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入世不是终点

俄罗斯入世不是终点

《城市画报》2011年12月

张 昕

历时18年漫长谈判，俄罗斯作为目前身处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最大的经济体终于在12月16日正式与世贸组织签署协议书。俄国家杜马有半年时间来审议协定书，此后俄总统如果最终批准，预计俄罗斯将在明年6－7月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国。

和中国的入世过程类似，俄罗斯入世谈判过程同样艰辛漫长。此间几次入世关键时刻都是欧美及其伙伴国对俄罗斯设置了需要不断克服的难点，跨越诸多政治障碍的难度可能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谈判。尤其是2005－06年间，在俄罗斯已经结束和146个成员国的双边协议之后，美国、澳大利亚和哥伦比亚的反对使得满怀信心在当年能加入世贸的俄罗斯再次铩羽而归。乌克兰在俄罗斯之前加入世贸也曾引起俄国内许多人的不满，认为这是美国用来回报对俄态度强硬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政治手段。格鲁吉亚在2009年取消自己和俄罗斯在2002年达成的协议，这样的做法在世贸历史上也鲜有先例。

在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发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等待了这么久加入世贸”这样的感慨之后，俄罗斯政府现在需要面对的是国内政治力量，以确保对外18年艰难谈判的成果能够顺利通过国内的政治过程：不同产业、地区和社会阶层面对加入世贸之后的再分配效应肯定会在政治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给定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入世之后最大的直接受益产业将是能源、冶金和化工，部分的机械、大部分的轻工业和农业将是受直接冲击最大的产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的进口价格将下降，进口产品的品种会有大幅度扩展。但是这些变化是更多直接转换成为消费者剩余还是被中间商获得，还要取决于俄罗斯本身国内体制。而长期对入世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的俄罗斯国内金融业也有可能通过政治过程施加压力。

在近期结束的俄罗斯杜马选举中，原来占据7成议席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大大削弱，失去了可以单独修宪的2／3的多数，而席位数有大幅上升的俄罗斯共产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则都公开表示了将投入世协议的反对票。包括公正俄罗斯党党首米罗诺夫在内的政治人物都对入世对俄罗斯国内食品、农产品和传统制造业的冲击表示担忧，并且强调现在的谈判结果没有对特别需要保护的产业给出足够的缓冲期，同时在能源定价上俄罗斯也可能丧失现在享有的特殊权利，对国家的经济主权构成威胁。

由于新议会刚刚成立，对世贸协议的最终投票时间还没有确定。是在明年四月的总统大选之前还是之后进行投票，对投票结果也会有影响——毕竟普京本人曾把入世作为自己总统第二任期内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和中国相比，俄罗斯入世谈判过程中媒体和公众的参与度相对较低，而明年的议会投票可能会引发关于入世利弊争论的新高潮。正如代表俄罗斯在协定书上签字的俄经济发展部部长纳比乌林娜所说：“对于俄罗斯来说，入世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这个起点也包括对俄罗斯国内公共决策和政治过程成熟度的考验。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俄罗斯大选：寡占体制能维持多久

张 昕

2012-03-01 | 时代周报

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各种证据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很有可能第一轮就能胜出。虽然已经没有太多悬念，但是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俄罗斯逐渐形成的“寡占稳定结构”在选举之后的前景却并不明朗。

在这一结构的顶端，是一个以普京个人为核心的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它控制了独立攫取资源的渠道，其内部则呈现松散集体领导的特征。由此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 的松散群体，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 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合作、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 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非正式渠道”展开的。

作为最高领导人，普京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就是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使得这样的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不管这样 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在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 团队也尝试整合更多的力量。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 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普京个人身上的政党，除了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 作用之外，它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

寡占结构的政治经济结合体可以在相当时间内保持稳定，革命制度党统治下的墨西哥、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都是类似例证。而一旦国家全面性的危机结 束，“非常政治”转入“日常政治”之后，面对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这样的结构往往要承受新的压力。在俄罗斯，精英集团控制了攫取资源的主要渠道，尤其是由自然资源带来的高额经济租金，同时过去十三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使得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在人均收入持续增加和赤贫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不同 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诉求之间的冲突。

2011年年底议会选举引发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示威者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里收 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阶层）：他们年轻，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 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现在的寡占体制已经限制了这些所谓“愤怒的城里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如果说这个走上街头的群体是希望“日子过得更好”，那么处于俄罗斯社会收入最底层的阶层则更多希望“日子不要变得再坏”。这个阶层没有表达自己诉求 的渠道和机会，更不用说把需求转换成为现实政治行动的能力。“愤怒的城里人”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要求寡占体制的全面改变，而身处最底层公 众的诉求更多的是针对具体的政策。因此，前者把反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画上等号，恰恰有可能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因为对于最 底层群体，反贪腐和公正选举的诉求并不重要，他们希望得到“日子没有变化”的结果恰恰倚重现在的寡占稳定体制。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 纳入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的讨论，除了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否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争取吸纳那 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对寡占体制形成有效挑战的重要策略问题。

寡占稳定结构高度依赖统治精英集团内部的利益平衡，而在俄罗斯，这种平衡又高度依赖最高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和公众的支持率。当非正式的、基于个人效忠关系的信任逐渐蒸发，或者当不可预计的外部因素导致突然的经济衰退，其内部稳定就很成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会对于任何低于六成的支 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紧张的原因—尽管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支持率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最后的总统人选，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诸多信号是否可能形成对于精英集团和公众两个层面集体行动的新“聚点”。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由最终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计到的集体行动，从而决定未来俄罗斯寡占体制还能稳定多久。

苏尔科夫的“戏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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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尔科夫的“戏梦人生”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3月23日

应中国政府邀请，俄罗斯副总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将于3月23日至25日访华并出席中国“俄罗斯旅游年”开幕式。这位俄罗斯当代政治中最神秘、最激发人们兴趣的实权人物之一将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

现年48岁的苏尔科夫曾先后效力于俄罗斯三位总统，被媒体称为“普京理论体系的缔造者”和“克里姆林宫的灰衣主教”。早年曾经梦想成为话剧导演的苏尔科夫在尝试过多个不同领域的职业后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银行业，和包括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内的诸多富豪建立密切关系，并逐渐找到了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政治公关领域。他擅长开发各种创造性的公关攻势，而且以灵敏的嗅觉捕捉竞争对手的弱点，充分利用媒体打击对手。被称为“宠臣”的苏尔科夫可以根据主人的要求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加之在整合政界和商界资源上能力出众，在90年代以来政治精英内部多次洗牌过程中始终没有倒台。

