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ugust 29, 2009

输家面对面

输家面对面

张昕

《东方早报》2009年8月12日

  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五日战争”结束一周年之际,虽然关于战争的细节还有众多疑问没有得到回答,但至少可以对双方的得失有一个阶段性的评估。

   鉴于其规模和地理位置,格鲁吉亚不可能把对俄的军事胜利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军事成败之外的收益才是萨卡什维利最主要的考虑。战争进程中,虽然欧美各国 (包括“新欧洲”内的伙伴们)纷纷对格鲁吉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但无论北约还是美国都没有任何提供军事援助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战后随着战争细节的逐渐清 晰,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开始指向萨卡什维利:不管俄军后来的军事反应是否过度,最初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的进攻肯定是招惹争端的不理智行为。

   虽然北约、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对话在“五日战争”之后曾经一度终止,但是不久之后即得以恢复,此后的入世谈判的进程也没有因此次战争而受到影响。相 反,倒是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梦想在战争后显得更加朦胧,现在北约对于格鲁吉亚是否准备好加入北约的疑问更深(尤其是欧洲方面)。这对萨卡什维利个人来说是 尤其沉重的打击,因为在“玫瑰革命”之后上台的他一直把加入北约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

  最近到访格鲁吉亚的美国副总统拜登虽然 批评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的观念,但在强调不能用武力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后,拜登尤其不忘提醒,只有一个和平繁荣的格鲁吉亚才能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提供 足够的吸引力以重建领土完整。鉴于2007年下半年来萨卡什维利对国内反对派的打压、对媒体和民间组织的控制日益加强,拜登也很不客气地提醒格领导人,仅 仅是和俄罗斯交恶不足以换来北约入场券。

  “五日战争”结束一年之际,萨卡什维利应该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还远没有重要到值得北 约和美国无条件提供安全支持的程度,萨卡什维利个人在CNN之类的媒体上用英语向西方世界直接传递自己的声音远不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尤其是自己在国内 政治上还问题多多的时候,别人一句“你还不是成熟民主”的评价就可以把你扔在保护伞之外。

  从俄罗斯角度来看,俄军事行为没有遭到有实质 意义的对抗,尤其是美国对格鲁吉亚竟然没有提供帮助,客观上强化了俄罗斯在自己所认定的势力范围中的地位,并且为今后在前苏联空间内(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之 外)重新界定权力分布提供了新的可能。战争暴露了俄罗斯在武装力量上的弱点,由此进一步加强了俄罗斯高层进行军事改革的决心。

  俄罗斯为 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和格鲁吉亚承担了挑起战争的直接责任相比,对于战争的长期道义谴责还是指向了俄罗斯。战争由此强化了俄罗斯在外部世界(不管是周边或 者北约国家)心目中的“强悍、尚武”形象。战争中的具体军事行为,尤其是越过南奥塞梯、侵入格鲁吉亚本土难免有动武过度之嫌。在诸如“金砖四国”之类的概 念里,关于俄罗斯是否和其他国家具备相同地位或者“资格”的疑问在战争之后日渐流行。

  此外,战争之后俄罗斯迅速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 的独立国家地位,而至今只有厄瓜多尔一国承认上述两个争议地区的主权独立(而且还有待该国的议会通过),如此的国际反应(不光是北约国家和欧洲)也是令俄 罗斯感觉尴尬的一个结果,俄罗斯政府在这方面决策的理智性很值得质疑。

  回顾“五日战争”结束至今的一年时间,可以说,在现实政治的博弈里,格鲁吉亚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短期成果,而俄罗斯所损失的则是国际社会里的长期道义支持。这又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Thursday, August 27, 2009

拿什么拯救你,北高加索

拿什么拯救你,北高加索

张 昕

《东方早报》2009年8月28日

  

2009年4月1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俄罗斯联邦军队在车臣共和国的反恐行动正式结束,实质上宣布了长达十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结束。然而,此后的几个月里,包括车臣在内的北高加索地区却掀起了新一轮的暴力冲突高潮。

