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告别寡头
张 昕
《中国改革》2013年第5期
二十多前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废墟上，一个被称为“寡头”的阶层迅速崛起，一度被认为掌握了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并由此间接掌控俄罗斯最高政治权力。然而，这个阶层似乎来去匆匆。
2013年3月流亡伦敦的俄罗斯富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之死代表了俄罗斯寡头时代的全面终结。这个特殊阶层曾因为饱含争议的发家史、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和政治丑闻成为媒体宠儿，但是在个人奢华的生活和各种阴谋论背后，寡头阶层的起伏包含了有关共产主义转型、甚至是资本主义本质更深远的启示。
俄罗斯寡头阶层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自苏联时代的组织体系内部，比如共青团（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和科研机构（别列佐夫斯基），而其中一部分人的第一桶金来自俄罗斯1991年实行的第一轮私有化。当时的方案是免费发放人人均等的票券和有利于国有企业内部人方案的结合，这样做在形式上塑造了人人有份的公平起点，但又给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内部人（国企经理和职工）以一定的自由可以选择多少股份出售给外部人，以换取迅速推进私有化的政治妥协。这一轮私有化结束后，一些了解企业内部情况又掌握金融资源的人得以以很低的价格购买大多数个体外部人手中的私有化券：因为对后者而言，单张票券的实际价值微不足道。尤其是一部分苏联晚期国有企业的所谓“红色经理”因成功搜罗大量私有化券而致富，成为寡头阶层另一个重要来源。
1995－96年间俄罗斯的“贷款转股权”私有化则成为日后寡头们原罪的最重要由头。当时已经掌控大量金融和媒体资源的部分富商和在总统竞选中落后的叶利钦达成协定，提供贷款和媒体支持帮助叶利钦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竞争总统职位，从而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在第一轮私有化中没有出售的能源冶金行业的最重要资产。叶利钦对这个交易没有通过议会渠道，而是以总统令方式颁布，再加上96年选举最后结果本身的诸多问题，让由此进入俄罗斯能源冶金产业的寡头们的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贷款转股权”交易细节的日间清晰，最新的证据也显示这轮饱受争议的私有化方案最多只涉及3－4名人们通常所说的寡头名录上的成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共产党人可能重新上台”的政治风险，这一轮私有化参与者获得的价格优惠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大。但是俄罗斯公众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证据的兴趣并不大，对于“贷款转股权”交易合法性的质疑一直延续至今，这笔交易也是叶利钦时代“寡头资本主义”体系最大的污点之一。
俄罗斯私有化方案设计者最初希望将俄罗斯企业导向盎格鲁·萨克森式的公司治理模式：分散的股权结构、高度依赖股市的外部融资、股东利益导向。但是俄罗斯的私有化方式加上能源冶金行业的高比重，导致私有化结束之后俄罗斯工业经历了在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的资产迅速集中。世界银行主持的一项调研显示：2001年俄罗斯最大的23家企业占据了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约30％，而这些企业的终极控制人可以追溯到37个个人。2005－6年间对1000家俄罗斯企业的调查也显示，35％的企业由一个个人大股东控股。资产在个人层面如此的集中程度在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里是相当高的，这也是少数寡头崛起背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
90年代中期以后，以寡头为代表的早期改革的即得利益者希望利用政治和法律制度阻碍进一步的自由化改革，因为让国家停留在这个“部分改革”的阶段正有助于巩固先前获得的垄断租金，从而达到“赢家通吃”的结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初由俄罗斯媒体提出的“寡头”这个说法在1997年被当时的副总理涅姆佐夫和前私有化方案的负责人丘拜斯等人频繁使用并赋予鲜明的政治含义，使得这个阶层成为了改革阻力的象征。
但是，几乎就在同时——尤其是9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公司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变化，其中两位富豪经营策略的变化尤其具有代表性。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控制的企业曾经在90年代涉及多起有争议的商业纠纷，包括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排挤中小股东以达到自己资产集中的目的。但是在98年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他控制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布了全新的、重点在保证小股东权益的公司章程，并且引入独立董事、聘请外国职业经理人、实行更加清晰的分红政策，尤科斯公司股票迅速成为国际投资者追捧的热门。霍多尔科夫斯基本人在多个不同场合宣称俄罗斯经济发展无法无天的混乱阶段必须终止，而他的尤科斯公司希望能够在一个公开透明的法律体系中运作，他自己也开始在国内外资助大量文化和慈善事业。另一位同样知名的富商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在90年代末也开始组建并主持了俄罗斯的“公司治理全国委员会”，这个一度相当活跃的组织试图通过游说和教育活动提高俄罗斯公司治理的整体质量和推动企业管理的透明化。这些证据似乎在显示，仅仅不到十年时间里，完成了企业内部资产集中和有效控制之后的俄罗斯富商正转换成一个全新的团体，这个阶层不再仰仗法律制度的漏洞和各种寻租行为，而是开始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积极倡导和实践更好的公司治理模式甚至更广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比如民主和法治），这也正是私有化方案最初期待的“原始积累终结”之后应该出现的正面变化。
