忆来凝聚所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