  印古什共和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印古什前副总理、达吉斯坦共和国内务部长先后遇刺身亡,印古什总统叶夫库罗夫遭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侥幸保存性命。7月初,车臣著名的人权人士、女记者纳塔丽亚·埃斯蒂米洛娃在遭绑架后被残杀,事后车臣群众走上街头,悲愤地质问:“下一个是谁?!”岂料仅仅 一个月之后,车臣境内又有一对从事慈善事业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遭到绑架和残害,此后8月末的几起恐怖袭击事件又造成至少30人死亡。

  这一系列暗杀事件的目标从国家强力机构的高官到慈善事业的工作人员,不仅是恐怖分子对俄罗斯国家权力机构的直接宣战,也显示施暴者对于整个社会基本秩序的挑战。

  北高加索地区其他6个共和国经济、社会情况与车臣类似,但两次车臣战争却吸引了公众几乎所有的注意力,战争部分掩盖了其他共和国内部以及它们与 俄罗斯联邦中央之间的诸多问题。最近几个月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军撤出车臣之后,北高加索地区的暴力势头远没有得到遏制,车臣战争终结之后的北高加索地区还 处在“燃烧”状态。

  对类似车臣这样的边疆、非主导民族聚居区的治理,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如果仅仅从中央(或者联邦)政府对于地方领导人的选择上看,大致有三种可能:

  一是中央选择一个和地方精英有密切联系、有能力控制和调动地方精英的魅力型领导人,给他高度的自治权。印古什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鲁斯兰·奥谢夫就是这样类型的领导人。这样选择最大的危险是一旦民族地区成为国中之国,区域内部虽然稳定,但是离心力可能会更强。

  第二种则是选择一个与地方精英勾连不深的领导人,最好是出自联邦强力部门,能够有效地与联邦中央合作,从上往下建立秩序。如此地方领导人的潜在危险是,此人可能对于地区事务毫无实质控制能力,一切依靠联邦中央。

  这正是叶夫库罗夫前任、穆拉特·查基科夫的形象:他对莫斯科有完全的忠诚,在选举上能为联邦中央的候选人保证极高的得票率,但是在日常的经济政 治事务上几乎完全失控,对于分离势力的打击也完全依赖联邦力量。尤其是在缺乏和地方普通公众沟通的前提下,联邦武装力量的反恐行动常常演变成对地方居民的 另一种恐怖威胁——至多是两害中稍轻的一端。也正因此,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10月坚决撤换查基科夫,由叶夫库罗夫代替。

  叶夫库罗夫代表了第三种地方领导人:跟地方传统精英势力没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在一般公众当中享有一定的公信力。作为俄罗斯军队中曾经在高加索和 巴尔干地区都有过作战经验的老兵,这位印古什人比两位前任都更加重视和地方社区的联系,同时他又邀请来自莫斯科的著名人权人士共商反恐事宜。在动用强力手 段上他也强调法律约束,甚至向总统反映过联邦军队在印古什的反恐行动过头。

  遭袭两天前,叶夫库罗夫在媒体采访中把公众对国家政权的不信任和严重的腐败列为本地区最严重的问题,分离主义倒是相对次要的。因此叶夫库罗夫在上任之后也一直把分解地方传统宗派势力,以查税、反贪为抓手改善本地的治理作为工作重点。

  梅德韦杰夫对于第三种地区领导人和相应的管制模式是寄予厚望的,在叶夫库罗夫之前,和他工作风格类似的鲍里斯埃·博泽耶夫刚被任命为北高加索卡 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的总统。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极端暴力面前,仰仗个别领导人的魅力和管理风格并不足以消解深重的社会矛盾。熄灭北高加索地区的暴力 火焰,还需要更长远的战略和政治智慧。 

