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背后的意义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2月28日

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无论是俄罗斯国内外的专家判断和俄国内各种不同的民调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选举胜利。在选举前一个星期俄罗斯三家最有影响的民调机构组织的最新民调中，已经决定参选的受访者中准备投票给普京的比例分别是66％、58.6％和 58.7％。这样的民调结果预示普京甚至可以确保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胜出，无须进入第二轮和对手一对一的竞争。从最终结果看，总统选举本身似乎已经没有不确定性。但即便是最终结果没有悬念的选举仍然有超越决定胜负的意义，尤其在俄罗斯这样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治体系中。没有悬念的总统选举仍然冲击了政治表面的均衡状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过去十多年俄罗斯政治全局的机会。

个人与领袖

1999年8月俄罗斯杜马通过对普京的总理提名时，很少有人相信在联邦政治还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普京能够在总理的位置上待很久——此前一年半时间里总统叶利钦已经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四名总理。然而，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三年的时间里，普京对于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掌控能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和想像。从一份并不怎么出众的履历开始，普京在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上不仅没有成为其他政治势力的傀儡——如一开始有人曾经预测的那样——而且在国内作为政治人物的公众认可程度始终超过公众对俄罗斯政府的认可，2008年以来作为总理的民众支持率也始终在总统和政府之上。在国际舞台上，普京个人施展的影响也超过了俄罗斯作为国家的影响力。不管如此的个人形象和影响力是普京和他的公关团队利用行政资源和媒体包装苦心经营的结果，还是得益于由能源价格走高而推动的经济复苏，普京个人对于过去十三年时间里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不可磨灭。尤其是新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普京很准确地把握了俄罗斯公众（或者说“中位选民”）的心态与渴求，提供了一个公众渴望的领导形象：真正的汉子、精力旺盛的工作狂、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以及与社会各界有效的沟通者。

同时，过去十三年间的从政经历也逐渐在细微之处不断塑造和改变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从最初进入联邦权力中心时略显谨慎、矜持但面对各个阶层的直接对话时表现出灵活态度，到如今媒体面前日益娴熟的应对技巧和宽容程度的下降、不愿意接受对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任何质疑。早期普京标志式的宣言经常可以归入“粗鲁”行列，但很少有人怀疑这样言论背后的真诚。如今普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和姿态越来越成熟自如和职业化，但是他言谈举止中体现出的那种冷峻的直率似乎在减少。和传言中接受注射肉毒杆菌整容暗合的是他逐渐表露出来的情绪和智力上的疲惫。在曾经永不疲倦、一切近在掌握中的形象背后，我们开始注意到权力负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留下的印记——哪怕是最强悍的领袖也无可避免。

无论是2008年没有接受众人建议修宪以便继续担任总统还是这次决定继续参选，普京对权力的追求不单缘于对个人权力的贪恋，而是一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个人信仰。他对马克斯·韦伯笔下“受使命召唤”的政治家形象一定会有深切的认同。政治竞争、辩论、政党、甚至选举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来说都是“外生”的：他本质上不希望把自己依附于政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方面，而是真心诚意地相信自己被赋予了引导整个民族国家的使命。因此，他可能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独裁者；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这些简单的政治标签不足以涵盖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行为没有统一和谐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而更多仰仗的是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这样的行为模式在普京担任总统的第二任期中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如果说在90年代动荡时期，这样领袖形象满足了公众的需求，那么当政治生态已经从“非常政治”进入“日常政治”，这样的领袖和行为模式是否还行之有效？

团队与精英

在普京这样一个政治强人的领袖形象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权力控制模式，研究斯大林时期流行的“巨人模型”肯定无法准确描摹现在的俄罗斯政治生态。俄罗斯国内外的学者基本有这样的共识：过去十三年间，实际掌握俄罗斯联邦政府层面最主要决策权的是以普京为核心的一个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但这个团队确实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真正控制了攫取资源的渠道，团队内部则具备了松散的集体领导的特征。在这个最核心团队之外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的松散集团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其中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渠道展开的。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占据这个精英集团最顶峰的从形式上看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之间的所谓“双头统治”。即便外界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有诸多猜测和解释，两人的最基本目标没有冲突：都是对内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现代的俄罗斯，对外恢复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两人成长最关键时期背后仰仗的基本是同一个团队；两人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更多的是个人风格的差别，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执政哲学上的差别；两人在政治角色上的差别更多的是针对国内外观众的一个有意分工，使得“双头统治”作为一个组合可以对国内外不同的观众释放必要的不同信号。两个人之间角色的变化会搅动一下精英集团周围平静的河水，但是不会颠覆精英集团本身这艘大船。

在关于领袖个人与精英集团关系的讨论之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特质之一是他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的出色能力，不管这样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普京善于通过倾听各派不同声音来引导甚至强制妥协，使得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曾经是普京重要盟友的前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最近公开承认：“普京有超凡的能力倾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迄今为止，他在平衡政府内各派别间的冲突立场上做得非常成功。”

而在上述高度个人化的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也尝试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整合精英力量，尝试精英吸纳和自我更替的制度化建设。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去年议会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而统俄党在议会选举中将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也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一个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作用之外，统俄党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尤其是考虑到去年议会选举中统俄党差强人意的表现， 普京希望通过政党方式整合组织精英团队的希望已经受到重挫，这也是他在迄今为止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完全忽略自己的党派身份的原因。

社会与公众

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非常政治”时期的动荡之后，过去十多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带来了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政治制度也必须面对新的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的挑战。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俄罗斯总体经济成长业绩不错，人均收入的绝对增加和绝对贫困人群数量的减少都是经济成长的实绩。不管是得益于政策得当，还是外部价格的影响，过去十多年俄罗斯公众平均物质生活水平的总体改善是确定无疑的，基本生活秩序的恢复也应该肯定。

同时，与绝对收入水平总体提高并行的是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社会诉求之间的冲突。去年年底议会选举开始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这两者针对的都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获得财富的方式：俄罗斯社会的贪腐程度远高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教育水平所应该决定的贪污腐败程度。但是这样的街头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统一的声音还不能完全确定。去年年末开始的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的具体人员组成还没有系统严格的统计，但根据各种现场目击证据推断，走上街头人群里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收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他们的年龄低于全国平均、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这样的人群在自己收入绝对提高的同时，痛恨现有体制对保障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构成的障碍。但是这样的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民调中出现的15－20％反对现政权的人群，代表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那些现在收入高度依赖国家系统的人群，还是值得打上一个问号。