苏尔科夫于1999年加入当时叶利钦的总统办公厅，是后来决定提拔普京的背后人物之一。此后，苏尔科夫逐渐成为俄罗斯几任总统圈子内部、尤其是普京团队内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缔造者。苏尔科夫的主要职责集中在重建和经营俄罗斯的公共政治空间：他通过各种干预方式介入政党制度的立法、微观调控选举过程、全面实行对媒体的软性控制。他是组建“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还有包括“纳什”在内几个青年政治组织背后的主要推手。

苏尔科夫也是普京时代提出的最重要理论概念“管理民主”、“主权民主”的主要推动者。他在2006－07年间的几次重要讲话和发表的文章被认为系统阐述了以普京为代表俄罗斯统治精英的基本政治理念。在这些文案中，苏尔科夫重新界定和表达了俄罗斯统治精英心态的三个核心要素：对于政治完整性和集中权力的追求、政治目标的理想化和政治的个人化。对于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苏尔科夫帮助推广的“主权民主”概念强调世界上没有彻底的自由，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民主，只有具体的反应了特定国家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和人民心态的具体民主形式，而现实中的自由总是“艺术性的自由”。 因为所有具体存在的民主形式都是被“管理”的民主，所以政治人物的重要职责在于如何影响公众使得他们产生身处自由的幻觉，尽管实际上他们始终都处于被管理状态中。

在天才操盘手形象背后的则是苏尔科夫同样复杂的个人世界。和俄罗斯当代诸多政治精英一样，苏尔科夫喜欢幻想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在业余时间写小说、剧本还有摇滚音乐的歌词，他的办公桌上和普京照片并列的还有美国饶舌歌手吐派克·夏库尔、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和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照片。在盛传是他以笔名写的畅销小说《几乎为零》中，主人公是一个80年代后期对苏联官方说教感到绝望的带有嬉皮士气质的年轻人。小说描写了这个年轻人在移居莫斯科之后在不断的内心挣扎中逐渐成为手段狠毒的公关大亨的故事，这个故事多少也对应了苏尔科夫自己的经历。

俄罗斯长期的异议作家里蒙诺夫称苏尔科夫把俄罗斯政治转变成一个壮观的后现代剧场，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政治秀场上作为导演的苏尔科夫不断尝试着新旧各种政治模型：一会儿支持极端民族主义团队，然后又可以迅速会见人权组织。苏尔科夫的策略是将任何反对势力长期置于一种猜疑和困惑状态，而这种现实的无可定义既是针对自己导演的这出戏，也是针对导演自己。这种后现代和威权政治操作的微妙结合导致一系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福柯）等人的文本成为众多培训下一代俄罗斯政治操盘师课程中的新宠，不了解这样的背景我们恐怕很难想像杜马议员会在政治集会上不止一次地引用德里达和拉康，而“主权民主”、“管理民主”之类概念对传统主权、民主观念的挑战也饱含后现代意味。

在苏尔科夫帮助创建的这个后现代秀场里，导演或者公关经理能和任何一个有必要合作的权力中心进行合作：莫斯科的高级画廊可以在指导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影片的同时展出反政府的艺术作品；某知名导演可以在拍摄了讽刺普京政权的卖座大片之后又加入普京的政党；哪怕苏尔科夫本人也会写讽刺当下腐败的小说和摇滚乐歌词。苏尔科夫导演的秀场里里充满了各种面具和各种姿态，色彩斑斓但是除了对赤裸裸的权力政治与财富积累的追逐之外，核心价值的空洞无味正在日渐凸显。

在2011年底的议会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表现不佳，苏尔科夫随后离开克里姆林宫、转任负责创新现代化的副总理。这个人事决定是否是为统俄党的选举失败找的替罪羊尚不可知。可以肯定的是，2012年总统选举前后的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重大转变，对于改变过去十多年寡占稳定局面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往日政治秀的天才导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被赋予了新的角色，他曾经擅长的公关策略、意识形态训导以及一切都是政治游戏的态度恐怕也需要相应的调整。

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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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精英、大众与制度

——无悬念的俄罗斯总统大选背后的意义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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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在即，无论是俄罗斯国内外的专家判断和俄国内各种不同的民调都显示普京将赢得最终的选举胜利。在选举前一个星期俄罗斯三家最有影响的民调机构组织的最新民调中，已经决定参选的受访者中准备投票给普京的比例分别是66％、58.6％和 58.7％。这样的民调结果预示普京甚至可以确保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胜出，无须进入第二轮和对手一对一的竞争。从最终结果看，总统选举本身似乎已经没有不确定性。但即便是最终结果没有悬念的选举仍然有超越决定胜负的意义，尤其在俄罗斯这样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政治体系中。没有悬念的总统选举仍然冲击了政治表面的均衡状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过去十多年俄罗斯政治全局的机会。

个人与领袖

1999年8月俄罗斯杜马通过对普京的总理提名时，很少有人相信在联邦政治还没有什么知名度的普京能够在总理的位置上待很久——此前一年半时间里总统叶利钦已经走马灯似地更换了四名总理。然而，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三年的时间里，普京对于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掌控能力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和想像。从一份并不怎么出众的履历开始，普京在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上不仅没有成为其他政治势力的傀儡——如一开始有人曾经预测的那样——而且在国内作为政治人物的公众认可程度始终超过公众对俄罗斯政府的认可，2008年以来作为总理的民众支持率也始终在总统和政府之上。在国际舞台上，普京个人施展的影响也超过了俄罗斯作为国家的影响力。不管如此的个人形象和影响力是普京和他的公关团队利用行政资源和媒体包装苦心经营的结果，还是得益于由能源价格走高而推动的经济复苏，普京个人对于过去十三年时间里俄罗斯政治的影响不可磨灭。尤其是新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普京很准确地把握了俄罗斯公众（或者说“中位选民”）的心态与渴求，提供了一个公众渴望的领导形象：真正的汉子、精力旺盛的工作狂、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以及与社会各界有效的沟通者。