Thursday, August 6, 2009

拜登的中间路线

拜登的中间路线

张昕
《纵横周刊》2009年7月27日


在奥巴马结束自己的首次对俄访问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也来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目前在前苏联空间里和俄罗斯最僵的两个国家——给出对该地区进行外交“制衡”的姿态。

  此前的莫斯科会晤中,美俄领导人摆出改善关系的姿态,在削减核武器上取得新进展,但是在更棘手的如何处理俄罗斯在前苏联东欧空间内地位的问题上 双方回避了直接表态。所以拜登对这两个国家的访问也被期待对上述问题给出进一步的界定; 相应的,两国(尤其是格鲁吉亚)也对拜登给出了很高规格的接待。

  拜登在官方演讲和公开发言中非常清楚地在俄罗斯可能希望的立场和格乌两国的期待之间走了一个中间路线。一方面,拜登进一步明确美国对两国加入北约努力的支持,继续支持两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民主改革,并且批评俄罗斯仍然保有“势力范围”的观念。

  另一方面,和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的政策表现出明显差别的是,拜登毫不忌讳地提醒格乌两国仍然需要在本国内部制度建设上练好内功,以便达到加入 北约的基本标准——这是北约中部分国家对于是否接纳这两个国家的主要顾虑。在强调不能用武力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之后,拜登尤其不忘提醒只有一个和平繁荣的格 鲁吉亚才能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提供足够的吸引力以重建领土完整。

  这部分暗示,美国不再把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来作为是否北约成员资格的主要标准,北约不会因为只是保护受到俄罗斯威胁的原因来支持那些在经济政治发展上还没有达到北约标准的国家。

  橙色革命和玫瑰革命虽然把形式上更加亲西方、反俄罗斯的力量推上政治舞台,但是颜色革命的成果都没有演化成持续的政治发展,政治动荡成为国内政 治的主旋律,两国在金融危机面前也都暴露出政治体制治理能力的薄弱。尤其是,格鲁吉亚领导人不仅在对待政治自由问题上自2007年来有倒退的迹象,其“挑 衅”行为也被越来越多人认为要对俄格战争的爆发负部分责任。拜登出访之前,萨卡什维利匆忙表示将调整对政治反对派的态度,部分也是对即将来访的美国领导人给出一点自我检讨的姿态。

  虽然俄罗斯内部有官员对拜登的言词表示困惑,认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在发布相矛盾的信号。但如果从外交上的平衡策略看,两人的表态没有什么矛盾。 倒是在由此引发出对于北约东扩和未来发展的标准问题上,拜登可能暗示了美国的立场和北约欧洲成员国的立场在拉近。

白条财政催生宪政改革

白条财政催生宪政改革

张昕
《纵横周刊》2009年7月27日


7 月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步入2010财政年度,迎接新财政年度开始的却是施瓦辛格州长宣布州财政进入紧急状态,随后加州审计长江俊辉宣布印刷近3 万张的“政府借条” (Registered Warrant,俗称 IOU,就是政府打的白条)发放到加州纳税人手中,充当个人所得税的退税。“白条财政”的开始象征持续多年的加州财政危机进入新阶段:按照国民生产总值记 一度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加州已经破产。在新财年开始的第一天,施瓦辛格又宣布除了法定节假日之外,加州的政府机构每个月将额外关闭3天,公务员被迫接受 无薪休假,由此公务员的工资将进一步下降14%左右。加州大学系统的教师工资从八月起将削减8%,各类招聘活动几乎全线冻结。各级教育、医疗福利到汽车登 记等所有政府财政支持的项目都将面临大幅削减。

  财政危机归根到底就是“入不敷出”。90年代网络经济热潮的破灭和最近美国经济的周期 衰退是造成“入”日益窘困的最重要导因。而在经济发展一切顺利的时候,在“出”的一端加州的政治体制鼓励大量的财政福利项目,一旦日子难过了众人只能苦于 “由奢入简难”。而导致财政周期无法针对经济周期作出有效调整的重要原因则是加州政治体制设立的众多约束,因此最近关于财政危机的讨论最终都归结到了加州 政体的改革上。加州宪政改革的前景不仅对加州和美国、甚至对政治制度设计中一系列基本问题都有重要启示。