近期社会运动得以组织起来的主要动因还是年末议会选举中出现的诸多舞弊现象，但把反对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划上等号恰恰在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如何把因为选举舞弊催生的共同激愤转换成为更具实质意义的政治目标和诉求是考验精英团队之外、以及包括选举在内的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新社会力量能力的时候。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纳入一个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讨论的渠道，在街头运动中曾经提到的诸如重新引入地方官员直选之类的具体政策措施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有希望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世界上有相当多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其地方官员也不是通过地方直选产生的。 除了在声势上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社会力量是否愿意或者应该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还是深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争取吸纳那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塑造更广泛代表性的重要策略问题。

选举与制度

可信的权力继承公式是任何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自去年年底以来普京和统治团队略现笨拙的操纵选举过程、确保最后胜利的行为间接显示出俄罗斯政治制度体系如何运行——或者说如何运行不畅——的内在逻辑。 现代复杂而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社会需求与公共决策之间一个重要的中间层次： 政治制度将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复杂诉求归总并且稳定这样的归总过程，同时通过政党、代议官员这些方式进一步提升单纯的个体需求，以最终达成稳定的社会选择结果，并保证社会选择过程不会因为社会需求的复杂多样而僵死。这样的制度化过程毫无疑问有自己的成本：制度中介层把政治代表权赋予某些个人、同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些人，代议制可能产生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政治竞争也有可能近一步撕裂甚至恶化社会先前存在的不同需求。就权力更替而言，通过大众参与（包括公开选举或其他方式的公开政治竞争）实现政治权力更替只是诸多可能之一。就像在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权力转换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掌控局面的小规模集团内部协商完成，公众的大规模参与完全可以被隔绝其外，新统治者的合法性也不需要通过大众政治过程来获取和巩固。但是非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容易产生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囚徒困境，非制度化的民主意味着政治制度覆盖范围的有限、代议和中介机制的弱化。

俄罗斯在这次选举前所凸显的正是政治制度缺乏制度化的诸多问题：普京自己的08年权力过渡方式就是一个例证。政治权力不是由具体职位或者宪政体系产生，而是高度依存于统治集团或着精英集团内部的个人层面上的非正式关系。当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高度依存于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时，这样的局面可能为个人提供大量的制度寻租的机会，但当非正式的信任关系、基于个人的效忠关系逐渐蒸发掉的时候，这样体系的不确定性也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任何对于低于六成的支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的紧张——哪怕这样的支持率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在这样的制度化低下的环境里，选举本身已经不具备“有限的不确定”，选举作为决定政治竞争胜负的意义也已经相当微弱，但选举本身并非没有意义。选举除了投票日当天可能出现的戏剧化结果之外，选举前后都是各个派别寻找联盟、拓展政治组织的过程，无论对于现有正式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还是因各种不同缘由组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来说都是锻炼队伍、发动群众的绝好机会。如同战争特殊条件下生发出的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在和平时期可以成为国家在其他领域动员组织能力的重要基础一样，选举前后引发出的社会动力也可能在选举之后得以延续并转换成其他领域社会动员的能力和组织基础。

除了最后的总统人选之外，选举过程中的其他细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精英集团和社会公众两个层面共同的一个“聚点”：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期到的集体行动。

此外，过去十三年来俄罗斯政治体制在催生新的政治精英、实现精英集团内部自我更替方面表现欠佳， 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完全没有新面孔出现在联邦一级的政治版图上——统俄党在精英更替上曾经被寄予的希望已经落空。这次参加总统选举的虽然还是老面孔为主，但是从去年年底的杜马选举到日前的总统选举攻势，传统的正式政治体制之外已经有新生势力开始实质性的积聚政治资本的努力。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年轻律师兼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最初因揭露俄罗斯国家输油管道在建造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能源管道时挪用40亿美元公款而走红，迅速成为揭发俄罗斯政府腐败的知名人物。虽然他在这次的总统大选期间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政治竞争，但是在组织反对派的社会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知名度都意味着年仅34岁的纳瓦尔尼前途无量。

2012年总统大选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谁能最终成为总统，而在于选举过程对现在实际意义上的领导人、统治精英和公众的预期和判断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选举之后政治过程的影响。无论对是政治竞争中的哪一方，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各个层面上的集体行动都可能提供重要的新“聚点”，协调和激发新的集体行动。同时，选举过程也将归总俄罗斯社会对于如下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制度化程度低下的俄罗斯政治在社会需求日益分化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改变目前高度依赖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围绕在领导人周围相对封闭的统治精英集团的治理方式。

游移的俄罗斯“利比亚底线”

游移的俄罗斯“利比亚底线”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2月17日

俄罗斯在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上投了反对票，这个选择背后有怎样的利益考虑以及反对票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俄罗斯国内对此的解释和猜测也多有不同。不过在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和外交部代表的官方声音之外，俄国内媒体、学界和政界人士的诸多评论中还是提供了几点基本的共识。

　　首先，具体的物质利益在俄罗斯政府的否决票决策中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的确，俄罗斯在叙利亚有现实的军事和经济利益，但是叙利亚并不是任何意义上俄罗斯的正式盟友；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塔尔图斯设立的只是一个海军的补给站，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港；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军火交易虽然达到不小的规模，但是按照过去十年来的总交易量算，叙利亚只是俄罗斯军火的第七大进口国，其中相当部分还依赖于俄罗斯政府的信贷支持。这些直接的军事和商业利益本身至少还不足以构成投反对票的主要理由。

　　其次，俄罗斯当权者恐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波及自身这样的解释也很牵强。

　　俄罗斯毕竟不是利比亚或是叙利亚。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后被不少政治人士赋予了重要的示范效应，不断有人试图寻找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震荡被复制到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尤其是包括中亚在内的前苏联空间），但是近期前苏联空间受到阿拉伯世界滚雪球效应的影响而出现大规模政局变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弱，俄罗斯政府出于担心外部力量通过安理会决议来干预自己或者自己势力范围内国家内政的考虑，对这次反对票选择的作用也不大。