同时，过去十三年间的从政经历也逐渐在细微之处不断塑造和改变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从最初进入联邦权力中心时略显谨慎、矜持但面对各个阶层的直接对话时表现出灵活态度，到如今媒体面前日益娴熟的应对技巧和宽容程度的下降、不愿意接受对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任何质疑。早期普京标志式的宣言经常可以归入“粗鲁”行列，但很少有人怀疑这样言论背后的真诚。如今普京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和姿态越来越成熟自如和职业化，但是他言谈举止中体现出的那种冷峻的直率似乎在减少。和传言中接受注射肉毒杆菌整容暗合的是他逐渐表露出来的情绪和智力上的疲惫。在曾经永不疲倦、一切近在掌握中的形象背后，我们开始注意到权力负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留下的印记——哪怕是最强悍的领袖也无可避免。

无论是2008年没有接受众人建议修宪以便继续担任总统还是这次决定继续参选，普京对权力的追求不单缘于对个人权力的贪恋，而是一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个人信仰。他对马克斯·韦伯笔下“受使命召唤”的政治家形象一定会有深切的认同。政治竞争、辩论、政党、甚至选举对于这样的领导人来说都是“外生”的：他本质上不希望把自己依附于政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方面，而是真心诚意地相信自己被赋予了引导整个民族国家的使命。因此，他可能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独裁者；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这些简单的政治标签不足以涵盖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行为没有统一和谐的意识形态为指导，而更多仰仗的是自己的直觉和情绪，这样的行为模式在普京担任总统的第二任期中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如果说在90年代动荡时期，这样领袖形象满足了公众的需求，那么当政治生态已经从“非常政治”进入“日常政治”，这样的领袖和行为模式是否还行之有效？

团队与精英

在普京这样一个政治强人的领袖形象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权力控制模式，研究斯大林时期流行的“巨人模型”肯定无法准确描摹现在的俄罗斯政治生态。俄罗斯国内外的学者基本有这样的共识：过去十三年间，实际掌握俄罗斯联邦政府层面最主要决策权的是以普京为核心的一个七八个人的统治团队。这个团队并没有一个严格固定不变的边界，而内部成员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个人化的状态，但这个团队确实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尤其是媒体）领域真正控制了攫取资源的渠道，团队内部则具备了松散的集体领导的特征。在这个最核心团队之外延伸出的一个规模约为数百人的松散集团则构成了俄罗斯广义的精英集团，其中主要的成员是大型国家企业的高级管理层、政府官僚体系中最高级别成员、主要统治政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及部分和上述核心团队关系密切的私人资本家和文化精英。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竞争、分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政治的基本走向，而且这种决定作用往往是通过传统的选举和其他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渠道展开的。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占据这个精英集团最顶峰的从形式上看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两人之间的所谓“双头统治”。即便外界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有诸多猜测和解释，两人的最基本目标没有冲突：都是对内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现代的俄罗斯，对外恢复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两人成长最关键时期背后仰仗的基本是同一个团队；两人在具体经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更多的是个人风格的差别，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执政哲学上的差别；两人在政治角色上的差别更多的是针对国内外观众的一个有意分工，使得“双头统治”作为一个组合可以对国内外不同的观众释放必要的不同信号。两个人之间角色的变化会搅动一下精英集团周围平静的河水，但是不会颠覆精英集团本身这艘大船。

在关于领袖个人与精英集团关系的讨论之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是：普京作为最高领导人的重要特质之一是他仲裁和协调精英集团内部利益冲突的出色能力，不管这样的派系斗争是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军警安全系统的“强力部门”代表和司法系统之间还是广义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普京善于通过倾听各派不同声音来引导甚至强制妥协，使得精英集团的内部矛盾冲突在蔓延到集团外部之前就得到有效调解。曾经是普京重要盟友的前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最近公开承认：“普京有超凡的能力倾听各方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迄今为止，他在平衡政府内各派别间的冲突立场上做得非常成功。”

而在上述高度个人化的精英集团之外，普京和他的核心团队也尝试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整合精英力量，尝试精英吸纳和自我更替的制度化建设。然而这个项目里最重要的环节——主导政党的建设还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统一俄罗斯”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去年议会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而统俄党在议会选举中将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也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除了一个作为“选举的政党”在选举期间发挥作用之外，统俄党还远没有建设成为一个扎实的“议会中的政党”和“社会中的政党”。尤其是考虑到去年议会选举中统俄党差强人意的表现， 普京希望通过政党方式整合组织精英团队的希望已经受到重挫，这也是他在迄今为止的总统竞选过程中完全忽略自己的党派身份的原因。

社会与公众

走出了上世纪90年代“非常政治”时期的动荡之后，过去十多年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带来了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政治制度也必须面对新的更加多元的社会需求的挑战。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俄罗斯总体经济成长业绩不错，人均收入的绝对增加和绝对贫困人群数量的减少都是经济成长的实绩。不管是得益于政策得当，还是外部价格的影响，过去十多年俄罗斯公众平均物质生活水平的总体改善是确定无疑的，基本生活秩序的恢复也应该肯定。

同时，与绝对收入水平总体提高并行的是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诉求以及不同社会诉求之间的冲突。去年年底议会选举开始的一系列反对普京、反对现政权的游行示威中最集中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平选举和反贪腐。这两者针对的都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获得财富的方式：俄罗斯社会的贪腐程度远高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教育水平所应该决定的贪污腐败程度。但是这样的街头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统一的声音还不能完全确定。去年年末开始的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的具体人员组成还没有系统严格的统计，但根据各种现场目击证据推断，走上街头人群里的主体恰恰是过去十多年收入绝对水平有稳定上升的阶层（包括大量的新兴城市中产）：他们的年龄低于全国平均、大多受过比较良好的正式教育、职业与庞大的国有经济没有关系、收入上也优于“平均”意义上的俄罗斯人。这样的人群在自己收入绝对提高的同时，痛恨现有体制对保障自己进一步发展所构成的障碍。但是这样的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民调中出现的15－20％反对现政权的人群，代表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那些现在收入高度依赖国家系统的人群，还是值得打上一个问号。