  加州政体中不通过选举出的代 议官员而直接依赖选民决策的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程度在美国各州中可能是最高的。三项主要的直接民主制度安排—— 公民立法提案(initiative),全民公决(referendum)和对在任民选官员的罢免(recall)—— 加州不仅占全,而且在使用的频率上也远高于其他有类似规定的州。

  虽然公众对于公共决策的直接参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直接体现,但 也容易出现所谓的“选民短视症”:大家都希望少缴税、享受更多的“公共 ”(免费)福利。所以,在经济上升期,直接民主体制下很容易出现财政过度扩张和缺少财政约束的情况,而到了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谁都不愿意砍掉自 己头上的福利或是把增税的压力摊到自己头上。

  更具体的看,目前加州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制度制约(尤其是在拓展财政来源方面) 是1978 年以公民立法提案方式通过的13号法案(现在加州宪法中的13条A款)。该法案规定了对房产税的严格限制和财政预算案与增税都必须得到州议会两院三分之二 通过。这两条规定严重制约了在经济衰退期可能的财政应急措施。和美国大多数州把房产税作为重要财源不同,加州的财政来源中房产税的比例非常低;同时三分之 二的规定又限制了州议会在任何与财政有关问题上的能动性,导致任何改变现状的变革都很难通过州议会,经常把难题又推给了选民。

  此外, 和美国宪法的简洁和稳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加州目前的1879年版宪法号称是全世界第三长的宪法,自通过以来已经加入五百多项修正案(包括历次通过公民立 法动议加入的宪法修正案),其中规定的加州居民的“权利”比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所规定的要更宽泛和细致。加州宪法行文的冗长和细节的累赘很大程度上体现的 是对选举官员的不信任,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选民对财政过程的控制,也导致选举官员对于财政收支控制能力的有限。

  如今不可收拾的财政危 机促使加州各界开始达成共识:根治加州的财政危机,除了短期的经济刺激、以及期待整个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对加州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变革, 使其更具灵活性和合理性。类似的“经济问题、宪政解决”的思路其实并不新鲜,但是最近“白条”财政的出现最终把加州宪政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包括施瓦辛格在 内的加州各派政治人物和公民团体都对大规模修宪表示了支持,加州各地纷纷在筹划自发的宪政会议。

  各方已经提出的宪政改革方案包括修改 13号法案中关于预算和征税需得到两院三分之二通过的规定,打通“预算-税收”领域的政治阻碍。其次,修改州长选举规则,引入公开的初选制度,使得最后的 竞争在两位候选人之间进行,从而保证政治立场更接近中位选民的候选人最后能够胜出。还有就是修改13号法案中关于限制房产税的规定,区分商业和非商业住房 的房产税率和征税方法,在不大幅度提高居民住房负担的前提下提高从商业用地上的税入。

  如过去类似改革失败的经验所揭示的:即便有改变 现状的原则性共识,对于改革具体路径和目标的分歧仍然可能导致改革的共识无法转换成现实。关于修宪是否、以及如何改革直接民主在加州政治中的地位,各派的 分歧还很大,尤其是如何改革现在有过于泛滥之嫌的公民立法提案。还有诸如同性恋婚姻之类和财政无关的议题也有可能影响到和财政直接相关的修宪努力能否成 功。类似在改革方向上的分歧完全有可能使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利的现状得以保留。

  酝酿中的加州宪政改革略具反讽意味的是:有可能要减少直接民主参与的宪政改革首先必须通过传统的宪政会议来首先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经济问题的宪政解决”能否付诸现实要看加州居民们愿不愿意从自己享有的众多权利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