　　另一个基本共识是俄罗斯的反对票并不代表对巴沙尔政权的无条件支持，或者是对巴沙尔政权道义基础的认可。

　　相反，反对票反对的是以特定的方式改变叙利亚政局的现状，反对票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决议草案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恶性后果尤其是在外部世界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性质和治理能力没有清楚把握的前提下。俄罗斯毫无疑问从去年的利比亚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在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就干预利比亚的问题举行表决时，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从而使得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得以通过。但是最初以预防性人道主义为目的设立的禁飞区很快为北约以实现政权更替为目的的全面武装行为铺平了道路，俄罗斯政府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在叙利亚再次出现。同时，由于叙利亚和巴沙尔政府在中东局势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俄罗斯政府很担心巴沙尔政权的突然垮台会引发中东地区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剧烈震荡：包括加剧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对抗、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以及穆斯林内部派别之间冲突的全面升级。

　　最后一个共识则是关于俄罗斯选择了否决票之后的结果。俄罗斯国内各派都承认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已经远远不能和苏联时期相比，在总体影响力下降的同时可以动用的外交工具也日趋萎缩。

　　俄罗斯在安理会决议之后表现出借助斡旋和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姿态，并且主动扮演中间调停人的角色，希望恢复自己在该地区曾有的地位。但俄罗斯国内的评论人士大都对此举措的有效性表示悲观。在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的大规模武装行动开始之前，俄罗斯都曾经试图扮演过类似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但是由于俄罗斯自己的立场经常游移不定，在外交斡旋之外又缺少其他的力量支持，也不可能对冲突中的一方提供实质的保护，所以此前的类似努力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一次恐怕也不会例外。所以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票并不意味着一个坚定清晰的“利比亚底线”。在安理会投票之后，俄罗斯政府先后又发出了变相敦促巴沙尔下台的声音，做出了撤侨决定，表示了参与驻叙利亚维和部队意愿，如此种种都是俄罗斯这个“利比亚底线”游移性质的表现。加上马上就要到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对于俄罗斯近期在利比亚局势上再次出现转变基调的可能，我们也不必太过惊诧。

普京的党 党的普京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2月5日

对12月4日的俄罗斯议会下院杜马选举，俄罗斯国内外不同渠道的预测结果高度一致：现在杜马中占据7成席位的统一俄罗斯党（下简称“统俄党”）将继续保持 自己的统治地位，但绝对席位数很可能要减少。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铁定会继续进入杜马，并且绝对席位可能有所上升。公正俄罗斯党继续保留自己杜马席位 的可能性也相当大，而参选的其他三个党派（亚博卢、正义事业党和俄罗斯爱国者党）将没有机会进入杜马。

　　虽然最后进入杜马的党派构成以及统俄党的统治地位基本不会变化，但是本次选举和2007年上一届杜马选举还是有重要区别。

　　四年前那一届杜马选举是俄罗斯选举法大幅度修改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所有450名杜马议员第一次全部照比例代表制产生（过去有一半杜马议员 通过单一选区制产生）；政党进入杜马的得票率门槛从5％提高到7％；取消了最低选民投票率的规定。上届杜马选举导致各小党派“关停并转”，促成了以“统一 俄罗斯”为主导，俄共、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为辅助的杜马政党体系，统俄党高达64.3％的选票率也部分得益于上述选举规则的变化。

　　2007年杜马选举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当时普京即将从总统职位上退下，俄罗斯政坛的权力交接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之前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 的“颜色革命”更加剧了那些试图保持现状人群的不安定感，因此，夯实统俄党的选民基础和在议会的领导地位由此成为预防改变现状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俄党把2007年的杜马选举定义为一次对“民族领袖”普京和普京体制下的政策的全民公决，该党甚至提出“普京计划”的概念作为自己的核心竞选口号。

　　这样的选举策略导致一个有悖常理的现象：设定中“全民公决”的对象是一个不到半年即将离任的政治人物！而在普京那里，他一方面在没有加入统俄党 的前提下，领导该党杜马党派名单；另一方面又多次强调自己无意加入任何政党，表示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普京计划”，并且一直到选举前最后时刻才放弃 对统俄党的批评。

　　普京和他的团队在四年前的杜马选举中所面临的是制度稳定和政策延续之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普京对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宪政制度、实现权力平稳 交接一直很重视。正是出于对制度稳定的偏好，四年前他多次强调自己不会为了方便自己留任而修改宪法，也没有接受民间和统俄党抛出的立他为俄罗斯民族领袖的 建议，对于政党制度建设也寄予厚望——无论是建立统俄党在政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是当时扶持“公正俄罗斯”作为中左翼力量代表的努力。但是，稳定的制度 未必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也未必能够产生可以确保政策延续的新领导人。这可能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对自己和统俄党之间关系以及对于“普京计划”这个概念表现出 暧昧态度的原因。今年由俄罗斯富商普罗霍洛夫领衔成立新的右翼事业党的尝试和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似乎都表露出他对统俄党一党独大局面微调的努 力。

　　这次杜马选举和上一届选举最大的不同是，这次选举前普京已经正式接受统俄党的提名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这将打破俄罗斯历史上总统选举最后获 胜者无党派背景的传统——假定普京最后当选的话。四年前笔者曾经以“是普京的党，但还不是党的普京”为题评价当时杜马选举中全面胜出的统俄党，这次杜马选举前普京（包括梅德韦杰夫）和统俄党曾经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已经彻底固化。

　　今后的几天，俄罗斯国内外媒体肯定会曝光众多选举违规和舞弊现象。但是除非选举结果和此前民调显示的结果有重大差别，很难证明舞弊违规现象对选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年来的各类不同民调都显示杜马内各党派的支持率一直相当稳定，而杜马外几个试图挑战现状的党派几年来实力不济或者内部纷 争不断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次杜马选举之后，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普京已经将自己和统俄党彻底捆绑起来的前提下, 如果统俄党的得票率和普京个人的支持率出 现重大差距，下一届的俄罗斯总统将如何调整自己今后的选举和执政策略。