近期社会运动得以组织起来的主要动因还是年末议会选举中出现的诸多舞弊现象，但把反对贿选、反贪腐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之间完全划上等号恰恰在削弱这些抗争运动的影响力。如何把因为选举舞弊催生的共同激愤转换成为更具实质意义的政治目标和诉求是考验精英团队之外、以及包括选举在内的正式政治制度之外的新社会力量能力的时候。目前的反对派街头运动还没有能够把示威游行纳入一个更有效的对于具体政策讨论的渠道，在街头运动中曾经提到的诸如重新引入地方官员直选之类的具体政策措施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有希望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世界上有相当多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其地方官员也不是通过地方直选产生的。 除了在声势上通过数字游戏和不断创新的媒体攻势来显示自己的力量，社会力量是否愿意或者应该汇合诸如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力量，还是深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基础，争取吸纳那些现在高度依赖国家体系的社会阶层——比如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大部分的农民——是目前反对派主导的社会运动能否塑造更广泛代表性的重要策略问题。

选举与制度

可信的权力继承公式是任何政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自去年年底以来普京和统治团队略现笨拙的操纵选举过程、确保最后胜利的行为间接显示出俄罗斯政治制度体系如何运行——或者说如何运行不畅——的内在逻辑。 现代复杂而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社会需求与公共决策之间一个重要的中间层次： 政治制度将不同个人和团体的复杂诉求归总并且稳定这样的归总过程，同时通过政党、代议官员这些方式进一步提升单纯的个体需求，以最终达成稳定的社会选择结果，并保证社会选择过程不会因为社会需求的复杂多样而僵死。这样的制度化过程毫无疑问有自己的成本：制度中介层把政治代表权赋予某些个人、同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些人，代议制可能产生严重的官僚化倾向，政治竞争也有可能近一步撕裂甚至恶化社会先前存在的不同需求。就权力更替而言，通过大众参与（包括公开选举或其他方式的公开政治竞争）实现政治权力更替只是诸多可能之一。就像在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权力转换完全可以通过一个掌控局面的小规模集团内部协商完成，公众的大规模参与完全可以被隔绝其外，新统治者的合法性也不需要通过大众政治过程来获取和巩固。但是非制度化的政治过程容易产生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囚徒困境，非制度化的民主意味着政治制度覆盖范围的有限、代议和中介机制的弱化。

俄罗斯在这次选举前所凸显的正是政治制度缺乏制度化的诸多问题：普京自己的08年权力过渡方式就是一个例证。政治权力不是由具体职位或者宪政体系产生，而是高度依存于统治集团或着精英集团内部的个人层面上的非正式关系。当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高度依存于领导人个人的平衡能力时，这样的局面可能为个人提供大量的制度寻租的机会，但当非正式的信任关系、基于个人的效忠关系逐渐蒸发掉的时候，这样体系的不确定性也会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他的统治团队任何对于低于六成的支持率和得票率表现出高度的紧张——哪怕这样的支持率对绝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一个足以在睡梦中露出甜美微笑的成绩。

在这样的制度化低下的环境里，选举本身已经不具备“有限的不确定”，选举作为决定政治竞争胜负的意义也已经相当微弱，但选举本身并非没有意义。选举除了投票日当天可能出现的戏剧化结果之外，选举前后都是各个派别寻找联盟、拓展政治组织的过程，无论对于现有正式政治体制中的政党还是因各种不同缘由组合起来的社会组织来说都是锻炼队伍、发动群众的绝好机会。如同战争特殊条件下生发出的国家动员体制和能力在和平时期可以成为国家在其他领域动员组织能力的重要基础一样，选举前后引发出的社会动力也可能在选举之后得以延续并转换成其他领域社会动员的能力和组织基础。

除了最后的总统人选之外，选举过程中的其他细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普京是否需要进入第二轮选举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这一次选举舞弊的程度有多严重？这些选举折射出的信息不仅关系到选举之后新总统个人的合法性基础，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于精英集团和社会公众两个层面共同的一个“聚点”：有可能催生新的、事先人们完全没有预期到的集体行动。

此外，过去十三年来俄罗斯政治体制在催生新的政治精英、实现精英集团内部自我更替方面表现欠佳， 进入新世纪以来几乎完全没有新面孔出现在联邦一级的政治版图上——统俄党在精英更替上曾经被寄予的希望已经落空。这次参加总统选举的虽然还是老面孔为主，但是从去年年底的杜马选举到日前的总统选举攻势，传统的正式政治体制之外已经有新生势力开始实质性的积聚政治资本的努力。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年轻律师兼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最初因揭露俄罗斯国家输油管道在建造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能源管道时挪用40亿美元公款而走红，迅速成为揭发俄罗斯政府腐败的知名人物。虽然他在这次的总统大选期间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政治竞争，但是在组织反对派的社会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知名度都意味着年仅34岁的纳瓦尔尼前途无量。

2012年总统大选最重要的意义已经不是决定谁能最终成为总统，而在于选举过程对现在实际意义上的领导人、统治精英和公众的预期和判断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选举之后政治过程的影响。无论对是政治竞争中的哪一方，选举的过程和结果对于各个层面上的集体行动都可能提供重要的新“聚点”，协调和激发新的集体行动。同时，选举过程也将归总俄罗斯社会对于如下核心问题的不同回答：制度化程度低下的俄罗斯政治在社会需求日益分化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改变目前高度依赖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围绕在领导人周围相对封闭的统治精英集团的治理方式。

游移的俄罗斯“利比亚底线”

游移的俄罗斯“利比亚底线”

张 昕

《东方早报》2012年2月17日

俄罗斯在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上投了反对票，这个选择背后有怎样的利益考虑以及反对票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俄罗斯国内对此的解释和猜测也多有不同。不过在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和外交部代表的官方声音之外，俄国内媒体、学界和政界人士的诸多评论中还是提供了几点基本的共识。

　　首先，具体的物质利益在俄罗斯政府的否决票决策中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的确，俄罗斯在叙利亚有现实的军事和经济利益，但是叙利亚并不是任何意义上俄罗斯的正式盟友；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塔尔图斯设立的只是一个海军的补给站，远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港；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军火交易虽然达到不小的规模，但是按照过去十年来的总交易量算，叙利亚只是俄罗斯军火的第七大进口国，其中相当部分还依赖于俄罗斯政府的信贷支持。这些直接的军事和商业利益本身至少还不足以构成投反对票的主要理由。