然而，在上述变化还没有彻底展现自己正面效应之前，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后，作为自己重建国家权威和“纵向权力”的一部分，迅速开始了对包括寡头阶层、地方诸侯在内多股政治力量的“削藩”行动。在税务警察的关照下，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被迫逃离俄罗斯避难，两人掌控的两家全国电视台也被政府接管。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因逃税、洗钱和侵害股东权益等罪名被起诉，最终被判入狱九年，尤科斯事件也被视为俄罗斯国家对于大资本和私有产权态度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俄罗斯寡头阶层最初发家的方式一直缺乏社会认可，而此后又广泛采用黑势力和非法手段来保护自己财产和执行合约，缺少社会和法律两重意义上的合法性使得新兴的大资产阶层在重新整合的国家机器面前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当国家机器开始全面钳制这个阶层时，社会公众大多站在国家这一边。
但是，普京最初两个总统任期内打击寡头的政策并没有导致该团体作为一个经济阶层在规模上的缩减。相反，如果以个人财富计算，俄罗斯超级富豪的数量在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其实一直在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杂志《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身价”10亿美元以上的俄罗斯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大多数俄罗斯富商在这八年时间里其实从国内外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得益良多。
富豪人数稳定上升的另一面则是俄罗斯“国家－大资本”关系的变化。如果说叶利钦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策略是水平方向上和一系列强力对手一对一的谈判、缔结特定的政治协议，那么普京的“纵向权力”最初还曾经试图创设与社会力量对话的制度化渠道。普京曾经建立起和主要商业集团之间一年两次定期的公开对话机制。在2000年7月举行的和大资本代表的对话中，普京提出了要和各家企业保持等距，不对任何个人和企业有所偏袒，并提出只要大资本不介入政治，国家对于早年私有化时期的问题过往不咎。2000年11月，普京正式指定“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合会”作为大资本的代表，要求俄罗斯企业界通过该组织集中自己的意见，形成同一声音来和政府协商。但是这些努力很快被针对特定寡头的选择性的斗争所取代，尤科斯事件更是反映了国家与寡头之间达成的任何妥协和共识的脆弱性。
那些在叶利钦时代末期、普京时代初期兴起的新寡头更是和国家之间保持着和叶利钦时代“七大银行家”时代很不一样的关系。作为“七大银行家”的一员，霍多尔科夫斯基曾经公开向多个党派提供资助，表露过参选总统的意向，他还提出过和政府意向不同的建设通往亚太地区油气管道的计划，并且希望通过和外国企业合作将自己控制企业的一部分股权套现。类似这样支持反对党或是投资独立媒体的投资选择在200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富豪们中已经不多见，但在捐助慈善事业、参与各项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上新富豪们则是不遗余力。阿布拉莫维奇曾经担任过楚科特卡州州长八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个人和直属企业向该偏远地区共投资约25亿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他第一任期结束前，阿布曾向普京提出过辞呈，认为竞选州长时的承诺已经实现，可以提前全身而退了。但是后者不仅对阿布的辞呈婉言拒绝，并且在此后州长由直选改为总统任命之后，硬是让阿布留下继续为地方经济建设“发挥余热”。而在新生代寡头中蹿升最快的杰里帕斯卡在2008年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被问及是否会把自己的冶金企业交给国家时回答：“如果国家说要我们放弃，我们就放弃……我不把自己和国家区分开，我自己没有其他的利益。”
在亚理斯多德的概念体系里，“寡头政治”作为一种少数富人掌权的制度是各种政体中最差的一种。因为这个少数人的统治集团内部有足够的可能进行串谋，从而会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牺牲更广大公众的利益。但同时，亚理斯多德也正确预见了寡头政治本身的不稳定性，这一点在俄罗斯变现尤为明显。和拉丁美洲、菲律宾和日本的类似阶层相比，俄罗斯的寡头阶层在最初起源上缺少一个集体教化的过程，后来出于派系串谋的需要通过各种桑拿、高级餐馆或者网球俱乐部等社交场所形成了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但是离一个和谐统一的阶级仍然有相当距离。由于缺少统一的政治诉求和内部协调矛盾的机制，在叶利钦时代这个阶层经常要把叶利钦作为自己内部冲突的协调人。以“俄罗斯工商企业家联合会”为代表的政治联合也没有产出稳定有效的结果。整个尤科斯事件中，寡头阶层中的重量级人物没有一个出面公开为霍多尔科夫斯基鸣冤或者站台支持，更直接体现了寡头之间政治联盟的脆弱性。在俄罗斯的特定语境里，这个阶层也始终没有办法扭转在公众面前缺少合法性的窘境。俄罗斯寡头迄今缺少自我复制的能力，更多的是历史巨变过程中的一个一次性事件：随着苏联解体而生，伴随俄罗斯国家的重新崛起而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寡头作为一个政治阶层（更不用说作为一个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留下的是一组经济上的富豪和2003－04年以来在俄罗斯全面强化的“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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