旧邦新造与符号“混搭”

旧邦新造与符号“混搭”

［俄乡纪行·转型20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1月30日

　　当苏联的公共生活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时期开始逐渐复苏，关于国家象征和符号的争论也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 部分。保皇派和民族主义势力提出重新启用沙俄时代的双头鹰（来源于拜占庭的影响），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也有人开始提出重新启用沙俄时代的白蓝红三 色国旗，但这些动议都遭到了众多代表的强烈反对。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一半左右的俄罗斯人支持继续使用苏联国旗，仅有两成俄罗斯人希望重新启用革命前的沙 俄国旗。形势变化的转折点是1991年的“8·19政变”。当时三色旗出现在了保卫议会所在地“白宫”的路障上，也出现在后来莫斯科居民庆祝反政变成功的 游行队伍里。三色旗由此摆脱了仅仅是旧日沙俄象征的身份，“华丽转身”成为自由和新俄罗斯的唯一的象征。

　　苏联解体之后，面对新国家必 须采纳的一整套新符号，俄罗斯立法机构内部又开始了冗长激烈的辩论。一方面重启双头鹰的建议仍然遭到来自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众人又很难找到完全 不具有苏联色彩且能得到政治认同的新符号。1993年的宪政危机中，叶利钦使用军事手段确定了自己作为总统的权威地位，并通过新宪法，也由此最终采纳现代 版的双头鹰作为新俄罗斯的国徽。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格林卡在19世纪参选过沙俄国歌的作品《爱国歌》的曲调被采纳作为俄罗斯国歌，11月7日这个传统的“十 月革命纪念日”也被重新命名为民族和解纪念日。

　　此后1990年代俄罗斯官方叙事中苏联符号逐渐退出，通过国家法令逐步设立的新俄罗斯符 号体系试图重建新国家与其革命前过往的关联。但对于不少有苏联经历、尤其是经历过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对稳定生活的俄罗斯人来说，苏联符号系统的生命力在于其 象征了一整套未必过时的价值以及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关联。1990年代转轨时期的混乱动荡更让新象征和符号体系在俄罗斯某些社会群体面前显得空洞甚至虚 伪。

　　普京担任总统之后试图缓解这样的矛盾，国家符号的调整成为其重塑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扭转1990年代混乱局面计划中的一部分。苏联时 期的国歌被重新使用，但是歌词做了大幅修改。内战时的白军将领得到恢复名誉和嘉奖，末代沙皇的母亲被重新安葬，大量东正教教堂开始修复和重建。但同时，苏 联解体之初一度很流行的对苏联时期地名重新命名的活动却基本停止。所以，现在列宁格勒地区的首府是圣彼得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是叶卡捷琳堡。在不 少城市，以列宁命名的街道和以十二月党人命名的街道并存；在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的纪念碑和前沙皇家族的墓地位于同一个要塞。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苏联时期的红色五角星和三色旗并存。在当初布尔什维克将双头鹰标志拆除的地方，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一般会利用建筑整修的机会将双头鹰复原。而在那些苏联符号已经成为建筑 装饰自然组成部分的地方（比如现在的国家杜马），苏联符号则往往得以保留。

　　普京时代符号实践的特点是将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象征符号掺 和在一起，作为历史和解、历史传承的体现。这种把沙俄和苏联符号“混搭”、有意无意地忽略背后冲突的做法使得针对所谓“符号空间”的争议得到部分缓 解：1990年代初围绕符号选择的动荡局面不再继续；对于苏联历史几乎一面倒的批评被暂时搁置，不同类型对苏联时代的怀旧逐渐涌现——包括在一部分没有苏 联记忆的年轻人中间。

　　但是关于符号和象征意义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争论的一方认为这样的“混搭”是一种政治上怯懦的表现：因为人们没有 足够勇气向苏联全面告别。而且他们也担心，苏联符号所象征的东西有可能逐渐又回归现实，“混搭”背后的“后现代”意义的相对主义也是这一方所不屑或担忧 的。而辩论的另一方则强调：我们不可能再重复布尔什维克当年非此即彼、彻底打碎旧世界、不认可任何相对性的做法。年轻一代也能接受这种颇具“后现代”意味 的多样性和错综复杂。和过去曾经僵化单一、被从上至下严格限定的符号解释相比，这样后现代式的多样性让人有了选择自己喜欢、创造自己符号“时尚”的可能。

在国家重建过程中旧符号获得新生的最佳例证，应该是沙俄时期的最高军事奖励“圣乔治勋章”。十月革命之后该勋章被取消，而勋章获得者佩戴的黑褐双色丝带被 更名为“近卫军丝带”。2005年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典前后，在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乔治丝带”超越了原来纯粹军事嘉奖的性质，迅速 成为象征战争胜利、凝聚俄罗斯各阶层认同的新符号。自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普通居民、甚至俄罗斯以外的前苏联居民会在战争纪念日佩带乔治丝 带，不同的佩戴黑褐双色丝带的方式甚至成为不少年轻人体现时尚的方式。

　　旧邦新造过程中要形成一套处理历史遗留符号的系统思路并不容易， 一系列可能会互相冲突的迷思并存的现象很难避免，而“混搭”本身也是新俄罗斯这个国家“过渡”和“转型”特质的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符号的并存并不是不可 能，甚至是必然的，类似乔治丝带那样创造性的发掘和重新解读是减少社会冲突、重塑共识一个可供参考的选择。

从11月7日到11月4日

［俄乡纪行·转型20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5日

　　11月7日。

　　电视画面中记者的话筒摆在一个小学生面前：“你知道今天红场上的游行和阅兵是纪念什么日子吗？”小学生略带犹豫地回答：“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吧。”

　　可惜，这个孩子回答错了。一直到1996年，11月7日还是十月革命纪念日：这曾经是苏联日历上众多的重要日子中最重要的一天。然而，过去几年 里，在这一天红场上展现的画面已经很难跟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因为红场阅兵仪式上士兵们穿戴配备的是苏联红军在二战时的军服和武器，那些隆隆驶过红场的军车 也是同时期的古董，而在观礼台上就座的也多是白发苍苍的卫国战争老兵。这着实是一个有趣的场面。当年被视为奠定整个政权、国家的纪念日被慢慢地消解和重新 定义了。