　　其次，俄罗斯当权者恐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波及自身这样的解释也很牵强。

　　俄罗斯毕竟不是利比亚或是叙利亚。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后被不少政治人士赋予了重要的示范效应，不断有人试图寻找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震荡被复制到其他地区的可能性（尤其是包括中亚在内的前苏联空间），但是近期前苏联空间受到阿拉伯世界滚雪球效应的影响而出现大规模政局变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弱，俄罗斯政府出于担心外部力量通过安理会决议来干预自己或者自己势力范围内国家内政的考虑，对这次反对票选择的作用也不大。

　　另一个基本共识是俄罗斯的反对票并不代表对巴沙尔政权的无条件支持，或者是对巴沙尔政权道义基础的认可。

　　相反，反对票反对的是以特定的方式改变叙利亚政局的现状，反对票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决议草案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恶性后果尤其是在外部世界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性质和治理能力没有清楚把握的前提下。俄罗斯毫无疑问从去年的利比亚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在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就干预利比亚的问题举行表决时，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从而使得设立禁飞区的决议得以通过。但是最初以预防性人道主义为目的设立的禁飞区很快为北约以实现政权更替为目的的全面武装行为铺平了道路，俄罗斯政府希望这样的局面不要在叙利亚再次出现。同时，由于叙利亚和巴沙尔政府在中东局势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俄罗斯政府很担心巴沙尔政权的突然垮台会引发中东地区一系列难以控制的剧烈震荡：包括加剧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对抗、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以及穆斯林内部派别之间冲突的全面升级。

　　最后一个共识则是关于俄罗斯选择了否决票之后的结果。俄罗斯国内各派都承认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已经远远不能和苏联时期相比，在总体影响力下降的同时可以动用的外交工具也日趋萎缩。

　　俄罗斯在安理会决议之后表现出借助斡旋和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姿态，并且主动扮演中间调停人的角色，希望恢复自己在该地区曾有的地位。但俄罗斯国内的评论人士大都对此举措的有效性表示悲观。在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的大规模武装行动开始之前，俄罗斯都曾经试图扮演过类似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但是由于俄罗斯自己的立场经常游移不定，在外交斡旋之外又缺少其他的力量支持，也不可能对冲突中的一方提供实质的保护，所以此前的类似努力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一次恐怕也不会例外。所以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票并不意味着一个坚定清晰的“利比亚底线”。在安理会投票之后，俄罗斯政府先后又发出了变相敦促巴沙尔下台的声音，做出了撤侨决定，表示了参与驻叙利亚维和部队意愿，如此种种都是俄罗斯这个“利比亚底线”游移性质的表现。加上马上就要到来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对于俄罗斯近期在利比亚局势上再次出现转变基调的可能，我们也不必太过惊诧。

普京的党 党的普京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2月5日

对12月4日的俄罗斯议会下院杜马选举，俄罗斯国内外不同渠道的预测结果高度一致：现在杜马中占据7成席位的统一俄罗斯党（下简称“统俄党”）将继续保持 自己的统治地位，但绝对席位数很可能要减少。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铁定会继续进入杜马，并且绝对席位可能有所上升。公正俄罗斯党继续保留自己杜马席位 的可能性也相当大，而参选的其他三个党派（亚博卢、正义事业党和俄罗斯爱国者党）将没有机会进入杜马。
　　虽然最后进入杜马的党派构成以及统俄党的统治地位基本不会变化，但是本次选举和2007年上一届杜马选举还是有重要区别。
　　四年前那一届杜马选举是俄罗斯选举法大幅度修改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所有450名杜马议员第一次全部照比例代表制产生（过去有一半杜马议员 通过单一选区制产生）；政党进入杜马的得票率门槛从5％提高到7％；取消了最低选民投票率的规定。上届杜马选举导致各小党派“关停并转”，促成了以“统一 俄罗斯”为主导，俄共、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为辅助的杜马政党体系，统俄党高达64.3％的选票率也部分得益于上述选举规则的变化。
　　2007年杜马选举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是，当时普京即将从总统职位上退下，俄罗斯政坛的权力交接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之前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 的“颜色革命”更加剧了那些试图保持现状人群的不安定感，因此，夯实统俄党的选民基础和在议会的领导地位由此成为预防改变现状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俄党把2007年的杜马选举定义为一次对“民族领袖”普京和普京体制下的政策的全民公决，该党甚至提出“普京计划”的概念作为自己的核心竞选口号。
　　这样的选举策略导致一个有悖常理的现象：设定中“全民公决”的对象是一个不到半年即将离任的政治人物！而在普京那里，他一方面在没有加入统俄党 的前提下，领导该党杜马党派名单；另一方面又多次强调自己无意加入任何政党，表示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普京计划”，并且一直到选举前最后时刻才放弃 对统俄党的批评。
　　普京和他的团队在四年前的杜马选举中所面临的是制度稳定和政策延续之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普京对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宪政制度、实现权力平稳 交接一直很重视。正是出于对制度稳定的偏好，四年前他多次强调自己不会为了方便自己留任而修改宪法，也没有接受民间和统俄党抛出的立他为俄罗斯民族领袖的 建议，对于政党制度建设也寄予厚望——无论是建立统俄党在政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还是当时扶持“公正俄罗斯”作为中左翼力量代表的努力。但是，稳定的制度 未必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也未必能够产生可以确保政策延续的新领导人。这可能就是他和他的团队对自己和统俄党之间关系以及对于“普京计划”这个概念表现出 暧昧态度的原因。今年由俄罗斯富商普罗霍洛夫领衔成立新的右翼事业党的尝试和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似乎都表露出他对统俄党一党独大局面微调的努 力。
　　这次杜马选举和上一届选举最大的不同是，这次选举前普京已经正式接受统俄党的提名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这将打破俄罗斯历史上总统选举最后获 胜者无党派背景的传统——假定普京最后当选的话。四年前笔者曾经以“是普京的党，但还不是党的普京”为题评价当时杜马选举中全面胜出的统俄党，这次杜马选举前普京（包括梅德韦杰夫）和统俄党曾经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已经彻底固化。
　　今后的几天，俄罗斯国内外媒体肯定会曝光众多选举违规和舞弊现象。但是除非选举结果和此前民调显示的结果有重大差别，很难证明舞弊违规现象对选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年来的各类不同民调都显示杜马内各党派的支持率一直相当稳定，而杜马外几个试图挑战现状的党派几年来实力不济或者内部纷 争不断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次杜马选举之后，最值得关注的是：在普京已经将自己和统俄党彻底捆绑起来的前提下, 如果统俄党的得票率和普京个人的支持率出 现重大差距，下一届的俄罗斯总统将如何调整自己今后的选举和执政策略。

