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3, 2011

“无为而治”的俄罗斯实践

“无为而治”的俄罗斯实践

张昕
《东方早报》2011年1月13日

2010年在前苏联空间里举行了四场主要的选举,视该空间为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俄罗斯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里非常努力地在政治、经济 和文化领域尝试整合前苏联空间,不过,去年俄罗斯对这四场选举的态度和介入方式和以前类似场合相比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并且已经凭借这样的新态度获得了一 定的新收益。

  在2010年初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俄罗斯没有像2003年橙色革命以来的历次选举中那样对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公开表示明确支持——这样干预色彩 浓重的做法已经被证明不能达到效果,往往还适得其反。这一次两位俄罗斯领导人选择了他们在内政领域已经多次使用的做法:以分工的方式分别和乌克兰两位主要 候选人进行温和的接触(梅德韦杰夫和亚努科维奇、普京和季莫申科),而且给外界的印象是对两位候选人给予了同等的支持。由此俄罗斯对乌克兰选民和国际社会 都传递出一个比较实际的信号:不管谁成为乌克兰新总统,俄罗斯都作好了与其展开对话和合作的准备。结果是亚努科维奇顺利当选,并在当选不久后就与俄罗斯达 成延续黑海舰队港口租期的重要协议;俄乌两国2010年年底也没有重演已经出现多次的天然气价格战。

  2010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巴基耶夫政权倒台之后,吉临时政府曾向莫斯科提出要求俄罗斯派出军队帮助恢复秩序。当时,曾有不少观察人 士猜测俄罗斯其实直接介入了6月的骚乱,由此推断在临时政府主动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之后,俄罗斯会名正言顺地派驻军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但当时俄罗斯总统认 为骚乱纯属吉内政,俄罗斯不宜介入,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没有派出军队。虽然6月事件之后,俄罗斯提出过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第二个俄军基地的建 议,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利用6月骚乱强压吉新政府、派驻军队以达到恢复自己在该国军事存在的目的。而此后11月结束的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没有 出现明确反对俄罗斯的政党,俄罗斯政府也没有明确表示对任何党派的支持,俄领导人和部分参选党派领导人的接触也和乌克兰选举期间一样,其基调是间接和温和 的。

  针对同样在11月举行的摩尔多瓦议会选举,俄罗斯的态度更是可以用“放任自流”来形容:俄罗斯政府的“介入”的行为直到11月8日选举结束之后 才发生,当时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到摩尔多瓦帮助组成联合政府。相比之下,倒是欧盟和罗马尼亚显得要忙碌许多,早早地派多个代表团频繁访问摩尔多瓦。

  在四场选举中,俄罗斯对年末的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的介入程度相对而言是最深的:俄政府官员和大多数俄媒体都对卢卡申科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是相对 于已经延续一年多的针对卢卡申科的批评攻势,竞选过程中,俄媒体的宣传攻势并没有达到任何新的高度,强度其实略有减弱。在选举结束之后,俄罗斯政府也马上 承认了选举结果,自始至终没有对选举的合法性和卢卡申科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在2010年针对这四场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选举,俄罗斯吸取了过去失败尝试的教训(尤其是在乌克兰),转而采取更加间接、温和的低调态势,尽可能对外显示实用的外交态度,作出尊重他国内部事务、愿意与任何领导人和政治党派合作的姿态。

  这样的姿态部分避免了上述四个国家出现以反对俄罗斯为主要政治主张的政党的出现,也使得这些选举不再被轻易定性为俄罗斯和另一方国际力量的直接 对抗——比如在吉尔吉斯斯坦和美国对抗,在摩尔多瓦与欧盟和罗马尼亚对抗。就选举结果和选举后与俄关系而言,至少在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和摩尔多瓦三个国 家里,俄罗斯这种更加放松和超然的态度恰恰换来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结果和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是俄罗斯外交在2010年里得到加分的一个层面。考虑到过去 一年里欧盟和美国在前苏联空间的整体影响,尤其是后者直接参与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减弱,俄罗斯在2011年可能在重组前苏联空间这个目标上以看似“无为而 治”的方法取得更大的进展。