　　1996年开始，俄罗斯政府首先将11月7日改称“和解与和谐纪念日”，随后2004年俄议会又在11月4日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定假日：“民族统一日”。11月7日至此丧失了法定节日的地位。

　　可这个红色日子又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官方的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照常进行，只是现今的主题与列宁、与革命无关，而是重现1941年 11月7日在红场举行的那场著名的阅兵式。当年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政要在列宁墓上方检阅苏联红军、坦克轰鸣着疾驰过红场、直奔莫斯科保卫战前线的场面已经成 为俄罗斯人关于卫国战争的永久记忆——那象征着一次悲壮而伟大胜利的开始！

　　昔日革命的合法性被颠覆、昔日帝国的边界消失之后，俄罗斯就一直在痛苦地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11月7日所遭遇的尴尬也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 一种减少社会震荡的应对方法就是这样利用历史巧合打“擦边球”的策略——尽管斯大林在1941年选择这个日子阅兵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把列宁墓前的全天候卫兵撤走、但保留列宁墓就是另一个例子：革命导师的遗体还在红场上，但是已经不再 享有原来的待遇。而原来列宁墓前卫兵们颇具观赏性的换岗仪式则在克里姆林宫另一侧的无名战士长明火纪念碑边上继续，由此，关于卫国战争的记忆被从关于革命 的记忆中剥离出来单独保存。

　　这样的策略确实可以减少社会剧变过程中政治争论带来的社会成本，但也并非毫无代价。那个把11月7日和传统的卫国战争纪念日（5月9日“胜利 日”）混淆起来的孩子就是明证。再回头看11月4日这个新节日，其政治意义也值得玩味。之所以找到这个日子并将其设立为“民族统一日”，是用以纪念 1612年俄罗斯人自发组织起来击败入侵的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结束了异族对莫斯科的侵占和持续多年的内战。此外，这个日子也恰巧是一个传统的东正教节日。 这应该又是一个利用历史巧合来寻找社会凝聚力的尝试。可惜，不光是历史学家们在质疑11月4日这个特定日期的重要性，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 对这个新节日被官方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反应冷淡：从11月7日到11月4日，这不过是把公众已经习惯了的11月初的那个官方假期往前移了三天。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2005年第一次正式庆祝“民族统一日”的那一天，真正引起公众关注的是在俄全国多个大中城市出现的极端右翼组织的以反移 民为主题的“俄罗斯游行”。在莫斯科，近3000名身穿黑色夹克的“光头党”高举“非法移民滚出去”、“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之类的标语横穿过市区，甚至 在游行途中频频行纳粹举手礼。今年的11月4日，极端民族主义者在莫斯科公开集会的规模官方估计在7000人左右，而口号中又增加了特别针对高加索地区移 民的内容。虽然在11月4日也有民间团体组织针对极右翼势力的“反法西斯游行”，电视台上也出现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尝试为这个全新节日营造节日传统的努力 ——包括在公共场所打扫卫生、维修老旧的公寓设施、向医院里新生儿的父母献花等等——但对这个新节日政治意义的理解与认同在俄罗斯社会恐怕还需要很长时 间。

　　1991年至今，在俄罗斯发生的社会变革，其深远程度丝毫不亚于11月7日本来用以纪念的那场革命。然而，1991年之后，新的政治形态已经不 可能沿用革命后塑造国家认同的方式。所以现今这个寻找认同、重塑自我的过程也就显得更加纷繁复杂。俄罗斯有人怀念沙皇，一种观点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 20世纪初似乎已经接近跃入第一世界的门槛。有人试图在那个未曾凋敝、淳朴有序、充满宗教情结的俄罗斯村社世界里寻找传统作为精神依托。有人则把希望寄托 在那些在1991年自发走上街头反对保守派军事政变的人们身上，相信这些人象征的才是新俄罗斯走向一个真正“正常国家”的希望。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 号更是被各个政党派别、各个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新阐释。在这个不乏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卫国战争成了唯一一个无可争议的象征。也正因此，尽管几年来 “俄罗斯游行”中的极右翼人数不过几千人，对这个当年为战胜纳粹付出数千万人伤亡代价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游行仍然是不可容忍的耻辱。可同时每年胜利日老兵 集会也已经充满越来越浓的伤感气氛：能来参加集会的老兵越来越少。当直接承载战争记忆的人群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个国家还能依靠战争回忆来凝聚所有人吗？

一盘脆弱的“大棋”

一盘脆弱的“大棋”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9月30日

纠缠俄罗斯政局多年的“2012年问题”日前终于谜底揭晓。在“统一俄罗斯党”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先是现任总理、党主席普京提名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继任该党领袖。随后梅德韦杰夫又提议全党支持普京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双方对对方的提议都表示欣然接受，随后党代会也迅速通过决议将两人在大会上的发言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竞选纲领。

虽然在2008年总统换届之后有众多猜测普京可能会重回俄罗斯最高权力位置，但很少有人预测到这个决定会在离总统选举还有半年这个时间点、以这样一种方式正式公布。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人在各自演讲中都豪不掩饰地表示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两人其实在梅德韦杰夫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前就已经确定。如果两人所说属实——这是一个需要追问的“如果”——那这盘关于2012年的“大棋”确实是规划已久，而过去几年来不少分析人士做出的两人之间良性竞争之类的判断只能是太简单、甚至是幼稚的一厢情愿而已。回想过去几年里两人在各种场合针对2012年问题的回答，几乎总是归结到遵从人民意愿或者是到时候再做决定，再面对梅德韦杰夫在这次党代会上义正词严地强调“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时，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哪一句了。

不管现在这样的安排当中普京本人的“恋栈”心理占到多大比重，至少说明2000年以来俄罗斯政治制度建设没有摆脱对个人的高度依赖，包括2008年总统选举在内的尝试没有产生一个可以让现有统治精英感觉可以依赖的新领导集团。普京个人还是必须回到之前的直接掌舵的位置上，而没有像此前不少人猜测的那样以某种“民族领袖”的身份半退出正式的权力中心，在保留对重大决策有发言权的同时，退出对于日常具体政策事无巨细的关照。