旧邦新造与符号“混搭”

旧邦新造与符号“混搭”

［俄乡纪行·转型20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1月30日

　　当苏联的公共生活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时期开始逐渐复苏，关于国家象征和符号的争论也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 部分。保皇派和民族主义势力提出重新启用沙俄时代的双头鹰（来源于拜占庭的影响），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也有人开始提出重新启用沙俄时代的白蓝红三 色国旗，但这些动议都遭到了众多代表的强烈反对。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一半左右的俄罗斯人支持继续使用苏联国旗，仅有两成俄罗斯人希望重新启用革命前的沙 俄国旗。形势变化的转折点是1991年的“8·19政变”。当时三色旗出现在了保卫议会所在地“白宫”的路障上，也出现在后来莫斯科居民庆祝反政变成功的 游行队伍里。三色旗由此摆脱了仅仅是旧日沙俄象征的身份，“华丽转身”成为自由和新俄罗斯的唯一的象征。

　　苏联解体之后，面对新国家必 须采纳的一整套新符号，俄罗斯立法机构内部又开始了冗长激烈的辩论。一方面重启双头鹰的建议仍然遭到来自共产党人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众人又很难找到完全 不具有苏联色彩且能得到政治认同的新符号。1993年的宪政危机中，叶利钦使用军事手段确定了自己作为总统的权威地位，并通过新宪法，也由此最终采纳现代 版的双头鹰作为新俄罗斯的国徽。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格林卡在19世纪参选过沙俄国歌的作品《爱国歌》的曲调被采纳作为俄罗斯国歌，11月7日这个传统的“十 月革命纪念日”也被重新命名为民族和解纪念日。

　　此后1990年代俄罗斯官方叙事中苏联符号逐渐退出，通过国家法令逐步设立的新俄罗斯符 号体系试图重建新国家与其革命前过往的关联。但对于不少有苏联经历、尤其是经历过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对稳定生活的俄罗斯人来说，苏联符号系统的生命力在于其 象征了一整套未必过时的价值以及和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关联。1990年代转轨时期的混乱动荡更让新象征和符号体系在俄罗斯某些社会群体面前显得空洞甚至虚 伪。

　　普京担任总统之后试图缓解这样的矛盾，国家符号的调整成为其重塑俄罗斯爱国主义和扭转1990年代混乱局面计划中的一部分。苏联时 期的国歌被重新使用，但是歌词做了大幅修改。内战时的白军将领得到恢复名誉和嘉奖，末代沙皇的母亲被重新安葬，大量东正教教堂开始修复和重建。但同时，苏 联解体之初一度很流行的对苏联时期地名重新命名的活动却基本停止。所以，现在列宁格勒地区的首府是圣彼得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首府是叶卡捷琳堡。在不 少城市，以列宁命名的街道和以十二月党人命名的街道并存；在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的纪念碑和前沙皇家族的墓地位于同一个要塞。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苏联时期的红色五角星和三色旗并存。在当初布尔什维克将双头鹰标志拆除的地方，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一般会利用建筑整修的机会将双头鹰复原。而在那些苏联符号已经成为建筑 装饰自然组成部分的地方（比如现在的国家杜马），苏联符号则往往得以保留。

　　普京时代符号实践的特点是将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象征符号掺 和在一起，作为历史和解、历史传承的体现。这种把沙俄和苏联符号“混搭”、有意无意地忽略背后冲突的做法使得针对所谓“符号空间”的争议得到部分缓 解：1990年代初围绕符号选择的动荡局面不再继续；对于苏联历史几乎一面倒的批评被暂时搁置，不同类型对苏联时代的怀旧逐渐涌现——包括在一部分没有苏 联记忆的年轻人中间。

　　但是关于符号和象征意义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争论的一方认为这样的“混搭”是一种政治上怯懦的表现：因为人们没有 足够勇气向苏联全面告别。而且他们也担心，苏联符号所象征的东西有可能逐渐又回归现实，“混搭”背后的“后现代”意义的相对主义也是这一方所不屑或担忧 的。而辩论的另一方则强调：我们不可能再重复布尔什维克当年非此即彼、彻底打碎旧世界、不认可任何相对性的做法。年轻一代也能接受这种颇具“后现代”意味 的多样性和错综复杂。和过去曾经僵化单一、被从上至下严格限定的符号解释相比，这样后现代式的多样性让人有了选择自己喜欢、创造自己符号“时尚”的可能。

在国家重建过程中旧符号获得新生的最佳例证，应该是沙俄时期的最高军事奖励“圣乔治勋章”。十月革命之后该勋章被取消，而勋章获得者佩戴的黑褐双色丝带被 更名为“近卫军丝带”。2005年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典前后，在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乔治丝带”超越了原来纯粹军事嘉奖的性质，迅速 成为象征战争胜利、凝聚俄罗斯各阶层认同的新符号。自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普通居民、甚至俄罗斯以外的前苏联居民会在战争纪念日佩带乔治丝 带，不同的佩戴黑褐双色丝带的方式甚至成为不少年轻人体现时尚的方式。

　　旧邦新造过程中要形成一套处理历史遗留符号的系统思路并不容易， 一系列可能会互相冲突的迷思并存的现象很难避免，而“混搭”本身也是新俄罗斯这个国家“过渡”和“转型”特质的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符号的并存并不是不可 能，甚至是必然的，类似乔治丝带那样创造性的发掘和重新解读是减少社会冲突、重塑共识一个可供参考的选择。