Friday, January 7, 2011

“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自由民族主义”如何可能?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月6日

2010年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球迷与莫斯科警方之间的对峙冲突占据了俄罗斯各类媒体的头版。12月6日,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与来自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年轻人发生斗殴,一名斯巴达克球迷身亡。警方事后虽然拘捕了数名嫌犯,但很快就将他们释放。莫斯科球迷群体对警方处理的强烈不满导致12月11日数千名球迷在没有获得批准的前提下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什广场举行集会,并与警察发生大规模肢体冲突,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散场后,部分球迷在地铁内殴打多名非斯拉夫裔长相的乘客作为报复。几天之后,莫斯科警方针对对峙双方在酝酿中的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又逮捕数百人。

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出现的众多评论中,有一篇引起格外的关注和不少争议。叶利钦时期担任过能源部副部长、现在“民主选择”运动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在题为《自由民族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里提出,过去20年时间里,俄罗斯自由派在机械死守“普世价值”和“宽容、多元文化”这样“遮羞布”的同时,彻底放弃了“民族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把所有针对移民或者非俄罗斯族裔的仇恨现象都简单归结到法西斯主义或者排外情绪。自由主义者基于政治正确声称“罪犯没有民族性” ,或者把任何民族主义者等同于法西斯分子,恰恰把一整套民族主义的强大话语工具和战斗阵地完全让给了所谓的鹰派和极端势力。自由派政治对话中民族主义命题的缺失也成了自己饱受批评的把柄:自由派阵营被刻画成为反对俄罗斯利益的“第五纵队”。因此,和东欧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自由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力量并肩而行的情况相反,这两股力量在俄罗斯是完全分离的。

此后,作为坚定自由派的米洛夫又把批评矛头指向了以亚历山大⋅杜金为代表的欧亚主义者。他强调把俄罗斯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个独立的“欧亚地区”和相应的身份认同上就是把俄罗斯出卖给穆斯林势力或者是中国,现实中只有传统欧洲才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根本导向。

在文章的最后,米洛夫提出了俄罗斯“自由民族主义”方案的基本主张,即重举民族主义大旗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直接斗争,加强俄罗斯对欧洲文明的自我认同。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应对,他建议要加强对非俄罗斯族裔的经济和文化融合,在对移民本身非罪化对待的同时,对于有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犯罪活动则坚决不能手软。

米洛夫在马涅什广场事件之后提出的这个自由民族主义的纲领是希望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民族主义认同之间找到和谐共存的基础,同时维护自己所在的政治团队在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而他心目中想像的那个“欧洲文明”则为俄罗斯的自由民族主义提供了范本。

可现实中无论是法国萨科奇政府驱逐吉普赛人的政策、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伊斯兰罩袍的法令还是瑞士通过公投禁止建造伊斯兰教清真寺尖塔的决定,这些近两三内发生的事件都应该提醒米洛夫:他心目中的那个“欧洲”在结合自由主义和民族、宗教多元上并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过程;莫斯科人过去十多年因为非斯拉夫裔移民的大量进入而产生的恐惧和危机感对于传统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来说丝毫不陌生,而后者对此的回应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看看这几年法国的街头骚乱就可以。

米洛夫在字里行间倒是多次提出是北高加索和其他穆斯林移民给俄罗斯主体社会输入犯罪和腐败的论调,但是他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政策建议远没有回答这个“当宽容面对另一种不宽容时怎么办?”的难题。米洛夫也没有进一步阐述,在针对主体是来自俄罗斯内部、法律上享有完全政治权力的内部移民的时候,自由民族主义在政治平权已经在原则上完成的前提下,如何达到最终社会经济上“民族融合”的目标。令人遗憾的是,米洛夫版本的自由民族主义的困境在当下的俄罗斯不会很快消失,会有更多的马涅什广场事件来不断挑战自由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