“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治制度化的最重要努力几年来也没有实质进展。这次代表大会除了揭晓2012年问题答案之外的其他安排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规模日益庞大、在联邦立法机构和众多地方立法机构掌握控制权的政党远远没有达到类似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和印度国大党曾经达到的制度化水平。统俄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本次党大会还决定包括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将被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统俄党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恰恰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在普京勾画的一盘“大棋”中统俄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

党代会之后另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也进一步佐证了关于“大棋”脆弱性的假说。在财经界口碑很好、一度盛传有望担任下届总理职务的现任财政部长、副总理库德林在统俄党党代会之后马上公开表示因为和梅德韦杰夫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他不会在梅德韦杰夫任总理的新政府里任职。在两人之间面对面直接的冲突被电视转播之后不到24小时，库德林的辞职被批准。连库德林面对这样的安排都被蒙在鼓里，从而不惜把冲突以少见的公开方式放到桌面上，这也是“大棋”里没有算计到的一步，而类似这样的段子在明年四月前仍有可能出现。

当然，对“大棋”安排的另一种解释是普京（或者加上梅德韦杰夫的双人团队）在俄罗斯民众当中一直保持很高的支持率，所以现在这样的安排最终还是顺应民意的表现。几年来各种民调的结果和过去十年的经济数据也确实可以支持这样的解读。但如果这样的支持率确实稳定扎实，又是什么让有些人有这么强的危机感以至于必须把这盘“大棋”下得如此神秘？难道他们意识不到这种神秘操盘早晚会葬送他们苦心经营的“合法性”吗？

英俄关系走向“平庸”

英俄关系走向“平庸”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9月19日

英国首相卡梅伦于本月12日造访莫斯科，行程不到24小时。作为2005年以来第一位访俄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希望在6年前布莱尔的访问之后能给陷入僵局的英俄关系带来一点生机，达到类似美俄之间2009年“重启”努力的效果。

引发最近这一轮双边僵局的导火索是2006年的利特维年科事件。当时已获得英国国籍的前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在英国中毒身亡，英国方面指控俄罗斯前特工、后来成为国家杜马议员的卢戈沃伊是谋杀案的凶手。但俄方以违宪为由拒绝英国引渡卢戈沃伊的要求，两国甚至因为此案和此后牵扯出的其他间谍案在2007年相互驱逐多名外交官，英国对俄罗斯居民赴英的签证批准也提高了标准。对俄罗斯而言，利特维年科事件在外交上并不是一个单方面事件：英国长期给包括俄罗斯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在内的众多俄罗斯异议人士政治庇护，而英国对俄罗斯发出的引渡要求也没有合作。

卡梅伦访俄期间，英俄双方领导人公开承认在利特维年科这个事件上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任何一方也没有表达出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意向。此外，卡梅伦在非常紧凑的行程中还是安排了和俄罗斯国内人权人士的会面。这两个动作固然是表示了一种姿态，但在姿态之外的实质意义已经不大。利特维年科案虽然悬而未决，但是卢戈沃伊肯定不会被引渡到英国。躲在伦敦的别列佐夫斯基可以继续在英国的保护墙后面诅咒俄罗斯政府，但是在俄罗斯已经不可能掀起任何风浪。卡梅伦上述姿态背后的真实议题已经不能左右两国关系。

冷战时期，英国曾经扮演过美苏两霸之间桥梁的角色。和冷战背景下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战争与和平之类的宏大议题相比，英俄政府之间这次集中在经贸、教育、文化合作上的双边议题多少显得“世俗”和“平庸”。但这就是两国关系过去五六年间的现实：政府层面冷冷清清，还经常要出来对骂几句，但是民间生意照做不误。两国双边贸易最近五年内增长了三倍，俄罗斯富人或是在伦敦大力置业、或者是送自己的孩子到英国接收教育，这方面的热情没有受官方关系僵化太多的影响。

和美俄关系“重启”最大不同的是，英俄之间没有类似导弹防御系统或者北约东扩这样级别的“高层政治”事件，如果有也不是纯粹的双边关系。“重启”这个概念所隐含的“本质变化”或者“成系统的全面计划”都不会在英俄关系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特维年科案在“高层政治”乏善可陈的背景下其实完全可大可小。虽然英国媒体记者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论调——在两国领导人的记者招待会上，英国记者提出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是关于利特维年科案的——但是两国首脑看来都已经作好超越利特维年科案、继续前行的准备了。

对此次卡梅伦之行，莫斯科方面也有理由感觉满意：当初切断两国高层关系的是英国，而对这次访问采取主动的也是英国方面。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在卡梅伦行前被问及俄罗斯从英国这里最希望的得到什么，他的回答是“尊重”。卡梅伦能够来莫斯科本身就是在往“尊重”这个大方向走。卡梅伦的莫斯科之行在两国官方关系上的象征意义多于具体成果，至少确定造成双方官方关系降温的关键事件不会继续成为阻挠双边关系复苏的障碍。

和美国不同，英国的商业、法律和文化教育在俄罗斯社会里还是因为其“欧洲”特质而很得赏识，这和美国佬强悍、粗鲁、缺少教养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也因此卡梅伦行前俄罗斯国内提出了这样的说法：英国可以成为俄罗斯实现“现代化”计划中一个潜力巨大的合作伙伴。除了经贸文化上的合作，这两个都失去了帝国地位的国家其实还有许多可以交流的地方。英国已经非常适应了“帝国”不再、老大地位不复的现实，坦然接受在西方体系内、紧跟美国之后的“二流国家”这样的定位；而俄罗斯这几年经济复苏之后又试图在自己曾经的势力范围内寻找逝去的帝国影子。下一次的英俄领导人双边会晤倒是可以集中在这样不显“平庸”的话题上。