从11月7日到11月4日

［俄乡纪行·转型20年］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5日

11月7日。
　　电视画面中记者的话筒摆在一个小学生面前：“你知道今天红场上的游行和阅兵是纪念什么日子吗？”小学生略带犹豫地回答：“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吧。”
　　可惜，这个孩子回答错了。一直到1996年，11月7日还是十月革命纪念日：这曾经是苏联日历上众多的重要日子中最重要的一天。然而，过去几年 里，在这一天红场上展现的画面已经很难跟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因为红场阅兵仪式上士兵们穿戴配备的是苏联红军在二战时的军服和武器，那些隆隆驶过红场的军车 也是同时期的古董，而在观礼台上就座的也多是白发苍苍的卫国战争老兵。这着实是一个有趣的场面。当年被视为奠定整个政权、国家的纪念日被慢慢地消解和重新 定义了。
　　1996年开始，俄罗斯政府首先将11月7日改称“和解与和谐纪念日”，随后2004年俄议会又在11月4日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定假日：“民族统一日”。11月7日至此丧失了法定节日的地位。
　　可这个红色日子又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官方的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照常进行，只是现今的主题与列宁、与革命无关，而是重现1941年 11月7日在红场举行的那场著名的阅兵式。当年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政要在列宁墓上方检阅苏联红军、坦克轰鸣着疾驰过红场、直奔莫斯科保卫战前线的场面已经成 为俄罗斯人关于卫国战争的永久记忆——那象征着一次悲壮而伟大胜利的开始！
　　昔日革命的合法性被颠覆、昔日帝国的边界消失之后，俄罗斯就一直在痛苦地重新寻找自身的定位，11月7日所遭遇的尴尬也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缩影。 一种减少社会震荡的应对方法就是这样利用历史巧合打“擦边球”的策略——尽管斯大林在1941年选择这个日子阅兵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巧合。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把列宁墓前的全天候卫兵撤走、但保留列宁墓就是另一个例子：革命导师的遗体还在红场上，但是已经不再 享有原来的待遇。而原来列宁墓前卫兵们颇具观赏性的换岗仪式则在克里姆林宫另一侧的无名战士长明火纪念碑边上继续，由此，关于卫国战争的记忆被从关于革命 的记忆中剥离出来单独保存。
　　这样的策略确实可以减少社会剧变过程中政治争论带来的社会成本，但也并非毫无代价。那个把11月7日和传统的卫国战争纪念日（5月9日“胜利 日”）混淆起来的孩子就是明证。再回头看11月4日这个新节日，其政治意义也值得玩味。之所以找到这个日子并将其设立为“民族统一日”，是用以纪念 1612年俄罗斯人自发组织起来击败入侵的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结束了异族对莫斯科的侵占和持续多年的内战。此外，这个日子也恰巧是一个传统的东正教节日。 这应该又是一个利用历史巧合来寻找社会凝聚力的尝试。可惜，不光是历史学家们在质疑11月4日这个特定日期的重要性，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 对这个新节日被官方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反应冷淡：从11月7日到11月4日，这不过是把公众已经习惯了的11月初的那个官方假期往前移了三天。
　　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在2005年第一次正式庆祝“民族统一日”的那一天，真正引起公众关注的是在俄全国多个大中城市出现的极端右翼组织的以反移 民为主题的“俄罗斯游行”。在莫斯科，近3000名身穿黑色夹克的“光头党”高举“非法移民滚出去”、“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之类的标语横穿过市区，甚至 在游行途中频频行纳粹举手礼。今年的11月4日，极端民族主义者在莫斯科公开集会的规模官方估计在7000人左右，而口号中又增加了特别针对高加索地区移 民的内容。虽然在11月4日也有民间团体组织针对极右翼势力的“反法西斯游行”，电视台上也出现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尝试为这个全新节日营造节日传统的努力 ——包括在公共场所打扫卫生、维修老旧的公寓设施、向医院里新生儿的父母献花等等——但对这个新节日政治意义的理解与认同在俄罗斯社会恐怕还需要很长时 间。
　　1991年至今，在俄罗斯发生的社会变革，其深远程度丝毫不亚于11月7日本来用以纪念的那场革命。然而，1991年之后，新的政治形态已经不 可能沿用革命后塑造国家认同的方式。所以现今这个寻找认同、重塑自我的过程也就显得更加纷繁复杂。俄罗斯有人怀念沙皇，一种观点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 20世纪初似乎已经接近跃入第一世界的门槛。有人试图在那个未曾凋敝、淳朴有序、充满宗教情结的俄罗斯村社世界里寻找传统作为精神依托。有人则把希望寄托 在那些在1991年自发走上街头反对保守派军事政变的人们身上，相信这些人象征的才是新俄罗斯走向一个真正“正常国家”的希望。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 号更是被各个政党派别、各个社会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新阐释。在这个不乏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卫国战争成了唯一一个无可争议的象征。也正因此，尽管几年来 “俄罗斯游行”中的极右翼人数不过几千人，对这个当年为战胜纳粹付出数千万人伤亡代价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游行仍然是不可容忍的耻辱。可同时每年胜利日老兵 集会也已经充满越来越浓的伤感气氛：能来参加集会的老兵越来越少。当直接承载战争记忆的人群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个国家还能依靠战争回忆来凝聚所有人吗？

一盘脆弱的“大棋”

 

一盘脆弱的“大棋”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9月30日

纠缠俄罗斯政局多年的“2012年问题”日前终于谜底揭晓。在“统一俄罗斯党”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先是现任总理、党主席普京提名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继任该党领袖。随后梅德韦杰夫又提议全党支持普京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双方对对方的提议都表示欣然接受，随后党代会也迅速通过决议将两人在大会上的发言作为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竞选纲领。

虽然在2008年总统换届之后有众多猜测普京可能会重回俄罗斯最高权力位置，但很少有人预测到这个决定会在离总统选举还有半年这个时间点、以这样一种方式正式公布。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人在各自演讲中都豪不掩饰地表示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两人其实在梅德韦杰夫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前就已经确定。如果两人所说属实——这是一个需要追问的“如果”——那这盘关于2012年的“大棋”确实是规划已久，而过去几年来不少分析人士做出的两人之间良性竞争之类的判断只能是太简单、甚至是幼稚的一厢情愿而已。回想过去几年里两人在各种场合针对2012年问题的回答，几乎总是归结到遵从人民意愿或者是到时候再做决定，再面对梅德韦杰夫在这次党代会上义正词严地强调“我们所说的都是事实”时，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相信哪一句了。

不管现在这样的安排当中普京本人的“恋栈”心理占到多大比重，至少说明2000年以来俄罗斯政治制度建设没有摆脱对个人的高度依赖，包括2008年总统选举在内的尝试没有产生一个可以让现有统治精英感觉可以依赖的新领导集团。普京个人还是必须回到之前的直接掌舵的位置上，而没有像此前不少人猜测的那样以某种“民族领袖”的身份半退出正式的权力中心，在保留对重大决策有发言权的同时，退出对于日常具体政策事无巨细的关照。