“抄底”与“反抄底”的政治经济学

“抄底”与“反抄底”的政治经济学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8月17日

经济危机、熊市当道之时也正是有胆识、有资金的投资者“抄底”的好时机。俄罗斯正在利用当下的经济危机，加紧对前苏联空间的经济控制，尤其是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斯拉夫三兄弟之间的政经博弈正在逐渐向俄罗斯这边倾斜。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都表现不佳，尤其是白俄罗斯正在经历苏联解体之后最深重的经济衰退，而俄罗斯恰恰看中了这样的机会。今年6月俄罗斯通过自己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组织已经对白俄罗斯提供了30亿美元的10年期贷款，条件是白俄罗斯向俄罗斯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公司五成的股份。由于现在俄罗斯政府控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已经掌握了白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公司的五成股份，上述条件如果实现，俄气公司将掌握白俄罗斯全部的天然气管道。莫斯科还准备继续以贷款换股权的方式获取对白俄罗斯其他重要国有企业的资产。白俄罗斯在经济上对于来自俄罗斯的低价能源高度依赖，在政治上卢卡申科已经断了和欧洲缓和关系这条后路。当明斯克欠下莫斯科的帐单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者觉得是可以要账的时候了。

相比之下，经济上同样处境不佳的乌克兰摆出的是另一个姿态。亚努科维奇去年年初上台之后出现曾经引领俄乌关系开启一个短暂的“蜜月期”，当时这位新任总统和俄罗斯迅速达成重要协议：乌克兰给俄罗斯驻黑海舰队延长25年的租期，俄对乌克兰天然气的出口降价三成。但当时亚努科维奇就对普京高调抛出的两国一体化能源产业的建议不置可否。此后对于俄罗斯提出的乌克兰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的建议，乌克兰也一直没有给出积极回应，最近更明确表示不愿意作为成员国加入，而是提出“三加一” 、由乌克兰与三国关税同盟合作的模式。在上周亚努科维奇和梅德韦杰夫的索契会晤中，对于俄方再次提出的合并两国天然气公司、合并两国的飞机设计制造企业（俄罗斯的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和乌克兰的安东诺夫设计局）等建议，亚努科维奇都表示了不能接受，甚至对俄方在危机中乘机低价收购乌克兰战略资产的做法表示不满。

而在俄乌博弈的另一边，8月初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遭逮捕和正在进展中的诉讼直接关联2009年季莫申科在任时与普京政府签署的天然气协议。乌克兰检方指控季莫申科在没有获得内阁同意的前提下签了有损乌克兰经济利益的天然气进口协议。后者则辩称自己作为总理对于这样的协议有决定权，而且当时油价已经下跌，预计和油价挂钩的天然气价格也将下降，所以按照天然气市场价的八成来支付给俄罗斯当时看并不是一笔坏买卖。

不管季莫申科的说辞最终是否会得到乌克兰法院认可，乌克兰政府希望寻找2009年协议的法律漏洞以调整从俄罗斯天然气进口的意图非常明显。和白俄罗斯相比，乌克兰虽然经济状况也很糟糕，但亚努科维奇上任来还是比较有效地保持了和东西两边的等距关系，和欧盟这边的关系没有断，尤其是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改造乌克兰热情很高。所以乌克兰在俄罗斯的软硬兼施面前还没有轻易放弃自己最重要的经济资产。

但乌克兰作为欧洲从俄罗斯天然气进口中转站的地位无论如何是在逐渐削弱。不管俄罗斯主导的南溪和北溪项目最后达到什么样的规模，俄罗斯和欧盟双方都已经非常明确要降低对传统的通过乌克兰管线的依赖。季莫申科案件最后的法律裁决是一个会影响俄乌博弈的背景因素，但是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三个斯拉夫弟兄之间围绕着“抄底”和“反抄底”的最新政治经济博弈中，俄罗斯利用能源和金融外交工具来全面控制白乌两国经济主权的努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经济外交中“胡萝卜”和“大棒”轮番组合的使用也愈加成熟，比如日前俄罗斯政府和俄气公司又抛出建议俄乌之间也可以套用白俄罗斯模式，以天然气管线所有权来换取天然气价格折扣。估计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反抄底”最终一搏会出现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届时俄乌之间天然气大战可能还要上演。

啤酒也是酒

啤酒也是酒

《东方早报》2011年8月3日

张 昕

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时候，最先引起我注意就是：下午三点多钟街上居然已经有不少人拿着酒瓶边走边喝；晚上地铁车站出口总可以看见一长溜的空酒瓶；周五、周六晚上，醉醺醺的乘客昏睡在地铁车厢地上甚至车站走道里都是常见的事；不管是买什么烈度的酒，不会有人来过问你的年龄。我自己不怎么喝酒，仅仅根据名义汇率换算一下，觉得在我能认识的酒品里，莫斯科要比中国或者美国便宜不少。这些当然很快都见怪不怪了。有意思的是，后来慢慢了解到，俄罗斯人其实并不好葡萄酒，传统的伏特加之类的饮品酒精含量很高，相比之下啤酒的酒精含量微不足道，在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都不被当成酒精类饮品，政府监管上则是把啤酒归入食品类。

不过，啤酒在俄罗斯的“法律属性”很快要有所改变。7月底俄罗斯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将任何酒精含量超过百分之0.5的饮品都规入酒精类。同时，这项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法律规定，禁止在媒体上为啤酒登广告，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早晨8点之间禁止出售啤酒，禁止在街上售货亭、机场、火车站和加油站出售啤酒——而上述渠道出售的啤酒目前占俄罗斯啤酒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饮品（包括啤酒）的行为也被定为犯罪。

在饮酒传统这么深厚的国家里做出上述立法决定实在不容易，主要也是因酗酒引发的健康危机实在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俄罗斯人均酒精消耗每年超过15公升，位列世界第五。相比之下，经合组织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人均年消费9.5公升。俄罗斯目前每年有60万人的死亡由酒精摄入过量引发，青壮年男性死亡中一半是酗酒的结果。最新的立法规定自然希望扭转这个局面，而类似立法努力其实从1998年已经开始：传统定义里的酒精饮品已经在公共场合禁止出售，2010年开始每天晚10点之后也已经禁止出售传统的酒精饮品。