“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治制度化的最重要努力几年来也没有实质进展。这次代表大会除了揭晓2012年问题答案之外的其他安排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规模日益庞大、在联邦立法机构和众多地方立法机构掌握控制权的政党远远没有达到类似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和印度国大党曾经达到的制度化水平。统俄党既没有足够的基层党员基础可以自称“全民党”，也没有清晰的意识形态指导足够代表特定的利益群体或者阶级。选举前普京倡议成立的“人民阵线”本身就是对这个政党内部运行不畅的间接批评。本次党大会还决定包括多位现任副总理在内的联邦政府高官将被安插到各个选区，作为统俄党在年底的议会选举上得票率的保证。这恰恰是政党在地方上没有积淀、没有自己的基层干部储备的表现。统俄党依然是一个高度维系在个人身上的政党，在普京勾画的一盘“大棋”中统俄党没有超越普京个人的地位和作用。

党代会之后另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也进一步佐证了关于“大棋”脆弱性的假说。在财经界口碑很好、一度盛传有望担任下届总理职务的现任财政部长、副总理库德林在统俄党党代会之后马上公开表示因为和梅德韦杰夫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他不会在梅德韦杰夫任总理的新政府里任职。在两人之间面对面直接的冲突被电视转播之后不到24小时，库德林的辞职被批准。连库德林面对这样的安排都被蒙在鼓里，从而不惜把冲突以少见的公开方式放到桌面上，这也是“大棋”里没有算计到的一步，而类似这样的段子在明年四月前仍有可能出现。

当然，对“大棋”安排的另一种解释是普京（或者加上梅德韦杰夫的双人团队）在俄罗斯民众当中一直保持很高的支持率，所以现在这样的安排最终还是顺应民意的表现。几年来各种民调的结果和过去十年的经济数据也确实可以支持这样的解读。但如果这样的支持率确实稳定扎实，又是什么让有些人有这么强的危机感以至于必须把这盘“大棋”下得如此神秘？难道他们意识不到这种神秘操盘早晚会葬送他们苦心经营的“合法性”吗？

英俄关系走向“平庸”

 

英俄关系走向“平庸”

张 昕

《东方早报》2011年9月19日

英国首相卡梅伦于本月12日造访莫斯科，行程不到24小时。作为2005年以来第一位访俄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希望在6年前布莱尔的访问之后能给陷入僵局的英俄关系带来一点生机，达到类似美俄之间2009年“重启”努力的效果。

引发最近这一轮双边僵局的导火索是2006年的利特维年科事件。当时已获得英国国籍的前俄罗斯特工利特维年科在英国中毒身亡，英国方面指控俄罗斯前特工、后来成为国家杜马议员的卢戈沃伊是谋杀案的凶手。但俄方以违宪为由拒绝英国引渡卢戈沃伊的要求，两国甚至因为此案和此后牵扯出的其他间谍案在2007年相互驱逐多名外交官，英国对俄罗斯居民赴英的签证批准也提高了标准。对俄罗斯而言，利特维年科事件在外交上并不是一个单方面事件：英国长期给包括俄罗斯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在内的众多俄罗斯异议人士政治庇护，而英国对俄罗斯发出的引渡要求也没有合作。

卡梅伦访俄期间，英俄双方领导人公开承认在利特维年科这个事件上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任何一方也没有表达出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意向。此外，卡梅伦在非常紧凑的行程中还是安排了和俄罗斯国内人权人士的会面。这两个动作固然是表示了一种姿态，但在姿态之外的实质意义已经不大。利特维年科案虽然悬而未决，但是卢戈沃伊肯定不会被引渡到英国。躲在伦敦的别列佐夫斯基可以继续在英国的保护墙后面诅咒俄罗斯政府，但是在俄罗斯已经不可能掀起任何风浪。卡梅伦上述姿态背后的真实议题已经不能左右两国关系。

冷战时期，英国曾经扮演过美苏两霸之间桥梁的角色。和冷战背景下那些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战争与和平之类的宏大议题相比，英俄政府之间这次集中在经贸、教育、文化合作上的双边议题多少显得“世俗”和“平庸”。但这就是两国关系过去五六年间的现实：政府层面冷冷清清，还经常要出来对骂几句，但是民间生意照做不误。两国双边贸易最近五年内增长了三倍，俄罗斯富人或是在伦敦大力置业、或者是送自己的孩子到英国接收教育，这方面的热情没有受官方关系僵化太多的影响。

和美俄关系“重启”最大不同的是，英俄之间没有类似导弹防御系统或者北约东扩这样级别的“高层政治”事件，如果有也不是纯粹的双边关系。“重启”这个概念所隐含的“本质变化”或者“成系统的全面计划”都不会在英俄关系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特维年科案在“高层政治”乏善可陈的背景下其实完全可大可小。虽然英国媒体记者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论调——在两国领导人的记者招待会上，英国记者提出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是关于利特维年科案的——但是两国首脑看来都已经作好超越利特维年科案、继续前行的准备了。

对此次卡梅伦之行，莫斯科方面也有理由感觉满意：当初切断两国高层关系的是英国，而对这次访问采取主动的也是英国方面。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在卡梅伦行前被问及俄罗斯从英国这里最希望的得到什么，他的回答是“尊重”。卡梅伦能够来莫斯科本身就是在往“尊重”这个大方向走。卡梅伦的莫斯科之行在两国官方关系上的象征意义多于具体成果，至少确定造成双方官方关系降温的关键事件不会继续成为阻挠双边关系复苏的障碍。

和美国不同，英国的商业、法律和文化教育在俄罗斯社会里还是因为其“欧洲”特质而很得赏识，这和美国佬强悍、粗鲁、缺少教养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也因此卡梅伦行前俄罗斯国内提出了这样的说法：英国可以成为俄罗斯实现“现代化”计划中一个潜力巨大的合作伙伴。除了经贸文化上的合作，这两个都失去了帝国地位的国家其实还有许多可以交流的地方。英国已经非常适应了“帝国”不再、老大地位不复的现实，坦然接受在西方体系内、紧跟美国之后的“二流国家”这样的定位；而俄罗斯这几年经济复苏之后又试图在自己曾经的势力范围内寻找逝去的帝国影子。下一次的英俄领导人双边会晤倒是可以集中在这样不显“平庸”的话题上。