俄政府和立法者能突破各种利益纠葛做出上述努力自然勇气可嘉，但日久积累的生活习惯能否因立法而改变并不乐观。俄罗斯上一次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禁酒运动就是一个失败。1985年5月当时刚刚上台不久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全力推动反酗酒运动，限制了出售酒类的时间和场所，捣毁了一批在传统酿酒地区（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葡萄酒酒窖，对在工作时间被发现酗酒的人给予严格处罚。为了起到表率作用，苏联官方仪式上也停止使用酒精饮品。

规模浩大的禁酒运动确实减少了合法渠道酒类的销售和消费量，对于提高人均寿命也有积极作用。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各种自家私酿的劣质酒类大量涌现，不少低收入的酒鬼甚至利用洗涤剂、杀虫剂等日化用品来调制自己的“鸡尾酒”。和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禁酒运动一样，戈尔巴乔夫的反酗酒运动也刺激了苏联黑社会组织对酒类黑市的控制。已经开始面对经济衰退的苏联政府又因为这项运动损失了酒业提供的大笔税收。戈尔巴乔夫由此被戏称为“矿泉水书记”，他寄予厚望的反酗酒运动也在1987年尴尬收场。苏联史学家大多同意，这场不成功的运动使得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公众心目中失分不少，对他后来丧失政治权力也有直接影响。

现在回头看苏联的这场反酗酒运动，当时宏观经济的不景气部分消解了戈尔巴乔夫发动运动的良好初衷——苏联老百姓里借酒浇愁、寻求解脱的人不少。现在俄罗斯物质生活总体状态不错，这或许给新的禁酒运动创造了一个不错的外部环境。近几年受欧美生活方式的影响，俄罗斯年轻人和城市居民中伏特加之类烈酒消费的相对比例有所下降，酒精含量稍低的葡萄酒和啤酒的消费比例在上升，这多少也是个正面信号。虽然，每每回想起莫斯科地铁里那些酒鬼的模样，我对俄罗斯公众会如何应对这次的禁酒攻势没有任何确定的预期，但还是希望能看到正面的结果。毕竟需要约束酒精摄入、倡导健康生活的不只是俄罗斯一家，他们这样大刀阔斧的立法变革如果能做得成功也为其他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至少让大家都意识到：啤酒也是酒。

国家资本主义的终结？

国家资本主义的终结？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7月7日

最近俄罗斯政府从总统梅德韦杰夫到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到财长库德林在不同场合都宣布俄政府将扩大今后三到五年内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名单，并且联邦政府最终将彻底退出所有的大公司。虽然新一批私有化资产目录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媒体中已经被提及进入该名录的战略领域企业包括：俄罗斯水电公司（RusHydro）、国际统一电力系统公司（UES）、对外贸易银行（VTB）、俄罗斯农业银行(Rosselkhozbank)、俄农业租赁公司 （Rosagroleasing）、国家铁路公司 (RZhD)、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储蓄银行（Sberbank）、联合商业船队公司 （Sovkomflot）和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等。

其实这次公布的私有化计划并不是一个突然的政策决定，作为92－94年全民“票券私有化”和95－96年“贷款转股权”之后的所谓“第三波”大规模私有化，俄罗斯政府在2009年已经明确提出方案，此后在2010年正式公布的第一批私有化名单也已经包括了最近讨论中提到绝大多数企业。但是，对于这个方案的推动者来说，方案出台至今两年的推进速度不能令人满意，梅德韦杰夫和舒瓦洛夫都对负责私有化的俄联邦资产管理署的工作效率提出过批评。最近联邦政府内部也对是否需要将该署拥有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职能移交给其他专业机构、是否需要转变由单一联邦政府机构负责私有化的做法展开激烈讨论。这次俄罗斯总统带头的“集体发声” 公开表达了对现有私有化方案实施效率的不满，并再次明确了2009年私有化方案的基本方向不变。

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奠定下的寡头经济体系，从2001年开始逐渐演变成在能源、机械、军工、基建、铁路、核电等行业的国家主导体制。以2003年尤科斯事件为转折点，这个过程在2004到2007年间进一步加速。上述行业中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垄断”行业（比如天然气）或者具有特别战略意义的关键行业（核能）基本是一家国有企业控制下的垄断经营。在那些即便不是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里，规模最大的前一两家龙头企业的控制权也逐渐从私人手中通过各种方式被收回到国家手中。相应地，一批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迅速成为这些企业董事会里的核心成员，这一系列企业的崛起也使得俄罗斯经济体制是否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在这次重申私有化方案大方向之前，今年3月梅德韦杰夫已经做出一项出人意料、意义重大的决策：要求联邦政府高官退出大型企业的董事会。第一批“劝退”名单包括了17家大型企业董事会上的副总理和部长级官员。梅德韦杰夫推动的这项人事改革执行情况还比较顺利，在预定的7月1日截止期之前这17家企业中的联邦政府高官都已经离开在各自董事会里的位置：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被称为“俄罗斯石油沙皇”的副总理谢钦卸任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Rosneft董事会主席的职务。

相比人事变动，全面私有化的执行难度要大很多，尤其是在俄罗斯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都普遍低迷的背景中。此外，虽然关于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之间政策分歧的大多数猜测都没有充分证据，但在对利用国有企业来推动经济转型问题上两人基本观念和政策主张上的差别却是相对明确的。2004年到2007年间，当时的普京政府还以特别立法、国家直接出资的方式先后设立了八家新的国家公司——包括联合飞机制造公司、联合船舶制造公司、发展银行、俄罗斯纳米技术公司、俄罗斯核能公司、住房改革基金等——分别用以整合部分制造业、鼓励战略性新技术开发创新和配合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推进所谓的“国民计划”。这些企业目前还没有一家近入这次扩大了的私有化名单，而关于这些国有企业是完成了私有企业不能完成的公共职能还是助长腐败、浪费公共资源的争论过去几年在俄罗斯国内也一直没有停歇。

俄罗斯政府内力挺私有化派别这次的“集体发声”更是希望在年底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前，通过积极造势争取锁定作为他们经济政策体系中最重要的私有化政策，为今后逐步打破过去10年来形成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奠定基础，由此引发的争论甚至冲突毫无疑问也将是接下去俄罗斯选举年的一个重要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